编者按：“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新特点？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时习之”栏目根据人民日报权威访谈整理了学习要点。

新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新特点？

　　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新的特点。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可以“投”字当头，“增量扩张”为本。投钱、投人、投地、投项目，就会有新增产出并带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要“提”字当头，“存量提升”为本。投入的要点是提升质量，特别是提升存量生产能力的质量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质量，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许多。

　　其次，进入科技“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并且“并跑”“领跑”分量不断加大的时期。过去我们以“跟跑”为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我国科技特别是产业技术水平。“跟跑”时无需自己定方向，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我们只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同时，以企业为主体配置科技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创新的同时拓展市场和产业链。这是比以往更艰巨更复杂的科技任务。

　　第三，数字技术更加广泛深入应用。今后，我们要用数字技术治理经济治理社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各方面都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同时，要对数字技术进行治理，包括算法问题、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等。数字技术往往具有两面性，同一种应用，既能赋能个人、企业和政府行为，也能赋能各种侵害权益和逃避监管的行为。

　　第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带来全球各方面关系的持续调整。从经贸关系看，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从互补关系为主转变为互补、合作与竞争并存。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对这种局面的治理任务错综复杂，压力加大。

“十四五”时期，如何化危为机，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供给侧看，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堵点。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疫情冲击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事实。因此，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充分发挥我国完备工业体系的优势，稳定制造业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壮大新动能，从而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

　　从需求侧看，要坚决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就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打通阻碍其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也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更要用好积极财政政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

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热情，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通过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疏通供给和需求的传导机制，提高经济循环效率。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通过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畅通城乡循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通过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用途，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内需市场潜力。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市场提供广阔平台，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断点”应当如何畅通？

　　在生产上，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未来，我国制造业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会更复杂、更高端。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

　　在分配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有关部门应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必要支持。

　　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

　　在消费上，则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我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一线、两点”。“一线”是指畅通经济循环，让商品流、信息流、人才流、数字流等各种资源要素顺畅流通，这既指国内市场，也指中国和世界市场之间。“两点”是高科技和高质量消费两个制高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为此，我国要构建科技基础设施枢纽，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5G和云等，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助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

　　其次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消费，这既要求提高国内消费品生产质量，也需要扩大开放，引入国际市场上的高品质商品。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不但自身要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也要为其他国家企业提供公开、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和广阔市场机会，吸引更多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来到中国。

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民生领域哪些改革要抓紧推进？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与此同时，我们加快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持续改善民生，也能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加快建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改善群众消费预期，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平等，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增进城乡儿童起点公平，缩小城乡人口之间能力差距、财富差距，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缩小发展中的分配差距创造条件。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才成长。我国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这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发展主动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厘清文化事业、产业边界，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文化产品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中央地方事权、财力、能力之间的匹配，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强化辖区财政责任；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让“钱跟人走”、公共服务跟人走、政府投资跟人走，为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强化中长期预算改革，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引领和保障。

目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复工复产情况良好。巩固扩大这一成果我们有哪些优势？

　　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这说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韧性，中国经济能更多立足国内市场循环起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能够持续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信心来自“天时”——中国经济仍处在发展的“青年期”，体格壮，扛摔打。一方面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深入发展阶段，去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降至目前的30%以下，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显著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们定下目标，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仍处在抗击打能力较强的“青年期”。

　　信心来自“地利”——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空间大，易腾挪。看内需，2019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万亿元，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元。看潜力，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和城乡发展情况差异较大，这是短板也是潜力所在。东部发展速度缓下来，中西部发展速度赶上来，持续增长的后劲强、周期长。地域广，腾挪空间也大。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有1000多个县城没有发生过疫情，这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秩序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信心来自“人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优越性，逆周期、抵御危机能力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在一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宏观调控、立足扩大内需，率先走出阴影，并对世界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仍保持9.6%的强劲增速，2010年增速更是突破了两位数。这都说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统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很强的抵御危机、逆周期调节能力。

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应当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推动我国经济顺利实现结构转型，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

　　一方面，要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机构、市场和产品三个层面发力，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发展格局转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机构方面，我们要着力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大力发展养老、保险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市场建设方面，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产品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以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需求，改进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近年来，中国履行对国际社会承诺的既定方向和节奏，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全面负面清单管理为基本原则的对外开放制度框架初现端倪。

　　金融业自身要做大做强，就必须着眼于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尤其应当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全面改造传统金融业。只有实现了转型，我们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才会充分发挥作用，才会展现出极强的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我们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才会真正强起来。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继续扩大开放？

　　在新发展格局下，稳外贸稳外资工作要更加注重和国内经济发展相结合，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衔接，增强发展动力，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一是发挥稳外贸稳外资在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等进口，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资源要素支持。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二是发挥稳外贸稳外资在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适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三是发挥稳外贸稳外资在促进我国增强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建设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鼓励企业以进口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针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开展创新合作。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何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国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