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在受访学者看来，习近平所强调的这句话，放在当前举国战“疫”的背景下，至少释放三重深意。

其一，已为中国下一阶段疾控体系建设划定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认为，“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这句话的核心在于“根本性”。自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在疾控体系建设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只加强投入还远远不够，关键要理顺体制机制问题。从近些年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来看，真正建立一个符合疾控本身内在规律的体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指出，国家疾控体系建设是一个关乎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体系建设好不好，能否与时俱进，将直接构成对民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影响。此次防控工作已证明建设疾控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在领导人讲话中不难发现，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已为下一阶段疾控体系建设划定方向，特别是要结合重大事件暴露出的不足与短板，按照根本规律办事。”戴焰军认为，“相关部门应该能够读懂这层深意，尽快按下‘启动键’”。

其二、“紧急关头”亦需于法有据。

　　学者认为，“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涵盖疾控体系建设的多个层面，持续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力量提升，属疾控体系建设的内核，而加强立法建设，则传递出法治可成为增强“社会免疫力”的重要保障。

　　薛澜注意到，现在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从事疾控、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更是严重不足。特别是遇到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疾控部门的专业人员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参与决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亦透露出疾控体系一直以来存在的权能低弱，职能上与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界限不清，以及管理、考核、评价、激励等多方面存在不足。“疾控中心定位为政府的公共卫生专业机构，但它本身又是一个事业单位，对机构和人员评价激励又要套用科研机构的模式去管理。这种扭曲和错位，也导致现在这个队伍整体素质令人担忧，人员流失非常严重”。

　　“立法建设则更为关键。”戴焰军强调，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无论是各地发布1级响应，亦或做出紧急状态下的措施，都需法规制度作保障。尽快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本身契合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2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强调，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习近平指出。

　　在薛澜看来，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无论出于何种紧急状况，出台何种政策，采取何种措施，都不能跳出法律的框架，更不能任性而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采取的封路等措施就缺乏法律依据。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体现出司法进步的同时，落脚点最终要放在保障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

其三，疾控体系现代化进入“必答选项”。

　　外界注意到，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曾提及“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一周之后，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时，又强调“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

　　专家认为，“大考”之下，暴露出不足的同时，亦为建设疾控体系现代化迎来契机。

　　薛澜表示，就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而言，本身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大的公共卫生概念中，疾控又是最核心的部分。现在首次提出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对于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来说，将迎来关键时刻，需要一鼓作气。

　　“中国人常说的‘危机’，其中包含着‘危险与机遇’两层含义。”薛澜称，每次碰到突发事件，人们都会反思与总结，希望以此推动社会进步。如今，“大考之下”的中国，藉此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和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本身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