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不仅对我国发展带来了挑战，而且也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挑战。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加深经贸合作，可以带动全球经济的平稳发展；反之，则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国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不主动扩大贸易争端。

展望未来几年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态势看，在全球经济新的平衡没有形成之前，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有可能出现。应对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既要有短期的应对举措，也要有中长期的主动安排。在短期应对举措上，把“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作为重点，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中长期的主动安排上，要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

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是立足于我国自身优势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但发展的根基在于自身，根深才能叶茂。从过去几年的经济指标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呈现出时代性趋势：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消费结构正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城乡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这个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不仅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最大优势，也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最大底气。比如，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将达到45万亿元左右，新增市场空间将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引致的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将达到百万亿级别。如果这个内需潜力能够充分释放，我国经济有望实现6.5%左右的中速增长。

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抓住我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的精准举措。我国经济不缺增长点，关键是如何把这个内需潜力释放出来，以对冲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应当说，当前经济生活中还有这样那样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在制约着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有效释放。比如，服务业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服务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服务业在扩大投资、吸纳就业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再比如，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还没有彻底打破，城乡融合中城镇化潜力和乡村振兴的潜力还亟待释放。“管用见效”的改革，当务之急是要在充分释放内需上“管用见效”。

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关键是要在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上率先突破，形成改革的牵引效应。在这方面，改革有相当多的文章可以做。

一是以减税为重点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实体经济的制度成本偏高，不利于有效供给的扩大，不利于释放内需潜力。过去几年，我国在降低企业负担上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明显变化的外部环境出发，还需要有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可以实施更积极的减税政策。这是“稳就业”的关键之一。

二是以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为重点稳定社会资本预期，激发社会资本活力。目前最高法院已经纠正了几起产权纠纷的案件，对稳定企业家预期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需要加快推进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加快建立政府守信机制。

三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国有资本这篇文章做好了，将带来巨大积极效应。要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方向和要求，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趋势，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从管企业尽快向管资本转变。

四是进一步推进服务业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解决服务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需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有效供给。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加快推进，一系列开放举措相继出台，包括新的负面清单。在保持这个势头的同时，需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打造服务业开放的新高地，形成更大的服务业开放格局。

当然，应对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关键是按照第三次中央深改委会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多抓落实、见成效”，形成“让改革者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使这批具有强大牵引力的改革尽快落实、尽早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