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西亚北非强力推行的“民主改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图为5月21日，伊拉克安巴尔省难民逃离被“伊斯兰国”攻陷的家园，前往首都巴格达。

　　不久前，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著《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一书。作者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发展表明，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路径不适合当代新兴国家，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中国发展模式及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轴将取决于各国的自身治理能力。本版摘发该书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人类正经历四大趋势性改变

　　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单极体系形成于后冷战初期。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强，主导了苏联解体后的新国际秩序，曾一度被视为顺天承运、结构牢固，但不足20年便根基动摇。

　　“第三波民主”退潮。该浪潮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曾被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断言为人类文明演变的终点，没有其他体制可超越，但维持不足40年就出现退潮。

　　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重建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打下基础。苏东剧变后，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空前发展，所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都被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所统治。随着“华盛顿共识”破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金融危机致西方经济增长引擎熄火。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激进变革呼声，近60年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面临空前危机。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日益没落。这是四大历史趋势逆转中最具本质性的结构变化，也是近300年历史发展趋势的大逆转。18世纪初，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仍与西方分享世界舞台。随着工业革命及殖民主义扩张，西方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重心明显东移，亚洲正成为人类历史舞台的主角，“新亚洲半球”的崛起预示西方独占鳌头时代接近尾声。

　　四大发展趋势同时逆转对人类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它意味着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历史坐标受到质疑，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时享有更大空间。人类社会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前景：一是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崩溃与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在所难免;二是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正在降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反思“市场”与“民主”

　　“民主”与“自由”正成为世界秩序动荡的根源。迎着2000年的第一缕阳光，绝大多数人都对新世纪充满憧憬，西方知识分子甚至遐想：民主可带来和平和良治，自由化与全球化将带来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将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但随后的发展却南辕北辙。东欧经10多年市场化改革后，一些前共产党人又以左翼或社会民主党名义重新执政。拉美开始质疑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扬的“华盛顿共识”，亲美右派政权纷纷下台，“左倾”执政党开始摸索更均衡的发展策略。全球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遭劳工、农民、环保团体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地球加速变暖，极端气候肆虐。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构建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美在过去30年间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让美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让民主与市场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美国政体已失去为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基本功能。在美国的政治运作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政治顾问”，他们擅长政治包装、形象塑造、抹黑对手、操弄选民、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政治人物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而非国家前途与未来。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严重侵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变：多元化成为历史，金权政治占据舞台，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在美社会取得空前优势，而与之抗衡的力量却日益萎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直线滑落，工会会员占比从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代表企业主利益的组织则资金丰沛，2011年美企业游说组织预算达27亿美元，是劳工组织的90倍。企业广告支出驯服美电子传媒，使其不敢触碰敏感或争议性议题。20世纪80年代末，传媒事业大松绑使大部分地方电台与报纸纳入企业集团控股下，只剩少数自由派报纸能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通过利益游说、金权政治和媒体操控，富裕阶层主导着游戏规则制定，并将能维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税收体制、管理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美国民主已丧失民主精髓，逐步沦为寡头政治。民主体制失灵的后果是政府无法扭转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冷战结束20余载，美经济一步步陷入泡沫陷阱，美联储不断以超低利率支撑房市和股市，让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借此掩盖财政、贸易、家庭负债三大赤字膨胀的风险。这种结构性失衡终于借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深入分析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美政治体制失灵问题更为凸显。美主导金融全球化30年，等于纵容华尔街巨鳄在全球经营“老鼠会经济”，滋生的暴利已通过分红落入资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后的巨大社会成本却由纳税人及所有参与实体经济的人承担。危机后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无法清除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隐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数字无限制收购华尔街投资家机构的“有毒资产”。

　　“劣质民主”传播给全球带来灾难。美国民主品质退化导致的金钱政治与裙带政治，更在“9·11”后以“反恐”之名用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新保守主义在美取得主导地位后，将“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推销至全球，试图将这种赋予跨国资本无上权力的统治结构永久化。这对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是一个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树为普世价值、唯一选项，另一方面，这种变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过程中变本加厉，导致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劣质民主困境。在东欧，民选政治人物为选票挑动选民情绪，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为掩饰执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与族群议题，人为制造仇恨和两极对立，不少国家甚至引发种族暴动。在拉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自由化改革”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体制无法抑制贪污，导致民众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政治精英开始反思，部分拉美国家公开抵制美推动的美洲共同市场。经济全球化让东亚劳工与农民团体面临空前生存压力，原引以为荣的“均富”分配结构迅速褪色。1997年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看清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狭隘利益甚至完全以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为中心的本质，开始积极构建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和换汇协定，以防堵国际金融风暴肆虐。

　　“第三波民主”面临两个结构性障碍。一是美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它提供错误示范，输出政治伎俩，为他国政治人物提供“专业服务”，且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二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结成“连体婴”成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根本性障碍。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意味着劳工群体与中产阶级不可能透过民主体制改变自身的不对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国家机构”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功能，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壳。当今，对我们生活方式、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民选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为体，如跨国企业集团、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等。资本主义全球化颠覆了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让国家层面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

　　资本主义威胁人类社会。资本主义让主要经济体都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过度消费与信用膨胀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崩溃。全球化让国际金融体系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庭的经济命脉，都成为极少数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赌桌上的筹码。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对追求最大物质欲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时，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掠夺第三世界资源以及剥削经济弱势团体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从可持续发展看，资本主义是最浪费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和没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虚荣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逻辑下，全球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物质需求，有限资源不断被转换成垃圾，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人群被挤压到边缘，生产资源被私人占有，广大群体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资源巨大浪费。美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推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生存威胁。

　　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均面临三大严峻课题。一是如何驾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风险与破坏性，控制两极分化，让市场与民主、市场与社会、市场与环境间的共生规则得以建立;二是如何构建维护经济弱势团体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让民众能真正用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权，维持各阶级与集团间的权力平衡;三是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转移与二次分配，强化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政府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发展中国家须通过集团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管理，才能全面构建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规则。

美国霸权的衰落

　　美民主体制使社会陷入三重政治陷阱。一是政治人物不断利用意识形态制造假议题，引发社会内部对立，也导致选举手段日趋下流。二是政治人物竞相讨好个别选民群体，不敢让民众诚实面对基础设施老旧、科技竞争力流失、经济竞争力下滑、财政寅吃卯粮以及社会流动停滞等真正难题。三是美政治体制让特殊利益集团很容易渗透决策过程，并在两党内扶植利益代理人。

　　单极体系式微有结构性原因。一是美经济竞争力与他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科技领先程度和产业竞争力保持优势的领域愈来愈少，而自身国债、贸易、家庭债务三大赤字已累积到极限;二是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胀，驱使美试图在世界所有地区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财力和国内政治均无法支撑这种无止境的扩张;四是“软实力”正在消退，独断专行侵蚀了美在国际组织与金融体制内的领导威信。金融危机后，美式资本主义与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无法垄断国际社会话语权。

　　多边贸易谈判已成“鸡肋”。过去10年，双边与区域自贸协定瓦解了全球多边自贸体制，原属于世贸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为主导、常态性安排，全面侵蚀着无歧视、普遍最惠国待遇的世贸基本原则。问题主要出在美国，美对多边自贸体制的战略思维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美大力提倡多边自贸体制，而今却不再认可在世贸架构下推动贸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这意味着三重含义：其一，美在世贸体制内不再扮演主导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国及南非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取得更大发言权;其二，美无法在多边谈判中取得让步，却能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借助可观的经济筹码让对手屈服，日后更可挟“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或“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逼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范;其三，美决策者意识到必须更新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以因应综合国力即将超越自己的威胁。加速推动这两个协定，可将美与传统盟邦捆绑得更紧，打乱北京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步骤，并限制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晋升速度。

　　全球化的裂解与重铸。“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神经系统，其会员是遍布200多个国家的上万家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间每日数以万亿计的资金转移都通过协会提供的保密电信网络完成。2014年10月，美欧将制裁俄罗斯的脑筋动到SWIFT上，试图要求系统中止对俄银行的金融服务，遭到以金砖国家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强烈反对。这场围绕SWIFT定位问题引发的政治拔河，预示着全球化即将进入“后美国时代”，其特征是：地缘政治与市场整合两套逻辑相互纠葛愈发明显，全球化动能依然强劲，但主动力将更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一元化领导自毁长城，新自由主义思潮失色，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指导思想不再定于一尊。全球经济将出现多元领导格局并形成数个超级板块。过去完整而统一的架构将出现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块、小版块三层之间将充斥叠床架屋的合作机制与交往规则。非西方国家将寻求新机制来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对西方国家依赖。随着金砖五国兴起，中俄与美的战略利益冲突日益激烈，西方国家必然将金融、贸易、运输、通讯、网络等全球化基础工程的管理权当作战略筹码来使用，势必削弱其正当性与完整性。未来10年，各个政策领域都将快速失去霸权地位的美国，会选择退而求其次，重新构筑战略版图与经济板块，以确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纪前半期据守半壁江山。

中国崛起引发世界秩序重组

　　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剧变。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过去300年里，只有4个历史事件可以跟中国崛起相提并论。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后两个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纪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的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权。

　　中国崛起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大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中国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自由市场竞争间更好地取得平衡。从大历史观看，中国的高速增长只是要恢复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

　　世界将越来越依赖中国。2012年，美《外交政策》杂志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正进行的城市化时认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中将有29个出现在中国，美只有13个，欧洲仅3个。2011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分析和预测了中美过去10年和未来15年多项经济指标，其中中国钢产量2011年即达到美国的6.6倍，手机拥有量达3.3倍，2015年底全球经济增长三成的贡献将来自中国。

　　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许多学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掉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社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中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都落后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仍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曾在中印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也很难建起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美欧都有巨型的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也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国市场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市场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2014年现代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量近100万辆，相当于其国内市场的3倍，也比在美市场的销量高出70%。在跨国企业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的所有知识与技术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接近国际水平，有的还很落后，不过没有关系，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再去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快。

　　三是“后发优势”。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中国明显采取了“蛙跳式”的技术更新。当其连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进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在第三代手机技术方面输给韩国与西欧，但却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这就是“蛙跳式”的技术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国”还是“中国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长布朗访华，访问的目的是要引进中国的高铁系统，他特别乘坐了京津高铁。随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刊发系列评论感叹道，150年前中国曾帮加州修铁路，但那时只是输出苦力，现在中国有能力提供所有设备、技术、工程师和贷款。这150年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主客易位。《纽约时报》评论反映出近20年来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这波舆论明显退潮。21世纪头10年，西方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视中国坐大，中美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美经济依存日益紧密，以及中国成为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火车头，这一波舆论也明显减弱。现在西方舆论的焦点则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比西式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会以某种形式再现，冲击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西方社会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非被他人改变。然而不同文明间相互激荡、交流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世纪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对欧洲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来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

　　20多年前，美政治学家福山曾靠“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但他现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论”，最近反而提出“21世纪国家竞赛的主轴是治理能力建设”。福山有这样的思路转变，主要因为两个趋势：一是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民主的困境;二是在过去30多年，由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思维的泛滥，国家职能被不断削弱，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

　　对此，福山提出一个口号，“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过去，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却忽视国家基础建设，这是非常偏颇而天真的举措，也背离自己的历史经验。殊不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引进普选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较为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包括常任文官体制、独立司法机构、专业化军队、基础教育体系、现代财税体系、市场监管能力及中央银行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现代代议制民主时，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都还处于发育不全状态。

　　最近许多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职责的国际组织已意识到，国家建设比民主建设更为关键，但也更为艰巨。在现代国家机能发育不全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普选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碍国家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