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是菩萨行为”

——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谋杀现象

渠长根

摘要：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谋杀现象十分普遍,原因很复杂,既是武士道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体现,又是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日本狭隘民族性格的一种流露。其结果和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

枪击安倍晋三者被捕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开始近代化的标志。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战略的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日本的经济、军事等获得了快速的增长，直至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是充满血雨腥风的。接连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使中国、朝鲜等众多的亚洲国家深受其害，层出不穷的国内谋杀、政变等恐怖活动同样又把日本搞得刀光剑影、血迹斑斑，也把日本逐步推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回溯近代日本历史，其政坛上的谋杀恐怖行为不仅盛行，发生在上自中央国家机关下至民间基层的广阔社会空间里，奇怪的是往往还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其实，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近代日本社会的谋杀恐怖行为绝非某些狂人的癔病或痴迷，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对此加以分析研究，有助于揭示和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实质，也有助于寻求近代日本不断对外侵略的深层原因和社会根源。

一

首相犬养毅被刺杀的报道

在日本历史上，以恐怖谋杀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幕府末期，当时最富盛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吉田松阴为推翻封建的幕府制度就产生了急切的暗杀思想，并在1858年制定了刺死摧残爱国志士、兴起“安政大狱”的重要祸首间部诠胜的“暗杀策”[1]。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吉田松阴(明治维新的思想理论重要奠基人、“维新先驱”)对后来的反封建活动、军国主义活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激励和示范作用。

1868-1878年间，正值明治维新的激烈变革阶段，日本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异常激烈，对政敌实施恐怖谋杀就成了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重要手段。在这10年时间里，单是旧士族谋杀政府高级官吏的事件就有20多起，1874年发生的暗杀加强内政、反对出兵征韩的右大臣岩仓具视未遂事件，在当时影响最大。1878年5月14日，在“纪尾井坂之变”中，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又被岛田一郎所刺杀。对政敌进行肉体消灭，成了当时落后的封建势力极力保护和挽救自己行将失去的社会地位和传统势力的回天之剑。等到这一剑也不能阻挡关系自身命运的重大历史变革的时候，个体性的政治恐怖谋杀遂演变成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反击，其声势浩大使明治政府感受到了改革的艰难，以致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新领袖人物西乡隆盛竟然也被裹挟到反对维新改革的逆流之中，最后厄运罹身败死城山，成为一个晚节不保的悲剧人物，从而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残酷和人生的变幻莫测[2]。

1889年，因修改条约问题，外相大隈重信(黑田清隆内阁)被主张强硬外交、极力推行国家主义的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1910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等人为暗杀天皇私制炸弹泄密被捕。桂太郎内阁以此为借口下令在全国进行大搜捕，检举社会主义者数百人，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这一“大逆事件”仍直接渊源于政治恐怖活动，至少民间的个体性恐怖活动为政府的公开恐怖活动制造了借口和时机。

大正时代(1912-1926年)，日本社会从大变革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往往被人誉为“大正民主”时期而寄予很多留恋。然而，政治谋杀等恐怖活动并未锐减，更没有销声匿迹。1921年9月28日，法西斯狂热分子朝日平吾刺杀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安田善次郎于其住所。11月4日晚7点，主张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参加政友会近畿大会来到东京火车站，在通过检票口时被满铁成员车站职工中冈艮一用匕首当场刺死，从而成为日本第一个在任时遇刺身亡的悲剧首相。

1922年1月，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动员极端国家主义组织犹存社力量，组织以其弟子岩田富美为首的暗杀团，埋伏在镰仓准备刺杀山县有朋。武装警察得知消息，派遣数百人的队伍将其包围，暗杀未果而又轰动一时。但是，最终迫使山县有朋放弃了在萨摩、长州藩阀关于良子的太子妃身份问题上尖锐斗争的最初立场，并不得不辞职而去。

除此之外，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坛所发生的谋杀恐怖事件层出不穷，造成巨大影响的有：

1923年宪兵甘粕正彦暗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

1923年摄政(即后来裕仁天皇)乘汽车前往参加第48次议会时，在虎门被难波大助袭击险遭不幸，导致山本权兵卫内阁引咎辞职。

1926年调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300万日元陆军机密费案件的石田基检事被暗杀。

1928年6月4日，河本大作等人策划暗杀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

1929年3月旧劳动农民党议员山本宣治被刺杀。

1931年3月三月未遂事件发生，部分陆军官兵发动政变。

1931年10月十月未遂事件发生，部分陆军官兵发动政变。

1932年2、3月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集团理事长团琢磨分别被血盟团团员小沼正和菱沼五郎枪杀。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发生，首相犬养毅被刺。

1932年7月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和政党党部的神兵队事件。

1933年11月暴露的针对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的暗杀计划。

1933年11月民政党政治家若木规礼次郎在上野车站被袭击。

1934年11月士官学校部分青年军官的政变计划被发现。

1935年8月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相泽三郎中佐刀斩于陆军省办公室内。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发生，内务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前首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险遭不测，元老西圆寺公望原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只因执行任务的军官临时产生恻隐之心才幸免于难，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

1937年1月宇垣一成内阁流产事件与其后林铣十郎内阁5月31日倒台事件发生。

1938年3月社会大众党委员会长安倍矶雄于家中被右翼分子袭击，负伤。

1939年7月暗杀海相米内光政计划泄露，紧接着暗杀亲英派政府要人的计划被发觉。

据统计，从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袭击到1943年以来，包括未遂政变，谋杀恐怖活动高达44起，平均每年3起。 太平洋战争期间，法西斯集权政治体制实施，恐怖暗杀活动有所收敛。但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还是发生了负隅顽抗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闯进皇宫，欲夺走裕仁天皇投降广播录音磁带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袭，首相铃木贯太郎被刺未遂。这一事件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暗杀恐怖活动划上了最后一笔。

二

井上日召

对于接连不断的谋杀恐怖活动，右翼势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曾有一段面向其弟子的诠释，他说：“谋杀是菩萨行为。”井上一边借助宗教体验摆脱纷乱的社会带来的怀疑和烦恼，一边“也从尘世的系累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对杀人和自杀均能泰然处之的‘自在’境界”[3]。于是，以建立“日本天皇国”为目标，实行“一人一杀”主义的恐怖组织血盟团便在他的手中诞生了，原计划暗杀20多名政界、财界巨头。井上的思想和活动并非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是，他的代表性是不容忽视的。透过他及其周围的人的言行，颇能直接地感受到在其前后日本政治生活中谋杀恐怖活动的背景信息和深层机缘。

其一，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相互斗争与融合。近代日本的政治趋向是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在这一潮流中，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的呼声和态势也在不断增强。前者代表了一个黩武好战的集权政治理念，后者则象征了一个分权、民主的政治追求，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彼此相互斗争，都急于取得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有时又相互妥协、勾结，遂使得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谋杀恐怖活动成了化解矛盾、寻求转圜的极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政治斗争的降压泄释阀。1921年相继被谋杀恐怖活动所淹没的安田财阀首脑和原敬首相就是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两次暗杀与以前有所不同，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物和具体政策的，而是针对整个体制的。暗杀者可能并不了解被暗杀者，甚至可能对他毫无反感，只不过把他当作体制的代表，实行“天诛”，借以警告当权者改弦更张。而且，原敬即使作为一个出色的政党政治家，他也未能在与军国主义的较量中幸免于难。与原敬一样主张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外务省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也被暗杀于同样的政治背景。1930年11月极端国家主义组织爱乡塾成员佐乡屋留雄在东京车站袭击滨口雄幸首相，使其身受重伤，于次年死去。主要原因是滨口压制军国主义势力，反对极端军国主义者和军部领导人的战争政策，支持削减陆海军预算，并力争议会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滨口在1929年首相任内，果断实行金解禁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奉行和英美协调方针，因而被军国主义者骂作“软弱外交”，又因勇敢地批准伦敦裁军协定而又被指责为“干犯统帅权”。尽管滨口是一位坚定的政党政治家，甚至因其坚决干练而被称为“狮子宰相”，仍未能抵挡着军国主义势力的急剧膨胀。

山县有朋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鼻祖，他极其厌恶政党政治，竭力扶持自己的亲信组织政府内阁，加快军国主义步伐。寺内正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阁上台的。寺内积极推行军备扩张，干涉中国内政，通过西原借款培植中国的亲日势力，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结果，在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寺内遭遇到了国内政党力量的阻力而被迫在“打倒专制政府”的举国声讨中下台。倒不是寺内的军国主义政策与日本政党政治存在根本的矛盾，它们在对外扩张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它们之间政治游戏的规则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对外迅速扩张日本国权的这场政治游戏却为谋杀恐怖活动制造了必要的口实和契机。1939年，德国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给远东的日本以巨大的鼓舞，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通过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营建自己在远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当时任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海军中将山本五十六却予以强烈反对，其用意仅仅在于延缓张扬的节奏，并非铲除心中的侵略魔咒，即不为狂妄的军国主义势力所不容，于是，前者被列入暗杀名单，而后者也收到了“斩奸状”。连身为现役海军领导人都成了谋害的对象，那么，其他想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家们便渐渐地慑于军国主义的高压而彻底地与其媾合了。

“滨口君和犬养君都被杀害了。被杀后说是因为政党软弱无力，说是因为国民不信任，这个理由从何谈起有三四位政党的领袖人物和获得代表国民的众议院的过半数信任票的人被用手枪、匕首杀害了，怎么可能有起作用的强有力的政党呢”[4](P330)政党政治最后还是让位于军国主义而退出了近代日本政治舞台，特异也吧，残酷也吧，近代日本政治生活的确就是如此。

其二，对国家改造理论的狂热崇拜和急于实现日本“革命大帝国”的变态追求。1921年安田善次郎被刺身亡，凶手朝日平吾幼年时生活一直很贫困，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运动。“从学校进入社会以来，因为刚直反而被捕奸者中伤侮辱和迫害，因为受到生活的威胁，对人生感到深深的困惑和绝望，遂变得否定一切。”他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从事政治活动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倾注心血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也不过是徒然奔命。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摆脱困境，彻底绝望的朝日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5]。后来，朝日接受了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思想，认为：“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是使国运昌盛、国民幸福的手段，是吾等真正日本人当然的要求和权利”，因而力主进行“大正维新”，实行土地国有，救济自耕农，没收超过10万元以上的私有财产，大企业实行国有，废除华族制度和财产世袭制度，实现普选[6]。后来，朝日自杀，他将遗书分别留给了北一辉和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等4人，并特别提出要将遗物交给北一辉。法西斯思想已经深深地嵌入朝日的心灵深处，是对于法西斯国家改造理论的狂热崇拜引其走上了暴力道路。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国家改造运动狂飙肆虐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快国家改造的进度，需要铲除的障碍和化解的阻力很多，谋杀等恐怖活动于是一浪接一浪。这个过程一方面反映出对国家实施改造以尽快建立日本“革命大帝国”的思想已经深入如朝日平吾之流的青年人心里，另一方面还真实地记载了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的具体轨迹。1931年的三月事件是为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而预先在国内的政治调整和政治动员;同年的十月事件使皇道派军人当政，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步伐。军部极端分子如桥本欣五郎和小矶国昭等与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大川周明等，多次共同制定革命计划，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支持侵略战争的政府和寡头政治体制，1932年暗杀政界人物井上准之助、犬养毅和财界巨头团琢磨，以及1934年未遂的十一月事件就是循着此线而动的。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则使法西斯军人政权最终建立起来。法西斯力量的积聚、壮大得益于政治恐怖活动，法西斯在政治上的确立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规模不等、前后相继的恐怖活动来实现的。谋杀恐怖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开路先锋。因此说，谋杀恐怖活动为某些政治目的达成铲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或直接实现了某些政治功利，更为军国主义扬帆催程。比如三月事件，“目的是引起一场暴乱，从而证实应进入战时状态并建立战时内阁。这次阴谋得到参谋部的支持……”[7]同时，谋杀恐怖活动也鼓励了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为日后解决政治矛盾或“瓶颈”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思路。通观近代日本政治生活轨迹，针对政界、军界、财界等的暗杀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给予重重的谴责，相反同情往外集中于暗杀恐怖活动的实施方。为朝日平吾举行葬礼时，规模盛大，上千人参加。当时北一辉曾深受鼓舞地说这样社会就会改变。同样，宪兵甘粕正彦在暗杀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等人之后，虽被判刑，很快就被释放，并被派出国，后来在财界和军界都很活跃。

其三，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铤而走险。所谓武士道，本质上就是对天皇超常的绝对忠诚，为了天皇，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所谓“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而无武士道”，此言并非夸张，以至于人们常用“菊花与刀”、“樱花与祭”来形容指称之。武士道的基本特征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在武士的心中，天皇就是偶像，唯天皇之命是从。为了天皇，义无反顾地以战刀开路。对己，可以剖腹，对人可以不论是非曲直施以暴力。武士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对强于己者，恭顺、忠诚，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甚至会屈身求教于对方，但是一旦强大起来，就要以怨报德及至恩将仇报;对弱于己者，凶狠、残暴，丧失人性，极尽蔑视、欺凌之能事。武士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念，要么绝对服从对方，要么要对方绝对服从自己。……这就是武士道精神[8]。因此，那么多年青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政治谋杀恐怖活动中“大显身手”，固然跟其个人的某些因素有关，但是，可以肯定在其心灵深处和精神底层里，有种不可名状的东西，那就是根深蒂固而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国内的政治谋杀等恐怖活动跟日军在外侵略战场上的“神风特攻队”和“怀抱赶制的炸弹去死”，其精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在集中体现日本青年军人思想状况的二·二六事件中，行为者的举事动机和临刑前解说，莫不流露着浓厚的武士道精神。再者，如果说恐怖活动的凶手在事前并不知道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似乎难以成立。当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一清二楚的情况下，他们还毅然决然付诸实施，精神世界里的武士道或许就成了最后的动力和辩词了。其实，就连前述之明治元勋西乡隆盛也为武士道精神所困扰，以至于最后成了武士道中狭隘义气之念的牺牲品。一代伟人西乡隆胜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武士道的误人之道。

另外，与武士道紧密相连的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狭隘性，也是促成谋杀恐怖活动迭起的重要因素。封闭的岛国地理环境和多山多丘陵而少平原以至对外交流不畅的客观状况，为日本民族性格的培成注入了较多的强悍、狭隘、崇尚暴力、爱走极端等特征。当某一问题不能顺利解决时，搬掉绊脚石，直至从肉体上对某一人物进行彻底的消灭，就成了日本人并不需要多少顾虑的快捷选择。如果再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态势相结合，那么，就更可以经常地感受到谋杀等政治恐怖活动的真实了。“然而，那个时代(指日本大正年代——引者注)暂且不论警察、宪兵杀害左翼运动家，暗杀政治家还是很少的。但到了昭和时代，恐怖事件迭出。当时上小学的我刚刚能读懂报纸，就记得‘总理大臣被杀’的消息。”[4](P328)狭隘的民族性格还导致了日本社会秩序中下克上的恶劣风尚，特别是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以后)，在日本陆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下级欺凌和冒犯上级的现象产生并盛行于室町时代中期至战国时代，本已过去很久，而今又死灰复燃，被陆海军特别是陆军所继承，动辄施以极端手段。

“暗杀先行于革命”[9]，这是近代日本政治活动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和口号，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就连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们也常怀惶恐。贵族首相近卫文磨在新体制运动中提出了结成新党、再造政党政治的构想，但旋即改变了主意，此举似乎有损其政治家的风度。但是，“带恐怖威吓的右翼方面有人指责(以近卫为首的大正翼赞会——引者注)是‘幕府再现’”，蔑视和挑战了天皇的权威，这种评论让近卫不能不顾虑重重。昭和初期，曾历任文相、书记官长、政友会干事长等职的鸠山一郎在战后谈起关于涉及天皇权威的天皇机关说问题时，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态度萎靡令人难以恭维，也是因为他深知恐怖活动中“军人和右翼导致日本灭亡”[10]这一事实。因此，如果说是谋杀等政治恐怖活动使日本走上了灭亡之路，似乎过于牵强，但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10年间，日本由于政治上外有陆军的威压，内有右翼恐怖的威胁才走上了灭亡之路”[14](P331)，此话也有其真实之理。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教授，本文原载《南都学坛》2003年第1期，作者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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