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对中国革命的鼎力援助看“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长河红阳

在2018年3月与金正恩的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回想当年，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革命友谊，彼此信赖，相互支持，书写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在长期的实践中，中朝两党两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和委员长同志都是中朝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双方多次表示，要把中朝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发展得更好。这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也是唯一正确选择，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上中朝两党两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以往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大概只知道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是巨大的，也是无私的；但是，对于朝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知道的人并不多。最近，笔者翻查了两本书，才知道，在中国革命进行到最关键的收官阶段，如果没有朝鲜的鼎力援助，中国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曲折得多，也困难得多。所以，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不忘。

初进东北遇到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的步伐是从解放东北开始的。解放东北、经营东北使之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总基地是实现统一全国必由的关键一步。但是，这个过程在开始的阶段走得分外艰难、曲折。原因就在于中国武装初进东北前，对驱逐日寇并占领东北的苏联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以为中共与苏共的意识形态一致，抢先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必能得到苏军的善待，予以军事上以及军需、生活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所以，抢先进入东北的部队基本上是轻装前进，没有带足齐备，做与由美式重火力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硬仗的准备。比如在1945年9月14日夜到15日凌晨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这样的决定：

【鉴于东北扩军容易，武器易得……即刻抽调华中、华北解放区100个团的干部架子赴东北，从副班长到团长、事务人员、政工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去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起来……】

而某些一线作战部队初进东北的情况是：

【如冀中军区新组建的野战纵队——黄寿发部，全纵队共5个团，约一万人，只有2400多条步枪、25挺轻机枪，余皆徒手。

如山东军区派出之梁兴初、梁必业部，到东北时7500人，长枪4000支，轻机枪120挺，重机枪6挺，徒手者不少。

又如胶东军区吴克华、彭嘉庆部，到东北8942人，长枪2250支，轻机枪136挺，短枪55支，大部分徒手。

……

综合统计，除后调热河的杨得志、赵尔陆、黄寿发部之外，总计抽调去东北12.5万人，除去热河1万余人，以及长途行军因疾病、战斗减员、逃亡者外，最后总计进入东北11.3万人，携长枪3.9万支，重机枪105挺，轻机枪1139挺，掷弹筒59具，迫击炮64门。徒手无装备者几乎占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半数以上的人是徒手，没有武器的。原因就在于普遍对占领东北的苏军抱有极大的期望，以为能得到苏军大力的支持，所以不少部队把武器留在关内老解放区了。不过，这其中也有黄克诚部没有轻信东北的“好光景”，他们出发去东北时，就带齐全了所有的武器装备，甚至还有棉服。事实证明，这样的准备是极有预见性的。

不单这样，中共在东北的群众工作还极薄弱。虽说1930年代有过抗联活跃，但是在日本关东军与伪满军队以及土匪的联手残酷围剿下，抵抗活动早归于沉寂，残余部队撤出国境进入苏联境内等待时机回国参与对日战争。所以，日寇投降后的中国东北，对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的十多万官兵来讲，几乎是一个陌生地域，那里的百姓对中共以及中共武装的接纳程度几乎为零。所以，刚到东北的部队处于一种黄克诚大将所说的“七无”的困难境地：

【……部队经过五十多天行军，极度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了关心里。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斯大林的顾虑

在苏联那一方面，斯大林并不完全把意识形态的相同与迥异甚至于敌对，当做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与准则。因为他还要顾及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阵营包围下的生存问题。所以他处理对外事务的依据和准则还要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哪怕这样的利益是从沙皇那里继承而来的殖民大国的遗产。基于种种考量，在抗战结束后美蒋政权对中国控制力提升的情况下，苏联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援助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而是刻意保持了同中共的距离。一些研究中苏历史的“专家”说，我军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全靠进入东北时苏联的支持，甚至把我军的胜利说成是苏联一手扶植出来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起码忽略了解放战争初期的真实情形。

在我国东北，沙皇俄国有殖民利益，苏联出于远东地缘政治的考虑，并不打算放弃；甚至为了保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绝对安全，提防蒋介石会伙同美国人从外蒙古出兵切断这条对于苏联远东生死攸关的运输大动脉，斯大林还要迫使蒋介石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曾经想扶植蒋介石搞革命，却搞了个养虎为患自身难堪。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反共屠杀，不仅让中共险遭灭顶之灾，更有清理、驱逐苏联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以及镇压杀戮参与“广州暴动”的苏联外交人员、并将之暴尸街头的非人做法，也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国家献上的投名状，这两次事件把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投资”一把抹平，让苏联大吃苦头。这笔账斯大林当然记得也会提防，而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逐渐倒向美国的做法更让斯大林感觉到了威胁;并且，美军出动舰船和飞机为蒋记民国向东北运兵，也让斯大林产生分外的警觉，他认为这是美国借运兵向东北伸张势力。万一美国人的势力被蒋介石勾引靠近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呢？

这些是对苏联利益至关要的内容，虽有《雅尔塔协定》为美英承认，虽有苏联勒逼蒋记民国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之背书，但是，斯大林也不放心。所以他还要做做姿态，表示他与中共有距离(这种姿态甚至直到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变)，那么中共初入东北时受到苏联的冷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抢先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第一时间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无论是在物资上的，还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接收上。当然，这并不排除少数苏军部队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出于同志情谊而对中共的武装表示了应有的善意——向中共提供了少量被苏联控制的日制武器装备。但是，总体来讲，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军队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态度是不算积极的。当然，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放心，最后，苏联也只是在名义上，将东北的接收大权让与蒋记民国。

而苏联对蒋介石接收东北的许可，不单单是为了回报蒋介石出卖外蒙古，还在1945年12月30日提出一个更要紧的条件：

【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说到底还是对蒋介石这个翻脸无情，血冷心凉之辈的加倍提防。

话到这里插两句：没有“四·一二”，没有将苏联外交官们的尸体暴尸广州街头和蒋介石的疯狂反共亲美，斯大林是不会对蒋介石有偌大的戒心的，外蒙古是否会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也不好说。

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彻底掀起了苏联与英美西方的对立与冷战，斯大林对美国介入中国的举动更加警惕。但是蒋记民国与美国却走的越来越近。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蒋记民国租借法案的期限；1946年8月30日，蒋记民国又与美国签署《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可以按着“合约”向蒋记民国廉价出售军火，蒋记民国彻底倒向美国的态势至为明显。被激怒的斯大林开始考虑向中共提供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装备武装中共，作为他抗衡美国支持的蒋记民国的一股力量。在当年10月13日以后，苏联正式向中共在东北的部队首次大规模提供日本关东军遗留在东北的武器装备。

但是，这样的援助来得太晚了，因为在此之前1946年春天，因为武器装备奇缺，中共在东北的34万部队——半数以上为徒手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蒋记民国先后增兵至31万的几乎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重火力攻击下，在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后，放弃了长春、吉林等大城市，撤至松花江以北。南满、西满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交通干线，尽皆沦入国民党军之手。五分之三的主力撤至松花江以北;另有五分之二部队留在地处安东、通化、临江的与朝鲜接壤的南满解放区，在敌人的重兵攻击下苦苦支撑，与退至松花江以北的北满主力成掎角之势互援互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持北满与南满、旅大与华东解放区的联系，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向朝鲜求援

从安东到图们的对岸是朝鲜的新义州到南阳，一水相隔。两国边境线长达八百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情势下，朝鲜就成了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主要走廊。其次，南满的部队在撤退时，撤出了大量的物资，还有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家属，也需要把朝鲜作为可靠的后方给予保存和安置。东北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预计到安东、通化难于保持，故提出了依靠朝鲜做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

中朝边境地图

所以，带着这个构想，1946年8月，党内理财行家朱理治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到大连，见了仍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中共市委书记韩光，布置了在大连采购军用物资和组织生产军火等工作，然后从大连乘船到达朝鲜。

当时的朝鲜半岛，按照1945年8月苏美两个对日战胜国的协定，以半岛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38线以北即为苏军控制。原在东北抗联，后又转移至苏联境内的金日成，率部配合苏军解放朝鲜北部。同年10月，在平壤宣告成立朝鲜共产党，越年又改称朝鲜劳动党，其中包括从中国、苏联回国和原在朝鲜的共产党员，并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筹建正式建国。朱理治和萧劲光到平壤后，即着手建立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他们同朝鲜共产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进行了会商，征得他们对在平壤建立办事处的理解和支持。此前，已有大连地下党、南满部队、胶东部队等分别在平壤或其他地方设立临时性的办事机构，朝方也希望把这些机构统一起来管理。这样，他们到后即按照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将所有这些在朝鲜的机构统一组成一个“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鉴于复杂的国际背景——苏联顾忌《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与苏美共同委员会的存在，东北局确定办事处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公开的称号是“平壤利民公司”。在明确了办事处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机构的大体框架后，萧劲光于9月回哈尔滨，朱理治则留在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全权代表，并负责办事处的领导工作。

“平壤利民公司”的牌子，就挂在穿平壤城而过的大同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104番地一座四层大楼上。这楼原是华侨开的饭店，称为“东华园”，既是朱理治的办公地点，也是机要室电台所在地点。离“东华园”不远有一栋二层楼，是办事处的招待所，称“西华园”。平壤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事务，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经常联系。工作人员近百人。另有朝文和俄文翻译。

为适应需要，办事处在朝鲜境内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罗津下设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各办事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抽调来的。分办事处的人员多少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配备。工作量最大的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五百多人，是四个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

四个分支机构和平壤总部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

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集中在西海岸的南浦；伤病员和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和南浦;粮食和食盐、布匹、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罗津；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集中于平壤。此后，以“平壤利民公司”为纽带，朝鲜对中国的东北解放战争，乃至于解放大陆做出了巨大的支援。这些支援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大力妥善安置东北人民军队的伤员，完好保存转移出的战略物资

1946年6月，东北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预计到安东、通化难于保持，故提出了依靠朝鲜做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于秋天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从安东和通化撤退时，曾先后有一万八千多伤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百分之八十五的战略物资(二万余吨)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些伤员和后勤人员到朝鲜后，绝大部分安置在老百姓家里，中间虽经过多次精简，但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五千多人，安东、通化收复后还有两千多人留在朝鲜境内。

以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党的领导人和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当时，朝鲜在政治上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在经济上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匮乏，虽曾经一度提出要将轻伤病员送回中国国内，只将重伤病员留在朝鲜医院，但当了解到中国方面确有实际困难时，便毅然决定将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二万余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朝方动员了沿江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了隐蔽山洞存放。后来安东、通化收复，这些物资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鼎力协助东北急需物资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切断了北满和南满两个根据地之间以及两个根据地与大连的联系通路。东北局鉴于北满的粮食和煤炭需要南运，同时也需要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和工业原材料等，如果不能打开通路，互相交流，将使东北解放区的整个经济陷入困境，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也将带来严重困难，所以，及时提出了借道朝鲜，开辟水路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为实现这个设想，朱理治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在朝鲜先后开辟了四条主要的水陆交通线路：

两条陆上交通线：一条从安东(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一条从通化经辑安(集安)、满浦到图们。这两条交通路线贯穿朝鲜北半部，是沟通当时被战争分割的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

两条海上路线：一条从大连到南浦，一条从大连到罗津。南浦和罗津都是不冻港，港口和码头都有铁路相连，装卸转运十分方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接陆上运输可达北满，是沟通关内与关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从北满南运粮食和煤炭，从大连北运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以及国内外过境人员，大多数都是经南浦或罗津转运北满的。为充分利用上述水路交通运输条件，更好的完成物资转运任务，1946年9月，朱理治根据陈云的指示，与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绝大部分物资都是依照协定条款运输，交了运费和税金的。但也有部分物资，因情况紧急未按协定条款运输。其中有的是用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未付运费；有的是每吨公里只付二角现款，未交税金。特别是有时为了紧急运输，朝方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而为中方装运急用物资。为了帮助中方完成运输任务，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长几乎用了他的全部工作时间，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相也用了他相当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的九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煤炭、粮食、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多达五十二万余吨，过境人员二万余人。进1946年下半年，通过朝鲜的过境人员就有十八批计三千人。国民党184师官兵海城起义后，也是路过朝鲜去北满整顿的。辽东地区随来随往的人，就更多的难以统计。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人员八千六百八十五人，加上其他过境人员也不下万人。1948年下半年，一些从香港出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如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何香凝、柳亚子等，也是乘船到朝鲜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北平的。因事途径朝鲜的中共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更多了，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萧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等。这条走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1947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就是由大连到朝鲜南浦，再经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到布拉格的。

朝鲜支援中国革命的作战物资种类、数量

朝鲜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日军投降后在那里留下了不少战略物资。朱治理和办事处为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向已经和平建国的朝鲜求援和采购大批作战物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从朝鲜接收、运输了二千多车皮的作战物资，其中包括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和弹头等，把日本留下的陈货基本上搬完了。其中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十二个车皮，第二批是刘亚楼出面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出面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第四批多达六百到八百个车皮。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人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装运的，它们对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由被动转为主动，对胜利地进行辽沈战役，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对东北的革命战争进行支援，朝鲜还对中国其他战区的革命战争有援助。1946年，我军山东方面指派倪根通，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买到300吨炸药，300万支雷管，120万米导线；1947年春，山东方面又派黄友年等通过驻朝鲜办事处买到120吨炸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15万双胶鞋。这些物资从朝鲜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到了山东解放区，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朝鲜北部有2万多华侨，主要是以种菜、开饭馆为业。1947年朝鲜支援山东的炸药等物资运到南浦后，就是华侨青年帮助警卫和装卸，不少华侨和还担当了向导和翻译。

对军工部门的迁移施以援手

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时，东北军区的军工部门在朝鲜的帮助下，分三路从通化迁移；1946年末，在梅河口、吉林等地还没有被国民党军占领时，军工部副部长王逢原等一批人带着机器、粮食及军用品，利用铁路从通化出发经梅河口、吉林到延吉之后，经图们、朝鲜的南阳训诫铁路到达珲春。1947年2月，英安翻砂厂与子弹厂一起迁到朝鲜阿吾地，被精简下来的一批工人和部分技术人员去朝鲜，后于1947年4月迁回兴山。

在军工部门的迁移过程中，朝鲜在自己国家也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国解决了运输和人力不足等困难，并帮助解决了生产所需的炸药硝酸、有色金属、铸铁、焦炭等物资。军工部派人去朝鲜阿吾地购买铝、锌、棉、火药、硝酸、丙酮，都得到了朝鲜的大力协助。

1948年9月，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已经发生了大翻盘式的剧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已经被孤立在有数的几个大城市中不敢出动只求自保避免被围歼。根据这样的敌我形式剧变，东北局决定撤销驻朝鲜办事处。因为凭东北解放军自身的实力足以拿下东北战区的国民党军了。对初建国的，百废待兴的朝鲜的援助请求也该有终结的时候了。朝鲜对中国革命的大规模援助自那时候结束了，但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时刻牢记！不能忘了这一段弥足珍贵的中朝友谊的历史见证。

中国对朝鲜有过抗美援朝的援手，所以很自然地，一般中国人就会有一种固化了的“常识”：朝鲜就是那么一个被中国援助惯了的，离了中国就过不下去日子的小跟班似的角色。可是，我们再仔细翻检史书，这样的“常识”绝对地错误！朝鲜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援助也很大！而且通过最近二十多年来，朝鲜在被封锁孤立的情形下自力更生屹立不倒的历史，也能证明朝鲜绝不是一个靠人撑着才能挺着不倒的“累赘”。从朝鲜对我国解放事业的援助历史，更能看出中国东北同朝鲜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明白朝鲜半岛的安危对我国核心地带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因而，对朝鲜这个国家，我们切切要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我们这个从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就结下的好朋友，好伙伴，好盟友，把中朝友谊代代传承、接续下去！

参考书目：

吴殿尧、宋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朱理治传》

政协延边朝鲜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与学习宣传委员会编《延边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在延边这片沃土上·<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援>》

唐洪森《国共征战大东北》

王树增《解放战争·上》

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