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部分是在阅读汪老师的文章之后很快写下的。文句不通或思考不够透彻的地方所在多有。也许之后有空再修改。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笔记是我写作过程中最感不耐的部份。因为这部份完全只是台湾左派内部的事情，他人未必有兴趣了解，被叙述到的人事物也未必接受我的分析。

　　汪老师最新文章《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的第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台湾的统派及其式微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统派、特别是社会主义统一派(由于「左统」或「统左」这些概念正在「被」歧义化，我还是尽量使用社会主义统一派这个字眼)，读来格外有感触。对于近几年许许多多已经「被」台独派归类为「统派」的许多台湾左翼朋友来说，肯定也能因为汪老师的观察而有所触动。

　　以下不妨从近年岛内社会运动圈争论不休的「左统/统左」之分的问题談起。

　　如果要考察2008年以来岛内政治光谱的变迁，被硬生生切割开来的「左统/统左」是不错的切入点。这种区分对以下几类朋友特别具有意义，首先是许多「被」台独派划为统派的左翼朋友，其次则是用「左独/独左」困扰自己的台独「左翼」青年。依照某种宛若两阶段革命论的逻辑，据说「左统=先左再统」而「统左=先统再左」，依照这个标准，许多左翼朋友忽然都被视为「左统派」，而原来的左统派则进一步被称为「统左派」。有意思的是，以上区分实际上只是台独阵营内部用「左独=先左再独」以及「独左=先独再左」之自问自答逻辑的类比。而这种两阶段革命论的逻辑正是分离主义把台湾的社会变革视为遥远(从而遥不可及)之议程的反映。

　　在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内部，左统与统左实际上是混用的，虽然其中有许多参与者使用「统左」来命名自己的运动，但其真义是「支持统一的左派」，而不是什么「先统再左」。而左统与统左在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内部的混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作为一个「历史集团」的真实体质。正因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一代又一代的组成分子经历了殖民地时代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洗礼，因此左与统始终属于「必须并举」甚至「只能并举」的任务，而不是「有先有后」乃至「或先或后」的工作。在军事戒严时期，如果不主张「反攻大陆」而又主张中国统一，那只能是左派;若是左派，也必然为中国统一预留或大或小的空间，这点在七十年代海外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左派」身上都能看到。以七十年代海外台湾左派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台湾人民》为例，他们主张台湾独立，却又认为独立之后的台湾可以与「中国」谈判统一，两「国」之间应该形成「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截至文革结束或改革开放之前，左与统的合二为一是非常自然的看法。这种合一，是中国革命为台湾社会提供社会变革条件时的必然结论、甚至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为中介而设下的最高纲领，从而也体现了运动本身有限的高度。

　　以一九八九年建党的劳动党为例，其纲领主张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必须并举(一国一制，台湾高度自治)，[1]但其绝大多数的时局声明却又毫不犹豫地拥护一国两制。如果只是形式逻辑地比较劳动党的纲领及其声明，大概无法理解一国一制如何与一国两制彼此相容。但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历史来看，这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左」或「社会主义」理想始终指涉的并不直接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而首先是摧毁现实的、不公不义的台湾「现状」，而这个必须摧毁的「现状」既是新殖民地體制與民族分裂造成的後果，更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中介。比方，许多五十年代被捕入狱的台湾地下党老前辈往往喜欢说自己在四五十年代所参与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却是足以充分改变当时台湾现状的革命。一国两制与一国一制的共同点也在于打破任何「维持现状」的可能。就像卢卡奇当年面对匈牙利革命性质论争时所说的，「当我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没有隔着一堵万里长城的时候，我已到了我能够自由行动的领域，......」(《卢卡奇自传》)──「真正的革命」自然首先是打破「维持现状」的革命。

　　虽然按照《反分裂国家法》的逻辑，实际上肯定了目前两岸的现状为一国两制，也就是「维持现状=一国两制」。但若还是要把一国两制当成有待实现的目标，就必须承认一国两制必然改变台湾的现状;至少，实现真正的一个中国，将美日帝国主义势力从台湾岛上排斥出去。而社会主义统一派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力争台湾的现状在改变之后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无论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历史实践的积累中成长起来的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已经认识到「台独/独台=维持现状」而「统一=改变现状」;前者追求的是拒绝未来的「小确幸」，后者则是唯一可能的社会变革。如果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底所说的「『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是肯定的，那么，对于同时承认一国一制与一国两制可能性的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完全可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在台湾提出以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非资本主义愿景，彻底改变台湾目前的现状，而这种同样指向社会主义的愿景并不必然必须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一致，而可能是另一种水平的社会主义，水平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这个突破一国一制与一国两制分野的崭新愿景，始终蕴含在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既有的思想积累与路线定势之中。

　　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由于运动长期的弱小化，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自我定位与理论思想不但无法让外界的人们所了解，反而因为外在的政治版图的变化特别是认同的变迁而被相对化，变成其他政治力量代为描绘其形象的对象。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来自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空间正在被急遽庞大的、各种新兴的、独或非独的、自我指认或可被指认的「左翼」的力量所挤压，而这些形形色色「左翼」力量却不能或未能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所代表的传统台湾左翼实现「接续」。他们或者拒绝被传统左翼所代表，或者只愿自己代表自己。

　　从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世代之间的「接续」是最重要的一个现象。这里所谓的「接续」是指，在每一个运动因为客观上的镇压以及主观上的「转向」而出现断裂的时刻，前一代幸存且不改其志的运动者继续参与到下一代的运动，而下一代的运动者也接受了前一世代或牺牲、或幸存者的思想路线而投入运动，由此，不同世代的运动者之间实现了工作上的协作与内部的路线争论、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甚至实现了一定的组织关系。这样的接续往往是非血缘性的。在台湾的环境里，血缘性的继承有相当部分通过运动者二、三代亲属个人的负面体验而转化为后革命叙事乃至反革命叙事。[2]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台湾经历了多次政权转移以及多次的白色恐怖镇压，因此台湾的左翼运动者往往因为不同时代赋予的不同条件而形成各自的世代特色。二十年代为日本殖民者所镇压的运动者，比方台湾共产党、新文协、农民组合、赤色救援会，其经验肯定与四十年代作为中共地下党身分而反抗蒋政权的运动者不同;六十年代如陈映真之类的左派、七十年代「成功大学共产党」、「淡江大学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之类的左翼组织，乃至八十年代伴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而形成新一代左派，不同世代之间的经验以及对于「左派」或「社会主义」的想像也肯定不同。这种不同固然可以用「复杂」来概括描述，但仅从「复杂」出发，却不能说这种复杂性为什么可以长期得到保存。就此而言，必须讨论的问题就是不同世代的左翼运动者如何在彼此之间实现世代「接续」。

　　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台湾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特殊性无疑是显着的。由于台湾岛内能够回旋的腹地狭小，台湾的运动不可能形成革命根据地(一九五○年代陆续遭到国民党勦灭的几个岛内地下党基地就体现了这层困难)，从而也不可能在岛内存在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革命指导部──「党」──于是难以在稳定存在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对运动本身有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意义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这种困境与战前日本共产党的状况非常类似。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之类的革命经验，在二十世纪台湾岛内更是几乎失败或无法实现。

　　虽然，恰恰是上述革命经验决定了中国革命在大陆的部份能够形成直观的质的连续性，但台湾也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为不同世代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之间提供了「接续」的条件。由于台湾经历了长达一百年与祖国大陆相分离的历史经验(其间只有五年统一)、经历了殖民地(日据时代)和新殖民地(台湾光复迄今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及相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比较连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缺乏以生产资料集体化为主的社会主义经验)，这些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二十世纪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便无法克服世代之间的差异，但世代与世代之间往往能够共享相同的、来自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剥削感。也因此，在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问题上，不同世代的运动者往往能够在大方向上有所共鸣。甚至，就在台湾光复后的五年之间(1945-1949)，岛内的运动者也因为台湾社会的客观环境类同于当时的中国大陆，而与来自大陆的运动者成功实现接续，成为全国民族民主斗争的一部分。用当时台湾地下党秘密文件的说法，台湾在光复之后也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因为日据时期台湾只走到半封建社会，未能资本主义化。

　　目前为止，已经组织起来的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比方劳动党、夏潮、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是唯一实现一九二零年代以来不同世代岛内左派之「接续」的政治力量，接续的程度也相对完整。在各种工作中，经常能够看到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的老运动者的身影。──虽然这些前辈都已日渐凋零。然而，这种接续又不只是因为一九八零年代解严前后逐渐宽松的氛围所致。除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由于运动本身已经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就不断促成不同世代运动者之间的接续，所以才能为后来一切关于「接续」而投注的努力创造条件。另一个值得一提但极少为人所意识到的接续成果，就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从整个台湾史来看，台盟正是迄今为止存续时间最长久的台湾人政党。曾经与台湾省工委领导人张志忠共同战斗的老地下党人石聪金先生曾有个有趣的主张，记得他是这样说的：既然长年盘据美国的台独联盟可以回台湾参政，我们也应该主张让台湾史上存在最久的政党──台盟──从大陆返回台湾参选。虽然石老的论点不无莞尔之处，却隐隐刺中了目前日益以「一岛史观」把握台湾史而不断产生的种种破绽。当然，台盟不可能返回台湾，从而也不可能返回台湾重新与新的运动者产生接续。无论是台盟或者目前的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在历史上为了克服断裂、实现接续而不断付出的努力，都充分体现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主体性。

　　确认这份主体性很重要。

　　第一，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并不只是因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出现才被相对化为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因为拒绝被台独代表才要凸显自己的统一派立场，因为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够在方方面面「自洽」或「自我完成」的政治倾向。当然，正如很多人所知，一些被目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人物经常用这种叙述方式来讲述自己的认同历程。但这种叙述本身，往往只能说明近三十年来愈见激化的「统独」矛盾，而不能说明为何「被」归类到统派的人还必须是「左派」。换句话说，这种叙述所体现的恰恰不是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普遍」的形成过程。应该这样说，正因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已然顽强地存在，才有条件让形形色色的「非台独派」被归类到特定的某种运动主体之上。──至于被归类者是否认同这样的归类，自然还须其他主客观因素的作用。

　　第二，与七十年代钓运=统运不同的地方在于，钓运虽然以认同社会主义祖国为「主流」从而不需要用「统派」追认主流自身(这是汪老师很精辟的见解)，但岛内的社会主义统一派无法用主流或非主流来界定她在统运之中的地位，因为客观上只有社会主义统一派才是「真正的统一派」。虽然一般民众往往把各种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纠缠不清的蓝营势力归类为「统派」(比方政治上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或者学术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完全继承中国论者」[3])，但蓝营实际上只是独台派，不是统一派。

　　既然确认了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主体性，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与其他左派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也与海外台湾左派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接续，但并不全面。合作与分裂呈现为漫长历史过程常见的画面。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伴随着台独/独台青年抢夺「左翼」符号的态势空前升高，许多因此「被」排斥开来的左翼朋友──其中有相当部分正是在海外台湾左派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后人──也「被」归类到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相接近的政治光谱，而这些朋友甚至可能并不认识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到底是些什么人或什么主张，或者拒绝被他们所代表。对于不属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这些左翼朋友而言，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继承下来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否重要，应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因为路线是否应当辩论，经验如何总结，一概蕴含在尚未清理的实践历史之中。岛内整体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否整合、能否再生，与此密切相关。对于被视为「老左派」的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如何在新的世纪实现新的运动「接续」、与新世代的左翼青年结合在一起，也将决定「老左派」是否终将被边缘化，还是重新夺回台湾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

　　由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是台湾本土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力量;相对于国民两党而言，这支本土的政治力量也拥有台湾史上最多的死难者和政治犯(日据时代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是高峰期)，客观上形成了台独派久攻不下的历史阵地。然而，近年以来，新一代的台独派学者已经开始以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为对象，试图重塑这股政治力量的历史。其论述策略之一，就是把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特别是其中意识形态最为强烈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的政治认同──说成是因为外在的他者的的形成而导致的偶然后果，这个他者当然就是台独运动。与此同时，这种论述又强调这个派别的形成过程充斥着自我说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以及消灭运动内部异质性等等现象，于是导致某种特定形象的「左统派」的产生。如果要拟造一个词，姑且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从「被左统派」的角度展开的后革命叙事。台独派的这种论述策略的最大问题，就是忽略运动本身的主体性与接续并忽略运动内部长期得到保存的异质性，然后用某种台独派所选定的「左统派」形象套到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身上。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过度放大的陈映真及其论述，就是这种已经被结构在台独论述结构中的「左统派形象代言人」。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所面临的危机之一即在于此：台独派正努力把始终无法编织到台湾统治结构中的这股政治力量彻底消灭，但消灭的方式不再是正面对抗，而是通过重新叙述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史，进而塑造一个可以适应于这个统治结构的「左统派」形象，然后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边缘化，以便从台湾社会中彻底排斥出去。这种「制造一个你，然后把你消灭」的现象，宛若鬼故事或恐怖小说的情节。而此正是无视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主体性，并用「被左统派」来解释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而发生的后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同样从「被左统派」的角度产生一套回顾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运动史的叙述，但汪老师的叙述却与台独派的叙述得出不同的结论，并赋予了不同的期待和判断。一定程度上，在「被左统派」的叙事中消失的，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叙述自身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持续将近一百年但多数处于失败经验却又顽强存在着的政治力量而言，应该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呢?是否已经到了叙述自己的时候呢?当自身成为被叙述的对象时，究竟是意味着运动的终结，还是再生的契机?对于运动本身而言，总结自身是前进的前提，这是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比较少做，实际上也很难做的。任何形式的总结都将重新塑造出一条线性的时间，同时把无法适应这条时间的异质性存在排斥出去，从而也隐隐蕴含着种种时间的断裂。于是，运动对于运动本身的拒绝总结或者难以总结，实际上正是包容运动内部种种异质性的唯一方式。如果这些异质性对于当下的运动而言是可宝贵的，也许我们还得形成新的叙述方式。就此而言，汪老师把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之中加以叙述──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与挫折的历程──相当程度上能够克服「被左统派」叙事所隐藏的诸种问题。汪老师是这样说的：「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是，中国革命在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所遭遇的种种挑战是否能够全面说明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其所遭遇的困境与挫折?这将是本文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