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被称为印度国父，是印度最重要的政治家。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甘地做出很多种解读。有一句话前几年在中国很流行：“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我接触的信息范围内，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就是甘地，不知道是否还有更早的。甘地说这话针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在中国频繁使用这句话的人也一样是针对政府。“公知”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我们不得不承认，甘地就是印度最著名的公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深入基层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设置公共话题、引导公众舆论、带领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等等，几乎做了当今很多公知分工而做的每一件事，说甘地是现代公知的祖师爷、榜样、楷模，并不为过。那么，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当今中国的“公知”已经臭了大街，变成骂人的代名词，而甘地这位印度公知的道德光环依然熠熠生辉?

　　甘地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印度教家庭，印度教有强大种姓制度，至今依然在印度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印度种姓很复杂，简单说大致有四类，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甘地属于吠舍种姓，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吠舍种姓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因此，甘地的一生中，与商业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有很多商人朋友和商业资助者。甘地早年在英国读法律，虽没拿到学位，但拿了宗主国颁发的律师资格证，回到印度后，便具有了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资格。当时的甘地崇尚英式生活，即便在做律师还不出名、赚钱不多时，显身份、摆场面的表面阔气还是必须的。

　　甘地最早接触公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始于英国，他在英国读书时便参加了当地社团的自发活动，例如参与素食主义的讨论和社会活动，甘地是个素食主义者。回到印度后，最初律师业务较少，收入不高，南非成为他的转折。当时在南非的印度商人因为受到种族主义的歧视，需要律师帮他们打官司，甘地的种姓身份发挥了作用，他受雇前往南非，帮助印度商人维权，这是甘地最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投身公民社会运动的开始。在南非时，甘地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原则：个人的律师业务与为公共服务分开。律师业务当然是收费的，而且还不低，但面向在南非的印度人群体(以商人为主)的公共服务则是不收费的。但是，公共服务也需要成本，例如调查、串联、谈判、宣传、印宣传品等，因此，这些公共服务由在南非的印度商人们提供专项经费，这些费用的使用情况要向赞助者完全透明公开。

　　从南非回到印度后，甘地从事的公共事务、公共服务日益增多，最后完全放弃了个人律师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公共事务。换句话说，回印度后的甘地不再有个人收入，他从事公共事务完全靠印度商人的资助。而且，随着他所从事的公共事务范围的扩大、难度的增加，所需要的经费规模也在增加。与这个转变同时发生的是甘地的个人生活方式，他彻底抛弃了在英国养成的洋派生活，在外型上变成最朴实的印度本土打扮，此外，他的素食越来越严格，只吃非常简单的食物。按照甘地的身份，出于公共活动的需要，甘地如果有一辆车、有一个司机也说得过去，但他没有，经常徒步。到外地去，他的身份完全可以坐火车头等车厢，但他只是像普通民众一样做三等车厢。甘地的住处也很简陋。甘地后来还为自己年轻时沉湎于婚内性欲而悔过，最终选择了禁欲。这一切都成为甘地道德形象的组成部分。

　　甘地的道德形象是他成为伟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应该对甘地的道德形象有一个深入的理解。甘地从事大量公共事务，需要别人提供经费，甘地类似苦行僧般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是向提供经费的商人们表达一个鲜明的信息：你们给我的钱，没有花在我自己身上，都花在了为公众服务上;另一方面向全社会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我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我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公众。为此，甘地甚至有点愧对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跟着他过苦日子，没有花钱接受良好的教育。甘地自己教育孩子，但因为他太忙，没有在孩子教育上花太多精力，教育成果并不显著。甚至孩子生病甘地都不花钱找医生，而是用自己类似巫医的土办法给孩子治病。甘地的妻子在很多问题上都顺从他，但在孩子问题上没少埋怨。与印度另一位著名政治人物尼赫鲁相比，甘地后代在印度后来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尼赫鲁的后代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尼赫鲁的女儿虽然名叫英吉拉·甘地，但与“圣雄甘地”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她丈夫也姓甘地而已。甘地被尊称为“圣雄甘地”，圣雄的意思就是品格高尚、富有智慧、无私无畏。这个称号对甘地来说是名至实归，他以自己的每一个生活细节证明了这一点。

　　圣雄甘地出生于西历1869年，比他早31年，西历1838年，中国的山东诞生了一位奇人，他叫武训。但人们常叫他武七或武豆沫，他的大名在很长时间里被人遗忘，因为他是乞丐。武训不能算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文化，但武训终身只从事一项公共事务：乞讨办学。武训与甘地有不同，甘地的公共事务目标远大，事关国家政治，武训的目标很狭窄，只有办学这一件事;甘地的经费来源以商人为主，武训的经费来源，因为主要靠乞讨，所以更多来自普通民众的“毛票、钢镚”。当然，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在还没有积攒到足够办学的过程中，他会将钱交给当地商人、士绅，让他们帮为放贷，生点利息，因此，武训与士绅、商人的关系也不错。后来正是因为一位士绅将武训的“先进事迹”写了报告，层层上报到皇帝那里，皇帝决定予以表彰。

　　武训于西历1896年去世，享年58岁。那一年，甘地27岁，已获得英国律师资格5年，正在南非开始他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涯，为此，甘地已经坐过牢，已经接受过商人的资助，已经决定将个人业务与公共服务分开。中国与印度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我不认为甘地与武训互相或单方面知道对方的存在。甘地与武训的确有很多不同，但在某一个问题上，这两个人完全一致：他们都是拿别人的钱为公众办事，不管是少数商人还是多数民众，他们都因为公共事务向社会、个人发起方式不同的集资;为了让别人赞同他们的公共事务目标，赞助他们的公共事业，他们都以极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以此向所有给他们钱的人强烈而明确地表示：没有一分钱花在我自己身上。当然，事实可能是，那些别人给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尽可能少，越少越好，只以满足最低生活需要为标准。

　　武训从来不吃新做的饭菜，只吃别人吃剩的饭菜。当武训积攒的钱办起第一所“义学”，当地士绅和义学的校长、老师在开学典礼之后一起聚餐，武训连饭桌都不上，只守在门外。作为“义学”的出资人，校长和老师都希望武训一起来吃饭，武训不愿意，他们便将饭菜盛出来递给武训，他也不吃。武训一生都固执地坚持只吃剩饭菜，哪怕变质馊了。除了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武训一生没有穿过新衣服，身上全是补丁。虽然武训是个乞丐，但他以办学的名义乞讨，其实很有钱，后来批判武训时说他是大地主、放高利贷，这也是事实，只是观察和解释的切入点不同。

　　儒家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时有人对武训说，应该娶个老婆，生个孩子。但武训认为，娶妻生子等于把别人的钱过多地用在自己身上，而且是用在不必要的地方，所以，“大地主”武训一辈子没有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娶媳妇、生孩子。这一点，连甘地都没能做到。武训乞讨集资来的钱，都用来买地、办学。过去有一种形式叫做“学田”，即学校拥有土地，土地上的产出除了给种地农民的工钱外，都用于学校的开支。武训主要在鲁西北几个县的范围内，用乞讨来的钱买了千亩土地做“学田”，总是需要雇佣农民来耕种。武氏家族人口也不少，家族里的人有些生活状况也不好，于是有人找到武训说，同样雇人种地，也可以雇武氏族人，反正工钱都一样，并不会要求更高。但是，武训不同意，坚决不雇佣武氏族人。武训身处的时代，经历了鸦片战争、天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那时候，中国民众普遍生存困难，年幼的孩子很早就要帮助家里干活。义学办起之后，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武训挨家挨户地求人，反复解释上学的好处，希望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帮家里干活那点小利而放弃给孩子教育的机会，而且，武训“义学”是不收费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武氏家族也有很多孩子，他们也想让孩子上免费的“义学”，但是，武训一概不同意。凡与武训沾亲带故的，一律不准耕种学田，其孩子也一律不准进入免费的义学。说起来，后一项规定有点过分了，但是，武训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别人给的钱不能有一分花在自己身上，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以公众的名义、以为公众服务的名义向别人要来给的钱，绝不能用来为自己某一丁点好处。这个自我约束，对于武训来说，极其庄严神圣。

　　武训没有文化，不识字，他以一个普通人极为朴实的态度，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道德形象。但这是我们的解释，对他自己来说，那可能只是应该的本分，他并没有认为这有多了不起，因此也从来没有自吹自擂。武训对自己的严苛的确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武训虽然很有钱，但没有自己的房子，一般都住在遗弃的废庙里，房顶上常常能见到星星、月亮。义学办起来后，虽然有了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有人希望年老的武训轮流住在三个学校里，他拒绝了。1896年清明节后不久，衰老的武训在义学的走廊上，晒着太阳，听着孩子们的读书声，安然去世。史书记载，武训死的时候“犹张目而笑”。

　　甘地和武训有很多不同，人们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这两个人在某一点上极为相似，甚至完全一样：因为要从事公共事务，他们需要向社会集资，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对于公共事务是真诚的、没有任何私心的，他们都对自己极为严苛，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道德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所向无敌的力量。他们的行为原则对于今天还有意义吗?

　　为公众服务是当今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信誓旦旦的承诺。如果在自己主业之余兑现这一承诺，不管是全心全意、三心二意、假心假意，那都只是言行是否一致的问题。一旦需要用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所谓的公共服务目标，事情就变了。用自己的钱为公众服务，不是没有，但此类人不多。还有一类人，出于特殊目的，在为公共服务的幌子背后有着隐秘的、不可告人的背景，这类人即便不需要用道德为自己作担保，至少也得装点样子，因此，一旦虚假的道德面具被拆穿，他们的下场会很惨。还有一类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公共服务的名义向社会集资，不管他们的真诚度如何，一旦开始这么做，他们就应该意识到，从收到别人以公共名义捐给你的第一笔钱起，你就成为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偷钱、骗钱的嫌疑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私人行为、个人行为、非政府组织更高尚，那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自诩。

　　那么，当今中国那些以公共名义接受捐助的活动家们，例如以慈善名义的各种私人集资，你们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纯洁、清白?用什么来排除人们心中时刻存在的嫌疑?你们的日常言行有多少道德成分?你们对于维护道德形象做了多少努力?当人们看到你们掩饰不住的自私和贪婪，当人们看到你们只是用公共的名义变相地为自己谋利时，你们的“公知”形象还能站得住脚吗?当然，武训和甘地的时代到今天已经变了，信任不再靠个人的道德形象，信任的对象变成了“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以公益的名义声名鹊起的名人们爱吃吃、爱喝喝、爱嫖嫖、爱玩玩、爱土豪便土豪。只要非人化的机构账目清楚即可。但账目是否清楚，天知道。即便账目清楚，它能取代道德吗?当一个人时时处处表现出私心、私欲、私利、私情，却口口声声为大众、为苍生，尤其是为此口号而需要掏别人口袋的时候，你们怎样才能在人们心目中真正树立起信任?当一个个谎言被拆穿，人们见到的是一堆堆“公知”的废墟。

　　所以，要想当“公知”，要想不烫手地拿到别人的钱，要想让人们放心地把大笔钱交给你去为社会服务，“公知”就应该像女人减肥一样，对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当公知不是轻松好玩、又能挣钱那么愉快简单的事，当公知必然是一种牺牲和付出，由此才会受人尊敬。私心私利是公知的大敌。如果嘴里念叨着甘地的名言，言行举止上看不到甘地的一点影子?你们如何让人相信?你们的可信任度远远不如武训这个没文化、不识字的乞丐。除非你们是变相传销、黑心集资，等着法律来收拾你们，否则，如果要让人们相信你们为公众、为公益的旗号，你们应该向武训、甘地学习，哪怕学一星半点。否则，你们没法让人相信，你们的公众服务、公益事业也必将没有前途。

　　注：本文删节后刊于《环球时报》，完整版刊于移动互联网账号《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