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已成为当前中东最具爆发性的地区热点。相比于其他政局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危机外部干预色彩最为明显。这种外来干涉的最终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推翻巴沙尔政权。叙利亚的遭遇在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颇有典型性，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有助认清当前新干涉主义本质与危害。

　　一、叙利亚危机：外力主导的国内危机

　　近年来，政权更替日趋成为西方大国谋求霸权利益的主要法宝。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2011年中东剧变则为西方大国提供了更大试验场。这场剧变刚开始，西方媒体便抢先将其冠名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导。而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更替背后，就暗藏着西方干预的阴影。而在叙利亚危机中，外部干涉的痕迹比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明显。这场危机表面是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或者说是不同教派间的搏杀，实则自始至终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干扰。据“维基解密”称，自2006年启动“中东伙伴倡议”以来，美国就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2006—2010年间，美国斥资600万美元资助培训叙利亚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分子等计划(包括在伦敦的穆兄会分支机构“正义与发展运动”。许多美国智库还设有“叙利亚小组”或“叙利亚工作组”，用以同叙利亚反对派联系。“叙利亚全国委员会”(CNS)多名领导人与美国“民主输出”机构有瓜葛。2011年1月底埃及抗议升温、叙利亚国内抗议蠢蠢欲动之际，美国马上将大使罗伯特·福特派往大马士革，以加强对叙利亚民众抗议的“指导”。此外，西方还向叙利亚发动媒体战。2011年叙危机爆发前，“脸谱”网站和有关叙利亚博客上就出现呼吁示威的帖子，这些帖子都是在美国撰写、由美国人发布的。叙危机爆发后，西方媒体有意识地将巴沙尔政权界定为“独裁政权”，将反抗者定义为“民主运动”，而且只发布攻击叙利亚现政权的新闻(相当部分并不属实)，而对反对派恶行视而不见。

　　叙利亚危机升温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涉力度也随之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8月11日明确要求巴沙尔下台。同时加大武装叙反对派力度。据报道，中情局和美军特种部队在驻约旦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秘密培训叙利亚反对派，并向叙反对派提供了价值1.23亿美元“非致命性物资”。中情局还帮助将3500吨军事物资从沙特和卡塔尔运往叙利亚。2013年5月，美国指使欧盟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6月22日，美国等11国外长参加“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强调要向叙反对派提供紧急军事。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的推波助澜，才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直至与政府军分庭抗礼。然而，即便如此，反对派武装始终未能推翻巴沙尔政权。相反，2013年5月以来，叙利亚政府军节节胜利，战场形势日渐有利。眼见通过间接方式策动叙政权更替的“A计划”泡汤，美国索性从幕后转向台前，以8月21日化武袭击事件为借口，几欲对叙采取军事干预的“B计划”。目前，尽管“化武换和平”使战争阴云暂时散去，但美国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并无变化，未来仍会继续进行打压。

　　近十年来，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政权更替大体经历了三个版本：2003年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是“1.0版”;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实现“民主转型”是“2.0版”;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则属“3.0版”，即主要采取非暴力干涉，干涉失败后，转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西方的新干涉主义正在进入新阶段。

　　二、更迭叙利亚政权是美国既定中东战略的延伸。

　　美国中东政策有多重战略目标，其中，确保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区大国崛起是两大互为因果的战略目标：中东其他国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反之，其他国家越强，以色列就越不安全。策动叙利亚政权更替，正是美国既定战略的延续和具体体现。具体说，这可以从两方面解读。

　　首先是重构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确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设法颠覆和重构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版图，使阿拉伯国家日趋分裂、内耗，从而无暇、无力对付以色列。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并提到将叙利亚根据族群被分裂为几个国家：东部将变成一个什叶派的阿拉维国家;阿勒颇地区变成一个逊尼派国家;大马士革将出现另一个与其北部邻国对立的逊尼派国家;德鲁兹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国家。1996年美国智库曾提出一份被称为“清晰的断裂：确保国土安全的新战略”的战略报告，首次公开提出颠覆萨达姆政权，并对巴勒斯坦、叙利亚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威慑。“9·11事件”前，小布什政府就将该问题提到优先地位。“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进一步接受了夏兰斯基、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理论，主张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族群、部落、教派的断层带，重塑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并将该战略称为“创造性混乱”战略。2006年6上台，国家战争学院的军官拉尔夫·彼得斯在《武装部队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发表文章，描绘了一份重构后的“新中东”地图(详见下页)，认为为实现西方全球战略心目中的世界新秩序，中东出现冲突是必要的。分析认为，这张地图体现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长期目标。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行的“建设性不稳定”(Constructive instability)政策，实际就是这种战略思路的翻版。该战略试图通过推动政权更替，乃至地缘版图重组，来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武力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对阿拉法特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及在埃及和沙特推动政治改革，均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看似摒弃了小布什政府“武力+民主”的行为方式，实则无论目标还是手段并无变化。小布什时期成立的人道主义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等，在奥巴马统治下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确立的中东伙伴倡议(MEPI)，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2011年中东剧变的发生，以及美国政府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中东政治转型过程中或明或暗的干预，都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

　　而叙利亚现政权无疑是美国实现中东战略的一大绊脚石。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发祥地，也是阿拉伯世界反以斗争主力军。叙利亚还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铁杆盟友，担负着连通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的纽带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眼中钉。2005年启动的“建设性不稳定”政策，就将叙利亚列为政权更替重点目标之一。分析认为，美国在叙策动政策更替，目的是让叙以签署打折扣的和平协议，乃至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将其分裂成彼此冲突的几块。

　　而叙利亚教派的弱点正好被西方充分利用。叙2300万人口中，逊尼派占65%，阿拉维派至多占15%，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德鲁兹派、伊斯玛依派、库尔德人等。巴沙尔政权属于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尽管阿萨德政权主张世俗化，刻意淡化教派分界，竭力将阿拉维派整合进“穆斯林”范畴，但“教派林立”毕竟是叙一大弱点。2011年叙利亚危机升温后，美国等外部势力刻意制造教派冲突，试图借此加快叙政权更替，乃至肢解叙地缘版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通”托马斯·弗里德曼公然宣称，对叙利亚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实现某种事实上的“分区而治”：主要由阿拉维构成的亲阿萨德叙利亚人控制一个区域;逊尼派和库尔德叙利亚人控制剩下的区域。这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在中东长期扎根，才能使以色列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此外，更迭叙利亚政权，还可削弱夙敌伊朗的势力范围。《纽约时报》直言：“打击叙利亚是对付伊朗的最好办法。”

　　其次是削弱中东国家的政治自主能力。防止地区性大国崛起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政策目标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尽可能扶弱抑强，容忍、扶植那些体制落后的亲西方国家，打压那些综合实力较强、又不肯臣服西方的地区性强国，最终使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认可、追随土耳其和萨达特后的埃及，在技术和军事上逊色于以色列。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早年的英法殖民者，还是二战后的美国，其“经略中东”的基本思路相似，都是鼓励、扶植中东国家内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竭力避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由于统治基础孱弱，这些统治者只有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在其国家中的种种利益，从而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由此不难理解，中东为何会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保留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些国家在中东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总是自动与西方结盟。

　　这一政策的另一面，就是遏制中东地区的政治自主能力，重点打压那些相对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冷战时期，美国政策重点是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扩张，因而一定程度可以容忍包括纳赛尔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对萨达特的国家民族主义更是大加赞赏。但当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威胁消失后，这些民族主义政权便成为美国控制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美国过去可以容忍的政权，便逐一成为打压、颠覆的目标。

　　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压就属于这种情况。叙利亚在中东属于中等强国，其政治体制基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军队的绝对忠诚，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政权，不同于沙特甚至埃及的政权，它“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就叙利亚而言，它奉行“统一、社会主义、自由”的强国之策;领导人巴沙尔较高威望，得到约70%民众支持;各教派相安无事，国家认同高于教派认同;妇女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叙利亚几乎就是中东世俗国家的典范。巴沙尔政权在各种外部势力联合打压下屹立不倒，充分说明这种政权的顽强生命力。但对美国来说，这种“政治典型”正是美国半个多世纪来在中东集中打击的那类对象：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阿拉伯民族自决和资源国有化，主张世俗政治，遏制教派间斗争的力量。

　　2011年中东剧变为西方乘势在叙策动政权更替提供了难得契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中东波”，目标并不是在中东实现民主，而是借机整肃中东政治秩序，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它们对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其中最重要一环，就是摧毁那些抵制这一战略的国家和政治力量，在那些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国家(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2011年10月西方在武力推翻卡扎菲统治后，集中力量在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叙利亚危机实际是利比亚政权更替政策的延续。可以想见，如果巴沙尔政权倒台，伊朗必将是下一个政权更替对象。

　　三、叙利亚危机为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

　　叙利亚地处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是各种地区问题的交汇点。而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很大程度发挥着“安全稳定器”作用。西方为一己之私，在叙策动政权更替，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使叙利亚局势日益动荡，而且其外溢效应也使整个地区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阿拉伯世界日渐失去联合自强的“最后火种”。阿拉伯世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完全有潜力成为世界有影响力一极。但一战后英法将该地区分成若干小国，由此导致阿拉伯世界孱弱无力，难以阻挡外部干涉。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唯一出路就是尽可能联合自强，对内加强政治团结和经济一体化，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

　　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叙利亚发挥重要的正向作用。一方面，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都是叙利亚人，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政策纲领是“统一、社会主义、自由”，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阿拉伯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叙利亚还是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忠实践行者。l958年，叙利亚曾与埃及实现短期合并。l970年上台的阿萨德同样高举阿拉伯统一大旗，他曾指出：“阿拉伯统一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是永恒的历史真理，是阿拉伯力量的源泉，它还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争取与世界上其他人民平等相处的斗争。” 巴沙尔尽管不像其父那样高调，但政策主张中仍保留了“阿拉伯属性”和“反以”两大特征。这使巴沙尔政权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即使连续两年多的内战也未能动摇民众对现政府的支丰土窒.据卡塔尔基金会2013年9月民调，有46%的叙利亚民众认为巴沙尔是“好总统”，55%的民众不愿巴沙尔下台，68%的民众不赞同阿盟对叙制裁。

　　然而，内外势力的联合干涉使叙利亚由治到乱，元气大伤。一是人员伤亡惨重。据联合国难民署2013年9月3日公布的报告，逃往邻国的难民人数超过200万，难民人数一年增加近10倍，还有400多万人因战乱离开家园，背井离乡的人口总数已达620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是经济损失巨大。从2011年3月到2013年3月的两年问，叙利亚内战毁损了9000多栋公共建筑，公共部门损失超过l50亿美元。前叙利亚计划部长Abdullah al-Dardari估计，叙经济由冲突前的年均增长6%到现在下降35%，GDP损失超过40%，外汇储备由战前的170亿美元降至40亿美元，失业人数由50万升至250万，叙镑与美元兑换比例由47：l升至200：l，西方制裁使叙石油业每月损失4000万美元。联合国报告称，2012年叙利亚GDP同比下降29.1%，失业率达35%。如内战持续，2015年底失业率将超过60%。叙利亚从安详稳定的政治稳定绿洲，日渐变成人间地狱。由此使阿拉伯世界正在失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保留地。

　　在这一过程中，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与西方结成“神圣同盟”，在西方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能力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另一家卡塔尔电视台宣称“巴沙尔背板了穆斯林”，呼吁进行宗教对抗。这些海湾国家对叙利亚局势“人为的黎巴嫩化”承担一定责任。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指出：“如果阿盟为巴勒斯坦所作的能达它为叙利亚的民主化所作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国了。”从美国中东战略角度看，叙利亚由治到乱、元气大伤，以及海湾等阿拉伯国家引狼入室，恰恰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火种正在中东彻底熄灭，意味着美国重构中东地缘版图战略的日渐成功。

　　其次，中东政治转型异化，“主义之争”演变为“教派之争”。外部干涉不仅使叙政治纷争演变为全面内战，还极大改变了中东政治转型的议题和方向。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原本带有反权贵统治、反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依附西方的历史进步性，是阿拉伯民众对原有政治经济路线的否定，其最终目的本应是寻求替代性的治国理政新思路。但叙利亚危机的持续发酵，将这种正常的“主义之争”，演变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教派冲突。

　　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一战后英法殖民者匆忙建立的新国家。欧洲殖民者最初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教派构成，造成跨界民族、教派现象明显，不少民众的教派、部族认同意识，明显高于国家认同。这种原生态的教派意识，随着中东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相继失败而日渐强大：l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2011年中东剧变更意味着国家民族主义的破产。而世俗威权政体的垮台，往往会使教派政治大行其道。2003年萨达姆垮台后，伊拉克很快陷入教派政治/冲突，周边国家也将鼓励教派认同作为安全举措，纷纷向与本国属性相似的教派提供资金乃至武器支持。2011年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同样面临部族政治/冲突问题。

　　叙利亚危机引发的教派冲突更具爆炸性和传染性。叙教派构成复杂，巴沙尔政权又是少数派统治，1982年老阿萨德曾对哈马城的逊尼派造反进行过屠城。因此在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看来，“阿拉伯之春”为重塑后殖民时代的中东地图提供了难得机会，而推翻阿拉维背景的巴沙尔政权则是重要组成部分。叙利亚萨拉菲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多教派共存的方式，宣称“这种神圣抵抗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叙利亚国土从卑鄙的阿拉维派手中解放出来，使逊尼派从被压迫状态解脱出来”。

　　叙利亚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且国内冲突明显是外力推动，因此叙利亚危机引发的教派冲突，很快就演变为地区性教派对峙，形成“逊尼派VS什叶派”的教派政治格局。叙逊尼派反叛势力得到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大力支持，其目的不是建立多元民主政体，也不是创建多教派并存国家，而是重绘中东政治地图，扩大和建立“逊尼派地缘政治弧”，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哈马斯过去一直是叙利亚和伊朗的地区盟友，伊朗每月为其提供2000万美元及各种武器，但叙利亚冲突升级后，哈马斯与巴沙尔政权日渐疏远，转而投向埃及、卡塔尔甚至土耳其怀抱。什叶派国家和势力则力挺巴沙尔政权。伊朗更是不遗余力，为巴沙尔政权提供了大量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伊拉克什叶派背景的马利基政府，因担心逊尼派在叙掌权对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不利，因此表面宣称不干涉叙利亚内政，实则站在巴沙尔政权一边，允许伊朗利用其领空援助叙利亚，l同时对什叶派武装人员赴叙参战睁一眼闭一眼。黎巴嫩真主党同样力挺巴沙尔，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坦直言：“叙利亚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因此抵抗不能停止直至打碎极端逊尼派分子的脊梁。”有报道称，真主党派遣了8000多名士兵参加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逊尼派与什叶派间敌对的日益增加，重新点燃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的教派激情，并由此引发什叶派大国伊朗与逊尼派大国沙特、土耳其之间的直接冲突和较量。“在伊斯兰教l400多年历史中，曾经周期性爆发的教派对立再次隆隆而来。”叙利亚危机已演变为一场“文明内的冲突”。而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中东维系统治的前提之一，就是地区国家/势力内斗不断。叙利亚危机导致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升温，客观上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第三，落后保守势力在中东日渐占据主导。中东动荡之初，发生政权垮台或政局动荡的国家，大多是亲西方国家(如突尼斯、埃及、也门等)或保守势力(如巴林动荡)，由此使西方在中东影响力日趋下降。为扭转不利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干预力度。一方面，他们力挺中东的亲西方国家，尽可能保住这些政权(如沙特、巴林等)，如果当权者大势已去(如穆巴拉克政权)，美国便顺水推舟，借以赢取民心，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试图将这些国家继续留在西方体系内。另一方面，对叙利亚等不肯臣服西方、强调自主发展的地区国家，则借机大举挞伐。而海湾国家由于自身结构异常脆弱，为保证自身政权生存，必须让邻国也变得脆弱，因此起劲地参与打击利比亚、颠覆叙利亚的干涉行动。

　　这种内外联合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地区进步势力遭到削弱，而保守势力则日渐站稳脚跟，声势日壮。摩洛哥暴动很快被扑灭，媒体甚至未进行大肆报道;巴林民众抗议遭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但并未激发美国抗议。突尼斯在本。阿里倒台后，政权落入更加亲西方人士之手，该国南部成为英国、法国和卡塔尔等国向利比亚输送武器和雇佣兵、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中转基地。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也转而成为向叙利亚输送武器和武装人员的前进基地。可以想见，如果叙利亚政权垮台，中东落后保守势力势必影响更大。近六十年来，中东在经历了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布迈丁治下的阿尔及利亚、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之后，可能迎来的是沙特等海湾君主国主导的保守主义时代。

　　地区保守势力上升对美国显然不是坏事，中东保守势力一直是美国应对工会、左翼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帮凶和仆从。但对中东国家来说，地区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意味着中东主流意识形态日渐退化。当年民族解放运动后频率颇高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经济自立”等事关国家安危的顶层话语，在中东剧变后逐渐被“民主还是独裁”、“世俗还是宗教”等次级话语取代。中东统治精英越是纠缠于“是否实现民主自由”、“是否应实行沙里亚法”等细节性问题，他们便越可能忽略那些对国家繁荣富强真正重要的东西——地缘政治、国家稳定与经济独立自主。

　　第四，恐怖主义势力更趋泛滥。叙利亚陷入动荡后，“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公开呼吁穆斯林发动“圣战”，推翻巴沙尔政权。境外宗教极端分子纷至沓来，将叙视为“新版阿富汗圣战”。而西方为尽快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惜纵容、利用极端宗教势力。西方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支持伊斯兰武装组织对政府大楼发起多起恐怖袭击。叙利亚逐渐成为全球圣战分子的目的地。叙新闻部长祖阿比2013年4月称，在叙作战的武装分子中，外国人超过80%，来自29个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坦承，叙境内可能有800—1200个反对派武装，其中15%-25%武装团体是“坏家伙”。简氏防务咨询机构称，叙境内约l0万名反对派，其中近半数是极端分子。德国情报部门称，叙境内90%以上爆袭事件是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势力所为。2013年4月10日，叙反对派武装中战斗力最强的“胜利阵线”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9月25日，又有l3个叙反对派组织宣布加入“胜利阵线”，叙境内恐怖势力日渐壮大。

　　美国纵容恐怖势力不啻是打开“潘多拉魔盒”。当年美国在阿富汗扶植伊斯兰武装分子，结果使阿富汗成了极端势力发源地，美国最终自食其果，遭受“9·11”恐怖袭击;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该国由治到乱，成为恐怖主义的新天堂和输出地;2011年西方为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纵容极端恐怖势力壮大，最终招致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遭袭身亡。当前，西方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纵容恐怖势力，后果将更加危险而严重。叙利亚地处中东地缘政治中心，叙利亚恐怖活动泛滥，不仅危害本国民众安全，还会与地区恐怖势力联动，威胁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叙利亚还是中东屈指数的化武大国，一旦出现“恐怖主义+化学武器”的结合，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威胁将成倍放大。2013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就警告说，西方在叙利亚支持恐怖势力，其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如果反对派武装推翻现政权，将产生多米诺效应，给中东地区造成数十年的动荡。 2013年8月，美国因担心遭受恐怖袭击，史无前例地关闭了西亚北非地区近二十家使领馆，表明这种迹象已经出现。长远看，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在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还将背负沉重的道义代价，使美国成为“独狼式”恐怖分子的打击目标。2013年4月在波士顿制造恐怖袭击的嫌犯，其主要作案动机就是不满美国的中东政策。

　　小结

　　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体系日趋失衡，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发展中国家冷战期间左右逢源的回旋空间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日益成为西方大国围堵、制裁乃至军事打压对象。近些年，国际力量“南升北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等因素，使西方主导世界能力有所下降。即便如此，西方大国霸权野心并未消退。在“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们更多运用“软实力”和“巧实力”，通过间接手段或低烈度军事干预策动政权更替，以实现地缘扩张目标。2011年中东剧变为西方实施这种新干涉主义提供了巨大试验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背后，几乎都有外部干涉痕迹，叙利亚危机表现得尤为明显。

　　列宁曾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国家来说，捍卫自身政权稳固、防范西方“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始终是首要政治任务。对此，当政者首先要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唯有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政权统治才能得到民众拥戴。与此同时，还要高度警惕境外势力的渗透活动，尤其当各种敌对势力合谋夺取政权时，当政者更要勇于担当，不能半点含糊。打天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维护政权同样要“枪杆里保政权”。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仁慈退让，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