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6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68周年纪念日。每年的8月6日和8月15日，都是日本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的软实力，展示日本人民民意的绝佳时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还点缀了硬实力，即日本二战后建造的最大型战舰22DDH型直升机母舰(同其他舰艇一样，日本称之为护卫舰，有国内媒体称之为“准航母”)在日本海洋联合有限公司横滨矶子造船厂下水。该舰被命名“出云”号，这一名称源自日军侵华舰队旗舰。据日媒报道，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即那位不久前宣称要向德国纳粹学习，悄悄地进行修宪的“大嘴”，出席了下水典礼，并发表了致辞。

　　自从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以来，两国政府都显示了强硬的态度，但形势不见缓和。最近一段时间，尽管中方提出，希望日方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争议，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以免影响中日战略互惠的大局。但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毫无退让之意。这与日本对所有中日间的争议采取的强硬态度是一致的。例如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但据报道，今年的8月15日，尽管安培晋三首相可能不会参拜，但他正暗中推动内阁成员参拜。因此，今年有可能成为日本战后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最多的一次!这将与今年刚刚过去的与时俱进的8.6纪念活动形成有史以来最好的呼应。

　　为什么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如此强硬?笔者以为，这里主要有有四个原因：第一是美国因素;第二是关于中日海上争端，无论是按历史证据还是国际有关法律，日本都认为并不输理;第三个是因为看到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第四就是对华强硬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关于前三条，报刊书籍和网络媒体论及的比较多。但第四条，谈到的并不多。但恰恰就是这个第四条是前三条的的基础。换言之，没有第四条，前三条是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的。因此，笔者就来谈谈这个第四条，也就是日本真正的民意是什么。

　　日本向来就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而天皇就是神的直系子孙(但日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过象中国那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8年后又颁布《教育敕语》，其核心都是强调效忠天皇的重要性。所有军人必须要背诵《军人敕谕》，所有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的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把这一结合当成跟生命本身的起源完全一样。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而《教育敕语》强调神道，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但宪法也好，宪政也好，都是要为执政当局服务的。日本政府对此进行辨护，宣布神道是爱国表现，不是宗教，这就是“国家神道”。日本遍及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神社，包括“靖国神社”等，都为弘扬“国家神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日本这个独特民族的国家一道独特的景观。

　　因此，日本人是没有多少是非观的，他们迷信的是怎样才不辜负天皇的期望。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观点同样高度一致。从开始染指中国到今天，他们的基本认识并没有根本变化。他们坚信，“布皇恩于四海”是每一个天皇子民的天职。这与“侵略”两个字挂不上钩。所以，最近安倍晋三的关于“侵略”定义的言论无疑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中的最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于是日本人就从这一个关键点切入，进行否定。其目的就是最终否定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继续彰显他们的“圣战”完全是是为了与中国人民共享天皇“皇恩”，与中国人民“共同致富”。

　　20世纪初，日本在教育青少年中就经常灌输应该如何帮助中国和其它落后的亚洲国家，以便“共同致富”。这种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当时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受到了公共学校的教育。这种教育虽然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也使受教育者形成了一个共识：应该出手，不管用什么手段，来帮助庞大而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还有其它的亚洲国家。然而，那些后来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日本军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占领区的居民都对他们深恶痛绝。然而，当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日本的官兵们却一直十分吃惊。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人和其它受侵略国家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日本人感到愤慨。后来的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此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都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到了1930年代，全心全意帮助愚昧落后的中国就成了他们公开的言论。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于1905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班毕业。他的同班日本同学，很多都成了日本军队的骨干。1932年，蒋百里前往日本考察经济问题。那时，正是日本军阀准备积极侵华时期。蒋百里的士官同学，如真崎、荒木都已抓了大权。蒋百里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说得怎样漂亮，你们的本意，还是要侵略中国。”真崎说：“日本人口多，求生存这是迫不得已的;中国东北人口少，物资丰富，我们帮着中国开发，彼此有利的。”蒋百里在日本很有名气，有一天日本的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宴请蒋百里。饭后闲谈，闲院宫亲王的话更露骨，他说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再拖了，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态度最好。指望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没有用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是把蒋介石的策略看得比较清楚。当年蒋介石抗日，最想使用的就是两个策略，一个是“以夷制夷”(就是想挑起日本和欧美互殴，沪松抗战就有此打算)，还有一个是“以共唬夷”(就是吓唬欧美日，如果不出手帮他，共产党就会得势)，不过，这两条都被日本人看穿了。从后来的日本和蒋介石政权互动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话题以后再另文阐述。

　　日本人这种“共同致富”意识不但在过去，即使在现在都是日本民意的主流。因此，否定二战时期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性质就一直得到了大多数日本国民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的底线一般是“添了麻烦”，就是说他们是好心，不过把本应办好的事情搞糟了。他们的这种意识也使一些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受到感染。例如在台湾，当年日本的治理和日本的建设，都给很多台湾同胞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最近不是有人说，台湾同胞今天的高素质，源自于日本当年的治理吗?当年日本在台湾的建筑，不是还很坚固好用吗?大陆同胞也有同感。这两年，有人把当年日本在东北建的建筑留下的刻碑展示出来，连同屹立不倒的日本监督制造的建筑物，告诉国人：你看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多么令人敬佩!这些的确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的后面就是日本的逻辑：你顺从我，我就可以带你们共同致富。当年日本把台湾和东北都看作是囊中物，准备当做殖民地长期好好经营。而对中国的南部，他们知道自己的胃口一下承受不了，就以吓阻为主，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南京大屠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无论是建设也好，烧杀也好，目的都是“共同致富”。不管怎么说，我们日本人的动机总是高尚的-----这就是日本人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这也就说明，如果要日本人象中韩两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那样正确对待历史，恕笔者直言，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对“暧昧”那段历史还是很有信心的。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二战受到日本占领的也有好些个国家，真正对日本有“特别”要求的只有中国和韩国，有什么好担心的!再看看每年8月6日日本纪念广岛长崎原爆仪式，除了几乎全部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民众参加外，还有好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参加，昨天是第68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日，5万多人参加，包括70多个国家代表。你们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你们国内又有什么人参加?外国又有谁来参加?

　　每年8月，日本全国上下集体扮演战争受害者角色，昨天的报道NHK电视台就用了“日本民众在纪念他们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天”这样的悲情描述。除了广岛、长崎原爆纪念和终战纪念活动，日本各大电视报章往往还会挖掘出新的史实，显示战争与原爆对日本伤害之深、之惨、之痛。(这与我们国家的公知不同，他们挖掘的新史料，一般都是中共的残酷)日本的这些纪念活动和节目，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遗忘了对战争责任的思考。这样，把“侵略”美化为“圣战”，中性一点的就是“进出”，把“殖民”称作为“帮助开发”，把“战犯”混同于阵亡者视作为“英灵”，强调正是他们为国捐躯，才有日本今天的繁荣、和平、民主和富强。因此，围绕对侵华道歉问题，中日有过多次重大交锋。其中，1998年江泽民访日，尽管经过反复交涉，中方不断施加压力，但日本仍坚决拒绝在“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中写上对华侵略道歉。日本终于守住了底线。日本此前曾对韩国进行过书面道歉，但那是鉴于两国都是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生存的，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上的让步。对日本而言，也可以说是顾全大局(日本还要在联合国“入常”)，不过也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友好相处当然可以双赢，中日兴则亚洲兴，美国的分而治之的伎俩就会失效。但是，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对历史的看法大相径庭，就成了两国长期友好最大的障碍。中国人讲的不能使日本人信服，反之也一样。

　　中日间的最敏感问题之一是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还有韩国，对日本的这个举动是坚决反对的。但日本却一直没有放弃，尽管有时候不那么声张。为什么日本官员那么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呢?原因还是那一条，因为日本官员是非常重视“群众路线”的。如果不参拜，肯定会脱离群众，搞不好就会下台。

　　每年8月，同时还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月”。8月6日，日本广岛纪念原子弹爆炸日。8月15日,日本终战(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笔者注)纪念日。前者的主题是“悼念遇难者”，后者是悼念“为国殉难者”。在这两个日子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但官方积极主动，日本民众都是非常积极主动参加的。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全国各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满为患，他们以崇敬的心情凭吊从甲午海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为国捐躯英雄们。他们还可以欣赏到到满洲国的建设成就，还可以以鄙视的眼光看到被缴获的中华民国国旗，甚至可以目睹到南京人民热情欢迎欢送大日本皇军的动人场面的纪录片。在日本经济停滞的二十年间，日本人特别重视这样的教育机会，他们一直希望在英雄的前辈身上汲取重振雄风的力量。尽管中韩两国官方民众坚决反对，但日本官民心中总有自己的“定海神针”。

　　日本人普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日本的一位“中国通”的政府官员千叶明先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毛泽东式的思维方式(反毛也是有普世意义的---笔者)，即致力于寻求‘主要矛盾’。一旦主要矛盾确定之后，其它的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计。”他的这段话就是说，中国人总喜欢把日本的任何举动都与日本侵略上挂钩。因此他指出：“小泉首相强调他去靖国神社的目的是‘安慰阵亡将士灵魂’(千叶明在后面还提到如果灵魂得不到安抚就会出来扰乱)，中国人立即将这个说法翻译为‘拜神’,即有崇拜军国主义精神的含义。日本人在宗教问题上与中国有区别，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很难接受。”“中国人似乎喜欢用日本作为替罪羊，以羞辱日本来应付自己国内的问题。”“日本大多数媒体都认为，(中国)的反日浪潮反映出中国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观点在中国的公知们那里可以找到知音)。一句话，参拜靖国神社只是深受日本上上下下尊崇的一种宗教仪式，与历史、与军国主义什么的无关。“外部世界强加给日本的历史观只能引起日本国民的反感，而且给右翼势力重新改写历史的机会。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反效果。日本政治家不会因为中方的压力就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见相蓝欣：《2025中国梦》)

　　千叶明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说：“小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引起邻国强烈的反应。”千叶明当即回答：“说到国际反应，只有韩国和中国有反应。”

　　千叶明说这些话是2005年。8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靖国神社问题，尽管中国韩国坚决反对，日本官民热情仍然至少没有降温，而且真正出声反对的依然还是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时美国等欧美国家为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也悄悄地咕哝几句)。当初日本还侵略占领了泰国、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区域，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被俘军人也受到过日军的残酷虐待，但他们基本都不发声。所以，透过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完全看出日本是怎样通过默契的官民互动在世界上赢得了好形象，日本政府的举动是有着多么深厚的民意基础。

　　2013年5月13日，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声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招募”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即性奴隶的制度“对维持军队纪律而言有必要”。这话一出，引起了中韩两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和美国的一些媒体，以及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反对声。桥下彻不得不敷衍了几句。但是，他之所以敢“大放厥词”，是因为他的“慰安妇”观在日本同样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

　　现在我们所指的慰安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外国妇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朝鲜，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和少数白人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对于当年日军的暴行，中国和韩国的态度都是强烈要求日本方面谢罪和赔偿。其中韩国的态度尤为激烈。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多多少少都曾表示出的谢罪和赔偿意愿。但唯独对慰安妇最多的中国(粗略估计与韩国相当)，没有说一句道歉和谢罪的话。这实际是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关。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和日本韩国是盟国关系。因此日本在从外交战略角度出发，同时也顾及到欧美一些国家的国会对慰安妇问题的反应，曾对对韩国作出过一定的让步。但对中国是不可能的。另外，日本也洞悉中国的老毛病，内部内耗是积习已久的痼疾。日本最大的软实力就是举国一致，不辨是非，只听天皇的，政府的，内耗微乎其微。最近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了几句关于钓鱼岛有争议的话，就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反观中国，你要说到慰安妇，某些公知就会往中国的文革扯，说中国近代最黑暗的年代就是文革时期，慰安妇被斥为“日本婊子”，受到了残酷的对待。在他们看来，日本对中国慰安妇是有暴行，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对曾经的慰安妇也有残酷，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这种看法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定的市场。日本人也乐于袖手旁观。这和南京大屠杀在欧美的反映很有相似之处。欧美大部分人对南京大屠杀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即使他们觉得日本军队进行过这种暴行，但是他们往往会这样思索：你们中国人在民国政府的统治下，日子不同样是过得痛苦不堪的吗?由此看来，日本确实看清了这种国际格局，加上日本人出国都怀着为天皇争光、为国争光的坚强决心，严于律己，“人人都是日本形象”，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分。所以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鄙视态度整体上没有多少改变。

　　现在再回到慰安妇这个话题。日本人对于慰安妇问题，大部分人的态度是理解的。这与慰安妇的历史有关，桥下彻实际上是深刻了解了这一点，才敢于“口出狂言”的。慰安妇的问题与嫖娼是密不可分的。而嫖娼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嫖娼(或者买春卖春)看作是一种玩乐和游乐。因此，早期的妓女也叫“游女”，妓院的所在地叫“游廓”或者“游廊”，妓院的密集的地区叫“游里”。妓女叫“游女”，玩女人就是“女游”。游女的大量出现是在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长达100多年的日本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除了战败一方的妻女外，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妻女也沦为了娼妓。她们的行为对慰藉了朝不保夕的武士们的灵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形成了最初的慰安妇的观念。慰安妇从萌芽状态起就与战争形影相随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对外扩张战争的道路，慰安妇也得到了大发展。明治27年(即甲午、1894年)“日清战争”之际，日本军人在人口仅10万的广岛(此地为日军出兵港口)备战期间，一年就留下了私生子2000余人。至此，慰安妇已经变成了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常识：男子的“爱国心”表现为为国捐躯，女子的“爱国心”则表现在为将士献身。到了明治后期，特别是日俄战争胜利后，娼妓业发展到极盛时期。因为日本战争的每一次胜利，都有慰安妇的功劳。

　　这一切都与日本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明治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是公认的“色鬼”。因此，在非战时期，全民参与的积极性高涨，连未成年的学生，笃信佛教和尚也淫乐其中。至于官方军方不但以身作则，还公开力挺。例如明治21年9月，一家叫“洲崎游廓”的妓院开张时，就邀请了总理大臣、东京知事和警视总监参加!虽然从明治时期就有人发起了“废娼运动”，但始终成不了气候，因为既缺乏官方支持，更缺乏民意支持。在民主制的国家，你有“禁娼”的自由，他也有“爱娼”的自由。几次曾有人向议会提交废娼的提案，无一不被否决，其理由除了是弱势男性群体需要，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倾斜外，主要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慰安前方将士。”

　　日本于1926年12月进入了昭和时期，这也是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日本从对内征召慰安妇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征召慰安妇就延伸到外国妇女。伴随着慰安妇制度的发展，日本的专家们也反复论证，得出了“性欲可以提高战斗力”的结论，有力地推动了慰安妇制度的发展。因此，日军每到一地，当务之急就是营造军营和慰安所。当日本国内慰安妇供给不足或者不及时，就只能当地取材或者就近取材，外国妇女，特别是中韩妇女就成了日军的主要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受害最深的还是韩国(朝鲜)妇女，因为朝鲜已经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逻辑就是：发动的是“圣战”，“圣战”为的是亚洲的“共同致富”，为“圣战”加油助力的慰安妇制度，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再推导下去，日本战败，为了解决美国占领军的性欲问题，日本政府不也倡导成了“特殊慰安措施协会”，征召日本妇女当慰安妇了吗?而且，为了解决美军女性官兵的性欲问题，日本还安排了“慰安男”。大家看看，我们日本早就成了令世界人民羡慕的自由民主富强幸福的国度，你们那些喋喋不休地批评我们的人呢?最好反思一下自己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强硬的。他们的强硬，是建立在强大的民意基础之上的。“民意不可辱”在这里完全是适用的。这就是现实。他们也知道，中韩两国提出的所谓“国际社会”“周边邻国”“亚洲邻国”，只不过就是中国和韩国，朝鲜没有多少影响力，不提也罢。反观其它一些二战期间被日本“圣战”占领过的国家和地区(此地区指台湾)，是和日本友好还是和中韩，特别是中国友好，日本人心里很明白。2007年菲律宾国会曾经还提出过议案，要求日本为慰安妇问题道歉。看看现在，日本不早就和菲律宾化干戈为玉帛了吗?至于台湾同胞的亲日情结就更不要说了。据2010年1月台湾的一项民调结果，有52%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他们最喜欢的国家。第二和第三是美国和中国(把中国也列为了外国)。而且第二第三和第一的得票率差距非常大。除了民意调查，更重要的还有行动。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的捐款人均额居世界第一，凸显了台湾和日本非同寻常的关系。

　　日本政府的强硬来自于日本人民的强硬。同时，他们的强硬也来自对世界格局的清醒判断，不轻易受到中韩两国的“忽悠”。你说他“忘却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他就拒不承认外部强加给他的历史观，即使“东京审判”形成的国际共识也算不了什么;你说他“想改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他就认为没有美国点头的任何国际秩序都是空话，二战后的“四强五强”，说到底还是美国说了算;至于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解释权不就在美国吗?!还有中国的反日游行，日本更是视为“闹剧”，他们最多贬损几句，多的话自有中国的公知们去说。什么新时期的“义和团”暴乱啊，什么中国政府为了转移自身“危机”啊，日本人是听在耳里，喜在心里。2012年中国有的地方砸了日本品牌的车，无损于日本车在2012年世界销量中独占鳌头，也无损于现在日本品牌车在中国重登宝座。日本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的确老到，日本的负债率达到年GDP的240%，日本人就是支持政府，把钱就借给政府向外撒，赢得了众多国家，包括二战期间被侵略的国家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这事要拿到中国来肯定行不通：自己国家还有那么多人生活贫困，你还搞什么援外?!

　　笔者以为，对付日本的强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是不起作用的。讲事实不如讲现实。讲现实就是讲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当你的实力大大超越对方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起作用了。就硬实力而言，中国近年来有了很大长进，但难言对日本有所超越，何况日本后面还有美国。至于软实力，有些公知说中国距离日本还差五十年到一百年乃至数百年。这话也有道理，要缩短这个距离，最主要的还是希望那些公知们能够做向日本人学习的模范，首先把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动不动就诉新中国的苦，特别是前三十年的苦。日本人好像从来不诉天皇和军部把他们拖进战争的深渊之苦的。

　　实际上，还就是那个前三十年，日本人曾一度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空前团结，在国际上不畏强暴，痛击美军，大胆叫板美国苏联两霸，使日本人真心佩服(日本人至今仍深刻感受到美国和俄罗斯强大的军事机器的压力);而中国对羁押的日本战犯施以人道主义宽恕及和平主义改造，使日本人倍受感动。这些战犯在外出参观时看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崭新风貌，没有不佩服的。在1946年远东(东京)审判中，28名受审者，包括那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东条英机，无一认罪。新中国1950年7月19日从当时的苏联接收了日本战犯1062名(包括科刑者45名+免予起诉者1017名=1062名)，经过新中国政府的改造，全部认罪。其中对45名的审判是1956年进行的，他们全部认罪伏法，无一例外。1062名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这至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那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正如邓小平说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尽管那时来华的外国人不多，但最多的还是日本人，他们对那时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多有褒扬。

　　如果中国的经济再能高速发展10年，硬实力完全可以大大超越日本;如果中国还有能力重拾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软实力，那么，作为只服从实力而从不听从道理的日本民族，到时候不服中国也不行了，就象二战后他们对美国的态度的改变一样。到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肯定不得不改变，因为日本人民的民意肯定已经改变了。至于当前，我们还只能是尽可能地以强硬对强硬，以强硬促搁置，有理有利有节。目标还是一个，千方百计尽快地把自己的家园打理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