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9：李光耀的无间道25/12/10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后李光耀时代对李光耀的历史评论必定是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或许，除了正统的学术研究途径之外，也可以从非传统的另类途径，多方面去尝试了解李光耀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过的多元角色。

　　中国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前者指官修历史是可考证的历史，后者指私人编辑的历史，其中有私下传递的不可或无法考据的历史。

　　2010年12月6日，我爸是李光耀的李玮玲透露 ‘几年前，中国官员好意要安排李光耀探访李家在广东省大埔的故居，但他为了“避嫌”而婉拒了。…因为当年，新加坡的邻国始终认为新加坡是第二个中国，李光耀担心如果他到故居访问，可能会加深邻国对新加坡的误会。为了新加坡的利益，他拒绝了中国官员的好意。’

　　2010年7月28日，司马正史撰写的《谁是李光耀的真正的祖父》却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李光耀是梅县客人，不是大埔县党溪乡客人。按这一说法，李光耀之所以婉言谢绝是因为那里并非他的祖上故居。另外，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家庭”一节中，则绝口不谈他的祖辈。

　　从此一例子可以知道一件史事，即便是件简单情节，也可以有着至少六种不同的论述;是，不是，不知道，知而不道的隐瞒，不知而道的胡说八道，不可道的无间道。

　　在佛文化无间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一种备受煎熬的意识境界。香港电影文化将这种意境转化为卧底表里不一的尴尬处境：忠是恶，奸是善。在这种非同寻常环境里，事情真相只能意会不能明言，因此，阴谋都是不可道的无间道。

　　西方的阴谋论是用来试图解读一些虽无法证实，却又似乎确有其事的历史事迹。阴谋论排除偶发因素，相信事故发展过程都是有脚本的谋而后动，为了达到某个政经目的而依序去执行。阴谋论的特色亦是其缺点就是充满了不可道的隐秘色彩。

　　介于信疑间的阴谋论虽说无法考据，但却可以开辟出一些非常的视野去探索问题，有助对问题作出非传统的判断。宇野正美 (1988) 的《大阴谋-犹太人意图一统国际经济》把日币升值，日美贸易摩擦，西方强化韩国经济奇迹，视为犹太人控制日本发展的手段。据悉，日本大贸易机构的高层都熟悉这本书，也从这种逻辑去解析国际政经动向。另外，宫崎正宏(1989) 《反阴谋》则是驳斥犹太阴谋的论述。

　　用演绎出来的现象去查核事实，并非本末倒置而是开辟新思维，比如，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蒙德就指出，他是先以数理摸式去演绎一些可能出现的现象，然后才依据这个轨迹去探索经济现象的演化。

　　回顾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历史，李光耀在务实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立场飘浮不定，一些西方学者如Thomas Bellow (1970)称之为无原则思维;政治观点与决策可以左，右，骑墙，比左更左，比右更右，凭利益决定何种是适合时宜的立场。

　　从阴谋论来说，这种多变化的政治立场，可以看成是李光耀有着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下，作出该角色的理所当然的政治言行。在这一个层面上，李光耀的所作所为都有其一定的政治思维作为指导原则。换言之，在李光耀的无原则政治决策底下有着其一定的逻辑可以推理。

　　明显的，新加坡没有了国际任务就只不过是个渔村，同样的，李光耀没有了国际任务就不能，也不会成为显著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说白了，李光耀的一些言行不可以单从新加坡立场去判断，而是要从李光耀在国际组织上的身份去解读。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李光耀以87高龄为何在来届大选还要再战江湖，当然，除了长期习惯于总统府的随心所欲生活作息，也是有放不下的隐秘任务承担。这也应该是李光耀为何需要一个堂皇的政治地位，以方便长期不间断的周游世界列国。

　　李光耀有些什么不可道的身份?二战前后，东南亚的逐鹿群雄中有日本，西方资本世界，马来亚共产党，以及东南亚同盟会，那么，阴谋论者是可以从已知的事情，去探索事情演化过程中不可道的政治安排与幕内交易。

　　James Minchin (1986) ：‘…吴庆瑞作为新加坡自卫队成员理应被枪毙，…他避开了检证…一位朋友庇护了他，让他在战时的税务局工作，娶了一位本地的日本妇女为妻。…李光耀一家也过的安逸…因为得到一位富裕的港务局承包商关照，他是李光耀母亲多年来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此人的生意在日治时期蓬勃发展…。’

　　李光耀在日治时期是一家日本通讯社的翻译，也从黑市物资买卖中敛财致富。李光耀在日治后期被特务跟踪，原本计划到金马仑躲避，但在受到此行不妥的警告后留在新加坡藏匿，直到英军登陆。

　　战后，李光耀在商业航运恢复之前，搭乘第一只离开的英国军舰前往伦敦;同船的十多名学生都有显赫身世，唯独李光耀是例外。李光耀是凭什么条件和背景登上军舰?T J S George (1974) 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叙述记录了一则传言：日治期间，李光耀也可能是英国情报员。

　　李光耀学成后回返新加坡之前，一些在伦敦的英国人致函嘱咐在新加坡政治部担当要职的朋友，好好照顾李光耀。李光耀上台后委任的政治部主管就是其中一人。

　　这些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的历史，应该还有相当的探索空间。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庇护这一批将会在战后治理新加坡的吴庆瑞，李光耀，韩瑞生等等的幕后者是谁?显然的，能在战争年代提供庇护者肯定非等闲之辈，那是日本的何方神圣?

　　阴谋论者还要追究的是，除日本人之外，李光耀和英国人之间又有什么不可道关系?根据文献，李光耀享有比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更多的机密情报，那么，在野的李光耀何以会有这些特殊的政治权力?李光耀在以华治华的殖民战略中担当了何种角色?可见，这一场权力争夺中充满了政治无间道。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李光耀何以重用黄望青这位身份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黄望青又名黄耶鲁原是马共要员，日治时期身穿日本军装自由出入令人闻风丧胆的日本宪兵部。战后，黄望青有多重身份：南洋大学理事会成员，新加坡驻日本大使，和新加坡广播局主席等。

　　李光耀和黄望青的关系最终破裂，黄望青的家庭生意受到调查，儿子黄少朗被控漏报所得税。据悉，案发后，李光耀通过拉惹勒南招见黄望青，但黄望青拒不见面拂袖而去，回返厦门鼓浪屿。

　　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李光耀通过黄望青处理了些什么事情?和马共沟通?清算华社，华商和华文知识分子?代理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昭南岛时代，两人都是日本人的‘翻译员’，他们之间有何相同或者相异的不可道关系?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东南亚华商的政经势力，也就是同盟会组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比如，Dennis Bloodworth (1986)与《白衣人》(2009)对新加坡权力斗争的叙述，其焦点是李光耀和左翼华人的政治斗争，而右翼华人似乎是一个缺席的角色。

　　同盟会组织在新加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从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等等的历史认识个中情况。早年的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就是由这一个派系建立与推广，所以在华校的学生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样的，在工运中亦有其自身的组织，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就是左右两派华人的政治角力。1960年王永元被李光耀开除党籍后另起炉灶，得到右翼华人政治势力支持。李光耀在和林清祥决裂后的华社支持亦是来自这一股力量。

　　李光耀重用的华商连瀛洲和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连瀛洲在南洋大学草创时到美国聘请林语堂主持校政，林语堂扬言要把南洋大学打造成一座反共堡垒。和CIA有来往的林语堂退场后，连瀛洲在吴庆瑞的帮助下创办义安学院，在华文教育上分裂华社。这亦是华社与华教两个板块里两股华人的政治角力。

　　新加坡武装部队是由冒充墨西哥人的以色列人协助建立，海军是由台湾人协助成立，台湾是星光计划下新加坡军队训练野战的场地。李光耀和台湾的政治势力从蒋经国，以至今天的当权与在野势力均有来往。李光耀身为一名‘外人’何以要毛遂自荐介入台海两岸的政治议程?何以‘大佬’般的不时指点台湾江山?

　　李光耀何以由反共变成亲共?何以在中美，中台关系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立场?先是向中国放话说美国并无围堵中国的意图，却又支持美国留在亚洲以抗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同样的，先是认同台湾力图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却又告诫马英九不可提速改善进程?

　　李光耀积极参与的这些国际政治是否超越了新加坡话语权?那么，李光耀是站在什么政治台阶说话?对阴谋论者而言，中国崛起对海外原有华商利益集团必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与冲击。或许，这其中涉及一个不可道的政治权力与利益再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