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10：李光耀与赵ziyang

　　作者： 乌龙山 来源：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1975年3月，新加坡派遣部长赴中国开交流会。第二年，李光耀首次赴华，会见毛泽东，并参观了几个城市，在西安观赏兵马俑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物，寓意着伟大的未来。”李光耀这一留言当有感触，他知道，英国的考古学家在伦敦舰队街挖出几件骨制品，竟然雀跃万分，面对着眼前气势非凡的兵马俑，他还能说上什么呢!

　　1980年9月，赵ziyang被选为国务院总理。1981年8月，赵ziyang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在总统府设宴招待，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李光耀说“尽管我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目标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有着一些共同利益。”

　　1985年，李光耀访华，赵ziyang设国宴招待。此次访问还参观曲阜，登泰山，然而天不作美，突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五岳之首的岱宗似乎显灵不表欢迎，只有作罢。

　　1988年，李光耀再次访华，分别会见赵ziyang、杨尚昆、邓小平。赵ziyang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李光耀，介绍了改革情况。就在此次访问期间，赵ziyang与李光耀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替他庆祝生日，还为他铺了一条通往泰山山腰的道路，李光耀终于登上泰山，还在泰山脚下的泰山宾馆住了一宿。赵ziyang在百忙之中为李光耀作了这几件事，虽说是尽了地主之谊，但是与他节俭的作风背道而驰，李光耀在他眼中，究竟有何价值?很明显的，这几件事应该是李光耀还没到来之前就几经做好了准备，赵ziyang与李光耀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也就在这一次访问，赵ziyang送给李光耀《河殇》录像带。然而李光耀来华之前，早已做了准备，当赵ziyang问起《河殇》内容(也许是李光耀自说已经看过)，李光耀说“太悲观了。”以李光耀的华文水平，难以看懂华文影片，更以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近乎无知的认识，《河殇》这样深奥内容，他只能看得满头雾水。因此，所谓“太悲观了。”肯定是身边幕客所言，聪明的李光耀，却用一句话解决了主人送礼的盛情，并表示自己关心时局动向。

　　李光耀和赵ziyang的关系有多深?可以从赵ziyang引述李光耀的谈话看出来，现将这两段话引述如下：

　　“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新加坡在1994年2月26日与中国签订了管理苏州工业园协议书之后，才有所谓的经济合作。在此之前，不过是传统的中国副食品单方面的进口，日常的咸菜、皮蛋等等，真的是依赖中国。

　　赵ziyang在此引述的李光耀谈话，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光耀话中针对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当自己想要与对方进行经济合作，骨子里却视之为仇敌，李光耀专注的不是互惠互利，经济为先，而是耿耿于怀别人的政治制度，其诚意已经大打折扣了。

　　而赵ziyang在引述了李光耀这两段谈话后，发表了自己的评价：

　　“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

　　赵ziyang这段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光耀说的是政治制度，是敌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过分依赖”，不外是把别人看成没有信用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苏州工业园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早有“过分依赖”的防范，而且一直以为对方存心使自己吃亏。当发现工业园附近有两个本地工业园时，那种“过分依赖”苏州中新工业园的失望心理，几乎快要爆炸。赵ziyang说“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表面上看来是提醒自己人注意对方有所准备，但就李光耀滔滔不绝的针对政治制度而言，是否也在暗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妨碍经济发展的框框?

　　李光耀和赵ziyang见了几次面，关系突飞猛进，赵ziyang急切的改革心愿，已被李光耀洞然于心。这位东南亚的反华反共急先锋，竟然可以与赵ziyang搞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赵ziyang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浑浑然不知路应该怎么走，李光耀的到来，似乎让他开了窍，此时不论鸡毛也好，稻草也好，只要是外来的意见，外来的和尚念的经，听起来是那么新鲜，那么诱人，于是再也管不了什么反华反共，先将之视为上宾而后已，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打球、庆生、铺路之举动。赵ziyang浑然不知李光耀心中想些什么，因为他太不了解此人的内心世界，不了解此人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思想，在反腐的示威浪潮中，他六神无主，麻痹大意，没有发觉与李光耀接近，是一种冒险行为。然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一人专制统治，也使他无法了解中国的集体集中制，他错误地以为赵ziyang可以像自己管理新加坡一样，一声号令，官员百姓莫不唯唯诺诺，匍匐而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猜测，李光耀与赵ziyang交往之际，赵ziyang对他的“知遇”，使他忘乎所以，幻觉中自以为是特洛伊木马，是屠龙的大卫，赵ziyang这块肥肉，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将要制造惊天动地的历史。在本国内，他消灭了左派势力，眼前是要摧毁一个超级的左派势力，资本主义世界，将要看到第二个苏联的灭亡。

　　1989年6月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新加坡的电视与广播，不断报道跟踪，似乎中国当天晚上就要变天。第二天，报纸大事报道，图文并茂，真实与伪假新闻充斥版面，谣言满天飞。在此之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位记者黄丽萍，原本前往北京采访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突而转变专门采访学生示威，特写不断飞来，甚至预言中共政权将会倒台。李光耀在天安门事件隔天出来指责中国政府以不对等的武力对付学生，成为亚细安(东盟)唯一指责中国政府的国家领导人。6月5日晚间，李光耀的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其要点如下：

　　“总理与内阁原本料想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平息内乱时，会运用最少武力的原则。”

　　“相反的，军队使用的武器与暴力造成许多人命伤亡，这与手无寸铁的平民所作的反抗完全是不相称的。”

　　“一个大部分人民，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民与政府不和的中国，动乱将发生，人民愤懑，改革将停顿，经济将停滞。由于中国地广人众，这样的中国可能为自己以及亚洲邻国制造麻烦。”

　　在动乱中，赵ziyang确实是下了台，不过强人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仍然牢牢掌握政权，天没有变，李光耀感觉自己操之过急，言之过早，环顾亚细安各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开口说话，自己已经言由口出，马前泼水，难以收回了。事态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李光耀有所警觉，不久，他找来国会议员白振华。这位典型的跑腿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进中国，负有特殊使命，他为了私利，在福建安溪廉价收购果林，建筑房屋，在新加坡招徕购买，大赚特赚一把。李光耀命他炮制了《李光耀眼中的六四》一书，其原因就是此人出出进进中国，李光耀以为他对六四事件会有所了解，对中共有所了解，能够为自己缓颊，制造下台阶，而且此人极端反共，每当返回新加坡，逢人就说共产党快要完蛋了，是一个适合的人选。然而此书内容竟然与之前李光耀的谈话大相径庭，他指责学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说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行为。不幸的是，那位落力报道的记者黄丽萍，也因而遭了殃。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中国建交，李光耀在建交后立刻赶到中国去，行程中向赵ziyang的亲属打听赵ziyang的近况。往事如烟，神州依旧，此时的李光耀，心中五味杂陈，不知有何感想?

　　李光耀会讨好别人，例如天安门事件，他认为邓小平经历过革命、动乱，所以义无反顾下令平息动乱，并以此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对此，借抑低戈尔巴乔夫来抬高邓小平。又如他知道习近平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于是在2007年说他插队6年，经过磨练，吃过苦头，是曼德拉式的人物。我们不禁要问，李光耀称赞习近平为曼德拉式人物时，他可有想过被监禁时间超过曼德拉的谢太宝?

　　2005年赵ziyang逝世，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是李光耀心中的遗憾。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今天的新加坡已经“过分依赖”中国，李光耀向来心目中崇拜的的英、美、日三国，都已经走向下坡路，而中国崛起，广开投资天地，让新加坡政府以及非政府的投资如其所愿，大展拳脚，对其停滞不前的经济，尤其是建筑业的帮助甚大。新加坡的大量中国移民，满足了新加坡的人口平衡担忧，尤其是选票的担忧。而中国源源而来的黑钱，更是求之不得的非生产性盈利。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本来就是可以“过分依赖”的。李光耀年事已高，在世已无多日，但可惜他完全不懂中华文学，如此可爱又可依赖的中国，真是应了苏轼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