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全球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志坤

　　全球战略形势正呈现日趋紧张的大趋势，由此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影响，就是猛烈冲击着此前一度相当热闹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个所谓的大潮出现岌岌可危、行将就木的危险后果。因此，尽管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说法在中国依旧还有很多拥趸，但人们都在深深拷问，这条路今后还走的下去吗？

首先，要解析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我们一直都走在全球化的路上，不管我们是否具备这个意识，是否有这个自觉，人类社会的自然进程都始终是这样，这是伴随人类技术进步的脚步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远古时代，由于技术能力限制和交通障碍，人类各部分之间、地球各区域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换相当稀少，但随着人类技术手段与能力的提高，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换就日甚一日地发展和发达了起来，以至于现如今可以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程度，人们甚至将地球当成是一个村子，号称为“地球村”，俨然乎东西半球只不过如同村东头村西头一样，南北世界不过舍南舍北而已，可见各部分彼此之间来往之方便快捷。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全球化”？回答说，这就是最真实意义上的全球化。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历史进程。

　　但是，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全球化，却同此前一个时期沸沸扬扬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那是一个应该打上了引号的“全球化”，是特定的人群借助于自然意义上的全球化这个基础，推波助澜并按照他们主观意图所设计所掀起的一个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下的“全球化”，就成了特定政治与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成了发起者、主导者贯彻其战略企图的载体。如果进行简单区分的话，可以说，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化：一种是自然而然发生并按照人类社会自身演进规律推进的全球化；一种是特定人类集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着特定战略企图而推进的“全球化”。第一种类型的全球化无须打上引号，而第二种类型则必须打上引号才行。

　　这第二种类型的“全球化”，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多起，出现多轮历史高潮。

一是古代帝国所推进的“全球化”

　　漫长的古代时期曾出现过几个著名的世界性帝国，这些著名的帝国有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等，尽管有些帝国为时短暂，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帝国治下的“全球化”。当然，这种“全球化”十分简单，即把统治者可及之处都纳入到一个政治框架之中，有时还包括宗教上的皈依。这种类型的“全球化”如同所谓“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一般，演绎循环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

二是殖民主义高峰时期的“全球化”

　　西方殖民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又一轮的“全球化”，当此之时，疯狂的西方殖民帝国把世界上一切能瓜分的地方全部瓜分完毕，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完成对全世界的覆盖，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纳入到西方的框架之下，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许多地方都成了一个大英帝国治下的一部分。

三是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同时，也带来生产方式的大扩张，打前锋的两大项目就是掠夺全球资源，占领全球市场，因此“全球化”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突出特点。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立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这波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同殖民主义所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互相衔接、彼此叠加、如同风火相助之势。这轮“全球化”有促进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给一些弱小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甚至就连中国、奥斯曼等这样巨大的古老帝国也都因此遭遇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此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席卷天下，几成不可动摇之势，在此之外人类已经看不到任何其它别的希望了。真因为这样，所以才让李鸿章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浩叹。

四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推动的“全球化”

　　工人阶级走上人类历史舞台，这支新生的政治力量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这个革命潮浪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文化，体现了充分的世界性，它的经典语言就是“工人没有祖国”，它的杰出作品则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伟大的政治全球化，这场“全球化”也给人类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以上是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各种“全球化”的梗概，对此进行一点粗浅的总结，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力量基础上人为推动的结果；

其二，都具有潮涨潮退的基本特点；

其三，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性的作用与影响。

以史为鉴，现在我们再来说说眼下世界所经历的这场“全球化”

　　这是建立在什么力量基础上，是怎样性质的一场“全球化”呢？

首先，要说清这场“全球化”的历史与战略背景

　　这轮“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资本主义世界赢得冷战胜利。失去制约的西方集团将其霸权统治推进到全世界，要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阵营依然屹立，两个体系、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的胜负问题都没有解决，所谓的“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了。当然，赢得冷战胜利，只是资本主义体系阶段性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战胜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但阶段性的胜利足以为资本主义搞一轮的全球大扩张提供充分的条件了。这就是这轮“全球化”的基本背景。

其次，要理清这场“全球化”的基本进程

　　相比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球化”，我们最近所遭遇的这场“全球化”无论是规模还是内涵都属于历史空前，具有强烈的综合性、战略性特征，所形成的潮流也更具有爆发特点，所产生的冲击作用十分巨大。认真梳理这股大潮，可以细分为如下几个进程：

第一位的是“政治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首先是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纷纷改旗易帜，接着是原来一些走独立自主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投靠西方门下，更多国家则在政治上急剧右转，或者在战略上走依附霸权集团的道路，“颜色革命”席卷各国，资本主义制度攻城略地，再现了一次空前的政治军事大扩张，形成一股“政治全球化”浪潮，大有将世界各国混元为一的气势。

第二位的是“意识形态全球化”

　　挟“政治全球化”之威，紧密相关联的就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与价值伦理被打扮成为全人类的普遍法则，被描绘成最高与最后的精神圣殿，这就是著名的普世价值及其所掀起的大潮，这股大潮滚滚而来，猛烈地扫荡其它被西方视为异端和另类文化与文明，一时间让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文化根基与历史传承都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当此之时，什么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等形形色色的新学说在各国落地、开花、生根、结果 ，把很多国家都折腾得天翻地覆，全球舞台上许多政治与军事枭雄，因之被吞没掩埋。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一些公知们才一度高叫“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过是他们借用别人的旧话老话来打自己的新招牌而已。

第三位的是“经济全球化”

　　政治与思想之后才是经济上的事情，才轮到商人们粉末登场。伴随冷战胜利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做大做强，接踵而来就是全球经济贸易空前活跃，西方跨国公司以强大的政治军事背景为后台，深度开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大量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来进行，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垄断技术与金融的基础上，通过制订规则、掌握流程和支配分配次序来实现寄生，甚至连美国这个曾经是全球最大制造国，也都把许多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在此基础上出现生产世界化趋势，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普遍加强，全球经济贸易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世界在经济上俨然也浑然一体了。

最后，要预判和评价这轮“全球化”的结果

　　现如今上述几个方面的“全球化”一概都呈萎缩退潮之势。在政治与军事的西化方面，除了个别国家如乌克兰、缅甸等之外，大多数国家西化的进程基本已经终止，留下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在其他更重要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古巴、越南等，政治西化进程则严重碰壁，遭遇惨重的失败。基于上述两种情形，西方集团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扩张基本上宣告完结，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也因之走入低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这是暂时的逆流、还是落幕的结局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上述所谓的“全球化”，即西方集团所主导所推动的“全球化”，其中充满他们的欲望与谋求，从头到尾都贯穿他们要实现统治全球这一根本目的，说得直白一些，实质就是一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他们要用西方模式覆盖和压倒一些，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西方的绝对统治，即伴随“全球化”而同时甚嚣尘上的“一体化”。在西方集团的战略设计中，全球化只不过是手段、途径与形式而已，“一体化”才是目标、终点与归宿。因此，在有关描述“全球化”的大部分政治语境里，“全球化”总是同“一体化”形影不离、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属于“一体两面”，或者近似于“皮和毛”。没有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就不能实现霸权主义治下的“一体化”，如果霸权主义的“一体化”失去着落的话，则西方集团所主导所推动的“全球化”也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再也无法滚动运转了。

　　现在，霸权主义治下的“一体化”已经归于幻灭，因为这种所谓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类世界发展一致性同多样化辩证统一关系，抹杀了各民族文明历史与政治现实的合法性，必然要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抵制与反抗，尤其是“政治全球化”，在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军事战略全球化”也在俄罗斯、伊朗、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等地遭遇挫折失败，更重要的是，凡是被美国被西方“化”过的国家，几乎个个都成了失败的样本。所以，这轮“全球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成效，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总体而言，并没有达成西方的诉求，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个他们曾一度寄予厚望的“全球化”了，开始打退堂鼓了，而要把主要矛头与战略要点聚焦在中国身上。

　　因此，这一轮西方集团所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失去动力，正在呈退潮之势。霸权的主导下，西方集团改弦易辙，正在重读旧冷战的读本，要在此基础上打一场全球性的新冷战，所谓的“全球化逆流”就是他们这等打退堂鼓的逆流，就是他们打新冷战的逆流，这不是什么暂时的现象，而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战略路径。当今世界虽然正在发生和进行着“东升西降”的战略变化，但基本的力量对比仍然是严重的“西强东弱”，全球战略局势的主导者仍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战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已经将“全球化”当破鞋子一般扔到了垃圾堆里，这个“全球化”无可避免地就成为了垃圾。

中国应该做怎样的选择与应对呢？

　　中国是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对经济上的“全球化”持热烈拥护的立场，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诉求高度契合、密切呼应，二者之间几乎“风正一帆悬”般天作之合。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借经贸交流空前密切之力，借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之助，200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迅速超越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跃居世界第二位，迅速接近美国并出现明显赶超的趋势。客观地说，中国确实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政客及其舆论宣传曾经一窝风地鼓噪中国“搭便车”，说当今中国之所以实现经济腾飞，就是因为搭了西方的便车，好像是“仁慈”的西方拯救了破落的中国一般，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良”，中国不过就是人类发展大路边上的一个乞丐而已。西方至上的思想意识在这个“搭便车”的说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其后的根据和影子，就是这个花里胡哨的“全球化”。

　　正因为这样，所以“全球化”在中国不但被许多人理解成为“经济全球化”，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而且还形成了严重的思维定式。一些人为中国已得其巨利这一实践经验所束缚，在理论得出“全球化”为中国所必须或者中国离不开全球化的思维逻辑，认定中国只能继续走“经济全球化”道路，也认定中国只有继续走“全球化”的道路才能实现崛起复兴。

　　基于这一愿望，所以在中国有人判定“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大潮，认定目前霸权所发动的经贸战争只不过是“全球化”的暂时逆流，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大势，因而对更大规模、更深程度进一步的“全球化”寄予厚望。坦率地说，“全球化”之下，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巨大的惯性，造成严重的路径依赖。

　　正因为这样，“全球化”在中国也造成相当明显的政治幻觉。一些“专家”、“学者”借“全球化”之势鼓噪所谓的“一体化”，在同世界“接轨”的名义下，还想在中国掀起什么新“启蒙”运动，企图推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走西方道路，而他们自己则矢志甘当中国皈依西方的“接引道人”，由此在中国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西化”风潮，给中国社会带来强烈的政治冲击。假如中国真的按照他们所设想的路径持续地“化”下去，中国固然不会“化”成法国、德国或者英国的模样，但却很可能“化”成今日的俄罗斯或者乌克兰。这样“全球化”显然不会为中国人民大众做接受，能接受的只是极少数人。

　　因此，要不要走“全球化”道路，应该走什么样的全球化道路，现如今成了摆在中国面前十分迫切的战略命题。

　　从理论逻辑上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应该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国也不例外。但这个全球化应该是人类社会客观自然进程中的全球化，而不是西方集团所主导下的“全球化”，更不是霸权治下的“全球化”，因为在霸权治下的“全球化”，各国各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所谓“中国需要当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还怀疑”的论调是彻头彻尾的走狗论调。事实上，中国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始终在总体上拒绝“政治全球化”，真想让中国接受“政治全球化”的只是极少数分子。同时，中国也是霸权主导下“军事战略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失去军事战略的独立性，就连当年的蒋介石都不会这样干，更不用说今天的中国了。十八大以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同西方集团所推动的“全球化”彻底分道扬镳。

　　这就意味着，既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中国已经走不下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也不可能在允许中国再搭上他们的便车，他们一定要踢开中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还将利用各种经贸手段从中国这里捞取好处，还会充分利用和挖掘同中国的经贸联系，在一个时期内对中国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即在战略上极力打压的同时，在经济上拉住中国，以便榨取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的剩余利润。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捞够了的感觉，即便已经在中国捞取了很多，也还想在中国捞取更多；即便中美战略关系高度紧张，也不妨碍他们还继续要在经济上捞取好处。所以，在表面和现象上，既有的“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在中西方经济关系中还将留下一抹余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轮“全球化”正烟消云散，“经济全球化”也不例外，不久之后也要断水断流、干涸沙化，代之而起的将会是新的全球经济形态，这一新的全球经济形态将是适应全球新的政治与战略形态的结果，因此，二者的形成过程将始终相伴随相促进，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并且充满风云跌宕的激烈过程。

　　因此，为着未来的安全与发展计，中国应该设计打造一条适应中国的全球化之路。从战略层面上说，今后中国理所当然地还要继续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并将其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逻辑与人类道义的高度诠释其积极意义。但在战术处置层面，则坚决不能捡过去西方集团那个“全球化”的垃圾（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7年文章《全球化乃梦幻泡影，中国不可见猎心喜》），相反，还要大力反对和抗击他们的“政治全球化”、“意识形态全球化”、“军事战略全球化”，以强有力的战略行动粉碎霸权的攻势，破除西方集团的阻力、摆脱现有国际秩序的羁绊，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体系、新格局，使中国经济能力真正发挥战略性作用，使中国真正地成长为全球战略格局中有突出引力带动作用、拥有众多围绕者的一极。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过去的历史答案；走自己的全球化之路，这将成为中国通向未来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