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地缘战略的混乱中崩溃

安德列斯·皮克拉斯 魏文编译

美国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个世界秩序，由一些全球性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和雏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在联合国的控制下负责治理世界的秩序。它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建设全球的资本主义，按照因为流失或困扰帝国主义的命运本身紧密联系的形象打造，企图将美国的管辖权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以此在以后将它的装置和措施的整体旨在在全球积累资本。面对对这种积累的日益阻碍，抢夺或占有集体的财富增加了，社会本身直到此时已经发生这种事情。特别是最后这个因素将通过所有各种贸易和投资的协议和条约给自己装上了铁甲。

在1990年代一旦消灭了苏联的制度这个敌人，结果建立了一个超国家的合法制度，将全球化的资本对大多数国家政治领土的活力和人的统治神化。事实上，建立在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基础上从韦斯法利亚继承的国际制度实际上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人民的主权”几乎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在实践中都不可能实现），自我牺牲的目的是保护独占的所有形式和大资本的私人所有制，特别是保护食利者。这样，“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条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一直在制造一种非正式的“国际法”，实际上它以美国的法律和法规为基础（因为任何与这个国家的条约或协议都不能违反美国的法律或美国的国会，美国不接受任何国际机构违背美国的决定）。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签署的所有的条约都在美国的法律之外的法律制度化，实行治外法权。“贸易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这种行动，由于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由于国际关系的军事化，面对加速占有世界的资源和进攻性的控制市场，结果它是高度共存的。

这是一种单边的全球化，在美国的法律之外行使治外法权，与此同时美国豁免自己履行国际协定。也就是说这是一道命令，从那时起美国要求其他所有的国家履行协定，但对它没有相互的性质。

美国没有签署的公约、议定书和协议：消灭所有形式歧视妇女的公约（只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阿富汗没有签署）；镇压贩卖人口和和剥削别人的娼妓的公约；京都议定书；关于保护和利用跨国界的水道和国际湖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章程；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的地雷和关于破坏它的公约（渥太华条约）；旨于取消死刑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国际协第二授权议定书；关于镇压和惩罚种族隔离罪的国际公约；为了移民的马拉喀什世界协议；谴责在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的决议（只有美国和以色列系统地拒绝签署签署这些谴责）；关于不适用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公约；反对军事招募、利用、资助和训练雇用军......

美国签署了协议但是没有批准，因此免除自己履行这些协议：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只有美国和索马里没有批准）；有关儿童参加武装冲突的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权限议定书；关于有关贩卖儿童、儿童娼妓和在色情中利用儿童儿童权利公约授权议定书；关于持续的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协定；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跨国界的移动和消灭这些废物的巴西利亚协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协定；完全禁止所有核实验条约；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的国际协议；关于工会自由和保护组织工会的权利的协定；关于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的协定；关于准许就业最低年龄的协定；关于条约的权利的维也纳公约；联合国反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公约等。

美国批准镇压恐怖主义袭击的国际协定和镇压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协定分别用了4年和2年时间，2002年6月尽管从那时以来已经发生的事情表明美国从来没有履行这些协定的意图。

此外，1985年10月7日美国宣布对连续发生的事情将不遵守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决定，它中止加入自己承认它的司法管辖权的义务的宣言。2002年5月6日美国宣布不再认为自己不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章程有义务（最近甚至撤销了法院的总检察官的入境签证，因为他企图审判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可能的战争罪）。

亚洲的重现（中国的加入）使全球的资本主义不稳定

但是，整个正在减少积累和抢夺增加更多的世界单边架构因为两个决定性的进程的汇合开始削弱：一是资本主义和由它创造的世界体系的危机，以及它的霸权主义强国经济政治的衰落；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出现和俄罗斯国家主权的恢复越正多越多地出现在国际上；社会的构成一步一步地相互接近，以便创造一个很难应对的双轮“双座车”，正在开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规模相似的新的生产模式）。

让我们简短地看这种挑战在什么地方。美国最后将作为霸权的美元锚定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价值的储存和交流的货币，同时将军队与美国技术的进步相联系。这两个支柱相互支撑：美元可以履行全球的角色，因为它的信任得到武装力量的支撑，直到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同时直到此时这支军队能够继续这样，是由于美元在全球的作用和做到能够没有任何基础发行货币和吸引不能收回的债务（同样的事情适用于它的技术复合体，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军事化）。

但是，可以预见估价过高和没有价值支持的美元（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成是没有生产的利润支撑），很快将不会留下很大的空间以便继续保持可憎的军事复合体。因此美国国家的政治--领土优势将失去力量。

中国的绽放已经推翻了美国单边的全球化所有的动力。现在金融制度已经开始分享人民币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石油—黄金--元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和世界上拥有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估计这个国家以同样的比例开始摆脱外国货币的储备和美国的债券。由于现在事情的现状系统性的逻辑可能 导致建立一个新的依靠一个美元失去它部分分量的的货币交易所的国际金融架构。对此超级大国或多或少将抵抗一段时间，但是合乎逻辑的趋势是迟早为了结果不搞乱资本主义的经济，使锚定能源的货币和生产性的经济出众（今天存在的虚拟资本和“魔术的资金”在某个时候是能够与它共处）。

不论是能源还是生产性的经济已经不在从1700年就统治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轴心，而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的轴心，从俄罗斯恢复它作为主权强国的国际角色的时候起。特别是中国，但是一点一点地点做，俄罗斯是部分地去做，面对世界退化的资本的发展，两个恢复政治—国家的的领土权唯一的反对力量，一种因为本身的需要倾向于巩固（在俄罗斯的情况下是重建）对它们本国的居民重新分配和推动社会的协议。

中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正在试图建设一种国际化的形式，开始脱离现在的资本全球化，因此不是建立在金融放纵、投机、以武力占用世界的资源、使社会的削减和调整的计划加倍、将腐败作为有特权的利润的渠道、“税务天堂”和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寻求提供一个能源—生产和多极贸易的架构。通过新的丝绸之路将整个跨大陆地区在经济上结合在一起。这个地区试图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和它影响的地区一起，但是包括南美洲、南非和非洲联盟。一个国际货币网络集中于人民币元试图与金砖国家的货币篮作为补充，拥有一个基础设施和发展银行，一个促进基金，一个自己的交换补偿系统，一个基础设施和发展计划，一辆高铁货运火车很快将到英国。在国家之间和可能在社会之间整个合作的架构为了实施需要和平与相互理解。俄罗斯正在将它的外交军事实力服务于这项计划，它在计划中看到前途的唯一道路，以便保护它免除退化的资本的混乱和美国帝国政治领土权破坏性的甩打。

这不仅更加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且加强参与的国家的经济，这样作为多边的和地区的进程。此事说明双方的社会构成已经通过这种合作创造了 一个“稳定的地区”和在国际关系、贸易经济和货币关系的领域的可预见性，加强争取一项今天建立在国家之间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多极制度的斗争。这项正在实施的计划生动地与美国的政治—战略决定的不可预见性和专横相对抗，在实践中有助于阻止这种社会构成实现恢复单极世界。

“稳定的区域”的“地区计划”考虑以亚洲的中心作为发展的第一目标。这可能是最后的可能性，以便进行一种或多或少“温和地”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能力与面对的巨大问题博斗，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在爆发不可逆转的超级积累和地球上的资源结束之前实现这个目标。

今天这是具有更多的条件的社会构成（也许是唯一的），走上一条摆脱外围化的现实道路，向一种另外类型的国际秩序提供开放。事实上，其他国家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蝇中国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的供应国。除了它的长期的战略计划，中国已经通过它特别的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表明对于周期性危机的脆弱性相当小。它唯一、一做的事情是特别在国内的规模上巨大的积累，这是没有借助于历史上从根本上说建立在它的自然资源、社会的和人力的资源基础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通过一项社会主义的计划以有效的方式推动凝聚了它身后民众的能源。只是现在这个国家开始在经济上向世界扩展，但是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与资本主义的中心大国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化非常不同。相反，中国正在策划一件共同利益和互利的错综复杂的事业。

在全球的计算中，尽管中心的构成已经接受中国在抵消现在世界不稳定的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这不是想说我们不是必然进入一个新的集中在中国的积累的阶段。为了开始，因为这个国家仍然依靠世界体系的中心的增长（和自己的技术进步），2006年初跨国公司占中国高技术出口的87%。我们没有忘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技术上欠发达的经济已经作为支配者取代了另外更发达的经济。

此外，中国的积累建立在本国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需要它的生产结构的急剧变化，这不仅与它现在的增长指数有矛盾，而且可能与世界的增长指数本身有矛盾，因为为了建设一种以中心的经济下滑作为补偿的本国需求，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可能对是否允许国家足够的增长以便鼓励在资本主义的参数内部世界的恢复产生严重的疑问，也就是说取代作为世界大买主的美国，对现在的中国—美国的伙伴关系进行投资（这就是说中国必须成为世界主要的债务者，这是由此给它造成的障碍）。

此外，可能出现加速重新产生超额积累的进程。事实上也许这个亚洲巨人今天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一个世界经济减速的环境（在这个国家固定资本的库存1995—2001年以每年11.8%的调增加，与此同时就业的增长率同期从2.4%下降到1.2%）它的高投资率（从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3.8%上升到2011年的48.3%）。这就导致资本的超额积累和商品的超额生产的巨大危险。

此外，还要看如果由于由债务力量推动的丝绸之路的庞大计划在实体经济中是否实现恢复资本的积累。

总之，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中国只能有作为“强国”在资本主义之外的前途（如同作为“社会”来说，因为如果不实现加强自己，很有可能被撕裂），这意味着开始在国际规模上建设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社会构成中国内的阶级斗争必然与此有关，与相关的精英们的利益有关。这些事情本身的结果不仅对中国自己，而且对人类的持续都决定性的。

但是，如果中国也是有自己的地缘战略唯一的新兴国家，存在一个最近的和越来越可能的例外：俄罗斯，它保留着被放大的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它拥有广阔的领土和能源，在接近欧洲的意图失败之后，正在寻找一个作为强国新的方向（尽管在它直接影响的不同地区有美国长期的政治—军事的骚扰）。

在冷战中的失败使组成前苏联的领土包括俄罗斯的居民整体无依无靠。联合国估计有100多万人过早死亡，儿童在产前死亡，由于公共卫生受到破坏，营养不良，酗酒，与缺额资源相联系的紧张。在人文发展的不同指数上经历一次迅速的破坏：教育、医疗、预期寿命、研究和文化，在这些领域前苏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从几乎一无所有通过全体苏联居民努力创造的财富在短短几年里被瓜分，被个人独占，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极为富有的寡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外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利。 从1992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价值下降了一半，这是在纳粹侵略期间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作为这些情况的结果，俄罗斯在其内部形成野蛮资本主义的形式，劳动力得不到保护，全球的资本保留它的外围地区；但是由于它巨大的能源资源和在关键的领域保留了前苏联先进的技术，俄罗斯作为新兴的社会构成能够恢复，甚至变成世界重新主权化、去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参考。这些条件帮助它开始成功地介入美国和它的武装臂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经闯入以便破坏的地方，特别是在叙利亚。

俄罗斯与中国一样，面对着它的精英们强烈的内部斗争，但是在这里背后没有一个主导的共产党的担保和一致性。在这场争夺中尽快实现某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决定性的，以便使俄罗斯可能有前途，不仅是作为“强国”，而且作为社会有前途。从中期来说，很可能也只是留给它走上一条“后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它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吗？在这里正是正在为了人类而博弈的巨大挑战最具决定性的关键之一。

美国：战争作为政治和有特权的垂死增长的机制

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生产—能源架构单纯的可能性，可能延长资本主义自己的生命，处在下滑中霸权的政治领土权反对一种固执的抵抗。美国似乎不准备放弃没有破坏的突出。如果我们注意到它的“能源安全地区”（和它屈从于帝国的地区）正好在亚洲中部—西部，它的危险性更大。在这个时期那里是它的利益和中国联接世界的带（“一带一路”）的利益之间的“肥结”。

美国的破坏能力是行星的数倍。它有约25万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士兵驻在世界上70%的国家，在它的领土之外有450多个军事基地。它宣布的军事预算超过6000亿美元，几乎是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支出的总和。

因此，中国—俄罗斯多极的“稳定地区”（它的元首们分别称之为“战略的稳定”），对美国（和它的盟国）从一开始就反对它的“混乱和不稳定”。正是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口号之下在20多年前就毁坏别的国家，撕裂完整的社会：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此外，这种特别的战争持久进行，今天扩散到60多个国家，主要通过行动，通过破坏南斯拉夫已经在欧洲本土装填火药。事实上这已经变成主要的强国树立它“全面的统治”特别视角的方式（正如五角大楼在题为“—俄罗斯的“稳定地区”，破坏丝绸的高速公路。在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地方实现对社会的破坏和巴尔干化，不论是它自己干，或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陪伴。

在这个霸权的战略中有许多可说的东西，战争的准军事化，介入特别建立的全球恐怖主义的网络，在“第四代战争”中制造谎言和控制知觉，搅动大众的精神状态，对将要打击的敌人事先进行媒体的轰炸，民众的起义和控制群众，有效的打击、袭击、司法打击和政变，以致命的方式将它们结合。战争的类型以任何手段发展，从开放的战场到任何城市的街头，从空中的轰炸到沙漠地区，从常规的战壕到舞厅、咖啡馆、食品和金融活动，这一切都是战争的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破坏领土，推动战争的混乱，将国家变成废墟。全世界都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但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新的霸权者，美国首先必须打破俄罗斯。从苏维埃革命以来这个社会构成没有停止受到美国在军事上的包围和进行残暴的制裁与封锁，它不满足于苏联的解体，从苏联垮台就试图肢解俄罗斯，抡走它的能源—军事实力。曾企图在苏联以外不同的地点这样做，其中有车臣、格鲁吉亚—准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重新成为不稳定的国家、奥塞梯、阿塞拜疆，最后是乌克兰（现在似乎也打压欧洲东部的摩尔达维亚），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推向俄罗斯自己的边界，还从波罗的海和黑海包围俄罗斯。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集团或第二世界今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克罗地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巴尼亚、黑山、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在美国的计划中同样有恐怖主义以它的“伊斯兰”版本渗入俄罗斯的领土（如同在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所做的那样）。除了这一切，美国还在军事上入侵前苏联在在亚洲中部—西部和非洲北部的一些盟国。

在这场反对俄罗斯和反对在它背后的中国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攻势中，特别是作为先前必要的步骤，美国连续针对 伊朗和叙利亚的侵略。在伊朗的情况下现在眼前的危险是跨过所有的障碍，因为伊朗—协调的因素。此事发生是因为社会的调控能力通过国家表现出来的系统削弱，为了削弱居民，为了保护自己能够实现的所有民主的选择。代表民众的机构的非实体化自从国家议会的决定屈从于由欧盟提出的关于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公共债务或利率的专断的框架起已经得到保障。通过这些框架实施一套干涉反对国家主权的可能性，特别是反对居民的主权的可能性。

直到不久之前，如果一个外国强国企图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整个财富，必须在军事上侵略它。今天这不需要了。金融掠夺的资本主义和本地的精英们的合谋（他们自称是“民族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自称“左派”）就足够了。国家的法律服从于“国际法”，美国的形象也有助于任何社会有利于大多数的干预。在西班牙王国我们正在看到政府正在利用宪法使主权的进程合法化。此外，最近法庭停止了加泰罗尼亚议会反对能源的贫困和滥用抵押贷款的措施。欧洲的事例多得很。

现在退化的资本主义需要在公民直接选举和影响之外的司法权力，以便尽可能封锁新自由主义通过掠夺进行积累的方式。它远不是行政权力反对腐败的工具，当立法权力的变革影响到这种掠夺的结构的时候，这个权力已经过分地经常变成统治阶级反对立法权力的“冲车”。当然这是一堵反对社会的斗争和变革的一道墙（包括经常的面对大男子主义的暴力保护妇女本身）。总之，这是一个最低限度实现民主化和没有作用的政治参与的渠道。

在欧洲的情况下，欧元是统一的货币，这是一种有效的将钱的价值引向阶级斗争的方式。一个对劳动力强有力的纪律执行者。不一样的装置是为了确定内部的贬值：降低直接和间接（社会服务）的工资和推迟退休。还要进行对资本有利的劳工市场的调整。

在欧盟政治主权的授权发生在货币上，国家重要的是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相互看到被迫执行布鲁塞尔发布的东西。欧洲的机构的构想是为了不受来自下层可能的变革的损害。在每个国家的投票对我们是值得的，我们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再轰炸人们。

因此，今天作为欧洲人反对资本和“结合的左派”（指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左派，以下同）的媒体要求的东西，它必然反对欧盟，在他们的阶级的战争中用他们的“冲车”打破欧元。作为欧洲人，意味着这面对其他的人民有某种不排斥的意义，争取建设一个真正的“欧洲联盟”，面对现在是不同的欧洲国家反对它们的居民的寡头联盟。这在每个国家必然使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协调，将打破欧盟的机制的设置和准则的框架，特别是它的信用平衡和“稳定”（实际上是社会的调整或进攻）。

但是来自制度的左派的“结合的左派”用下滑中的晚到的“共产主义”成为主要的陪伴者，固执地拯救切实存在的欧盟（或改良欧盟）。在本国进行的社会的肢解不重要，军事干涉、政变和对它的成员国（前南斯拉夫、利比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等）进行轰炸也不重要，这正在造成世界上人们被驱赶、死亡和成为难民，然后抛弃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死在地中海，跟踪那些想拯救他们的人。

只有资本最顽固的表现（极端右派）开辟了反对欧洲主义的场地，因此他们有更多的可能再次从“结合的左派”那里赢得民粹主义的地盘。

打破欧元不是容易的，不会没有痛苦。要付出很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的冲击，将产生一个巨大的人员的“休克”。对此不可能欺骗。但是继续用欧元在短期内将导致灾难。可是，今天为一些社会假设的力量的可能性开辟了一个新的舞台，他们通过在资本主义新陈代谢的所有环境中的影响能够构思重大的政策。在这个时候欧盟在内部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欧元和缺乏财政的补偿机制，正在破坏有赤字的国家，其中在法国本身已经开始遇到），同时它面对非常困难的重新确定与美国的关系，原因是华盛顿针对伊朗新的制裁和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措施，这可能引发战争和经济的、金融的和货币的危机，对欧洲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已经明显地蔑视欧洲的利益）。

在世界上欧洲正在大踏步地失去它的分量，但是它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地位仍然允许它在世界力量的平衡中成为一个关键的角色。它倾向哪里可能决定天枰最后的力量。现在美国的计划加速面对俄罗斯，欧洲再次成为世界的战场，它远离美国的海岸。组成欧盟没有主权的国家今后将服从德国决定的事情。这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处在它的安全承诺（军事的、经济的和投资的）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轴心或混乱的轴心之间已被撕裂，现实的利益导致它密切与新兴的亚洲世界的关系。美国在东欧的军事部署（现在强调在波兰的部署）和反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将用于说服德国的资本家阶级做出第二种选择：对于美国欧洲转向东方无疑将是它的爆发阶段的雷管。

现在对于欧洲的整体来说，经济上的损害已经明显。它将摆脱不了经济—政治的危机（不说它的能源的困境），同时没有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关系，它也作为一个欧洲国家，除了威胁可以为能源和军事的安全做出贡献（特别是考虑到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似乎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它可能让欧洲处于一种非常难办的形势，为此欧洲实际上在短期内除了与俄罗斯谅解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美国的“盟友”在变穷，重新使欧洲处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可能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作为一个朋友的自己的欧洲居民尽心尽力地做事。

是因为这个欧盟开始在它与俄罗斯的买卖中用欧元取代美元吗？是因为这个欧洲在它的整体可能已经开始它的经济去美元化，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宣布在美元的斯威夫特制度之外进行谈判的一个特别机制，称为“贸易交流的支柱的工具”？是因为这个欧洲不同的国家正在开始用人民币元发行自己的公共债务？

甚至存在某些更加从属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在西班牙不是这样，它屈从于美国，或者说继续屈从于“炸弹的试验”），已经明白它的地理位置对于丝绸之路在欧洲的重要性。奥地利和某些东欧国家也开始以更大的兴趣看俄罗斯。英国自己没有疑问让人们看到它准备利用中国可能为大陆带来的好处（盎格鲁撒克逊轴心将散伙吗？）

总之，欧洲取决于亚洲的兴趣实际上成为欧亚的兴趣。对于欧洲的左派来说应当清楚地表明，在美国作为霸权任职和继续它的全球死亡、破坏、集体抢夺，总之，在发展“野蛮的资本主义”表现更残暴的政策的同时，将不会有建设任何新的东西的可能性。

在由这个国家引起的世界的整个衰弱中，今天有两个国家的构成为恢复它们的主权和发展其他的世界关系开始迈出步伐。中国（有俄罗斯的支持）表明一条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的道路，尽管不确定，充满困难、矛盾，总之受制于发展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其内部发展。但是，由于今天所有这些疑问，唯一有某种可行性和真实性的打开某种前途的道路对于人类最低限度是可以接受的，为社会提供某种可能性甚至为世界的生态系统提供可能性。

欧洲：“结合的左派”生存的地方。在西班牙王国“我们能够和联合的左派”

但是欧洲的左派大部分已经与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完全结合在一起，仍然广泛地远离所有这一切。为了理解它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

1977年3月，圣地亚哥·卡里略、乔治斯·马歇尔和恩里科·贝林格（分别为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在马德里聚会，为的是使欧洲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发出了一封成立的信，此事一直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欧洲共产主义。用这个词--观念想指出共产党对苏联的独立和它接受“议会民主”的道路以便与机制的权力竞争（也就是说与无关紧要的权力竞争）。他们还思考的事情是与列宁主义破裂：放弃革命的起义。

但是，这个进程实际上所包含的东西是与马克思的决裂：从那个时候起不再说进行阶级斗争以便消灭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排除了超越资本主义或在未来的时间里无限期地推迟。总之，发出接受的信和这样和那样的左派与资本的秩序相结合的合法性，如同正在增加的居民的部分，一直在试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立的凯恩斯的“福利国家”。今后试图利用制度提供的机会来改善自己选举地位。因此还将微小的政策放在优先的地位（在机构的范围内已经耗尽的政策）。

此外，还与悠久的共和--民主传统决裂，总是主张平等是民主和经济主权的基础（不是取决于必须为其他人工作），作为自由和自主权必是不可少的因素。

在连续发生的事情中，大部分欧洲的共产党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国家，作为改良主义的可能性不可反驳的一个表现，匆忙地拥抱它，反对“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罪过。自由，民主，长期的大规模消费，人权，当然是这种社会国家内在的东西，还接受人对人的剥削与榨取剩余价值利润率的独裁与跨国公司不民主的权力、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居住环境的破坏是可以共处的。

在阶级结构中经历的变化，这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依靠它通过“社会的安全”使居民一体化强有力的渠道）和苏维埃集团在西部欧洲居民中筹划的丧失信誉同时也为反对“旧的”政党的构成，或一般来说反对组织和从事政治的形式准备了地盘。

面对福特主义-工业一些人留在制度内是合适的。资本主义的劳工主义本身，为公民的运动主义作为对它的拒绝开辟通道，成为凯恩斯主义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回答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恢复更旧有的之前或原型的欧洲无产阶级，这种社会参与的方式很快扩大为制度，整体上在中心构成。要求成为部分的冲突和干涉的场地将普遍的东西抛到后面，以便一般来说越来越减少，更多是部门的和地方的。因此，成果也减少了。一些人留在制度内是合适的，这当然接受所有的东西，能够对自己进行改革，依靠公民无限的帮助，直到通过它能够达到实现越来越多的正义和平等。欧洲社会已经内部化，资本主义被确定为“福利”、“民主”和“增长”。

但是，大型主体（阶级，工人运动，群众组织，国家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民主”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由于“后民主的”资本主义本身直到极端，成为新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价值的活力逐步耗尽，实现一种可以接受的利润率，居民“一体化”的渠道也变得更加“软性”，不是通过社会安全，而是贷款消费和大规模债、不动产的金融升值（一种资产价值的凯恩斯主义），除了更多的社会阶层将投机“民主化”，做到继续保持消费的虚构和劳动居民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也是无价的虚构的帮助，因为特别廉价的中国产品大规模入境。

这样，直到这种增长模式下滑。它的遮阳伞所有的棍子开始掉下来，债务，无力支付，消费，就业，住房……社会“安全”被打破，使不安全的世界带来一种加速翻转：就业的不安全，因此住房不安全，得到消费、信贷、商品等不安全。现在不安全，未来将更不安全。

资本主义开始重新表明它在“发达的世界”的獠牙。现在它深刻的和很可能 不可逆转的危机正在通过使社会的国家成为可能的条件正在实现，正在使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增长模式的合法性（仍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合法性）陷入困境。但是，第一批受害者是“结合的左派”自己。在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中改良主义的选择的下滑处在博弈之外，没有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版本的历史原因，一般来说它本身拖累了这些有思想的、温和的和理性的左派，后来他们无动于衷地看到了制度的蜕变：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制度的蜕变。

改良主义的结束由于它不可能是另外的方式也导致欧洲的共产主义。但是这些结合的左派已经实现（可能是这样）最后拯救自己的意图，至少拯救了一种“轻松的”改良主义。它最后的跳跃：民粹主义。

对格拉姆西的伤害 软弱的霸权

许多活动分子在新自由主义的野蛮中主张需要一种“左派的民粹主义”，有能力通过配置、口号和简单的通知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媒体的--文化的攻击，它破坏意识，使一代又一代的公民生活贫困。

这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它实现了。诞生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似乎作为一个潮流在整个欧洲扩散。这样，在最有名的例子中有左翼党、法国的不屈服、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西班牙王国是“我们能够”（政治组织的名称）。

民粹主义的社会工程计划在任何地方重现。企图建立一种“软弱的霸权”，也就是说，不包含一项社会的和经济的--生产本身的计划，因此不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种制度的选择。这是寻求“霸权”在选举的竞争中与微小的政策竞争。

民粹主义的进程区别于民众的进程，后者是从自己解放的主体建设的，因此 共同意味着本身更多的自主权。在民粹主义的进程中无自决权的状态（或对这易引起主体进行外部建设）是主导的记号。

“在利用、控制和限制的时候，从根本上阻碍展开任何参与和夺取行使自决权的空间，构建民众的权力或是从下层的反权力--或其他喜爱的名称--不仅否定任何解放假设的重要因素，而且削弱改革的倡议继续的可能性--不谈论关键的革命的激进化--随着造成的混乱或是对于附属的阶级的历史重要的政治舞台简单的消失：来自下层的倡议，组织、动员和斗争的能力”。

这不可能是其他的方式，因为“依靠一个包括不确定的社会利益的政治主体可能成为矛盾的东西，不可能推进一个有清楚的目标的共同阵线，旨在动员和夺取民众的权利”。一个民粹主义的政治空间限定的东西是不确定，思维的模棱两可，在它的内部减少阶级的对抗。这样依靠一个政治主体能够做的事情是为了选票利用它，使其作为社会影响自主的因素没有效力。“不是斗争的时候，而是投票的时候”，“我们能够”主要的领导人在他的几次集会上这样说。所有这些有助于赢得选举，机构的权力，从那里开始一项改革的“强有力的计划” ’。

可是不是如此，因为实际上用它传播一种思维，认为面对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个跨阶级本体的机构（政治家，银行家，腐败的管理人员等，对他们只可以用一个指定：比如“血统”），他们被制度赶走将重建好的原则，使一切再次运转。总之，坏事情不是制度也不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机构，而是占据这些机构和使机构堕落的主体。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的人格化”（总是陪伴着一种生产关系和支撑生活的物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结点的因素。

因此，所谓应对这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内生关系的人格化使这种关系减少了公众的关注，保持它的不可见性。在这里这种说法主要通过竞选第一主义表现出来，指向一个不定形和不确定的主体。许多人或99%，除了阶级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本身之外。好像所有继承的政治质询的架构都不受制于斗争本身，因此围绕这些标签所包含的已经建设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和结构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是纯粹可以从它是否纯粹提名被艺术所超越。

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非常遗憾的事情，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它接受破坏希腊，反对在公民投票中本国居民决定的事情（这也证实欧洲的机构民主的思考无效，同时证实不敢面对这些机构的“左派”的沉沦）。“绿色的左派”与进行残暴的社会进攻的德国政府结合，或黄背心的斗争本身被法国“结合的左派”抛弃远不是意味着在整个法国点燃社会的斗争。

将对机构的事情必要的干预放在优先地位不仅将社会的能量引向微观的政治，而且吸取社会动员最突出的因素，这就是吸收干部，招募领导人，吸引有组织的人们。这意味着让运动失去头目和破坏。这就是这种新民粹主义做过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在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计划已经不能实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在中心的构成受到严重的阻碍，在新兴的外围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其趋势也是下滑。当这事发生的时候，制度进入了停滞的模式，这可能或多或少是持久的，但是对于人类的整体来说是致命的（制度的耗尽经历时间更长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如果严重下滑，没有利润率，没有生产性投资，因此没有生产率，结果没有“社会财富”数量的增加。而没有这个，制度不能重新分配，不存在保持“社会的承诺”，与此同时就业本身和生活条件感到严重不适。

这些趋势的结果是讽刺性的。在我们的“结合的左派”越是力争在制度内更受人尊重，从向我们承诺的机构改革它，这可能是向后转向凯恩斯主义。制度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一种全部的活力，或是什么也不是，在这里资本家阶级占有所有集体的东西，榨取人们为了支撑共同生活而进行的所有活动的利润，对此社会将以迅速的步伐自我破坏。

所有这一切是这种“无菌性工程”的结果，旨在使人相信机构和制度的权力是“民主的”，允许不出现战斗进行重大的变革。用投票和拿着气球和哨子走上街头就足够了，或是除了政治得到共同的“微小的空间”就够了。

现在理想的倾向失败增加是走向“前政治”或“后政治”的领域，颂扬自发性、运动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于将其所有的信任集中感染，以便居民的整体将加入变革的潮流（几乎总是将自己排除激进的变革）。运动将占领目标的第一个领域（“运动就是一切”的建议特有的），因为在表面上仅靠自己将解决人的问题，没有调解和过渡，从个人主义的停滞中自发地出现，鼓励挑起资本的力量。

这些概念不论是政治的概念还是关于不问政治的概念提出了先前确定的人权的某些自主权，某些原来被禁止的社会主体，这样为了实现解放只需要解散机构，或在它的情况下摆脱机构，这自然损害自然的善良，这就是群众自发的“共产主义”。

这是自杀的天真或是对资本实用的天真，导致思考可能实现一些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正义的世界，一个对地球的居住环境的承诺，一些人的发展的成果，不建设有组织的能够保卫自己的社会力量，轻视战略，只是借助意志、做事的欲望、运动和民主。思考同样的事情，资本可能允许我们进行激进的变革，“大规模的溢出”，没有计算社会化、今天国家拥有的培训和通信手段，与你保卫自己防备社会的和军事的战争没有任何关系。

难道全球大资本的代理人必须更多次表明不会自己停住，不会面对任何东西停住，他们准备屠杀整个社会或是大部分人类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的破坏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吗？

每当力量的对比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每当社会的群众面对事情的秩序翻转已经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的时候，资本作为全球的阶级用它所有的愤怒和残暴，用它最粗暴和血腥的版本作出回答：由“热月”或“白色的恐怖”开始以便消灭革命（法国革命，1848年海地革命，巴黎公社）；接着是军事的暴动、政变、在政治上消灭那些实施变革计划的人们（西班牙共和国、希腊、印度尼西亚、巴拉圭、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对确立的成功经验没有休整进行全面的战争（苏联、越南……）；对那些刚建立主的机构进行反革命的暗杀（桑地诺主义的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对那些不能轻易地进行军事打击的国家长期实施包围和经济封锁（古巴、委内瑞拉、朝鲜……）；当社会通过它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建立一种重大力量的时候，采取无耻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方式（德国、意大利……）；还实施伪装成国家的宗教的职业的法西斯主义（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对组织起来抗议的居民进行系统的暗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是其典型的事例）。任何历史变革的经验，比如苏维埃的经验或古巴的经验都设有仅一天和一分钟的喘息；它们从第一个时刻起就受到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停的包围。比如今天的委内瑞拉。由此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社会的损失无关紧要。

也就是说，这总是需要的，资本已经表明它最可怕的面孔，已经施展了它整个的社会破坏和消灭人的势力。这清楚地表明任何“美好的”社会计划都被迫在异常的黑暗的条件下建设。

同样的条件后来做到头脑单纯和“绝妙的左派”对它们提供支持。这里必须很清楚地区分批评斗争与变革的过程与反对这些过程，到最后与资本留在战壕的同一边。这是意识的殖民化甚至为了建设在它必要条件的表现的迫切需要，这导致更多地轻视已经产生的变革的经验，因为没有对“应当是什么”的东西做出调整。这种建立更好的世界的幻想主义只有想法、总是单纯的行动和良好的愿望，让居民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受保护。当他们的蔑视影响到实现霸权的可能性本身的时候更是这样。

导致“软弱的霸权”的民粹主义似乎是在所有派别中获胜的关键，但是到最后他们得到的是失去支持和消沉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最有觉悟和战斗者的部分的跟随，当达到机构的水平和几乎能够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当资本的经济的、政治的 广泛排除，扩散到它的整个新陈代谢中（在生产的领域，在社会本身、基础设施、司法措施、行政措施、意识、世界观、个人特定类型的建设、在社会循环和再生产、市场、所有人类的活动货币化、在社会和劳动的性别分工等领域的成型中）。这里需要重大的政策，机构的事情只有在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进行战斗以后才能达到。只有这样，作为一种很大的力量的总和的结果，也可能真正赢得机构。因为不存在政治的事情和社会的事情之间的分离。

因为霸权不是我们觉得或多或少一个适当的选择，当它是指阶级的、残忍的和准确的敌人的时候，这是一种需要。在一个大量分裂的阶级社会，这不仅在于大多数协议的总和，更不是看为了做到把信徒集合在一起谁更聪明，而是在于有能力协调力量，调动阶级的不同阶层围绕一项计划或是一种理解和建设世界的模式，最后这是更有可能做到使其服从一个有影响的历史的计划，出来应对制度的根本对立（在这些对立中当然统治的资本家阶级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善于自己行使霸权），这不是因为任何主体的问题，而是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取决于大的生活条件。为了解放（或反对霸权）对于从属的阶级的生活质量来说（反对）霸权是非常需要的，如同呼吸的空气，为了实现实施任何解放的计划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任何运动、社会或政治组织过去不能也将不可能不触动制度结构的基础和基础设施而变革现实，至少不能触动它的统治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点的期限要很长的时间，或很长的集体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是高度不稳定的因素）。相反，资本主义的野蛮留给我们的期限特别短。

这越来越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此事必不可少的是提出清楚的计划，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互相联接的目标，也就是说，由战略进行调解的目标。必须准确确定联盟和支持，知道我们和谁有某种前进的可能性，和谁将会发生相反的事情。此事导致不可挽回地提出用什么力量和我们如何在混乱之中将建设不同的世界。

这也涉及进行准确和严格的科学的政治分析（超出资本传播的幻想）。我们不要忘记在社会的意义上理论真正的验证靠它将进程提前的能力和有效地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今天几乎将我们留在错误的边缘。

（《环球视野》8月西班牙《起义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