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抓住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得机遇期

张文木

国家的生存底线和利益扩展极限

我曾经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用了三卷本的长篇幅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地区，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大国力量能达到的极限和底线。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图为起点——的极限和底线。

战略研究是国家“养生”的学问

汉语中的“福”字，其实很有些战略意味。左边的“礻”字旁有崇拜的意思，拜的就是右边的“一口田”。它的意思是，人只要有了一口田就饿不死，对其必须死守。反过来，如果超出一口田，假设达到了十口田，那也可能要撑死。对于一个穷国来说，战略目标防止的是“饿死”，即确保主权、寸土不让；当国家富强起来后，防止的就是“撑死”。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穷的时候总说，等富起来就好了，到时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当我们富起来时才发现，富有富的问题：所谓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什么时候都有安全问题。战略能力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利益底线和极限，底线是唯物论，极限是辩证法。对进入强国新时代的当代中国而言，学习辩证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所谓“饿死”就是被侵略颠覆，但人饿了其实更容易团结奋斗；而近代日本、德国和现代苏联都是“撑死”的。

战略研究不是“国家拼命的学问”。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他们研究的战略都是“国家拼命的学问”，是“地理和地理”的关系。比如，控制了A就控制了B，而要保证控制的战果，半径就要不断的扩大，也会不断有接下来的目标，最终会把国家的国力拉伸到难以收缩的地步。一个国家的利益扩张线不在于有多长，关键是要能收回来，辩证法研究的就是能不能收回来。利益扩张，如果战线拉得太长，矛盾就会转化：回来的力就要比前进的力还大，而惯性又导致扩张者不愿意后撒，最终会把国家的资源链绷断。比如，有人说控制了中亚就能控制世界，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亚总是弱国打败强国，许多大国止步于此：古罗马、大英帝国、希特勒德国、苏联、美国,都败落于此。

战略家要擅长“拉皮筋”。毛泽东同志深知，远战当速、近战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为朝鲜离我们近，部队和辎重随时可以补给和撤回。印度则不同，路远势险，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穷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扩张的幅度其实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图和边缘地区控制住，扩张越过极限就会走向反面。

形成战略能力的出发点是“生死存亡”。司马光在北宋末期写的《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意在告诉人们：周朝是由此分裂并进入战国时代的。世界是斗争的，斗争是要见血的。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会有无限的战争，死的人更多。毛泽东同志当年过长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和平而放弃过江，可能暂时伤亡少些，但将来在统一的时候会牺牲更多生命。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有时候国家是因为受到入侵或向敌人屈服而亡的，也有的时候是国家因为多贪多占而亡的。

从“生死存亡”考虑问题，就能学会辩证法。我们的大脑要建立战略坐标，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横坐标是发展，纵坐标是生存。这个坐标是跨时代的，从古至今都适用。

研究战略要学地理，更要学历史。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典型的两个智者的谈判。当时希特勒马上就要被打败了，于是两人坐下来分天下。他们提的条件都不超出本国的能力，所求的都在对方力量极限之外，因为他们俩人都懂历史。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历史理解力就缺少辩证法。斯大林曾认为德国不可能出兵苏联，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欧洲侵略俄国成功的案例。希特勒出兵后，斯大林说希特勒作为战略家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看地图要看立体图，看平面地图说的是“神”话，立体地图就会说“人”话。俄国强在陆军，但除了海洋，山地就是陆军大兵团合成作战优势的“坟墓”，是游击战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国家在阿富汗都打不赢，因为山峰会像刀子一样把大部队分割成碎片，使之无法形成合力。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虽然俄罗斯出不了黑海，但其他国家也进不去，进去也打不赢。

美国、日本、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线

美国的利益边界线过长。美国的安全边界线也特别长，因为它是海洋帝国。海洋帝国要防止别国的入侵，就必须控制整个海洋，也就意味着必须时刻提防一流大国，能越过海洋挑衅的都是一流大国。国家有两条边界线：安全边界、边界安全。安全边界指的是利益边界线，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线和边界线太远，就很难控制。美国的利益边界线太远了，看上去比较威武，但是耀武扬威需要资源，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潜在敌人就多起来了。

东北亚地处美国战略极限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极限，美国的极限实际上达不到朝鲜半岛，因为这里离它的核心利益线太远了。因此，它在这一区域只能佯攻，不能实战，实战必败。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朝鲜战争是艾森豪威尔叫停的。他明白国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过用力，即使在朝鲜半岛打赢了，美国也无法长期控制。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将东北亚连同日本交给斯大林解决，《雅尔塔协议》是战后合作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就是双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边界，找不到边界是无法合作的，更不必说长期稳定。

日本南向战略的极限在台湾。而日本的战略极限却是中国的战略底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了台湾，而台湾是西太平洋的枢纽。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黄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战略形势转换的枢纽地区。为了保住台湾“战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径一直划到整个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其防卫半径及其成本就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过，也不能收不回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也因此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其实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力释放殆尽、因而底线和极限近乎重合的国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受到重挫。俄罗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终进不了地中海；能进入东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兴叹就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苏联和美国都是在“五大三粗”即强盛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就解体和衰落的。这说明，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真正导致国家衰落的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战略能力的衰落。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搞战略的一不知唯物论，二不知辩证法。而唯物论、辩证法是比原子弹还强大的武器。展示财富，不是强；展示军队，也不是强，强大的思想才是最强的。

地缘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关系，而是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关系。国家要的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非占地盘。目标定了，资源能不能跟上?我们知道空间距离远，所耗资源多，但距离近而地形复杂，用的资源也多。战略家应该研究资源和目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转化关系。不能实现目标，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上述方法的典范。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中间有着4000—7000米高的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这样的地形，后勤供给就要重新考虑。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图，于是就想不明白为何中国军队打到藏南就撤退了。只要去看看立体地图就能理解，地形决定了中国必须速战速决。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1]基辛格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或者是因为中方认识到了后勤方面的现实情况：已打下的东部走廊地势险峻，后勤补给线过长，鞭长莫及。”[2]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目标不能设得太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竞争。当两个国家都觉得吃不消时，苏联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错误，即把自己的盟国中国逼到美国一边。从此，苏联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倡议的全球化，认为世界不需要战争了，战争将导致零和结果，所以他首先放弃战争而选择走和平道路。但他没有学好唯物论，没有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最终导致苏联瞬间解体。当然，当时苏联整个领导层、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唯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论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大敌。

毛泽东同志曾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两线作战。拿破仑、希特勒、赫鲁晓夫、小布什都是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二战中日本打到珍珠港树立两个敌人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最终中国赢了。日本输在哪儿?1931年的时候，日本开始向中国挑战，其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消化和被消化的关系，军费如果过大，一定消化不良。1937年日本向中国开战时军费占14%，有10%的增长；1941年军费占28%；1942年日本向美国开战时军费占34.6%；1944年军费占98.5%。它的战略目标无限扩大，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极限。日本的优点是敢打、能打，而用力过头把自己打倒了。优点的过度使用就成为缺点。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是错，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是东方的思想。西方是非黑即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经验，西方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理论、规则。中国人常说“经常”，意思是理论不能背离常识；西方是常不离经。近代以来，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换上了西化的大脑，塞满了形而上学的东西。

体制和结构决定了美国的扩张性战略难以收敛

二战后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其国家命运也因此为军工资本集团所操纵。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美国要警惕军工复合体。战争时期，军工资本对国家是有利的，它也因世界大战坐大并反客为主。战争结束意味着军工市场消失，于是美国军工资本家为了赢利就推动国家的战略理论往扩张和激进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打了朝鲜战争。真正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战略思想来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他强调“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主张从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凯南却被推上战略家的地位并最受追捧。凯南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进入冷战后，美国军工产业大发展；朝鲜战争对美国是灾难，对美国的军工产业却是狂欢盛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战争的逻辑：国内稳定繁荣靠海外战争维持。

但今天美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已由“再而衰”进入“三而竭”。美国已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员条件，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如给今天的美国诊病，那就是“肾虚火大”。“肾虚”是没有民用的实体经济，“火大”是干着急。观察美国，应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比如美元指数往往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点的时候必然有大事。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持续下跌，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美元逐渐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点，这时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需要大量美元。由此，美元从货币变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美国当时的情报部门仍极力坚持苏联是敌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战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军工产业的赢利。关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安德罗波夫说：“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军工投资低的时候，失业率就高。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的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发生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今天同样如此，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战争，而这也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制度和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全球扩张，资本就不能盈利。

中国领导层较成熟的战略思维能力造就了今天的优势局面

20世纪后半叶，苏、美、中三国都曾面临过两面受敌的形势，但只有中国最终避免了“1-2=-1”的结局。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维和哲学素养来自长期的革命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实践认识真理。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比较成熟，部分受益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凭什么能够显得神闲气定，因为身体力行种过地，知道农作物有其自身成长规律，需要时间和过程，急不得。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出现三次大变化。50年代，中国面对的是美苏两极争霸，中国在苏联阵营里，保证了自己站起来和生存下去。后来，由于苏联搞霸权，中美逐渐接近。在苏联为自己的无限扩张目标所打倒的时候，我们及时撤离了，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随着苏联一块儿倒下。今天美国东施效颦，也为自己的扩张目标严重消耗，将中国逼到俄国一边。中国北方一万多公里的边界线是安全的，这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大局。在美国衰变的过程中，中国也没有绑在美国扩张的战车上随美国一起衰落，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得益于中国领导人较成熟的战略能力和战略智慧。

欧亚历史大棋局与中国地缘战略

从中国、欧洲、美洲各自的地形和政治版图可以看出这三个地区的宿命。

欧洲的特点是中间碎小，周边庞大，这样的版图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最为不利。

古代罗马时期，欧洲曾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在意大利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日耳曼皇权在北部形成一个中心。汉字中，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就为“患”，欧洲力量由此开始内耗。皇权和教权、多个皇权之间相互损耗，欧洲大陆内斗愈演愈烈，最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所致，以至拿破仑、希特勒，包括今天的默克尔都没能实现欧洲的统一。英国作为岛国，更是不希望欧洲大陆统一，因为破碎有利于它运筹帷幄。今天英国又退出了欧盟，这是欧洲的命运，内耗太多。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呈现“2.5规律”。在欧亚大陆地区，尤其在它的北纬50度到北纬30度之间，只能存在2.5个战略力量。假设欧洲是一个合力板块，其战略力量之和是1，亚洲也是1，那中亚一定是0.5。再设，如果中国或欧洲任何一个板块破碎，其战略力量之和就会降至0.5，中亚就会上升至1。不管如何变，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之和永远是1+1+0.5=2.5。其中这个0.5在其他两个战略力量的极限之外，谁也无法填补，更不要说控制，因为各自的“皮筋”都拉不到、力所不及。欧洲在古罗马的时候很强大，中国也是强大的，当时是秦朝和汉朝。这时中亚是破碎的。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大陆破碎，中国基本是统一，这时欧洲的战略合力下降为0.5，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崛起，中亚战略合力就上升为1。清末中国衰落，中亚伊斯兰势力就向中国大幅深入，当时中国西域出现许多“回变”。历史上的中亚类似于一个“堰塞湖”，西面的欧洲和东面的中国，哪儿板块破碎和力量衰落，它的“蓄水”就会往那边泄流。昨天苏联解体导致今天中亚伊斯兰力量崛起，今天欧洲破碎又导致阿拉伯人大量涌入，都是这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2.5规律”使然。

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今天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问题不足虑。在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处于上升期的历史条件下，中亚的力量只会往西走，不会往东走。

美国的特点是没有周边，海洋就是它的周边。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向外走，必须发展海军。当一个国家完全以海洋为其边界，看似八面威风，实则负担太重。海军是美国的强大之处，也是美国的痛点。

中国的特点是中间大、四周小。这个特点对国家发展非常有利，因为中间大结构才能稳定且内耗小。中间大，力量能外射。中国版图还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离世界的资源(工业矿产)和市场中心近，它西接能源，东接资源。太平洋地区是新兴市场密集区，印度洋地区是工业资源密集区，这两个都在家门口，使我们不需要漫长的海岸基地线。二是中国的地形有利。三分之二是山地，山地不容易入侵，有二次反击能力，实在不行就进山。三是面积大。这对于海权建设有好处。马汉曾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沿着沿海边界地区，我们对海洋的反作用力的覆盖面积很大，西太平洋完全在我们覆盖之内。战争胜利方不是看谁更能打，而是谁更有资源。中国天然拥有有利的地形，中华延绵五千年不仅因为文化，还有许多地缘政治优势。

东北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关键地带。中国只有东三省是最完整的平原；西北也是平原，但是必须经过关中平原的过滤，这一路就把力量消耗掉了。只有东北，既有资源又是平地，没有障碍。所以东北自明朝之后一直是风暴诞生的源头。唇亡齿寒，不要小看东北亚局势与我们的关系。

我讲一个古代的例子，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当时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朝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结果是打破了缅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缅南兴起的缅人政权乘虚北进，于1604年灭掉麓川国，基本形成今天缅甸的版图。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于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自身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西奥多·罗斯福是对英国这种经验运用得比较好的政治家。1918年11月，他曾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这使得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与缅甸产生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牺牲非常大。政治是什么?政治是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而对朋友尤其对盟友要求过高，则不免要落个“水至清则无鱼”的下场。

当前，英国决定脱欧；美国是彻底甩手盟国包袱，把战略当买卖来做，说明它没有控制全球事务的能力了；而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地带汇聚。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明斯克会谈，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法、德、俄三国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最好火并。德国和法国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与美国或英国合作。默克尔是非常睿智的，她延续的是俾斯麦的路线。如果欧洲的这个三角关系维持下去，欧洲就发生不了大规模战争。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2015年底因为军机被击落事件，土耳其、俄罗斯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但事后不到一年，两国就实现关系正常化，继续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

日本现在是南北不能相顾。北部的俄罗斯目前跟我们比较配合，再加上北朝鲜核试验对日本的压力。日本在北方和西北方向都有顾虑的情况下，往南冒进有心无力。再加上我们多年的经营准备，台湾和平回归还是很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在尽可能地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菲律宾、印度、东北亚地区。

中国应该抓住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得机遇期

利用上述有利时机，为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应该收回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建国后，我们每次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都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耽误。20世纪50年代初，是因为美国介入台海和中国不得不进行的抗美援朝；50年代末则因中苏关系恶化，80年代末因中美关系的波折，使得台湾问题搁置至今。现在我们北部一万多公里的边境安稳、西南相对平稳，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向。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又将我们送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