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正面临严重危机

吴波

一贯以民主灯塔自我标榜的美国深陷民主困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相继发生,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就提出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原因与实质,并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西方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未来的现实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坚持与探索,也不能离开对当下西方政治变化的思考和探讨。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发现自身的问题,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与完善。

一、西方民主政治危机形成原因的西方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在宣告“历史的终结”20多年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告了美国民主的倒退。2017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发了题为《曾宣布“历史终结”的人担忧民主的未来》的文章。福山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出:“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这已经不是福山第一次对西方民主的衰败作出判断了。2012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一文就指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2014年,以《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为标志,福山宣称美国的政治体系事实上陷入严重的衰败。2016年11月21日,福山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稿件中更是明确指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对于西方民主的现实,国内外学者给予了“危机”“困惑”“困境”“衰落”和“倒退”等字样的指认,展示了当下西方政治制度正在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可能主要由于“历史终结论”的盛誉,福山关于西方民主衰败的评论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但是,他显然不是第一个对当下西方民主现实作出判断的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新一轮全球化逐渐展开之际,西方一些学者就对西方民主的现实作出了准确的预判。在中国的思想界开始权衡和讨论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弊得失的时候,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等人就对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讨论,论述了全球化对西方民主的破坏性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问题,就是解决经济效率与自由和社会保障的关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施行某种致力于在高就业水平下比较全面推行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从而能够把经济效率同自由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从而把资本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弗里茨·沙尔普杰也认为,全球化导致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紧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经济跨国一体化“再次排除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在战后几十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民主方式驯化资本主义’的能力”。拉尔夫·达伦多夫则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对于西方民主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全球化这个主题词所描述的发展,对于西方200年来所理解的民主制本来就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在他看来,全球化赋予西方世界的是这样一幅阴暗的图画:“全球化剥夺了迄今一直正常运转的代议制民主的唯一家园,即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全球化损害了市民社会的团结,而民主的讨论是在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全球化用孤立的个人之间无结果的沟通取代了民主主义的制度”。

显然,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危机的问题是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浮出水面的。在当下诸多关于西方民主困境原因的分析中,全球化的因素首当其冲,可以说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遥相呼应。福山就认为:“全球化的确在民主国家中制造了内部紧张,而民主国家却无法调和这些紧张。”众所周知,中产阶级长期以来被西方视为民主的核心力量,亨廷顿和利普赛特等一直把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在福山看来,中产阶级的衰落构成西方民主陷入困境的起点,而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全球化外,福山认为,技术创新也是造成中产阶级衰落的一个原因。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衰落的罪魁祸首是技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被极少数精英占有了,这导致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加剧。

除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外,民主过度成为西方学者探讨西方民主困境形成的一个原因。正如意大利资深政论家布里齐奥·弗兰齐欧所感叹的,常识和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民主必然会置民主于死地。福山认为,美国出现了过度民主的危险,政府遭到了法治与民主的削弱。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意大利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彼得·帕加尼尼也指出,西方民主正在遭遇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众过度地盲目参与,第二个问题是民众不能全面客观地接受信息。

应该说,关于民主过度的分析表明西方思想界开启了对美国民主制度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但总体上看,无论是“全球化论”“技术进步论”还是“民主过度论”,以及“民主操纵论”“中国威胁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论”等,西方思想界关于西方民主危机的探讨存在明显的局限。第一,大多数分析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西方民主固有的缺陷作为导致西方民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仅仅将之归结为外部因素的作用。“全球化论”“技术进步论”等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福山在内的一些人甚至将中国模式视为西方民主倒退的外部影响,无非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表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特征就格外明显。第二,少数分析虽然指向自由民主制但对其局限性仍然缺乏深刻反思。福山关于法治过度的思考,虽然提出了西方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的退化问题,但即使面对西方民主倒退的实际情形,福山也没有放弃自由民主具有历史终结意义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开始承认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而已。资本对民主的驯化导致当下西方民主实践产生了诸如民主游戏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不能不把批判的目光指向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核。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不在于美国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保证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政治领导人”;“现代竞争性选举已经成为民主政治以及人们主权概念的扼杀者”。第三,一些分析虽然注重对经济因素的考察但对西方民主的经济基础缺乏深刻反思。资本对民主的侵蚀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常态,政治为经济操纵是其固有局限性的一大表现。那些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的集团,往往享有更大的权力,更多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从而对民主制度的本质造成严重的侵犯。不少西方学者虽然注意到经济因素对民主制度及其实践的影响,但往往只停留于分配领域或只停留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彼得·帕加尼尼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他认为,“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有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民主制度的弊端近年来成为关注焦点,恰恰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当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时,普通人的生活受冲击最重,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情绪宣泄在民主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强,给民粹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这种外部反思的方式既回避了对西方民主局限性的追问,也缺乏对导致经济不平等根源的探究。

二、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早已经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西方民主历史与现实也验证了其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所实现的政治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基于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也指出,资产阶级实现的政治解放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造就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的不平等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

只不过,这个局限性的显露程度受到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与劳动矛盾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由此展示出资产阶级民主实践曲折的演变过程。英国学者科林·克劳奇在《后民主制度》中按照现代化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践理解成具有抛物线特征的历史痕迹。只有将民主的实践与资本的作用联系起来,才能准确把握这种理解内在的逻辑。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好地遮蔽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内部条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导致国家对资本的抑制,外部条件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在两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的驯化。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碰撞中,民主曾给予资本主义以稳定的社会基础,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束缚了资本的本性。随着苏联解体与两个平行市场的终结,资本在解除外部压力的同时也听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召唤,资本的本性又一次获得了张扬的机会。在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上,当资本已经足够强大到挣脱国家束缚的时候,国家弱化、资本强化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势。“‘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对资本的驯化演变为资本对民主的驯化的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当下西方民主出现了退化的迹象,倒不如说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属性充分暴露而已。

对当下西方民主困境的反思自然引起对西方民主未来的思考,全球化条件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未来的问题凸显。联系当下西方民主危机呈现的一系列特征,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民主被扭曲的预测颇有见地。理查德·隆沃思认为,“除非民主政府能够引导全球化,使其造福百姓众生,否则全球化经济与民主政体就不可能并存”;“讲究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将为输家所有、所治、所享,政治力量将由怨恨的情绪所把持,而这绝非社会的常态”;“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就是势力凌驾一切的全球企业会形成经济独裁统治。各国政府仍将由人民选举,可是政府除了提供基本服务之外,没有任何实权,它们的人民也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达伦多夫则认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与其说会助长民主的国家制度,不如说会助长独裁的国家制度。不过独裁制度是能够持久的:它既不会孕育灾难,也不会像极权主义专政那样陷入困境。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近20年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在西方国家,“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不会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它们的是理解并珍视民主价值观的人民”。

西方民主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在汉斯—彼得·马丁看来,全球化的条件使得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正是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解救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将颠倒了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因此“处于下一个世纪门槛的民主政治家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国家进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姑且不论当下西方的现实证实了西方政治家们对这一建言的无视,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解,美国危机的本质不是政治而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西方经济问题在政治领域的呈现。可能是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哈贝马斯才不无感慨地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重新遭遇到它们以为在社会竞争压力下刚刚解决了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古老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不致造成背离民主制自由社会的一体化条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代价”。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再次凸显。有学者对所有发达国家作了统计,发现当下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分配问题的凸显必然在政治上有所表达。哈贝马斯承认,“从长远看,社会分化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则是民主制社会的基础”。就此而言,当下西方民主困境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自我克服的内在矛盾。

这就意味着,在揭示西方民主困境实质的同时,还需要上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讨论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再次得以苏醒和激活。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人类世界两大社会制度一直处于并存和斗争的状态。作为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空前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获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虽然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但是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样,多是停留于狭小的理论层面。不仅如此,思想界更缺少对全球化与西方民主关系乃至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刻见解,上述种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一大写照。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当代资本主义究竟位居何处?亨廷顿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基于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实力正在下降的客观实际,从权力和文明的视角做出这样的判断:“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他还具体勾勒出西方衰落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二,衰落不是呈直线型的;第三,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显然,在亨廷顿看来,苏联解体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获得全球机会之时,也是资本主义衰落大幕开启之际。2015年11月21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明确指出,西方在全球占据的压倒性局面已经趋于崩溃,“西方的衰落已经不仅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事实。毫无疑问,西方的霸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无疑进入了过渡期。在他看来,“在平等的名义下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500年来,扩张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在社会动荡时期,适度的让步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在全球社会剧变的当今时代,我们正见证资本主义的最后表演,看似很小的事件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现代世界体系的终结是必然的。无论它们将改善还是恶化人类的生存状况,这些挣扎的最终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衰落的断言还是过渡的判断,实际上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历史性质在现阶段的凸显。

严格地说,马克思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进行科学预判的思想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加速了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历史进程。有学者用金融资本、非物质劳动、消费和意识形态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四大特征。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只是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分割,绝不会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金融资本的凸显加速了虚拟资本的积累,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还会使其本身成为爆发金融危机的震中区,反过来造成对实体资本激烈的严重破坏,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联系在一起,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有力揭示,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特征。如果说亨廷顿对西方衰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那么这个衰落就不只是权力的衰落,而且预示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迁,由此,这个衰落就不能不说具有了历史分水岭的意义。

三、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坚持与探索,不能离开对当下西方政治变化的思考和探讨。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发现自身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与完善,达成新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充分的实现。

1.坚定民主探索的自主立场

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探索,另一方面在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明确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政治立场。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条件下中国应对西方压力和发展自我的基本立场和实践取向。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中国道路不断强化自我认知,我们党开始直面“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问题,表达出在民主问题上自我辩护的努力,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即是典型表现。这一阶段,中国开始从理论上加强了对政治发展的条件与政治发展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并开始注重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内涵和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但总体上表现为对自身特殊性的说明,反映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民主质疑或否定的自辩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继续强调坚持民主探索自主立场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我们党进一步强化了道路自信并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公开阐明了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这份自信,不仅基于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更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

一是近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从侧面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正当性的辩护: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有效性的证明,也是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有效性的证明。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反过来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辩护。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随着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

二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优势从正面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正当性的阐明。与西方民主的现实危机比较,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确实到了对自身优势进行进一步提炼和正名的历史时刻。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如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包括: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包容性。还有学者认为,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看,集中展示出了注重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注重民主形式的自主探索、注重民主实质的实践优先以及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相协调的鲜明特点。可以说,正是西方民主的现实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励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关于自身优势的宣示与阐明。

三是一些国家民主化实践的失败从反面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自主探索立场的证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国家将西方民主模式作为普世价值大肆推销之际,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民主不仅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也使一些国家的民主化陷入了混乱和失序之中苦不堪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政治探索的自主立场的政治定性自然而然生成出政治发展道路上的自信。

2.强化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言,当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前夕,与西方思想家在全球化与西方民主关系的深入探讨明显区别的是,国内思想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利弊得失的考量与辩论上,政治视角关注的重点是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随着西方民主危机的显露,政治视角关注的重点显然具有了作出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任务与前途命运。

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作出了什么贡献、还要作出什么贡献,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情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联系福山等人的相关言论,这一论述意义重大,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福山承认,“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宣扬‘中国模式’,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不过,在福山那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种作为民主模式的存在:“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郑永年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即使没有民主,同样可以致富,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致富。中国模式因此可以表述为‘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西方民主更面临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这里,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是主要原因”;“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很显然,对于国内思想界而言,碰撞和回应福山等人对中国作出非民主模式的错误判断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理论上应进一步阐明并在实践中更多地展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承载着的是创造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历史使命。这一新的文明类型具有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以人类的解放为历史任务。由此,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完成政治解放的任务,还应将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纳入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进程之中。二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应坚持以“缩短和减轻”现代化过程的苦痛为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既然民主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那么就应将“缩短和减轻”现代化过程的苦痛作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的价值诉求。三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方针,蕴含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规律。其中,党的领导的加强和完善以及依法治国的强化和推进,是政治体制改革两大基本着力点。

3.直面民主建设的自身问题

对西方民主危机的揭示与批判,必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自我反思联系起来。对于当下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既没有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也没有激发起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热情,更缺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意念。由此,关于比较视野的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自我的基础上,揭示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这些问题和不足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最起码的要求提出的。

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当下中国问题的清单中,民主问题并不是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作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不仅涉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领域的改革,也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并且随着这一探索的逐步深入,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在当下中国社会意识领域相互激荡的社会思潮中,政治发展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一直处于焦点状态,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社会主义民主探索需要直面和深入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基于西方民主局限性的考察,经济基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前提性意义。当下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大都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和保证,那么,就应着力于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巩固和完善。同时,联系西方民主的现实危机,民主不能被权力和资本操纵也是应注意把握的方面。在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私人资本、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对社会主义民主侵蚀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就应不断消除封建性残余和资本消极方面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出劳动人民作为民主的主干和核心力量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应对西方所谓“民主过度”持批判性的立场。在有的学者看来,所谓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政治过度之所以会发生,“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实际上,所谓“民主过度”只是表象,背后是民主的不足。

就当下中国实际而言,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供给与民主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换言之,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是民主不足的问题。这一方面取决于民主意识的增强,源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教育和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与社会分化的程度相关,在资本的强势地位与作用下的劳资冲突,导致部分民众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条件下,一些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权利意识被激活并不断发展,正是民生问题催逼出民主问题。当前中国的民主不仅存在着形式不足的问题,而且民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形式化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民主形式的形式化导致了民主形式的不足。这种状况在党内也有一致的表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中国正处于加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状态。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民主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具体路径,必须以对这一矛盾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效果的完全呈现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