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寿终正寢

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

一个没有边界的紧急世界的放纵，因国家——民族以自由企业的名义不断突起而难懂的语言文字，几乎是宗教确信认为世界的社会结果将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金融和文化相结合的空间，面对世界上全球化的精英们沉默不语的麻木，结果这些都自我破灭了。

英国放弃继续留在欧盟--最近100年来欧洲国家统一最重要的计划--特朗普在美国选举中的胜利--特朗普高举回到经济保护主义的旗帜，宣布放弃自由贸易条约，承诺建设（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这些已经使我们的时代最大和最成功的自由主义幻想破灭了。所有这一切来自35年前两个多次发动战争的国家（美国和英国），它们宣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到来是对人类不可避免的拯救，谈论一个投资的世界，或更糟糕的是在一个世纪的时期之内保持觉醒的幻想已经耗尽。

全球化作为讲述的目标成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地平线，能够将集体的希望理顺走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有助于实现对所有福利可能的期待，但这已经爆炸成上千个碎块。今天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任何世界的东西来协调共同的希望；所拥有的事情是在边界之内受到恐吓的心，回到一种政治的“部落主义”，受到排外的愤怒鼓动，面对一个已经不是任何人的世界的天地。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措施

是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规模。1847年他和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辩论，以及他关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对亚洲的跨太平洋贸易的影响的思考，使他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一位和最勤勉的研究者。事实上马克思的贡献不在于理解由于欧洲对美洲的入侵而开始的贸易全球化的性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在全球扩张的性质。

马克思用来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的自我运动中劳动对资本的过程形式的和实际的次要作用的级别，意味着劳动力、社会的智力和土地对企业积累逻辑的次要作用日益增加，也就是说全世界存在的条件服从于对资本的评价。从那时起在它存在最初的350年里，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措施已经从城市--国家前进到了大陆的规模，在最近的150年走向全球的地缘政治措施。

经济的全球化（物质的）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的。它的开始时间可能在500年前，从那时起它以必然破碎和矛盾的方式拖垮自己，还会进一步垮台。

如果我们继续采用乔瓦尼·阿里吉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以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为首的制度周期的建议：其顺序为热那亚（意大利15--16世纪）、荷兰（18世纪）、英国（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这些霸权国家的每一个都伴随着一种新的全球化的拖累（首先是贸易的拖累，然后是生产的、技术的和认知的拖累，最后是环境的拖累），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领土扩张的拖累。但是，最近发生在这种经济全球化内部的一个事实是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希望和共同感情的计划的建设，也就是说，作为时代的前景能够统一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男人和妇女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前景的建设。

“历史的终结”

全球化作为一种时代的讲述或意识形态只有35年多的时间。它是从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的：取消福利国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废除工人的工会力量，用自由市场取代国内市场的保护主义，这些都是自从1929年危机起就表明是经济关系性质的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到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包括适时地将市场、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贸易增长和已经存在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相连接。但是，这确实将这个制度周期的阶段与19世纪占优势地位的全球化的集体幻想加以区别，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合法的，它掩盖了所谓人类自然的和最后的命运。

那些激动地相信自由市场是最后拯救的人们并不简单地只是统治者和保守的政党，而且包括媒体、大学的中心、评论员和社会的领导人。前苏联的垮台和格拉姆奇所说的已经变成激烈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前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进化论”进程，关闭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最后胜利的生存环境。

当然，在世人的眼里，直到当时前苏联被认为是对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的选择，但是它放弃了斗争，面对自由市场的狂怒它投降了—在它之上是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战士，他们当众跪下，背叛自己过去对“国家社会主义”全球化的优势地位的信念—我们面对的是形成一种完美的对世界不可逆转的和“自然的”命运的讲述：自由的企业在世界上的胜利。

福山宣布了黑格尔学派的“世界的终结”，将此特性作为世界的“精神”，他拥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内容，一种“圣经”般的预测：他的提法作为世界的计划是要与另一个被妖魔化的世界计划（共产主义）相对抗，由于英勇的胜利（冷战的结束），那些不忠实的人恢复了原状。

历史已经达到它的目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从那个时候起没有它要应对的对手了，问题已经不再是为一个新的世界而斗争，而只是简单的进行调整、管理和使现在的世界完美，因为面对它没有别的选择。因此，任何斗争在战略上都不值得，因为所有试图要做的事情是改变世界，最后的结果将是面对人类不可动摇的命运投降，就是向全球化投降。于是出现了一种消极的顺从，它支配了所有的社会，不仅是支配政治的精英和企业的精英，而且也支配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它们在道德上拥护统治者的讲述。

历史没有终结，没有命运

今天当“历史的终结”漫长节日最后的鞭炮还在回响的时候，结果是有人获胜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死亡，留下的世界没有命运，没有胜利的地平线，也就是说没有某种前景。特朗普并不是自由企业胜利的意识形态的施行者，而是轮到他成为正式宣告“秘密死亡”的法医。

让人感觉到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最初的磕绊是在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当时工人、城市的小工和印第安反叛者没有听从“阶级斗争终结”的指令。联合起来夺取国家的权力。他们将议员的大多数与群众的行动结合起来，进步的和革命的政府采纳一种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表明自由市场是一种经济上的堕落，可以由更加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取代，以便减少贫困，创造平等和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所谓“历史的终结”开始表明它如同是一种罕见的世界性的诈骗，历史的车轮--它有不枯竭的矛盾和开放的选择--开始前进。后来在2009年美国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因为它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的一个障碍，受到奥巴马将美国银行部分国有化的措施的拖累，他面对银行对管理公民的积蓄没有竞争力，就这样缩减成了灰尘。

之后出现世界经济的慢镜头化，但是特别是出口贸易的慢镜头化。最近25年期间贸易的增长是世界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两倍，但是从2012年起几乎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持平，2015年甚至比后者更低，因为市场的自由化已经不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也不能“证明”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不可控制。

最后，英国和美国的投票者们倾向于让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回到保护主义的国家--如果可能就把国家用围墙圈起来--此外，还可以看到反对对工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破坏在全世界带来的麻烦，这都是由自由市场引起的。

今天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代表人们希望的天堂，民众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天堂，它也不代表实现他们渴望的家庭福利。几十年前这些国家和社会基础自己曾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现在他们自己已经变成最大的“诽谤者”。我们遇到了最近几个世纪最大的意识形态诈骗之一的死亡。

但是，任何社会的落空会不受惩罚。存在一种道德的成本，在这个时候没有启发近期的选择，而是关闭这些选择—这是事情发展曲折的道路—至少暂时是这样。这是因为全球化作为集体的幻想已经死亡，没有一种紧急的选择与之对抗，这种选择能够吸引和引导受到打击的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动员的希望。全球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对“国家社会主义”选择失败的胜利，“国家社会主义”将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有唯一的政党，从上层实行计划经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体现了这种投降。于是，在全球的想象中只留下一条道路，只有一个世界的命运。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种胜利唯一的命运也死亡了。也就是说人类没有命运，没有了方向，不确定了。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历史不存在了。

今天留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是一种惯性，不相信它不吸引人，是一堆枯萎和没落的幻想，在僵化的公证人员的笔下，对对已经失败的全球化的怀念不能更多地照亮命运。于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新自由主义已经自杀身亡，世界变得没有前景，没有前途，没有动员的希望。这是一个绝对不确定的时期，如同莎士比亚（英国剧作家）所说的，“所有牢固的东西都消散在空气中了”。但是，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为了安排世界没有要抓住的准确遗产。这种准确性必须用这个宇宙混乱的乌云分子去建设它，将过去叙述的死亡抛到后面。

什么是社会激情新的动员前途呢？不可能知道。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继承出发，所有的前途都是可能的。共同的东西，社区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都是这些可能性之一，它存在于人类的具体行动中，存在于它不可缺少的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关系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不存在能够脱离自然的人类社会。不存在可能放弃前景的人，今天我们被迫建设一种前景。这就是人们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可能带领我们设计一个新的不同于这个已经出现的错误的资本主义的目标，这个错误的资本主义刚刚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作者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是玻利维亚副总统）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12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拉丁美洲南方电视台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