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图为暴乱后的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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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可能是全球反思民主发展的一个开端。

2月下旬，乌克兰的宪政体制被街头运动所颠覆，民选总统流亡国外，各地区要求独立和自治的呼声此起彼伏，克里米亚已经自行宣告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经由“橙色革命”建立起的乌克兰民主政体出现危机，国家濒临分裂与动荡的边缘。3月18日晚，台湾大学生和部分反对党人士非法占领了“立法院”，并于23日进攻“行政院”，与镇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似乎早有预感，在3月初就刊出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文章对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民主道路上遭遇的困境发出强烈感叹。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台湾，新建的民主政治框架都有相当一段时间，政党轮换也不止一届，各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理应在宪政的框架里按照民主程序来解决。当民众走上街头，采取暴力的非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有问题，要么是许多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制度只是徒具民主外衣，在本质上并非民主制度。

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第一，西方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第二，引进西方民主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基本上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大多地方会水土不服而呈现病态，甚至某些国家或地区会因为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而陷入暴力冲突和国家分裂。

一、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民主，是指一种能够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机制。民主有不同形式，在当今世界，西方民主模式居于主流地位，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的都是这种制度，《经济学人》杂志感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就是指西方民主的困境，而非指其它。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民主的理论林林总总，出版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西方民主理论的介绍也不遗余力。通常，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议制政府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经典的民主理论都没有揭示出西方社会的本质以及民主的边界。

从17世纪约翰·洛克为个人经济活动的辩护，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西方社会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由市场与政府、私权力和公权力之间划下了一道边界。在英、美、法等国完成革命后，私权力和公权力的分割逐渐成为现实。在西方社会中，市场活动遵循的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在公共领域，政府的选举与运转，遵循的是民主原则。市场和政府、私权力和公权力，各自按照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分别活动，至少在名义上是井水不犯河水。

在公共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形式上接纳下层民众参与的政治机制。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宣扬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代议制政府和政治分权的政治模式。在这一政治模式中，以多数表决为形式的普遍选举成为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形式上看，权力在公共政治系统中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递。普通民众通过选票选出政治权力的代表，授权这些政治代表以政府的名义行使政治权力。在这个系统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建立在被选举、被授权的基础之上。

与公共领域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相反，在私人经济领域，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每一个自由经济体运转的基础性权力都是来自顶端的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而不是来自底层的雇员。在自由市场中，是企业的雇主雇佣员工，并训练和授权员工如何工作，而不是员工运用多数表决机制自下而上地选举雇主；是雇主的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不是雇员的选举创造出雇主的企业；是雇主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支付劳动报酬，而不是雇员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决定薪酬标准；是私有企业的产权人占有全部剩余利润，而不是企业员工按人数平等分配企业利润；是雇主检查和监督员工的工作，而不是员工检查和监督雇主的工作。所以，在每一个自由经济体，雇主或获得授权的经营者拥有原初的权力并处于权力的顶峰，权力从顶端通过管理部门层层传递到最底层。这跟公共政治领域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正好相反。

从整体上看，公共政治领域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只占一个很小的角落。中国学界常常谈西方国家公共领域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却很少谈私人领域里私权力的合法性。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合法性涉及非常广泛的社会领域，其中包括法律、习惯等等，范围远远超出政治领域。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日常的个人生活都是发生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市场中，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远比政府的公权力重要得多，对日常生活影响也大得多。所以，在整个西方社会中，私人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公共领域中的政府公权力。这种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在社会领域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当今政界、学界主流把西方社会简单界定为民主国家的误区在于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代替全体。学界的这种误区早在近代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界定时就出现了。很多学者常常简单地把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视为直接民主的典范。其实，这种界定有一个不当跨越。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大会的议事机制确实为一种直接民主政治，但是，这种公民大会上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古希腊社会的根本制度，更不是古希腊社会的本质。古希腊各城邦能够参与政治的公民人数居于少数，仅奴隶在社会中就占了大约一半左右。所以，从根本上说，古希腊社会是一种奴隶制度。如果把古希腊说成是民主制度，就等于是说民主制度本身包含人对人的奴役，这是对民主的亵渎和误解。民主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把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权力的社会说成民主社会，显然是背离了民主的基本概念。

同理，今天西方国家确实比较好地实现了民主政治。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议制政府就是西方政治民主的具体形式。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更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本质是民主。把一个社会中极小范围的决策机制当做整个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一个不当跨越，这是把非本质的局部机制误当整个社会的本质。

二、西方民主输出不能承受之重

《经济学人》的文章对西方民主移植遭遇的问题进行了检讨，但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西方民主难以在其它国家移植？文章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学术界讨论西方民主输出失败的文章并不少，但大都把失败归结为引入西方民主的国家发展水平落后，无法在短时期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如果假以时日，西方民主终究会移植成功。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指出问题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的遭遇困境的最根本之点，在于没有明白西方的政治民主是一种高度空洞化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的稳定就在于它根本不解决任何利益攸关的实质性问题。发展中国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从而赋予了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民主无法完成的任务，最终导致政治无序和社会分裂。

西方现代社会是随着自由市场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经济力量一直高于政治力量，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所以，西方只有政治民主，而无社会民主。民主在西方社会只能局限在政治的范围，而政治的范围极为狭小。所谓把政府关进笼子，就是把民主政治关进笼子，这是西方民主政治可以稳定而持续的关键之所在。当政治脱离了经济，当政治很少直接牵涉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时，政治变得空洞化，政治选举和政治争辩也就自然变得简单和无关紧要，政治的运转也就变得非常平稳。这种政治的空洞化是西方民主的最大优势。当然，这种模式有另外的弊端。比如政府及其活动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角落，缺乏对资本的制约和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平衡，政府无法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长远的理性规划，政府与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少相干。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民众政治冷漠，投票率低下，私权力对公权力的主导和掌控、资本对大众利益的巧取豪夺是普遍现象，但这些弊端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指出的是，西方政治内容的空洞化和在社会活动中的边缘化恰恰是西方政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根本原因。当政治变得空洞和无所谓，政治上的争斗也就不会你死我活，政治趋于稳定是符合逻辑的结果。

所以，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表制度、政治分权看起来庄严巍峨，但实质上，并不具有解决根本性经济利益冲突的功能。由于社会的高度市场化，大多数社会问题都通常都由市场的竞争法则去解决，而无需民主政治染指；西方民主也不能解决族裔冲突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一般说来，西方政治通常只是在外交、税收和福利三个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在西方国家，外交事务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主管国家外交事务的国务卿或外交部长和主管国家防务的国防部长是最重要的内阁成员。众所周知，政府外交和国防事务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事务，离普通百姓的个人利益相当遥远；税收与福利的多少与个人虽有关系，但在个人的经济利益中并不具有主导意义。况且政府总要保持连贯性，每一届政府在税收和福利上调整的幅度实在有限。所以，在一个资本居于主导的社会，政治具有高度的空洞性。多党竞争、一人一票的形式通常不会引起社会各个群体的激烈纷争。但如果把这种空洞的政治模式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委以解决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重任，就有可能进一步放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撕裂社会群体，从而引发重大的社会危机。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济与政治清晰切割的社会结构通常只会出现在先发国家。因为，在先发国家，是资本成长在先，国家成长在后，私权力对社会的主导和控制在先，政治作为资本权力的附庸，成长在后。所以，西方各个先发国家的政治依附于资本符合历史的逻辑。不过，后发国家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后发国家的私人经济与资本先天弱小，国家常常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所以，在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救国或建国都是压倒一切、优于一切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形造成了国家或政府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处于一种政治总动员的状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自由市场与政府、私权力与公权力之间很难进行明晰的切割。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导致政治涉及太多的经济利益而无法空洞化，政治在社会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无法边缘化。谁掌握了政治权力，谁就掌握了国家命脉，谁就能够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在这么一种经济与政治重合的国家，如果推行民主，民主的形式就必然跟西方社会那种空洞的、被挤压在社会一隅的政治民主形式有所不同，必须是一种能够涵盖全社会，内容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民主，而社会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像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那样简单。如果在经济政治高度交融的社会照搬西方空洞的政治民主模式，很容易激起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族群的激烈冲突。稍有不慎，社会就有可能在政治冲突中崩溃。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其社会结构来自东亚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西方，但经济与政治不仅没有明晰切割，而且相互渗透很深。台湾的基层议员通常都跟地方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好的一面看，台湾的议员跟民众打成一片。凡是百姓的婚丧嫁娶，议员都尽量参加，跟着丧家披麻戴孝叩头的议员不在少数，议员跟民众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状态。但这种社会结构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基层政治与基层私人活动与基层经济的高度交融，政治包含有非常具体的利益，这种情形很容易导致社会对政治权力的强烈追逐以及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到台湾旅游的人常发现，台湾人本身温文尔雅，接人待物都很有礼貌，但讲起政治来却异常冲动，即使在议会的庄严场合，也常常上演“全武行”。其实，这不能怪台湾人政治素质不高，而要怪台湾政治包含了太多的现实利益，但又试图模仿西方政治民主的形式，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政治如果包含太多的现实利益，就是在最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也很难避免爆发激烈冲突。

对西方民主的误读不仅仅限于台湾。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把西方社会中仅缩居于一个很小角落的政治民主误读为一种适用于全社会的机制，然后再把这种机制移植过来解决全社会中许多利益攸关的问题，最后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撕裂社会，国家常常因此而陷入动荡之中。西方民主之所以在西方国家表现相对良好，那是因为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高度空洞化，根本就不解决与重大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务，这些事务都由市场自己解决；西方民主之所以在移植到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后遭受挫折，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常常把政治民主当作解决社会根本利益冲突的主要机制，从而赋予了西方民主不能承受之重，这样一来，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稳定，这是西方民主输出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台湾太阳花学运现场（图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德斯蒙现场发回）

三、国家认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一些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在国家认同尚未形成时就贸然实行西方式民主，甚至试图用民主政治来解决社会因国家认同分歧而发生的冲突，这不仅是南辕北辙，而且是给社会冲突火上浇油。从各国历史看，如果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国家没有基本认同，理性就会退场，任何政治辩论都难以达成共识，如果这时再引进民主机制，常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社会建立民主政治，就等于在撕裂这个社会。

试图用西方民主模式来解决国家认同的人忽略了，西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在先，政治民主建立在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

西方及台海两岸的很多学者都对台湾社会发展有一个判断，这就是认为台湾已经完成了民主化转型。与台湾人交谈，相当多的人也把台湾民主化当成一个即成的事实。所有这些断言台湾完成民主转型的依据也很简单，这就是2000年台湾完成了和平的政权轮替。按照西方民主理论，两党或多党竞选，公民普选在台湾都实现了，而且还用选票实现了政党轮替，这难道不是民主政治吗？

但是，上述判断回避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台湾社会完成了国家认同吗？国民党与民进党真正是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吗？

根据台湾“旺旺中时民调中心”2014年度第1季的民意调查，台湾居民中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40%，这个比例近年来并无大的变化。这一次强占台湾立法院的学生领袖在集会中为了安抚激进的同学，反复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以期用这种族群站边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而连续在台湾执政两届，目前是台湾第二大党的民进党从来就没有承认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宪法”。从2001年开始，民进党更是把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作为党纲。很多赞扬台湾政党轮替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民进党其实并不是一个认同宪法的政党，而是一个要推翻宪政体制，重新独立建国的“建国党”或“革命党”。如果不是中国大陆和美国两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压力，民进党早在2000年就宣布独立建国，台湾早就可能陷入内战和族群冲突的混乱之中，哪里会有和平的“政党轮替”？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曾在1998年出版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一书，从“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三个方面对国家认同进行了分析。但是，台湾族群冲突的潘多拉盒子早已在移植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打开，族群已经撕裂。江宜桦作为学富五车的政治学博士，在这次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对话中，没讲几句话就被学生呛“滚回去”，满腹经纶也无法述说，最后只有无奈离开。在一个族群分裂的社会，从来就只有情绪而没有理性。没有理性，何来民主政治？

本来，台湾社会比较好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七八十年代经历了经济起飞，经济各项指标曾一度居于亚洲四小龙之首，但近十几年来却一路下滑，这跟岛内的政治乱象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的地区，国家认同尚未完成，台湾原本不应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果，从西方引入的多党竞选政治不仅没有形成良性的政党轮换，反而造成了族群分裂和国家认同的危机。这一次强占“立法院”的太阳花运动虽然事出偶然，但偶然中却显示出必然，因为台湾社会从来就没有完成国家认同，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时至今日，国家认同仍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无法由民主政治来解决，因为国家认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认同，何来民主政治？这一次台湾学生强占“立法院”、进攻“行政院”，撕开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外衣，让人看到了所谓台湾民主不过是一种幻相而已。

今年2月乌克兰出现的动荡也跟社会缺乏国家认同有关。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但新建的国家从来就缺乏社会基本认同，东西乌克兰的分裂趋势一直潜在。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乌克兰现有版图的历史还不到70年。东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民族文化接近俄罗斯。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是苏联的创始国之一。而西乌克兰（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西乌克兰从1918年就被波兰占领，在后来波兰和苏联签订的《里加条约》中，双方都承认西乌克兰属于波兰的领土。一直到二战爆发后，波兰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西乌克兰才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所以，在国家的起源上，东西乌克兰本身就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乌克兰这样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社会，贸然实行西方的多党政治，用党派争斗放大和加剧了地区和族裔对立，使社会的分裂风险进一步加剧。在乌克兰28个级行政区中，亚努科维奇的亲俄势力在10个东南部地区占绝对优势，而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亲欧洲势力在另外18个中西部地区则处于上风，社会大众对国家的认知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这一次乌克兰出现的街头暴力和政治动荡正是东西乌克兰分裂的集中爆发。展望未来前景，缺乏国家认同仍是乌克兰最大的社会问题，从西方移植的政治民主根本无法生根。

综上所述，西方民主是稳定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政治弱化和政治空洞化来实现的；同时，西方民主也是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传统国家，在一个政治经济交织密切的国家，如果贸然引进西方民主来解决尖锐的利益冲突，甚至用来解决国家认同的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利益冲突可能会在党派争斗中加倍放大，族群冲突可能会更加非理性化，社会极有可能在内斗中崩溃。作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应该才是发展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