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一词在战后被广泛使用，它是相对于殖民时期传统帝国主义而言的“帝国主义”。传统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主要是殖民掠夺，其方式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对此，卢森堡就曾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也指出：“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确保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必然要拼死争夺，这就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法西斯阵营的垮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到处冲击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殖民体系随之土崩瓦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一种不需要通过殖民战争，但却能更有效地开拓资本积累空间，实现世界财富转移的“新帝国主义”逐步产生。那么新帝国主义是怎样通过隐蔽的手段来进行全球掠夺的呢?看似合理的、合法的理论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揭开其一层层面纱，暴露其真实的面孔。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新帝国主义资本积累与剥夺道路的开辟

　　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然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也由此显露出该理论体系的巨大缺陷。在此背景下，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3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并实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但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和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三高一低”的“滞胀”局面，即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上涨率、高失业率和经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样一来“曾经能够很好地为资本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目标服务的政策、实践和制度，现在不起作用了”。

　　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滞胀”和资本积累危机，曾经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并经过调整、精心修琢，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家全面干预不仅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西方经济空前的“滞胀”，而且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了个人自由。为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公有制”、“否定国家干预”;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并对外国投资实行完全自由化。 在英国，“撒切尔新政”的实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由理论转为实践。撒切尔夫人通过强化市场竞争、企业减税、减少国家干预、精简政府机构和压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强硬措施，将国家活动的整体方向从福利国家转向积极支持资本积累的“供给”环境，从而使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和投机的市场，由此为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在美国，1981年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主要举措包括限制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等。

　　“撒切尔新政”和“里根经济学”对于克服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滞胀”，对于释放资本扩张的空间的确具有很大的作用。以极低的价格所释放出的一系列资产的确为资本的赢利开启了新的机会，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如果资本主义必将面对并必须克服过度积累的压力的话，那就总是需要大量外在于它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如空地或新的原料产地都没有现成的，那么资本主义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制造它们。”但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福利开支的减少，工人工资的降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停滞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私有化导致由少数人垄断社会资本，而大多数人受到了剥夺。在英国，“随之而来的公共设施(水、电信、电力、能源和运输等)的私有化，出售所有的公有公司……资产的重新分配日益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20世纪末达到了15%”。这一切使得“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共有财产权(政府养老金、福利和国家医疗保健等权利)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项最为恶劣的剥夺政策”。三是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即通过推行金融自由化为资本积累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其所带来的结果是：在传统制造业等产业部门盈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投机，使大量资本从生产系统转变为投机系统。

　　新自由主义不仅要在国内释放资本扩张的空间，同时也要在世界范围寻找赢利的机会。“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自己积极地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策略，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遵照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寻求重新设计国际经济制度，诱使苏东、拉美、东南亚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高涨，为了更符合(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形式，这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经济改革的主张，其中心思想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新自由主义也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不仅导致实践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国内外大资本所控制，大量利润流入国内外资本寡头手中，而且创造了全球范围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他者”。因为随着这些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放弃，并采取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放松投资限制等举措，破除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使得资本扩张的空间得到大大释放。“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这些新的积累区域没有开放的话，谁能预见过度积累的资本将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都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夺铺平了道路。除了下面笔者所要阐述的金融掠夺之外，还表现为：一是将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相结合，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二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的经济依附关系。三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经营过程分解为各个环节，对产品生产进行国际垂直分工，形成了具有等级制特点的全球价值链，以此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和经营的有机链条之中。

　　二、金融全球化：新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剥夺的利器

　　金融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产物。“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1929年-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刚过去不久的大萧条的强烈影响。广大的生产部门坚持金融自由主义与生产、增长所需的稳定环境相悖，而稳定的环境是积累优化所必需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经济自由主义重振旗鼓，认为政府的监管是低效的、甚至多余的，让金融市场自由运行，资金的配置才是最有效的，金融市场才会更有效地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即《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加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竞争日趋激烈，其利润率不断下降，由此进一步促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资本逐步实现了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转变，借助于这种形式，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金融资本形成以来，一直处在扩张的冲动之中。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跨越国境而向全世界发展，由此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与此相适应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实现了由产业资本的积累方式向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的转变。这种积累方式，不仅通过将劳动者收入金融化，从而利用金融方式掠夺国内民众，而且还利用金融工具和货币体系去掠夺他国财富。000

　　国际金融投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对他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常用手段。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放松或取消了对外国居民到本国进行证券投资的限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流动加速。“1980年，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仅为87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了32100亿美元。”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仍然是攫取高额利润，但与产业资本不同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利润的获取主要是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和其资本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如汇市、股市和债市)上进行套利、套汇等金融投机，以此攫取高额利润。其惯用的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步：一是造市，使资产(包括证券、外汇、货币、房地产等)价格非常规地暴涨，形成经济泡沫;二是诱惑，即以资产价格的快速攀升为诱饵，诱惑中小投资者的纷纷加入;三是撤资，在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家迅速撤资，由此造成资产价格的暴跌，引发投资者恐慌性抛售;四是趁火打劫，在资产被大量抛售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家通过极低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如廉价房、破产企业、地产、股票等)。其获取利润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产业资本获取的利润速度，结果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剥夺，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破坏。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1997年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金融投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常用伎俩，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对全球进行财富掠夺最为锋利的武器。美元霸权是指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及贸易结算中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但美元本身已经成为没有实物支撑的信用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元霸权体系确立的标志。其核心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美国的经济实力逐步下降，以美元支付逆差的数字越来越大，黄金逐渐流失。为维持本国的经济利益，20世纪70年代美国率先放弃黄金与美元挂钩，其最终的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美元演变为完全虚拟的信用货币，取得了“纸黄金”的特权地位。这就使得美国可以以美元为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铸币税。铸币税最初含义是指所使用的贵金属内含值与硬币面值之差。因此，铸币税并不是国家通过权力征收的一种税，而是铸造货币所得到的特殊收益。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铸币税主要指的是由于纸币的成本比它们的面值要小很多，货币的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也被称作铸币税。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只能在国内流通时，那么铸币税征收的对象仅限于本国国民。但成为国际货币时，它就可以向其他国家的人征收铸币税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事实上独自享受了全球范围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没有被动摇，而且由于其摆脱了黄金的约束，因此，实际上依然获取国际铸币税收益。美国“1990年一2004年平均每年获得的传统意义上的铸币税为181亿美元”。

　　第二，利用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获取利差。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始终保持着贸易逆差，“由1999年的3000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580亿美元”。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由于美元的回流而一路顺差，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元是国际首要的流通货币，美国直接对外支付美元就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其他国家则需要将本国的贸易盈余以外汇储备的形式重新投放到美国金融市场。“美国利用了全世界近70%的净储蓄额，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这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2003年初开始，平均每天有23亿美元流入了美国。”正是得益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成为国际资本的“集散地”，这种“资本逆流”造成了穷国补贴富国的不公正现象以及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反常规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系，使全球特别是依赖美国经济的经济体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包括间接为美国对外战争和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融资。

　　第三，通过美元贬值等途径掠夺全球财富。“美元贬值推动的赤字政策是美元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是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也屡创新高。“2009年，美国国债达到7.5万亿美元，2011年飙升到15.3万亿美元，加上其他债务超过50万亿美元，占税收比重高达674%。”但面对巨大的贸易和财政赤字，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制造美元贬值来稀释对外债务。由于世界各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美元的贬值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资本和外汇储备的缩水，相当于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债务得到了自动减免，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的转移，即财富从债权国向债务国的转移，由此形成美元对全球的剥夺。以中国为例，“截至2009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015亿美元，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由于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较大，美元贬值产生的债务自动减免额高达700亿美元”。最为典型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了三轮的量化宽松，向市场投放的资金总额达2.4万亿美元，这不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更加大了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盘剥的明显例证。

　　三、国际经济组织：新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剥夺的有力工具

　　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达到扩张目的的。这些安排包括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而美国也正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进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其提供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把国际组织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正如迈克尔•赫德森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成为了在政治上增强美国经济力量的一套正式的制度。”

　　就世界贸易组织而言，其规则就是在垄断资本的主宰下制定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就是大型企业联盟在最大满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起草的，而《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由跨国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团和巴克莱银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授权下起草议题，并在之后的谈判中通过游说才使该协议生效的。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及与此相关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发展中国家。一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却常常成为发达国家反倾销的对象。二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的产业大都属于低端产业，通常需要政府的保护与补贴，而这又恰好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其进行反补贴调查的理由。三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然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反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体制弱势将它们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加以歧视。由此可见，“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缺少帝国主义体制，借以实现垄断资本对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支配”，“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取代殖民化掌控着市场规则的霸权”。

　　那么美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什么关系呢?对此，迈克尔•赫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它提出的条件：赋予美国独一无二的否决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都有绝对的主导权，这对于保证美国战略意图的实现，对于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无疑是有力的工具。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充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这不仅表现为“华盛顿共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与美国财政部共同达成的，而且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俄罗斯和东亚等国的债务作为一种杠杆，迫使债务国执行“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路线。俄罗斯和东欧，为了换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经济援助，被迫承诺其所提出的前提条件，即全面实施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于是，美国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国家制定了改革方案，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500天计划”、“休克疗法”，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在拉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使用其美元债权，强迫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负债经济体遵循华盛顿共识”。“从1978年到1992年，70多个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把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因为如此，迈克尔•赫德森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银行越来越成为一位干涉主义者，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以俄罗斯改革为缩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有利于窃国寡头的模式。世界银行的支持条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许多情况下放贷的条件。”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充当了美国盘剥世界的工具。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就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规定而确立起来的。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以上的投票权，而根据协定，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必须经85%的多数票通过，一般决策须经75%的多数票通过，这就是说，美国在该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中具有独家否决权，而美国也正是凭借其所拥有的决定性的投票权来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从实践中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后，美国通过该组织把货币的汇价固定在美元上，从而使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得以维持。世界银行的情况也类似，其投票机制也是由各个国家上交资本额决定的，这保证了世界银行主要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利益服务而不是为第三世界服务。而且长期以来，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最大股东国(即美国)人担任，这就确保了美国对世界银行的主导权。不仅如此，世界银行所发放的贷款还可以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商品，促进资本的回流，“自世行建立以来，由世行融资的项目在美国采购的商品总计达到了33亿美元;支付给美国及其民众的利息总计有8.6亿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由此成为美国盘剥世界的工具。

　　四、几点思考

　　第一，资本天生具有扩张的本能，对外扩张既是它生存的内在需要，也是其发展的外部条件。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形式上虽有很大不同，但其实质没有区别，追求资本的扩张、拓展资本积累的空间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努力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将产生两个方向上的空间扩张运动：一是原有市场内企业不断联合兼并而走向垄断，二是向国外寻求新的市场空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垄断资本集团向全球的扩张，以此为发达资本主义中沉积的不能流通的资本打开流通的渠道，释放资本积累的空间。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要使自身的生命得以延续，就“必须创造，而且经常创造其自身的‘他者”’。新帝国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集中体现。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进，美国构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殖民掠夺的灵活的新型全球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这一体系与传统帝国体系相比，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于第三世界债务国，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迫广大发展中国家放松资本流动的限制，将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相结合，形成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利用金融化的浪潮掠夺全球的财富，尤其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不得不将其盈余的储蓄输往美国，或者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还通过美元贬值直接掠夺全球财富。这样，有来自第三世界廉价的产品和来自通过金融掠夺所获得的资金支持，美国的资本积累空间就大大拓展了。“中-美”之间的情形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中国现在事实上同时受到美国双层的剥夺，一是向美国输出大量廉价产品，二是以巨大的外汇储备形式向美国输出资金。

　　第三，资本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它导致资本淤积。新帝国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推进固然可以疏通自身淤积的资本，但也导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都面临着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从美国国内来看，“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8，创1967年以来富人和穷人收入差距的历史纪录”。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可以预见，新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剥夺必在个人、国家和全球体系三个层面遭到强烈抵制和激烈反抗，而社会主义因素也会不断增大。

　　第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应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即在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熟悉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从适应规则转向善于运用规则和改进规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是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一方面解决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发挥发展中国家在构筑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二是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机制，以此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将社会主义中国主张的公平、公正、包容、和谐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价值理念贯穿到具体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以此增强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全球范围生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