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跃之时。随着“阿拉伯之春”、伦敦青年骚乱、希腊反紧缩运动、威斯康星州工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西班牙的自住民运动等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如何面对这些反应、如何寻找后资本主义的替代社会、如何继续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如何反思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反思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恩格斯和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在西方左翼女性主义者中有着特殊的声望和地位，那么，马克思是否有自己的性别与家庭理论，这个问题一直很少有人研究。最近美国的赫泽·布朗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她的《马克思论性别和家庭：一个批评性研究》是西方第一部聚焦马克思的性别和家庭观的专著。作者认为，马克思虽然不时地流露出性别主义的偏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男性主义的超越。此外，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又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如美国学者玛莎·吉米莱兹、莱斯·沃格尔和意大利学者西尔瓦·菲德里奇等人都承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揭示了妇女压迫的根源不是男性统治女性的潜在欲望，而是商品生产和它的社会方式。但在性别与婚姻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没有把人类行为作为历史的驱动力，而恩格斯也看到了历史自然发展的“阶段”;马克思看到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恩格斯也只看到生产力以不可抗拒的形式发展;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而恩格斯则是经济决定论。在核心和基本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经济结构的改变一定自动地产生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的改变。当然，我们对经典思想家的评论不能着眼于个别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他们提出的基本原则。

生态批判与马克思主义

　　如果想在当今左翼理论中寻找大公约数的话，生态问题是当之无愧的，任何思想和观念都必须对这个问题表明立场并通过它的检验。安德鲁·比罗最近就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理论遗产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直接讨论生态学的著作很少，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它最先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反生态本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人性和艺术的思考中，都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性，莱斯在《自然的统治》一文中提出，《启蒙辩证法》的宿命论是错误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仅仅用“理性的疾病”来解释，必须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解释。该书编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与环境主义的对话应该是双向的，环境主义者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中借鉴到有益的思想，而批判理论也可以从环境主义的挑战中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它归之于人口过剩。伊安·安古斯和西蒙·巴特勒在《人太多、人口、移民和环境危机》一书中拒斥了这种观点。两位作者中一位是《气候与资本主义》网络杂志的编辑，另一位是环境正义主义者。他们认为，在讨论环境危机中，着眼于人口的数量不仅会误解环境破坏的原因，也严重地削弱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力量。该书出版后引起众多评论，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这本书的贡献是：“这种积累和浪费的体系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绿色左派的兴起》一书的作者华尔认为，人口问题常常被人们用来转移注意力，让我们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对西方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按照纽曼的观点，在当今西方左翼政治学中已经出现了“后无政府主义”倾向。后无政府主义的特征是拒绝政党和国家，转向群众性的自发活动和分散的网络，它在哲学上依赖于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依赖于新社会运动。后无政府主义拒绝像经典无政府主义那样把政治原则与社会原则对立，而是强调一切社会原则都是政治原则，一切社会生活都是政治的。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看法，政治对抗是人类生活的构成性事实，远远超越政党和国家的范围。因而重要的不是寻找确定的政治领域，而是意识到一切领域的政治性。但是，正如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后无政府主义与经典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后无政府主义保留了经典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革命的信念，但认为经典无政府主义过于依赖启蒙和理性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无政府主义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型理论，即国家可以被无产阶级占有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又存在着共同性。在谈到墨菲的理论时，纽曼说：“虽然墨菲的民主模式包含着争议性对抗的观念，由于它最终是在国家内部设想的，因而避免了国家与民主本身的根本的对抗。”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核心是解放理想与实现手段的关系问题。无政府主义由于对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形式的拒绝，容易陷入浪漫化和审美主义乌托邦。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往往由于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崇拜而陷入集权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必须批判和避免。

宗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近十余年来，西方左翼思想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向宗教的回归，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奈格里、托斯卡诺、伊格尔顿、哈贝马斯在这方面都有著述。但是，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结盟却很少有人探讨，2012年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第4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德国背景下的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文章。德国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发言人R.盖德认为，“我们应该将许多开创性的知识归功于马克思—人是社会的、交往的存在;在每一代人中都存在着集体合作形式，这些形式不是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并对历史负责。”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福音走向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福音!”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宗教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拯救”资本主义社会，而要求与革命无产者一道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新秩序”。在德国宗教社会主义思潮中，E. 埃克尔特曾提出，马克思与宗教不是对立的，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中拯救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E. 海曼虽然批判马克思的“经济主义”，但认为马克思在反对唯心主义中所发现的“利益”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者应该坚持利益不仅指“金钱利益”，而且应指内容广泛的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利益。而保罗·蒂利希明确主张有神论社会主义，他强调，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结合的。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理解为对尘世的批判，它本身就包含着对在尘世中服务于现行秩序的天国观念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对尘世的批判与对天国的批判是一致的。实际上，把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传统的特点之一。本雅明在20世纪初就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宗教。奥拉·席格森是瑞典哥德堡大学系统神学教授，2012年他出版了《伊格尔顿和齐泽克作品中的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希望的共谋》一书，专门讨论左翼学者对神学的兴趣。他指出，从伊格尔顿和齐泽克的宗教转向可以看出左翼学者们有了新的动向。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动向?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当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现实前景变得暗淡时，宗教和乌托邦式思想就会兴盛。一方面，宗教兴起的复兴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困境;另一方面，宗教研究也是保存批判和革命精神火种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日趋复杂和政治日趋多元化的时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危机必然倒逼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出必要的反应，马克思主义可以尝试结合来自女性批判、族群批判、生态批判、宗教批判、文化批判等对各种现实的批判性资料，形成一个解释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跨领域的唯物主义纲领，并通过这一纲领所形成的解释框架，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