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恐慌，之后，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一时间，对美欧危机的各种分析纷至沓来，其中以对引发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批判为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已经从表象进入实质，即这些危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资本主义是不是真的不行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对于正在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来讲，如何看待和应对资本主义的新动向、新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正因如此，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讨论。中国学者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这场危机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全球性危机、制度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现代资本主义已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一贯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持批判立场。另一种观点则是更多地从技术层面解剖危机的原因、分析应对的手段，持这种观点的多是一直主张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更多地与西方接轨的学者。这两种观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长期存在的分歧。

　　我们认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危机，集中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世界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次年爆发的欧债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以严重冲击。很多西方人开始反思并提出，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有人还由此推断，这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表明，无论是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还是欧洲式的福利资本主义，都前途未卜。金融危机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因为世界各国已经处于经济一体化的紧密联系之中，危机涉及到每个国家。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形态。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始于近日。资本主义虽然是在欧洲民族国家确立时期出现的，但资本的属性却是超越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第二个阶段是信息化基础上的世界生产。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逻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

　　1.工业化基础上的全球贸易

　　这个阶段是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是以社会化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以武力为手段、以殖民主义为形式的资源掠夺和商品贸易的全球性扩张。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经济基础。机器生产是工业化的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社会化大机器生产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商品市场。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很快走出国门。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4]这个阶段资本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世界贸易，主要手段是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性贸易，生产结构是资源和商品市场两头在外、生产在国内。

　　第二，对殖民地的争夺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并向其倾销工业商品是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则靠军事战争。列宁正是由此得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著名论断。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

　　2.信息化基础上的全球生产

　　这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后直到今天。其中，苏联解体后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科技发展为基础，以金融、高科技和跨国公司为手段，以经济一体化为形式的全球性扩张。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殖民体系的瓦解改变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模式。殖民体系的瓦解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信息革命的技术支持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积极的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的形式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化生产。跨国生产的科技支撑是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信息通讯可以对整个世界实施全覆盖，道路及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可以使世界各地实现无缝链接。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来处于生产链条顶端的制造部分，不仅被大规模的研发创新工作和高效化管理工作挤到生产链条的低端，而且由于其大量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而被排挤和转移到落后国家，即原殖民地国家。这次资本重返，原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争先恐后地给予外来资本以各种优惠。

　　第二，跨国公司组织生产的形式是资金和技术在全球流动和配置。西方资本大举进入非资本主义国家，继而在当地组织生产，为西方国家提供各种廉价商品，形成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的大转移和新循环：由过去的西方国家生产、向落后国家销售的世界贸易形式，转变为在落后国家生产、回国组装或将商品再运回西方国家消费，成为研发管理和消费两头在内、生产在外的全球经济组织模式。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环节被延伸至全球：哪里有资源，哪里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一定会流向哪里。资本的流动是全球范围的，于是，资本带动下的生产组织也就随之全球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没有人能说这个产品是我生产的。现在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说：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的特点是，对于一件较为复杂的工业产品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这个产品完全是由某一国或某一公司生产的，而只能以是否掌握该产品的核心技术作为其所有者的标志。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由西方国家主导。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是不同于工业化以来的全球贸易形式的现代形式。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体，在近百年来自己主导制定的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下，以科技和综合实力的强势把世界各国纳入到自己的经济活动之中。当然，这种纳入不再是殖民主义式的掠夺手段，也不是帝国主义式的侵略战争，而通常是以经济协作、合作伙伴的形式和符合国际规则的做法来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至关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有世界性机构和现行通用的国际规则都是西方国家主导建构和制定的。

　　所以，全球生产阶段的全球化出现了一个与全球贸易时期截然相反的现象，即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如果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第一个阶段——全球贸易阶段的显著标识，那么，“去工业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第二个阶段——全球生产阶段的显著标识。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象。

二、全球化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战后进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即信息化基础上的全球生产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西方国家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最后形成;二是欧洲福利国家开始构建;三是始于军用目的的科技创新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基础。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还显示出其他一些新动向、新趋势。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虽然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化进程，但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克服自身的缺陷和问题，它们也在不断吸取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引进和实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一些政策措施，或者吸收更具合理性的思想文化因素，不断调节利益分配机制，实施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把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进程解读为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化，并不符合事实。

　　第二，全球生产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的关联性更紧密，国际资本带给不发达国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还带去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以极低的成本给西方国家提供物质商品，另一方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是信息化基础上全球生产的重要特征。这种全球化使全球联系更加紧密，形成各经济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所说，当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社会从彼此“联系”发展到“联系超级密切”，进而更加相互依赖。各经济体更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特别是全球股市联动性很强，拉美与中国相距遥远，但股市波动关联性高达80%。[5]

　　第三，大力发展高新科技，确保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依靠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一直位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前列。英国靠大机器生产和煤炭，保持了19世纪的霸主地位，美国靠汽车和石油、计算机和互联网等获得了20世纪世界霸主地位。欧洲文明引领世界的历史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科技立威、科技立国是西方国家的制胜法宝，是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重要资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主要是政府推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大项目、大资金、大订单都是来自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未来很可能在六个领域取得突破，即新能源、新材料、基因工程、人工智能、3D打印和外太空计划。

　　第四，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更迭既取决于生产力革命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也表现为一个缓慢替代的历史过程，即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和思考。毋庸置疑，危机的根源在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于资本无止境、无节制的贪婪。美欧经济正在缓慢复苏。解决问题、克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不断调整、改革的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生产方式并不是每况愈下，而是被不断改进而变化了的更好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即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某次危机将重创西方国家，使其无法复元。

　　第五，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加强。二战后，为了对付苏联，西方国家开始联合起来。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政治之间广泛而深入的相互渗透，甚至在国家战略安全等领域中的高度合作，使其利益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一些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机构越来越具有国家职能和利益联盟的性质。相互协调加强的表现：一是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二是共同利用国际组织和机构，控制国际事务和话语权，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他国指手画脚，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三是美国确立了稳固而强大的领导地位。欧盟的成立也是为了获得与美国关系中更多的话语分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已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合为一个利益集合体。美国的领导地位甚至可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四是与西方国家由互相厮杀、争夺到现在抱团发展的情况不同，过去的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组织等今天已失去影响，苏联解体、颜色革命、阿拉伯世界碎片化、东盟一盘散沙，使得西方国家更加有恃无恐。由此可见，西欧工业化以来列强之间相互争夺的状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从政治到经济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争夺，造成新的国家间的不平等。这种状况导致占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由于相互协调加强而具有更大的优势，这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维护自身利益带来更多的困难。

三、全球化新阶段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资本、国家和科技三个因素的合力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科技提供工具和手段，国家利用软硬实力提供法律保护和国际秩序，资本提供经济驱动力。这三个因素恰恰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具备的优势。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客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认为意识形态纷争的历史已经终结。

　　但是，2008年美国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2009年12月，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出来，并在2010年进一步发酵且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引起整个欧盟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全球化无法为资本主义提供出路

　　尽管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仍然不约而同地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本性的外在表现的思想是正确的，而无论它在今天表现为金融的、还是债权的危机。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的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制造危机的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手段，把危机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

　　资本只有以高于成本价卖出商品的时候，才能获得利润。所以，商品市场成为资本的生存条件。于是，在西方国家，所有资本联起手来，拼命推动消费，而不在乎是否具备消费能力。在大众消费的狂欢下，政客获得选票，民众获得拥有。这一切都是资本的推动。没有有效需要，资本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大众普遍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是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副产品，或者说，是资本生存的前提。

　　问题在于，这种不断创造市场，不断创造需要，是否存在边界?其代价是什么?全球化给了资本疯狂寻租以不断扩展的新地区，高科技给了资本前所未有的贪婪无度以新手段。毫无疑问，欧美国家的大众消费是以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廉价劳动为支撑的，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以美国为例，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国家大量借钱消费，然后，通过金融手段和占有的国际金融权利，把借债和别国的劳动变成美国人发行的纸币，仍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这种国家间的占有就是全球化中普遍存在的新的剥夺形式。19世纪以来，这种剥夺形式使国内资本对劳动的剥夺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的资本携带高科技和现有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的无情剥夺。人们不难看出，资本的本性并无任何改变。有的西方左翼学者甚至把资本比喻为癌细胞，这些癌细胞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拼命地复制自己，最后吞噬了宿主，自己也难逃死亡。

　　地球的环境和资源不可能让人们继续污染下去，让各国人民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根据美国学者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例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着世界30%以上的资源。所以，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能否延续下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提出的严峻问题。

　　全球化虽然为资本提供了获得了更多利润和更大发展的空间，但它只是部分改变了矛盾的主体和表现形式，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真实问题和所处困境。真实问题在于：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主导的分配不平等永远无法消除;困境在于：资本追逐利润的上层建筑必然刺激人们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无止境的消费与有限的地球资源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

　　2.市场不是灵丹妙药

　　资本主义的圣经是市场崇拜和市场万能。根据自由主义的解释，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功能，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操纵行为，并由此侵害他人权利。

　　有西方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都把市场修复得更加合理、更加完善。但是，人们或许应该反问，市场为什么不能避免这么多次的危机，从而避免危机带给人们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呢?而且，又有哪一次危机是市场自我修复的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用各种政府手段和国家调控杠杆，明目张胆地利用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维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操控和利用国际机构谋取私利。可见，西方国家自己也不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是万能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验给拉美国家造成危机，重创经济;90年代末又在东亚刮起了金融风暴，使该地区国家的经济严重受挫，造成社会动荡。

　　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30年里，是全球化扩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造成问题和破坏最多的时期。历史表明，总是以市场经济作为衡量标准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贩卖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当地的发展，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是为了在全球化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不仅自由市场救不了危机，即便是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民主制度也救不了金融危机，也解决不了欧债危机。

　　3.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民主是西方国家标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思想理念，并在40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确立的普选制度的实施情况说明，西方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也肯定不是最坏的。目前，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1/2和2/3的投票人数的基础上选出的政府，肯定是表达了相对多数的民意。

　　但是，表达了民意不等于万事大吉。以欧债危机的主角希腊为例，在选票或民意的压力下，历届希腊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但仍然要面对工会领导下的民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和不能满足民意而下台的危险。希腊债务危机在民意面前何去何从是一道难题。面临此类问题的远不止希腊一个国家。

　　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民主被作为普世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带到了世界各地。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凡是不实习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的国家就是独裁专制的非文明国家。可是，殖民地经济和全球化经济带给印度的民主政治却是另一番景象。印度种姓制度下生活着的1.6亿贱民，不要说是公民权利，就连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这种建立在巨大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民主能代表现代政治文明吗?

　　在阿拉伯世界，伊拉克在民主的陪伴下，却有30多万人丧生，60多万人流亡国外，至今国内政治乱象丛生、经济停滞，成为一个被宗教撕裂了的动荡地带。在埃及，民选的总统却被军队用反民主的手法废掉了。

　　在非洲，很多国家在饥饿、疾病肆虐和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的经济状态下，在部落和族群的政治格局下，学习西方国家在国内进行民主选举。于是，选票不是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而是族群的归属。有些国家，民主选举之后的结果就是部族之间的疯狂杀戮和报复。

　　选票加钞票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标志。所以，就民主政治而言，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民主政治的真理并没有被西方国家穷尽，人类还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对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理念表达进行深入的探索。

　　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对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讲，是一种积极的文明因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现代力量。但是，这并不排除这种扩张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和血腥。同时，这种扩张还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接触现代文明中的很多内容，不断认识资本的本性，掌握反抗资本的方法，学习世界贸易的各种规章制度，接受社会主义影响，进而维护自己的权利，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影随形。所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将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即将崩溃的幻想上，而是建立在优质发展和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上，即后来者居上。如果按照中共十八大的设想，2020年中国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那将是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因为，工业革命以来的250多年时间里，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总人口不过12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在2050年完成至少15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和贡献。

注释：

　　[1] 就理论研究而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是内涵不同的三个概念，但其内容确实互有交叉。比如，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概念，而西方国家则是一个地域和文明类型的概念。再比如，人们习惯上常把西方国家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各种结构因素的综合体，不能把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简单化地定义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更何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而是一个扬弃的发展过程。因此，就具体的国家来讲，它必定是一个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综合体。当然，就究其主要因素和结构来看，可以确定它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或者不是。但就本文而言，为易于叙述，采用三个概念在相同意义上的借代使用，并尽量避免歧义的出现。

　　[2] 汝信《资本主义怎么了》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35页，第35页。

　　[5] 参见新华网华盛顿2013年4月18日电。

　　(作者简介：孙劲松，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