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上帝”－－宗教在国际政治中影响日益增长

　　斯科特•M•托马斯 汪仲启译

　　纵观全球，从美国南部到中东，宗教的影响均在扩张。宗教在拥有不同信仰传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越来越流行，这表明贫穷和社会排斥都不是造成其现在流行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宗教的复兴归结为原教旨主义(严格坚持某种宗教仪式和教义)的增长，相反，它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的更新而发生的，个人和公共方面都是如此。

　　人口统计资料正强化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全球信教人口的地理分布将由于人口增长区域的大范围转移而发生变化，将越来越多地从北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欧和原苏联国家，向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转移。1900年时北方国家占了世界人口的32%，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变为25%，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8%。据估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很有可能变为10%。宗教是促使这种人口分布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现在，一个种族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其更多生育与否最可靠的标准之一，比教派或种族特征都更为可靠，因为信教的人通常比不信教的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宗教在城市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主要聚集在急速增长的、庞大的、贫困的大城市中，而那里正是宗教扩张的地区。根据传统经验，随着教育、科学、技术的普及和经济的繁荣，现代化的过程必将伴随着世俗化过程。但这些特大城市却恰恰是宗教复兴的天堂。历史上，宗教就曾致力于适应城市化的环境。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在当时的城市中形成一股城市信仰运动。中世纪的欧洲，为应对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方济会(Franciscan)开启了城市化宗教改革。虽然，城市化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而且城市也为犯罪和恐怖网络提供了庇护，但同时，城市化也为城市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宗教场所，而这些地方的首要功能就是预防上述危险。

　　宗教复兴的另一方面，就是基督教和西方的关系不断瓦解。基督教向来被当做是西方或欧洲的信仰，浸润着这个大陆的文化。但其实，在被成吉思汗入侵打回欧洲老家之前，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已经逐步向东扩散至伊拉克、印度和中国。而现在，它“重回故地”，被当做了一种后西方宗教，被南方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占据。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认为，伊斯兰化是当前对华盛顿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战，但事实将很快证明，基督教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才是至关重要的。

　　包括人口分布的变化、城市化及宗教的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大趋势表明，无论对于既存的、新兴的还是潜在的大国，宗教都将帮助其形成原动力，而也正是这些因素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市民社会、民主、社会团结和经济发展。宗教的全球化，对于防止全球恐怖主义、宗教冲突和其他国际安全威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复兴

　　当前，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宗教复兴是圣灵派和福音派新教会的扩散。这一过程的出现是全球人口向南方国家转移的结果，也是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重要表现。这两个教支有着某些共同的核心信仰，即都忠于《圣经》(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主张对《圣经》进行严格文本解读)，而且以向非基督徒布教为使命。根据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2006年的报告，当时全球包括圣灵派在内的福音派信徒大概有2.5-6.88亿人。福音派应该是仅次于天主教派，基督教里人数最多的一支教派。福音派教徒在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和美国等地占显著优势，而在智利、加纳、危地马拉、南非和韩国也有分布。圣灵派和福音派的扩张，使之同那些注意自我保护的宗教团体之间已经发生了冲突。三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都同样有着大量的圣灵派教徒，还有虽是少数派但人数并不少的基督教徒。在这些国家当中，“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期有所加剧，这在尼日利亚表现得尤为突出。2010年，该国的教派激进分子之间爆发了冲突，造成超过500人死亡。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吸引力，通常超越阶级的界限。他们关于上帝之爱、希望和抚慰的讯息，吸引着很多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的穷人们，而且他们关于宽容的教义和通过严肃、俭朴的生活方式实现个人转化的观念，又在世界范围内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实现了融合。圣灵派和福音派教徒过去曾被认为在宗教上高度虔诚，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但是现在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变得越来越活跃了，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圣灵派和福音派候选人通常在天主教国家支持民主和宗教自由。但同时，他们严格的圣经主义又通常导致宗教不宽容。不管怎么样，在接下来这个世纪里，圣灵派和福音派无论在宗教上、社会上还是政治上都将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伊斯兰教也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复兴，一场超越了流于偏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复兴。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开始戴面纱，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男子开始蓄胡须，还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群众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宗教活动。根据盖洛普中心关于穆斯林教徒的调查研究，土耳其86%、印尼90%和埃及98%的受访者均表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现在，伊斯兰教的版图已经远远超过了阿拉伯世界。因此，我们很难对伊斯兰世界对于妇女、民主、资本主义或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态度进行一般性的归纳。但是，正像西方人必须去了解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发展一样，我们对于伊斯兰教的全球性增长也必须予以同等的重视。

　　宗教复兴在亚洲

　　亚洲地区也同样在经历重要的宗教变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亚洲的宗教中个人主义较少，而集体主义和社会性较多。因此，在诸多处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宗教的活力都表现出同世俗政治的一致性。这一宗教多样化的过程也扩散到了印度。虽然80%的印度人都是印度教徒，但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反而掩盖了印度社会宗教形态的复杂性。在查莫(Jammu，位于亚洲查谟和克什米尔西南的城市)和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到当地总人口的67 %。基督教在印度的东部联邦占主导，其中那加兰邦90%，米佐拉姆邦87%，梅加拉亚邦70%，而在南部几个邦也占据明显少数，其中喀拉拉邦25%，泰米尔纳德邦6%。锡克教徒在旁庶普地区占到总人口的60%。

　　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中，特别是与其种姓制度有关的东西里，也有着明显的宗教影响的因素。特别是贱民阶级(Dalit，这一种姓在印度社会属于最底层的种姓，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不洁”之人)的权利斗争运动，常常由于贱民的宗教改变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常由印度教转而改信福音派基督教。这也使得印度民族主义者大为恼火，进而导致印度教和基督教关系的紧张。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内部冲突，印度依然是西方世界之外，有着范围广大、充满活力、成功且深入的宗教信仰，以及多种族民主制度的一个典范。

　　俄罗斯和东正教

　　俄罗斯在经历原苏联政府70年的统治之后，也正在享受东正教的复兴。原苏联解体之后的腐败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毁灭性影响难以估量，在这一过程中，忠诚、正直和责任，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和文化价值均遭到颠覆。

　　而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会正致力于重新恢复这些即将消失的价值观，以克服现代化给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冲击。根据凯南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东正教会在整个俄罗斯社会中受民众信任的程度排名第二，仅次于总统，远远超过媒体、警察、军队，甚至所有政府部门。为恢复其传统价值，东正教会已经和其他宗教机构结成联盟，因为这些宗教机构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俄罗斯公民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俄罗斯人而言，在当前东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宗教自由的真正含义依然悬而未决。一场关于人权本质问题的讨论也正在东正教内外进行着：人权是否合乎东正教教义?人权是否是西方的文化输入?人权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应居于何种地位?

　　东正教的角色使得现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和政治权力看起来交织在一起。教会致力于统一其国内外随原苏联解体而产生的统治权，积极加强其同俄罗斯政府日益紧密的关系，这些努力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俄罗斯东正教一体式的政治形态。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男爵会在东正教体系中是一个有独立领袖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将重新统一教会的分支视为扩大男爵会在全球影响的重要措施。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将这一过程视为推动俄罗斯民族和国内其他民族加强联系，而使俄罗斯重获全球霸权的重要部分。尽管东正教声明，其无意成为国家目标的一部分，但其同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仍将使其成为俄罗斯政府实现近期目标的重要角色。

　　穆斯林在饿罗斯社会也是一股重要力量，其数量占到俄罗斯总人口的12%-15%。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同北高加索(车臣、达吉斯坦、印古什地亚)的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使莫斯科视其为一股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力。俄罗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长达700余年的恩恩怨怨，但这两个宗教现在的纷争又有了更多的新表现，包括东正教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担忧和重新定义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首先产生于原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并在原苏联解体之后的地方斗争中得到强化。

　　全球化的宗教

　　所有上述变化都内在地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宗教复兴正在创造一个联系更加紧密但也更加脆弱的世界。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宗教一致性逐渐连接起来，因为全球化正在改变宗教的本质属性以及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自从萨缪尔•亨廷顿通过其著作将“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提出以来，产生了更多的关于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现代理论解说，这些解说将各自的宗教描绘成一个个文化上、理论上和地域上巨大的和静态的集团。简单说来，亨廷顿的理论大致上是对的，因为宗教通常都是同特定的文化、国家和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欧洲，这一事实通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得到确定，这一条约一方面从根本上将宗教信仰“私有化”为个人信仰的范畴，另一方面将宗教信仰“国家化”，以此成为组织现代国家的基础。此后，欧洲殖民者试图通过新教理论解释印度教和佛教，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对宗教、文化和地域的理解。

　　但是，宗教从来就不是按照既定教义运作的静态集团，而是一直处于适应与变化当中，受环境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环境。在《神圣的愚昧》一书中，奥利弗•罗伊指出，全球化正使得宗教同文化和地域的分离变得越来越容易，因此，也使得宗教脱离特定的文化和国家变得越来越容易。罗伊指出，像萨拉菲主义(相信其为《古兰经》的唯一正确理解者)、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都是如此。后者特别同原教旨主义不同，宣扬普遍真理，这使得该派可以内在地同特定国家和社会脱离联系，而与全球化紧密契合。

　　全球化也使得宗教正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的宗教垄断，如中欧的东正教、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和印度的印度教，将很难延续下去。宗教信仰正越来越(虽然各地程度不一)变成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信教，是否接受某种特定的宗教，人们甚至可以选择接受某一宗教的哪些教义。宗教信仰不再是优势文明强加的，也不是优势文明的恩赐。在伊拉克和越来越多的其他穆斯林国家中进行的讨论--关于伊斯兰法律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关于皈依和改宗的教义等等--表明伊斯兰世界也正在进行上述转变。

　　全球化还加速了民族和宗教的扩散。侨居在本国之外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的本质赋予新的含义，这些团体也是国际关系中最典型的非国家行为者之一。全球化已经使得纯粹的恐怖组织--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和那些致力于宣传、布教或者社会公益事业的宗教组织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正是这类既有地方性又有全球性的社会组织，使身处国外而想支持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其他非法组织的人们有了新的途径，或至少是为非法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但是，在宗教组织中神圣性和世俗性的事物交织在一起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在发展中国家中，虔诚和政治斗争通常相伴相随。例如，19世纪北非的伊斯兰苏菲兄弟会就支持伊斯兰抵抗势力，反对法国的占领。

　　西方国家认为，不宜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但是，在南方国家的宗教世界中，社会、慈善、政治组织，甚至恐怖组织通常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难以截然分开。那些贫穷动乱的国家，深受腐败和社会结构碎片化之苦，那里的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必然仍将是教育、社会福利和健康医疗的重要提供者。

　　全球化也使侨居国外的成员有机会加入其母国的宗教组织。例如，互联网和廉价机票使年轻、漂泊并侨居国外的穆斯林有机会通过加入一个既存的“民族”或极端组织，而构建新的、基本的身份认同。一个近期的例子就是费沙尔•沙哈德，他制造了时代广场爆炸案。他出生于巴基斯坦，后移民美国，生活在康涅狄格州。他没有经常前往巴基斯坦，然而却接受了塔利班的恐怖训练。

　　温和的地方性冲突，如果不加制止，将给极端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会借此妄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或佛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战争。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在佛教国家泰国了。在泰国南部，一个分裂组织非常活跃;在菲律宾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一个长期存在的伊斯兰独立运动组织近年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联系。这两个地方孤立的反叛运动都呈现出某种国际化特征，因为实际的战场比人们看到的要更大。

　　宗教信仰和外交政策

　　随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宗教化”，宗教也将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国家-国家”的关系。从基本层面上来说，宗教将是理解很多国家基本外交政策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毫无疑问会有例外情况存在，西方国家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地区对穆斯林的支持程度超过了基督教即是一例。但是，更多的历史事例表明，宗教重新强化了集体认同，并引导着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德国的天主教派就迫使其国家对同为天主教国家的克罗地亚退出南斯拉夫联盟予以承认。1999年，希腊、俄罗斯等东正教国家也反对北约轰炸同为东正教国家的塞尔维亚。俄罗斯一直坚持保持对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因为俄罗斯政府认为，Uniats(被人们称为“东莱特天主派”)控制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而这一群体同俄罗斯东正教教义不一致。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伊斯兰教，则宗教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外交政策通过输出其更严格的伊斯兰制度，颠覆地方性的伊斯兰传统和长期存在的宗教宽容和共存的传统，已经强化了该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同时，伊朗也寻求同样的扩张性宗教对外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输出其什叶派教义的弥赛亚主义，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伊拉克的宗派主义运动。

　　在国际关系中，另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对外交政策取向的影响。政治学家瓦尔特•拉塞尔•梅德曾经指出，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有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说，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支持美国精神的宗教”，因为基督教同美国人的信仰和理念具有一致性，基督教支持宗教自由，孜孜不倦地宣传有助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观。

　　梅德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可能并不基于他所给出的理由。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带来的行为方式、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影响。全球化使南方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得以将他们地方性的冲突同无法共存的全球性叙事联系起来。伊斯兰和基督教非国家组织--例如富兰克林•格拉汉姆的基督教救济组织、现在活跃在苏丹的撒玛利亚财团等--通过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吸引外国侨民。通过圣灵派和福音派宗教组织，美国得以将其基督教价值观和目标同南方国家联系起来。这种集体认同和跨国界行为中的宗教维度，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越来越突出的特点，也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释了过去10多年以来美国关于非法贩卖人口、宗教自由、非洲暴力事件和朝鲜危机等事件的立法缘由。

　　但是，梅德关于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将会强化美国在其他国家中的影响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验证。因为，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基督教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内生性，它们吸收了很多当地的观念和政治因素。首先，圣灵派和福音派基督教并不排外。其次，更重要的是，现在南方国家的基督徒是否会同他们更加保守的美国同僚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还未可知。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们就同美国不一致。同时，中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似乎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而不是支持美国。

　　南方国家的宗教将很有可能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的形态。比起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在发展中国家里，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在社会思想方面都更加保守，他们对于堕胎和同性恋都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与此同时，南方国家的宗教在政治上可能都更为自由，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更关心贫困、经济平等和环境等问题，更加怀疑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也更加支持联合国和国际法。

　　毫无疑问，全球化及其对宗教发展趋势的冲击也将影响到一国的内部环境。近年来，从印度尼西亚到尼日利亚，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而新出现的“穆斯林-基督徒”冲突也在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地爆发。关于一国内部动荡的数据表明，一旦某个国家一个少数派宗教群体的人数达到10%-20%，他们就足以对抗警察以推动宗教平等，甚至可能为之而进行斗争。

　　很明显，这些斗争的发生除宗教外还涉及其他因素，比如很多冲突都是由于政治、经济和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但是宗教观念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集体行为取决于社会团体如何认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对其他团体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宗教团体解决教育普及、学校教育、政府管理、人权和跨宗教对话等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强化政府应对与此相关的危机事件的能力，也可能演变为宗教冲突。

　　未来世界的宗教

　　新世界正在形成，而南方世界的国家、人们和宗教团体正是新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都在从全球化中受益，通过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向新世界的受众传递它们的信息。

　　信仰传递着亿万人的日常奋斗，这些人正面临着关于民主、人权和经济发展的更大的政治斗争。侨居在南方国家的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将通过种种方式同西方联系起来，这些方式可以创造或重新激发集体认同，而这种集体认同既可能促进社会福利，也可能支持恐怖主义并加剧宗教冲突。因此，未来10年，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来说，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它们的信仰、价值观、活动方式和它们影响国家政治目标、行为和动机的方式--必将是一个重要任务。如果能够清楚地认识并好好利用这一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大势，将有助于增强国家实力，以促进国际安全，改善亿万人民的生活。反之，如果未能适当地应对这一宗教复兴带来的影响，那么在下一个世纪，全球范围内由宗教引起的冲突将大大增多。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9期，摘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