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相互作用

　　政党政治最早起源于英国，是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目前，除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实行政党政治。西方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合法规则、程序和方式，政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或参与政治推行政策纲领，扩大政治影响，实现利益诉求。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之时，美国执政党对金融业的偏袒与关照无意间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不仅如此，2007年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探讨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结西方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一、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助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但现代金融危机常呈现多种形式混合的趋势。近年来，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逐步显现，至2007年8月便已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后经由华尔街风暴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十分复杂，原因也多种多样，如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习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金融衍生品泛滥及具体的政策工具等。然而，这些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推手，即美国的政党政治。具体说来，美国两党的掣肘与轮番执政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并导致其进一步扩散和演变。尽管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也在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此次危机发源于美国，本文拟以美国政党政治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例进行分析。

　　(一)争夺政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诱发危机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体系混乱、美元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导致。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融资方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性大企业不再主要依靠贷款扩展业务，金融机构不得不瞄准单个工人或家庭的金融需求或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机构怀有的强烈制造金融泡沫的内在冲动，使得金融体系日益不稳定，资本主义金融危机难以避免。[1]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实际上是美国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主要目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复兴传统的自由主义理想。美国执政党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是放松对市场的监管。由于缺乏对宏观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机构得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投机性业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债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造成金融市场混乱。二是倡导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进入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增长出现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超前消费的生活水平，加剧消费需求不足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三是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长期以来，以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致力于在全球强制推行自由化政策，这不仅成为垄断资本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重要手段，更是美国金融资本迅速转嫁风险和损失的有效途径，加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危机与混乱，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混乱与不均衡发展。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美国两党争夺和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70年代经济滞胀危机的后效影响，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巩固共和党的执政地位，里根政府开始遵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二战后经济发展的框架统统打碎。90年代，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那些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去买房。同时，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并无限量向金融机构放贷，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许多人甚至靠大量借贷提高消费能力。“在克林顿政府的后期，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局官员就对次贷危机有过表述，但为了给戈尔上台铺路，使民主党能继续执政，这些问题被有意忽视了。当布什以微弱优势战胜戈尔上台后，他也明显地看到次贷的风险。但他一直企图拖延，想把这烫手的山芋重新交还给民主党。结果事与愿违，次贷危机就在布什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爆发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党政治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性诱因。”[2]

　　(二)利益代言：权钱交易推动危机升级

　　“任何政党都是有阶级的，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有着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3]一般认为，美国民主党代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共和党则代表富裕的大资产阶级和白人的利益。然而，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说过：“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这说明，两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一党———财团党———执政，只是在具体的政策上略有不同。在现今的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代表大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这是选举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密切相连的必然结果。因此，美国政党政治带有浓重的大金融资本的影子，金融资本支持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庇护金融资本。当金融资本大赚其钱时，政府常保持缄默，当金融资本陷入危机时，政府首先救助的就是金融资本。当然，出于政治目的和选举需要，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国会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党相互掣肘延误救助时机。共和党执政时，布什政府曾在危机爆发之初抛出了一个700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方案，但该方案在2008年9月的国会表决中被民主党否决了。因为民主党人认为，这一方案顺利通过可能给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加分。后来，由于金融危机发展迅猛，两党普遍感到美国的经济不能再如此下去了，否则所有人都将受到影响。在共和党的努力下，民主党进行了妥协，该方案在第二次国会讨论时才得以通过。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历史再次重演。为了应对近乎失控的金融危机，2009年2月13日，奥巴马强力敦促国会对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进行表决。尽管众议院以246票对183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方案，但没有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表决中投票支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微妙制衡牵制了救市的进程，两党在救市过程中不忘攫取更大的利益，失去拯救危机的最佳时机，大大削弱了救市效果，也增加了拯救危机的成本。

　　两党的救助政策助长了金融大鳄的贪欲。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也是危机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美国的救市方案是向濒临破产的企业注资。2008年11月，美国金融巨头花旗银行股票连续多个交易日下挫，市值不及2006年时2740亿美元的1/10。花旗告急，美国政府立即选择了直接介入的方法救助，为其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布什政府还从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中拨出200亿美元用于购买花旗的股份。2009年2月，在奥巴马签署经济刺激计划之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呼吁政府将银行国有化，以便解决金融系统的问题和使信贷再次流通。然而，美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至少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况。向花旗银行注资，花旗银行反而闹分家。更令美国民众气愤的是，华尔街的高层拿到政府的资金，不去拯救企业的危机，却将纳税人的钱装入私囊。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政府注资的初衷，损害了美国民众对这项挽救金融危机政策的信心和信任。但是，由于金融资本在美国选举中的重要影响，两党都不会坐视金融业陷入危机而不顾，对华尔街高管的贪婪也只能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

二、金融危机恶化资本主义政党的执政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4]政党上台执政后，必然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这是政党政治的核心。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国经济放缓，引发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面临种种压力，贯彻党纲和实施政策的执政环境变得日益复杂。

　　(一)作为执政基础的经济社会环境恶化

　　由于美国银行业违规操作严重，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金融危机，使美国很多银行、财团和企业破产。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全球金融帝国，美国爆发危机则全世界都难以幸免。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各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呈集中爆发之势，社会动荡不安，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难度加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始作俑者自食其果，还使其他国家深受其害。一是美国经济实力受到削弱。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银行体系和整个金融业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大量金融企业破产，特别是一些规模巨大的投资银行轰然倒闭，极大地遏制了美国金融业在国内外的扩张，而美国政府为了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欧洲全面爆发债务危机。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以高额的财政支出维持不切实际的高工资、高福利，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纷纷发行国债，出台“经济刺激”计划，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2009年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了希腊主权评级，投资者抛售希腊国债，导致希腊陷入债务危机，在市场情绪带动下，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三是日本经济遭到重创。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日本在这次萧条当中所受的冲击更大，因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极大。

　　经济低迷直接影响民生，导致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这种社会动荡不仅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和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悲观失望情绪蔓延。危机损及民众切身利益，多国失业率大幅上升。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形势报告，2009年全球失业率达6.6%，失业人数为2700万人。[5]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前景，使民众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上升。二是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此起彼伏。2009年，法国、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俄罗斯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他国家的罢工、抗议活动也呈多发趋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三是暴力犯罪事件增多。在各国的“占领运动”中，不少示威者以暴力行为发泄心中不满，他们的游行还时常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暴力升级。此外，东欧、东南亚、非洲等一些国家的民众也诉诸暴力表达不满，犯罪活动呈上升态势，危害社会治安。

　　(二)执政党在各种选举中频频失利

　　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公司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资产严重缩水，政府债务飙升，普通家庭只能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在经历艰难经济生活的同时，许多选民将怨气撒向执政党，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在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中失利，危及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美国执政党在各种选举中接连失利。2008年10月，正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多个行业肆虐之时，总统选举大战正酣。尽管布什领导的共和党连续两次入主白宫，但共和党坐视华尔街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无所作为，致使选民纷纷倒戈。民调显示，47%的选民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共和党，只有24%的选民怪罪民主党。结果如人所料，执政的共和党输掉总统大选，民主党高票上台，并在参议院改选中取得明显优势。然而，在民主党赢得白宫2年之后，选民对美国深陷经济困境的焦虑，以及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点燃了共和党在众议院改选的胜利火焰，执政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

　　英国工党在各种选举中连续败北。自2007年北岩银行危机以来，执政的英国工党使尽浑身解数救市、救经济、救工党。从北岩银行的国有化到政府参股注资濒临破产的银行，从召开伦敦G20峰会到宣布“2010年预算计划”，都表明工党试图为这次金融危机在国内造成的影响负责。工党救市、救经济的思路是“控制赤字，加大投资，削减开削，政府干预，银行监管”。然而，选民对工党的努力并不买账，工党在国内外的选举中接连败北。2009年6月7日，英国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得票数落后于英国保守党和英国独立党。2010年5月6日，工党在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结束了13年的执政期，再度沦为在野党。

　　日本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金融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日本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迅速出现战后少有的急剧下滑态势。2008年和2009年，日本GDP增长率分别为-1.0%和-5.5%，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尽管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的“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但依然未能在选民那里获得加分。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败在民主党手下，黯然下台。然而，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下，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和国民新党联盟也未能幸免。2010年7月12日，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在野党赢得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三、金融危机影响西方政党参与政治的方式

　　政治参与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是“普通的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4]而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执政、议政、参与政治选举和组建政府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执政党竭力应对国内危机

　　治国理政是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波及范围极广，多米诺骨牌效应让许多国家对金融危机的降临措手不及，执政能力面临重大考验。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资本主义各国执政党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拯救国家经济，挽回国民信心。

　　出台反危机政策和措施，提振经济。为了刺激经济，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各国执政党采取多种应对之策：一是投入巨资拯救大型金融机构，确保经济稳定。美联储自2007年底开始，通过公开拍卖等市场操作对中小型银行进行救助。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9月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不但迅速接管了美国国际集团、房利美和房地美，还对各大金融机构如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斥资上千亿美元购买其短期债务和“有毒资产”。二是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美国民主党政府出台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与再投资计划”，预计将创造350万个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推出总额420亿澳元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减轻国民负担，缓和社会不满。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投资中，有1900亿美元用于支持失业救济、医疗补助、食品券以及其他福利项目。

　　加强社会应急处置，力保社会稳定。多数执政党重视金融危机敏感期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加强社会管控，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民众情绪失控。许多国家注意采取行政与司法措施，甚至武力打压，逮捕和起诉有关违法人员，防止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加强了与工会、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对话，谋求弥合分歧。

　　加强内部团结，化解政治压力。在危机面前，多数执政党或联盟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为执政党施政护航，如埃及民族民主党会同政府与各大企业和银行进行沟通和协商，推出一系列出口和贸易行业的紧急措施。同时，一些执政党也对反对党作出必要的妥协，如加拿大保守党政府积极吸纳反对党建议，承诺减税、加大政府投入以及定期向反对党汇报预算执行情况，暂时平息了三大反对党联合抵制政府的政治危机。

　　(二)在野党抓住机遇搅动国内政坛

　　尽管资本主义各国执政党出台了种种应对危机的措施，但由于全球市场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者信心不足、民众消费水平急剧下降，令不少执政党的反危机成效不甚理想。一些执政党一再加大反危机力度致使政策工具捉襟见肘、政府债台高筑，顾此失彼之势渐露。各国在野党或反对党纷纷借机发难，利用议会舞台、压力集团、社会媒体和街头政治对执政党发起攻势，煽动民众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导致议会主导权易手，甚至出现政权更迭。

　　利用国内问题向执政党施压。通常情况下，经济形势良好有利于执政党，经济形势恶劣则有利于在野党。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家的反对党借机发难，挑战执政党权威。英、法、加拿大、希腊、俄罗斯、拉托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在野党，围绕危机责任、救市举措、经济刺激计划等议题，在议会内外展开激辩。多数反对党强调要追究执政党的责任，或要求举行信任表决，图谋弹劾政府;或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加拿大三大反对党结成联盟，向议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保加利亚反对党向议会多次提交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理由是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仅没能使保加利亚走出危机，反而使情况恶化。日本民主党、智利反对党联盟、捷克社民党等国在野党抓住各自国家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对政策的不满，高调渲染本党主张，向执政党施加压力。

　　利用民众不满抢夺议会席位。在任何国家，经济都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因为经济事关国计民生，民众总是拿经济表现来评判政府绩效。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的反对党利用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加快在议会中扩张的步伐。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压倒多数夺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还赢得了超过一半的州长职位。2011年5月22日，塞浦路斯主要反对党民主大会党赢得了议会选举。2012年7月9日，墨西哥反对党革命制度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均取得胜利。当然，由于美国、塞浦路斯和墨西哥都是总统制国家，议会选举的结果并不导致政府更迭，只是议席的分配发生相应变化。虽然执政党的根基在议会选举后勉强得以维持，但反对党力量上升势必给执政党的政策实施增加难度。

　　利用执政党颓势更迭政权。民生问题令许多国家的执政党疲于奔命，反对党则利用执政党颓势逼其交权下野。除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政权在大选后易主外，还有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退出政权核心。2008年11月8日，新西兰反对党国家党在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的工党，赢得政府组阁权。2009年10月4日，希腊反对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赢得希腊大选，组建新一届政府。2011年5月26日，爱尔兰执政党共和党遭遇历史上最惨重失败，最大反对党统一党与工党联合执政。2011年6月5日，葡萄牙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得益于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重挫执政的社会党，组建新一届政府。2011年9月15日，丹麦反对派联盟赢得议会选举，取得组阁权。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反对派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2012年5月6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后，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沦为在野党。

四、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结构及其活动规范的总称。从狭义角度看，政党制度指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组织体系、活动方式等如何在相互影响的制度规范内发挥作用。从广义角度看，政党制度指一国主要政党的数量，即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3]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执政党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使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一)政党自身的新变化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开始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在这次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下，西方政党政治虽然延续了这一趋势，但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一些看似矛盾的动向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探索与调适。

　　意识形态呈现“向左转与向右转”并行的趋势。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难以支撑高福利的国家体系，移民问题凸显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右翼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从丹麦自由党到更好匈牙利运动，从瑞典民主党与真正芬兰人党到斯洛伐克国家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再到德国国家民主党，欧洲右翼边缘政党在国家和地方议会中占据了众多席位。与此同时，欧洲政坛出现了一些左转迹象。在2012年3月举行的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左翼的方向党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4月27日，罗马尼亚中右翼内阁倒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克多·蓬塔受命组阁。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也赢得了大选。

　　执政理念以中右路线为主流。欧洲国家传统上由左翼和右翼政党轮流执政，但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欧洲各国的执政党，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采取了救市措施，纷纷制定增收减支、大幅削减公共赤字的财政计划，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延长退休年龄、减少教育投入等偏右的社会政策，期望借此恢复财政健康，促进经济平稳复苏。然而，欧洲各国民众对此普遍不满，各国执政党支持率因此全线下跌，而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右政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中右路线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右翼政党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问题上采纳了原属于左翼政党的一些立场。

　　技术官僚当政救国。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将“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让技术型官僚颇受青睐。首个因债务危机下台的是爱尔兰前总理布赖恩·考恩。2011年3月9日，教师出身的统一党领导人恩达·肯尼成为爱尔兰新总理。同月，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经济紧缩计划遭到议会否决而辞去总理职务，经济学家佩德罗·帕索斯·科埃略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11月6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同意下台，经济学家、欧洲央行前副总裁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出任总理。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递交辞呈，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任政府总理，组建了由银行家、外交官和企业高管构成的“技术型内阁”。11月20日，著名法学家拉霍伊领导的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议会选举，拉霍伊就任首相。

　　(二)政党制度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进行合法社会政治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方式。按照轮流执政的政党的数目，通常把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4]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举行了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不少深陷危机的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或以其他方式被迫下台，而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美英资本主义两党制遭遇挑战。美国和英国是两党制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堪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英两国的两党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两党政治表示不满。据《华尔街日报》评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显示，多达四成的选民认同茶党，这足以改变美国的政治环境。茶党能否长久存在姑且不论，但它确实鼓舞了那些挑战两党制的人，给美国两党制造成不小的冲击。再来看英国，2010年大选使英国出现了36年来的首个“悬浮议会”，保守党被迫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首个联合政府，在现实中打破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受到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少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在选举中“失宠”。例如，爱尔兰共和党长期主导着该国的政治走向，并带领爱尔兰从欧洲一个贫困国家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在2011年的选举中，爱尔兰共和党却惨遭选民的抛弃。由于主流政党面临诸多困境，一些边缘性政党的作用日益凸显。在2011年的选举中，具有疑欧情绪的真正芬兰人党成为芬兰第三大党;以吹捧民粹主义和反移民闻名的荷兰新自由党成为议会二院第三大党，使得主流政党纷纷对其大献殷勤;对外来移民持敌视态度的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首次取得进入议会的资格。主流政党边缘化和边缘性政党主流化严重冲击了欧洲政党体系和原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政党联盟逐渐增多，不少执政联盟中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相去甚远，只是为了执政而联合在一起。[6]

　　现实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理论的正确性。西方政党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并推动或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治的反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即促使金融危机爆发。不仅如此，历史表明，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莫不如此。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尽管这次危机从发生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它对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和冲击是全面而深远的。

　　中国依靠稳健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及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金融危机对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而深刻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打击了“市场万能”的理念，使美国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质疑和批评，放任市场和削减社会福利的主张失去了市场，重视国家作用、保障社会福利、维护欧洲模式的主张重新受到关注。金融危机也触发了不同政党关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的理论、思潮乃至国际秩序与体制之争。众多主流政党深刻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美国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乃至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考验，资产阶级政党作出了各种探索和调适。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科学发展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Costas Lapavitsas, “Financialised Capitalism: Crisi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7,no.2,2009.

　　[2]孟建波，王智.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政党政治与价值观[J].银行家，2009，(2).

　　[3]周淑真.政党政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Bradley S. Klapper. UN: 27 Million People Became Unemployedin2009 [EB/OL].http://seattletimes.nwsource. com/html

　　/businesstechnology/2010897884_apdavosforumu nemployment.html，2010-01-26.

　　[6]史志钦.西欧政党竞争呈现新特征[J].人民论坛，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