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国际主义抑或真实存在的帝国主义

　　(丹)艾伦•布兰 雅各•赫斯 郭才华 译

　　[内容提要]西方国家未经考虑国家主权而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进行干涉的先例，为侵略阿富汗提供了理由。这两次干涉也使得侵略伊拉克和北约在利比亚的战争合法化。在不考虑主权和国际法问题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现有政权都被视为这些国家中被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政治力量要推翻的目标。这些政权的“原罪”在于，它们拒绝遵守来自华盛顿的霸权指示。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是错误的、不道德和危险的，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普世观念的必然逻辑后果。

　　如果说战争中首先受到伤害的是真相，那么以人道主义原则的名义所进行的军事干涉同样应该是怀疑论的主题。宣称针对平民百姓的“保护的责任”正在以号召进行军事干涉的方式成为西方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个教义原则。这些大国有权干涉其他弱小国家的国内事务的思想会改变国际法的基础，具有危害性。

　　同理，“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意识形态似乎无可争议，这可以被理解成将一个秘密的政治程序合法化。它具有将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左翼力量)中现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变得模糊化的潜能。所有这些潮流在为北约破坏国家主权的军事干涉进行辩护方面取得了一致立场。这一进程开始于冷战的结束以及和平的红利。

　　根据瓦尔登•贝罗的说法，西方国家未经考虑国家主权而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进行干涉的先例，为侵略阿富汗提供了理由。相应地，这两次干涉也使得侵略伊拉克和北约在利比亚的战争合法化。利比亚政权的更迭正被树立成一个标尺，使“国际社会”可以在未来的表单上对下一个国家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对复兴党权力的清除可以使中东地区摆脱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权，并增加对伊朗的压力，尤其是最终可以加强以色列的区域存在。

　　就此而论，跨国大众媒体(与受到政治鼓动的人权组织结盟)在动员公共意见以支持干涉主义的原则和行动方面的角色不应该被低估。在紧锣密鼓的媒体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借助支持西方主导的利比亚人权联盟，他们找到了与联合国安理会接触的方式。在这方面，卡塔尔拥有的半岛电视台新闻网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卡塔尔是海湾合作理事会中支持美国的一个重要成员，这类与西方结盟的镇压型君主政体表明，北约所公开宣称的对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权和民主的关注是虚假的。

　　人道主义干涉的观念架构所带来的问题既与它是从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点有关，也是由于它忽视了我们这个世界中权力和影响力的不平等。尽管存在对这一话语的吁求，但是国际体系本来就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游戏的舞台。简而言之，在一个“实力决定对错”的世界，以接受“保护的责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导致了霸权国家干涉不听话的弱小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化。

　　历史经验表明，有足够的理由质疑将人道主义关注作为大多数国家之间外交政策的动机，它们无一例外都具有霸权国家以高调的道德话语掩饰其外交政策的倾向。帝国主义强权将人道主义和战争混合在一起，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矛盾的语义表述。“人道主义”炸弹和占领并非推动和平的措施，并且军事毁灭既不利于保护环境也不利于节省能源。

　　二战后美国战略的来源

　　只有轻信者会认为美国在150多个国家保留军事基地以及花费占全球2/5以上军事开支的“防卫”预算只是为了保证人权、实施善治等，除非他相信美国军队的全方位优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理解当前政治演变的一个更现实的立场是越过这些话语，进入现实。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构建于大约60年前的二战之后。1948年，在冷战开始和全球殖民地独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在乔治•凯南的领导下制定了后来成为美国国际战略基本要旨的政策文件。从那以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在执行中偏离过这个文件的建议。今天，它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关注其中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关切，以便能进一步揭示当前美国为了继续维持“例外论”而重塑世界的企图。

　　我们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但是却只有世界6.3%的人口……在接下来的阶段我们的真正任务是保持这种差距……为了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摒除一切感伤和白日梦……我们需要欺骗我们自己说，我们能够承担利他主义的奢侈……我们应该停止讨论任何模糊的、不切实际的目标，比如人权、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民主化。我们必须直接用实力说话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要求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强调不能用来满足战略利益--这种战略利益事实上是对全球资源不公正分配的保护。由于对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利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这种行为是专门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因而有必要将世界体系的结构纳入考虑的范围。根据这种论调，西方国家对非欧洲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干涉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可以被视为旧的历史关系的延续。

　　西方干涉主义的历史和利比亚的案例

　　先不说西方建立在“掠夺权”基础上的干涉史，即使当前建立在“保护的责任”基础上的话语和战略也赋予了国际政治以道德标准。大多数西方左翼人士对此信以为真，其中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对一些拉美的原始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府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政府反对北约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支持卡扎菲政权。

　　左翼既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又坚持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这种反复无常导致他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非常混乱和简单化，更不能认识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获取和分配在结构和机制上是不公正的。欧洲的大多数左翼以一种人道主义霸权的心态支持北约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认为这是政治上正确的先发制人的干涉，可以避免卡扎菲政权对平民进行所谓的大屠杀。结果是，在欧洲和北美没有出现反战抗议。用瓦尔登•贝罗的话来说：“利比亚案例很可能将会是人道主义干涉教义的最粗暴滥用之一。”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尽管半岛电视台推动了对利比亚的国际干涉，但是网络资深分析家马文•比萨拉确信，这种干涉代价高昂。他写道，在西方军事支持反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之前，死亡人数估计在1000到2000人。但是当卡扎菲失败被捕后，数以万计的利比亚人失去了生命。相反，北约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这场“人道主义的”干涉行动有很多有教益的方面值得思考。这些大都被写入主要西方国家作出的决议中，以便它们站在反卡扎菲武装力量的一方参战，其目的是使这些西方国家保持一致。在表面上，这场行动是由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提议的。这对于不愿意因发动一场对抗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冲突而与非裔美国人群体为敌的白宫政府来说非常适合。然而根据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幕后领导”。

　　无论决策程序本身如何，问题在于：北约在利比亚的战争及其随后的政权更迭是世界政治中一场新的结构性发展吗?新兴的西方国家集团--受阿盟支持和鼓励，一致行动，并且没有任何来自其他大国的实质性反对--是否在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一场所谓的道德政权的变革?

　　2011年9月21日，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暗示，利比亚案例可能会成为未来北-南关系的理想模式：“这就是国际社会应该采取的合作方式--各国为了和平与安全团结在一起，个体要求索回他们的权利。”用另外的话来说，“国际社会应该这样合作”，通过空军以及特种部队和其他地面秘密工作者的共同军事行动来支持一场反政府的叛乱。

　　尽管总统认为胜利表明“联合起来的意志被证明是牢不可破的”，但这场战争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中国和俄罗斯虽然没有否决1973号决议，但也没有支持。金砖四国、非洲联盟以及拉丁美洲玻利维亚国家联盟中的各国表达了它们的疑虑。甚至德国也不积极主张强行设立针对利比亚武装力量的禁飞区。

　　在当天的最后时刻，代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各国政府对于北约在利比亚开战的问题仍然意见不一。在默许在禁飞区议案中不使用否决权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预计在今后会更加激烈地反对西方运用联合国作为合法掩护，试图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在2011年10月和2012年2月，它们对西方制裁叙利亚政权的议案进行双重否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合作性的帝国主义还是对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以它们在利比亚内战中的政治和军事参与为标志，这种合作使我们联想到上世纪初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体系结构的理论探讨。在一篇发表于1914年的文章中，理论家卡尔•考茨基预测了“超帝国主义”或“集体帝国主义”--一个对殖民世界采取集体行动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到来。列宁不同意这种论点，认为这种结构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会产生矛盾并导致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证实了列宁对于德、日、意帝国主义国家挑战霸权秩序的理解，不过二战后的西方盟国体系由胜利的和失败的帝国主义强国组成，这似乎又支持了考茨基的论点。

　　“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针锋相对的冷战，反映了虚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精英对美国霸权的惟命是从。未能证实这一秩序的一个例外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当时，在纳赛尔政府将运河国有化后，英、法、以军队联合行动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苏联威胁报复，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迫使美国的盟国撤军。

　　当前，即使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只领头羊有能力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协同一致，这样的安排也依然充满压力。原因在于，还需要将新的角色--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纳入安排，因为它们的发展将会要求分享世界市场和自然资源的份额。在这些情况下，问题在于如何将新来者纳入发达国家的核心地带，却不会损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从而带来所有国家“皆赢”的局面。

　　可以从历史的发展逻辑上推断出，新兴经济体的日益参与将会产生冲突，阻止“超帝国主义”顺利形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是有迹可循的。在2007年成为法国总统之后，萨科奇把非洲描绘成一个在与其他世界强国的角逐中被征服的大陆。2007年1月，他在斯特拉斯堡发表演说称：“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了在非洲的竞赛，欧洲还要等待多久才能参与未来非洲的建设?当欧洲尚在犹豫之时，他国已经捷足先登。”

　　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在非洲大陆都很活跃，但华盛顿认为北京在非洲的行动不怀好意。201 1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对赞比亚的一次访问中声称两者之间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从而含蓄地掩饰了美国的动机。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19世纪用以保护拉丁美洲免受欧洲帝国主义侵犯的门罗主义。直到现在，拉美国家才开启了它们将自己从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进程。

　　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府的战略背景中，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北-南关系的本质是制么?在这方面，历史是一位良师。几代人之前的世界与二战以来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有殖氏地，尤其是在非洲，也包括在亚洲。在拉美，美国和英国将新殖民主义与刚独立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400年的时间里，欧洲列强的崛起及其海外扩张为不对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产生构筑了基础。在政治上，这个过程开始于结束了30年战争之后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场战争发端于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试图征服信仰新教的尼德兰，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卷入其中，最终导致和平协议的签署，使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体系建立于国家主权的观念之上，并得以制度化。这就是在领土和独立不受外来干涉的基础上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共识。尽管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间关系准则。然而，这一准则并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那些地方，社会安排和政治主权被殖民列强弃之不顾。

　　尽管欧洲的国家间体系没有消除欧洲大陆的战争，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是将欧洲国家的目光转移到了非洲。根据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新旧殖民主义国家进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这场竞争的主要原因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功能和模式有关。欧洲民族资本主义的扩张很早就开始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积累。这从西班牙封建制度实行重商主义的时期就已开始，并因工业资本主义的生长以及由英国政治经济学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而变得更加体系化。

　　随之而来的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古典帝国主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控制海外领土和资源而展开竞争;另一方面，这也是借推动所谓的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利益之名对殖民地的剥削。殖民列强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缓和了西方国家因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国内社会成本和社会冲突。英国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塞西尔•罗德斯曾经在列宁的话中找到了“当代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政治社会根源”。如罗德斯所说，为了避免本国的战争和革命，英国人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

　　这种关系并没有使欧洲以外的社会得到好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表现出他的预见性以及对欧洲之外的人民的同情，他们直到“发现”新大陆之后才开始同欧洲人接触。的确，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人被入侵的欧洲人杀害。据估算，有1100多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美洲，而由于奴隶贸易造成的死亡人口达上千万。另一方面，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又极大地促进了财富的积聚和制造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但它们也试图规范对殖民地的争夺。在由后起之秀德国召开的柏林会议(1884-1885)上，13个欧洲国家瓜分了非洲大陆。它们虽然一致同意废除奴隶贸易，但也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经济目标，诸如保护旧市场和获取进入新市场的途径。因此，它们对殖民地的追求并没有停止。在亚洲，美国的出现迫使欧洲列强同意了门户开放政策。结果导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和重新确立治外法权，其中还包括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

　　向过去学习

　　将古典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当前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讨论之中，是因为这种理论的支持者没有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在殖民主义时代，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西方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明显地以欧洲为中心。其含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他人”应该接受西方的支配并尊重西方为自身利益而设定的规则。

　　英国传教士、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顿认为，非洲实现的唯一成功的解放是接受了商业、基督教和文明。按照现代的说法，这成为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只是将基督教变成了民主。问题在于，只有那些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居的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建立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美国这一案例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则是通过切断与大英帝国的联系完成的。

　　为了长期行使“掠夺权”，帝国主义软硬兼施，以便殖民地人民对它们心服口服，接受欧洲核心国家的经济剥削。殖民列强擅用分化治理的手段，通过寻找在殖民地的当地代理人来实现它们进一步的目标。

　　为了寻找道德代理人以便使殖民主义在本国国内合法化，帝国主义使用了虚假的意识形态上的人道主义口号，比如英美帝国主义使用的“白人的责任”，法兰西帝国使用的“文明的使命”。事实上，在动员整个社会支持帝国方面，这种政策非常成功。在20世纪，甚至像西欧的共产党这种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常常支持它们各自国家的殖民主义。

　　在执行殖民统治和殖民政策方面会存在差异，但是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欧洲殖民主义的破坏性结果在二战之后的时代中因去殖民化和殖民地获得独立而变得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朗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辛辣地指出了殖民主义话语的两面性：“这个欧洲从未停止谈论‘人’，从未停止声称‘人’是它所忧虑的一切，而我们今天认识到对人性的伤害存在于这种欧洲精神统治的每一个国家中。”

　　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发展的一支力量吗?

　　考虑到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它们在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之间有迹可查的关系记录，有足够的理由对来自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进行批判。当它们企图使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或明或暗的干涉政策合法化时，这些理由尤为真实。

　　然而，对人道主义干涉或“保护的责任”的理论依据表示疑虑的怀疑论，不需要仅仅建立在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叙事和北-南不对称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保护的原则在表面上被接受，但要贯彻这一原则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与三驾马车--美国、欧盟和北约(即西方盟国的外部盟友)--在贯彻这个观念时有所选择且前后矛盾有关。此外，它们从哪里获得授权，可以执行这些违反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为?

　　前外交官、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私人顾问的罗伯特•库珀在1996年出版的小册子《后现代国家和世界秩序》中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双重标准找到了借口。库珀指出，一方面，后现代的西方国家拥有对价值观和军事力量的垄断;另一方面，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丛林世界中的个体缺乏价值观。因而，如库帕所说：“在自己内部，我们是在法律和合作安全的基础上行动。而当我们处理与守旧国家的关系时，就需要运用早期时代的粗糙方式，通过运用武力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和欺骗，只要需要，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换句话说，谴责那些受害者!

　　在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最新案例中，欺骗的逻辑再次上演。在发生反卡扎菲的叛乱之后，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仅授权北约针对利比亚武装设立禁飞区。但是，未经安理会进一步授权，行动几乎立刻演变成一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入侵性空战。结果是，一个政权--在对基地组织作战时与西方有过合作，放弃了制造原子弹的尝试，共同控制非洲难民流向欧洲，正在向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方向转变，并且与西方民选政治家培养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突然被妖魔化成暴虐恣睢，虽然它可能一直都是这样!

　　然而，与这种妖魔化相反，在很多人刚里，卡扎菲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泛非主义领导人，曾经为利比亚的现代化贡南良多，并且帮助非洲国家从西方强有力的拦制中获得了解放。

　　“选择性干涉主义”的问题对于批手“保护的责任”的教义非常重要：为什么所谓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和政权更迭发生在某些国家，而同样是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却与沙特、巴林、也门这样的独裁政权保持了良妇关系?或者没有对被指控违反人权和不民主的国家、甚至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刚果进行军事干涉?

　　考虑到这些选择性论断，就产生了其他的实质性问题：为什么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盟国接受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领土占领，并镇压了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愿望?由于以色列被视为“中东地区的唯一民主政权”，因而获得了美国和欧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却不曾考虑它的镇压政策，也不曾考虑它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占领者。

　　如果不考虑主权和国际法的问题，那么第三世界国家中一切政权都被视为这些国家中被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政治力量要推翻的目标。这些政权的“原罪”在于，它们拒绝遵守来自华盛顿的霸权指示。长期以来，种种隐蔽的和公开的干涉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政权更迭并不是一个创举，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经过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地策划了无数次颠覆活动，其中包括刚果的卢蒙巴、伊朗的摩萨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印尼的苏加诺以及智利的阿连德。这些政府被视为对美国例外论有威胁，所以必须被清除。

　　在利比亚这个案例中，尽管石油可能是支持叛乱的决策所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其他方面也需要被考虑。例如，与中国这样的对手争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以便获得和控制能源，以及不仅存在于利比亚也存在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其他原材料。正像现在的情况所表明的，利比亚一定会成为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总部--而这曾被卡扎菲所拒绝。

　　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主义

　　使西方国家介入和干涉非欧洲国家的事务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心态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西方价值是普世价值，应该被普遍接受。自从苏联帝国瓦解，原来实行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采纳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制之后，这变成了一句口头禅。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使“历史的终结”这一古老的自由主义观念广为流行，它意味着人类正在到达其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然而，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后，我们一直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期。没有多少未来学家敢为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描绘一幅浪漫的图景。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需要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支持者认真反思的问题：“将普世性与人权联系在一起的论断是否只是对西方主导下的一种特别狡猾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工具的掩饰?回答是：必须切断人权斗争与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国家违反国家主权原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的教义将1967年苏联入侵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合法化所引起的争议值得追忆。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将理想主义与强权政治结合起来是否是走向一个更有良知的国际社会的路线图，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曾提出过广为人知的“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由于拒绝将普世主义用于政治，因而提出了对西方乌托邦主义及其实践的批判。作为一种针对北约在利比亚取得胜利之后弥漫的感觉良好的气氛的解毒剂，这一批判有着特殊的现实价值：“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帝国主义是这种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后果。”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史表明，对国家和人民的征服并不是受人道主义考虑所驱动的。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左翼人士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支持值得探讨。还有任何其他事物比意识形态的建构更能使现存的帝国主义合法化吗?

　　在重建一个进步的、重视国际主义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认真对待人类价值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分。让•布里克蒙在其重要著作《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中区分了当代左翼对西方干涉行为的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基于“普世价值”至高无上的理念，认为这种普世价值赋予了西方大国军事干涉的权利，甚至责任。作为这种将国际政治概念化的一个后果，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要么减少了，要么完全消失了。第二种态度是文化相对主义，它反对一种可以被用于客观地评判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念。

　　让•布里克蒙支持第三种态度，这种态度既拒绝“人道主义干涉”也拒绝“文化相对主义”。这种世界观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和普遍的标准，从而不用赋予西方政府以干涉和侵犯这些国家主权的权利，就可以对那些犯下野蛮暴行的社会和政权进行抨击。

　　因此，进步人士所面临的挑战是要避免变成帝国主义的“无知工具”，并学会在支持一切国家有民主愿望的人们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插手主权国家的事务。这就需要对主流媒体、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各种机构进行有深度的反思性质疑。(《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