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历史的终结

郑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险象环生。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久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破产，并从世界霸权的宝座上迅速跌落，紧接着就是制造出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由此进一步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近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演进脚步加快，使人有瞬息万变之感。令世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西方(美欧)衰落的趋势更加突出，世界多极化趋势迅猛发展，中华复兴的历史趋势，更加不可阻挡。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后，短短半年时间，外交和内政已经呈现出一系列崭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提出和阐发更加有效地凝聚人心，中华复兴的伟大进程正在各种严峻的内外考验中稳步地向前推进，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平衡、稳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世界变局这种大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结果。无数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局不是缓解而是大大激化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金融海啸暴露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危机与不可持续，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深度危机及其霸权的不可持续。“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已经是一个连西方政要和学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分析研究乃至推动“西方中心”历史的终结，就是推进中华复兴和世界变局，是时代赋予学者的重大使命，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

　　一、“西方中心”的历史终结已成为国际共识

　　亚洲特别是东亚，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一直到18世纪，中国在文明发展和积累、经济总量、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大大领先于西方国家。人类文明发展是不平衡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要靠暴力掠夺而崛起，渐渐后来居上。其中的真相和诀窍被当代伟大的西方学者、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经济学名著《白银资本》中揭破。这本著作雄辩地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而直到公元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所以“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他指出，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除印度以外世界其它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与此相联系，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欧洲人则根本毋庸置喙。因此，所谓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等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只是到了1500年以后的300年里，西方依靠美洲奴隶们用无数生命开采的“无成本”的大量贵金属，“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穷。”(1)((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实际上，正是在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中国长期领跑经济全球化和做出无数历史贡献的基础上，西方得以经过三四百年的海外扩张、工商业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努力，到19世纪实现了全球霸权，西方文明也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的百年西方总体上是在曲折中衰落，接下去的21世纪就是亚洲重建其历史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的进程。所以，弗兰克将英文版书名定为《Reorient：Global Ecomomy in the Asian Age (全球经济重新走向东方-亚洲)》。

　　随着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统治全球，也就是西方衰落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从那以后，一方面是殖民地危机深化和西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另一方面，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思考，中国的学者几乎与西方同时起步。在这方面，辜鸿铭先生以其大量惊世骇俗的深刻见解享誉世界，他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抨击西方文明的思想言论，特别是在欧洲(以德国为最)，享有无可企及的崇高声誉。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某些进步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众所周知，在这方面梁启超、梁漱溟等许多中国学者都发表过许多反思的言论。正是在这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著名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文明的没落》出版，风靡世界。以后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进入五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都笼罩在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风起云涌的全球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怖的阴影”之中。历史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生事物来说，武力镇压(1918-1921年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失败了，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入侵不仅失败了，而且促进了苏联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独霸全球，集体沦为帝国主义国家，到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世界分裂成东西方两个体系，对峙长达半个世纪。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充满玄机，各种纷乱复杂的现象，长期掩盖着历史的真相。特别是战后西方消费社会的兴起，紧接着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更在全球范围内将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几乎完全淹没。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则主要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碰壁，引起普遍的反思和批判浪潮，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水落石出，也随着世界变局的迅猛演进，世界范围内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也达到了世无前例的广度和深度。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再次由经济滞涨而走向政治衰落，与苏联衰落和中国文革几乎同时发生，这其中“中美苏”大三角之间的关系和东西方政治上相互的影响，其内在的深刻联系和机理，仍有待历史深入研究和揭露。而继斯宾格勒之后，对世界历史特别是人类文明史真相的反思，在西方学术界又重新开始，并形成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重新起步，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使一大批探索世界历史真相的著作在西方陆续问世，本质上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学术思想反映，形成一种真正的西方学术前沿。在当前世界形势下，这类具有的地缘政治敏感性的重大课题愈来愈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中国学政两界高层的关注。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于2012年2月出版，之前在2011年向国家社科基金办送审过程中惨遭两位专家“枪毙”，引起争议，被勒令修改并延期结项。但是出版后，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勇同志慧眼识珠，将该书列入国资委干部用书，本人被告知后当即捐献一百本。这件戏剧性的小事，实为当前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及其趋势的一个反映：封杀不仅没用(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梦》即将出版)，且有许多迹象表明，高级干部重视地缘政治已成趋势。近年来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日益引起全社会重视，正方兴未艾，表现出可喜的势头。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政治学家福山“历史终结论”相继出现，绝非偶然。后者虽然荒谬，却真实地反映了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政治形势的误判;前者则是作者在苏东剧变引起两极世界格局倾覆背景下承担的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的成果。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全球地缘政治影响。而对于有色人种而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文明冲突论”所包含的种族对决的地缘政治含义，特别凶险。对于“历史终结论”，福山在前些年已经承认判断错误，历史还在继续，没有终结;对于“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在其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论述，表明其对西方的前途充满悲观，内心毫无胜算。(2)(参见郑彪：《“文明冲突”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其实这两个曾一度风靡世界的理论，其本质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霸权经过百年衰落之后，终于濒于崩解的意识形态反映：后者是难以割舍的西方霸权意识的海市蜃楼;前者是对西方霸权前景濒于绝望而诉诸种族对决的毫无胜算的战略构想。其大的历史背景，都是西方霸权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上则是百多年以来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终结。

　　二、当前的全球危机表明，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破产，而且是西方文明破产

　　一些人会说：从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著名论断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版以来，这是一个一百年来世界多次争论过的老问题，只不过现在又提出来一次，没什么结果。还有人说：不能低估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能力，世界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诸如此类。这种话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约瑟夫·奈有时候会说些自己都不大相信的话，例如说美国现在的软实力仍可以打九十分，他给中国打六十分。但是，须知奈作为政治学教授，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而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家。而对美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恰恰是，历来都是一流的地缘政治学家。所以，我们宁愿听听美国顶尖的地缘政治学家是怎么说的。布热津斯基在其最新著作《战略远见 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12年出版)一书中，认为美国必须立即实施复兴计划，否则美国至多还能撑十几年。其实美国早就在靠借债强撑，早已经在“财政悬崖”上挣扎，已经愈来愈撑不下去。这一点连一般观察家都看得出来。2008年美国搞出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殃及全球，包括西方各国也深陷其中，至今尚无希望走出危机。布热津斯基承认，美欧国家失去了统治权，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为什么会如此?金融海啸以来，充斥西方报刊的观点认为：这场金融海啸表明，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破产，也是西方文明的破产。对此，可谓东西方已有共识，只是还不够普遍，特别是在中国，还有必要做一些论证。

　　首先，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破产。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历史时刻，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出版)已经在理论上宣告并在政治上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制度的必然灭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06年出版)再次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变局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穷兵黩武，乃至2008年金融海啸引发的就其深刻性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这场世界经济危机，历史尽管经历了长期曲折，仍然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预见。2008年以后，这已经成为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共识，法国总统萨科奇已经乐于手持《资本论》与记者拍照，连罗马天主教廷都承认，马克思是对的。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秘密，不过是由于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借鉴了马克思主义，而实践上罗斯福新政和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政策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入了大剂量的社会主义因素(借鉴了苏联和中国，至少受到重要启发)，而大范围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不仅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形，更重要的是避免了西方国家发生革命，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且一度(大约二三十年左右)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的“软实力”。所以，历史的真相是社会主义国家演变资本主义国家在先，而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实际上是从20世纪的历史中悟出来的，是从马克思那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实践中学来的，而用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于后。然而，历史的曲折复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竟使得西方国家以所谓软实力和军备竞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整套地缘政治诡计，歪打正着地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3)(参见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章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过是垄断资本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政治反攻和经济上的倒算以及新形势下的掠夺，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遭到全球性破产。随着此后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和全球政治觉醒，世界经济政治重心持续加速东移，无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姆斯基等西方左翼学者，还是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这样的美国右翼思想家，实际上都认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其瓦解的最后阶段。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现状和前景极其忧虑，并毫不掩饰其对美国极少数最高层权贵极度自私和毫无远见的强烈不满。(4)(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机制也已经破产。原本，16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不过是靠对外发动殖民战争，实行海外扩张，掠夺全球资源和压榨殖民地劳动，实行“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起家，同时也是靠在掠夺南美洲和非洲的金银暴富之后，“欧洲用它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其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攫取世界霸权的。(5)(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这三几百年期间，西方国家在暴富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发展了教育科学，完成了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条件下，西方国家主要靠发动侵略战争和制定不平等条约来维持国际分工，强行锁定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和利益，靠派遣总督和少量军队以及扶植殖民地国家政府的卖国势力和反动政权来协助其实现利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体系的暴力控制被迫转换为政治强权和地缘政治控制下的国际规则控制，主要是国际法、世贸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位一体)和联合国体制等等，以此锁定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性质相同)和自身利益：你要加入吗?先交买路钱，再签卖身契，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国际垄断资本便可以长驱直入，肆意剥削劳动，扩大市场，掠夺资源，实行地缘政治控制。当然，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也会得到低度发展和高度腐败，以及发达国家总体上的经济空心化和政治依附化。这个过程也就是世界经济在美元霸权下的金融全球化、经济虚拟化和世界财富掠夺转移的现代化和出神入化了。这一切都伴随着西方文化重建全球话语霸权(原本西方在殖民地时代建立起来的话语霸权已经在20世纪被打破，八九十年代以来又重新建立)，媒体轰炸配合文化软实力的大力输出(背景是一些东方国家不再输出革命，自己也“告别革命”，甚至“埋葬共产主义”)，大规模持续几十年的全球化洗脑与高度政治渗透、大规模收买精英相结合。即使这样搞，也无法完全阻止某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总体上的上升趋势，于是在设置各种地缘政治圈套、障碍，包括不断设置新的国际议题，诸如生态问题、地球变暖(地球气候到底是变暖还是变冷，西方科学家自己还没完全整明白)、炭币等等。当这些伎俩愈来愈被发展中国家识破，愈来愈不管用的时候，于是图穷匕见，最原始的殖民主义时期的战争手段就登场了，包括核战争威胁等等。其实当代条件下，全球地缘政治战争的立体战争，包括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心理战、信息战、生物战，等等，早就在进行，且在不断升级，都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运行机制破产的表现和结果，包括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新机制如“中美国”之类，愈来愈遭到反对和抵制，愈来愈玩不下去了。

　　最后，这一切都标志着近代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文明的破产。西方文明以美国文明为典型代表，据说最具软实力，其本质也最虚伪。美国新教文化形式上尊崇上帝，其实这个上帝就是美国人自己，这是美国新教和与此相联系的“美国信念”的要义。所以美国文明最自私，最实用，是现代实用主义的老家。美国因此不承认道德，所谓清教徒的美德，诸如勤奋、诚信、守时等等，都是因为这些品质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才称其为美德。否则，美德就毫无意义，“就是一种浪费”。(富兰克林语)在几千万印第安人尸骨堆上建立的美国，其所以需要基督教新教，不是为了安抚印第安人的亡魂，而是为了维持美国人内心的安宁，因为在美国新教看来，印第安人不是人，他们只是近似于人的动物。其实这个观念涵盖了一切有色人种，例如为美国早期开发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其实都一样，所以尽管《排华法案》相当残酷和血腥，但美国社会接受起来毫无困难。即使在今天，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仍公然宣称：“21世纪是作为宗教时代开始的”，美国国旗“等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美国将自己的国家重新定义为‘十字军之国’。”进入21世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种族对决论及其指导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已经将西方几百年来在全球推行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发展到极致，也将人类社会带上了悬崖。如今，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6)((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克·斯考夫洛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这一切不仅剥去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将一个时期以来弥漫全球的一切和平主义、绥靖主义思潮和对美国一切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击得粉碎。

　　墙倒不在众人推。西方的崛起和没落，书写的只是世界近现代史。西方的没落和霸权垮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中心”历史的终结，都是咎由自取，与其他国家无关。美国才两百年历史，从没有做全球霸主的经验，更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以往半个世纪它只是西方霸主，突然做起全球霸主很不适应，小布什总统的穷兵黩武终于迫使美国霸权走下神坛。基辛格承认，中美“双方都没有同整个世界体系打交道的经验”(7)(参见“中国人会走自己的路”——基辛格与施密特汉堡峰会同台论中国，《参考消息》2012年12月4日)，一下子变得很谦虚。他还说，世界权力重心向东转移，“不是中国人的过错，而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如果中国努力取得和平发展，而我们不做出同样的努力，那么西方就会像历史先例一样永远衰落，我们不能因此责怪他们。所以我们不管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一个关键是要有出色的国内表现，还有就是要有一个让别国与我们合作的国际构想。”(8)(同上)

　　虽然墙倒不在众人推，但是一旦众人齐心合力来推一堵衰朽的墙，其全球地缘政治结果可想而知。美国终于认识到单边主义行不通，不但“赢家”不可能通吃，搞得不好眼看要成为输家，于是需要与别国合作了。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合作无非是缓兵自救，并无诚意，而且已经为时太晚，美国大厦将倾，无力回天，在进入21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政治觉醒浪潮面前，美国只有恐惧，这也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上下弥漫着恐怖的文化”的一个全球地缘政治背景。这一点，亚洲的不少有识之士早有预见，最近连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也在说，美国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其公民社会已濒于崩溃。(9)((美)佩姬·努南：《一个政治家的友好建议》《华尔街日报》2013年4月6日)

　　(二0一三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