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中国要着眼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不确定性”

来源：新华网

　　2009年7月8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做客

　　精彩摘要：

　　1.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美国前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承认，美国的银行在信贷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忘记了最必要的信贷审批，美国相关部门对银行贷款以及利用房贷进行再融资行为的监管严重缺位。

　　2.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美国及其代理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国承担责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这才是目的。

　　3.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咒骂"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前美国总统布什的智囊、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多恩甚至直接指出，金融危机祸起中国。这些都是典型"乌贼战术"，抑或"栽赃术"，无济于事，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4.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

　　5.救市行为只能救资本主义一时，而不能救资本主义一世。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搞市场经济，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现在谈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恐怕大众不太感兴趣了，因为此前专家学者的建议车载斗量，但是效果多数差强人意。我要谈的是，中国要着眼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的"不确定性"。

　　随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世界经济持续衰退。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美国通过上万亿美元救市究竟能否缓解这场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影响？ 我们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哪些教训？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做客新华网，就以上问题同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世界经济像个陀螺，唯有高速旋转才能保持平衡

　　主持人：当前的金融危机愈演愈，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机。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似乎感到很突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危机？

　　江涌：金融危机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在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座新大楼剪彩时发表讲话，当时她就提到当今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到来？其实这个话说得很直白，真的是没有几个学者预测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确如你所说的来得比较突然。又因为我们没有预测到、没有预见到，其实事情本身都有它的内在逻辑、它的发生发展、它的蔓延和恶化都有它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内在逻辑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所以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政府之间仓促应对，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现象看到这场危机的发生、发展包括后来的演变和恶化都有它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我把它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也就是它的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原因。依照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经济全球化已经有数轮。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开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世界范围内竭力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正是有了经济全球化，美国的资本驰骋世界，美国将金融衍生产品行销到世界，将风险转移给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演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经济愈发失衡，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以资源输出国、日本、"四小龙"、中国等其他外向型国家为代表的巨额贸易顺差。

　　经济金融化即企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政府管理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社会经济高度被金融"侵蚀"与"污染"，须臾离不开金融。在国际层面，国际金融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而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商品流转不到2%，绝大多数是钱与钱的交易。经济金融化不断演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虚拟经济远远超出实体经济，世界经济头重脚轻，失去了重心，惟有高速运转才能保持平衡。

　　第二、美国的金融创新。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华尔街的金融业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成为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各类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一般商业银行，依照8%的资本准备率，其"杠杆效应"至多只有12倍左右，但是美国的投行、对冲基金等众多金融机构一般都在30倍左右，高杠杆不仅放大了收益，也放大了风险。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第三、美国金融监管不够严格和有力，放纵大公司的利益、放纵金融市场的投机。美国前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承认，美国的银行在信贷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忘记了最必要的信贷审批，美国相关部门对银行贷款以及利用房贷进行再融资行为的监管严重缺位。2008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说，"我们对造成今天这种状况所有错误感到羞耻。铸成这些错误的有很多人、不同的政党、监管系统和市场规则的失效。"他还指出，尽管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证交会却没跟上市场的发展。市场需要透明之时，证交会放任不透明，在市场需要监管时，证交会却对高风险不闻不问。

　　"９·１１"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将联邦基金利率一降再降，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持续一年多时间。这意味着，市场融资条件极度宽松，借款非常容易，华尔街可以从市场上用极低成本获得资金。房地产泡沫由此逐渐生成。而且，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判断与认知，存在着严重问题。从多个国际金融危机案例来看，房地产远远不被局限在房屋制造业，而是被严重金融化，是道地的房地产金融业。房地产泡沫屡屡引发危机，主要是相关国家和地区误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环顾世界，凡是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经济泡沫，很多引发了金融与经济危机。

　　第四、广泛而严重的道德风险。次贷危机爆发后，诸多有关会计欺诈、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除了相关各州、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监管机构进行调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介入次贷调查，由此显示，甚至包括美国金融监管在内，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美国政治与经济的矛盾

　　在政党政治时代，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党及其政客，都必须考虑选民的需要，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他们需要的关键选票。为获得选票，必须讨好、笼络选民，政党与政客尽可能端出最好的"牛肉政策"。"居者有其屋"，美国叫"提高居民住房自有率"，来自阿肯色小州的平民总统克林顿，就明确提出了这一口号。美国在19世纪中期，林肯签署《宅地法》，把能卖的土地都卖了，城镇周边的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政府财政普遍捉襟见肘。因此，在国家财政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无力购房者的困难，支持"两房"用低利息和在低信用度情况下给贫困家庭贷款，资金不足，就靠市场解决，就靠次级贷款。因此，"两房"的诞生，次级贷款的出现，都与政府、政党、政客的政治利益有关，他们不可能认真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肆意放贷、肆意制造衍生产品，睁一眼闭一眼。

　　第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深层次原因，是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指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不断萎缩的矛盾体现。越是自由的经济，这一基本矛盾越是明显，越是突出。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这样表述，资本积累的规律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结果必然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美国规模较大的公司内，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在近2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一般在几百倍、甚至是千倍以上。雷曼兄弟倒闭后，按其章程，在剩余资产中首先要留出4亿美元作为给高管们的补偿，而广大员工和债权人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分配制度的不公。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在美国，社会顶层5%的人占有近60%的财产，社会底层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财产。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大。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使得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危机是道地的"美国制造"

　　主持人：在您看来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与以往相比，这次危机有什么特点？

　　江涌：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场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愈发失衡是这场金融危机一个根本原因，这个论点被反复引用，特别是国内"主流"经济学者反复引用。该论点的理论依据就是"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依照该理论，正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利率，才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众多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并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因此，储蓄过剩的中国应当承担经济调整的主要责任。其实，"两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专门驳斥这种论点，该文章发表在《国有企业管理》2009年第5期的"安全与战略专栏"，题目是《脏水为何泼向中国？》。美国及其代理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国承担责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这才是目的。

　　美国人喜欢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比较，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得出结论，这是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是，对亚洲人、中国人来说，"大萧条"不仅在时间上（七八十年了），而且空间上（远隔太平洋）离我们太遥远。相反，1997-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发生我们家门口，当代人都有鲜活的记忆，是谓记忆犹新。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此遭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有以下特征：

　　非典型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肇始于泰国，泰国是因为制造业升级缓慢，竞争力削弱，出口放缓，贸易逆差，国际收支失衡，泰铢贬值，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这是金融危机一个比较"经典模式"，即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然后扩散到虚拟经济，引发金融危机。是一般人士一看就明了，或经过相关专业人士略作解读就可明了的危机，我姑且称之为"典型金融危机"。

　　美国的金融危机则不然，由于涉及的金融衍生产品是由数学家与金融工程师联手研制开发，不只是一般经济专业人士，而且连诸多高端的金融人士，都不甚清楚相关金融产品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当次贷危机与2007年2月爆发的时候，诸多著名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官员都跌破眼镜，他们不断预言金融危机行走势，结果被一次次否定。危机不断恶化，不断向其他领域延烧。因此，这是一个"金融沙斯"，一个"非典型的金融危机"。

　　危机的影响巨大。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能量有限，影响有限。尽管对相关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伤筋动骨，但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的主流（发达国家经济）是好的、健康的，因此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只是皮外伤、肌肉伤。用"凯恩斯主义膏药"，经过3-5年的"活血化淤"，一度身陷困境的东南亚国家相继脱离危机，恢复了经济活力。

　　但是，此遭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更是华尔街这一资本主义的心脏，危机积累的能量巨大，冲击波巨大，资本主义世界很少有幸免者。透过这场危机的应对手法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膏药"也无济于事，而昔日被美国鄙视的、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国有化"手段，都派上了用场。目前，在金融领域，信贷危机有所缓和，流动性增加，股市在震荡中走高，但是金融衍生产品危机的引信尚未拆除，美元危机、债务危机正在酝酿，实体经济在不断恶化，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对于经济已经见底的说法，可能过于乐观。

　　危机是道地的"美国制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相关东南亚国家金融与经济政策不当的结果，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监管机制严重滞后，等等。但是，东南亚危机酝酿与爆发有重要外因：一是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过剩，使得资金大批涌向东南亚，而后又不断提高利率，导致流动性紧缩，造成资金急速流出东南亚。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如同伫立于山冈上的狼俯视、搜寻受伤、羸弱的羊，伺机对泰国等存在金融脆弱性的经济体发动金融袭击，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则不然，这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是华尔街贪婪造成的，是标准的"美国制造"。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咒骂"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前美国总统布殊的智囊、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多恩甚至直接指出，金融危机祸起中国。这些都是典型"乌贼战术"，抑或"栽赃术"，无济于事，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危机延烧其他新特征。东南亚金融危机是逐步"深化"、"恶化"的，由货币危机，到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社会动荡，到政治危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都出现了政权更迭，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由民族英雄、国家领袖变成了"阶下囚"，甚至还出现国家危机，如印度尼西亚出现国家分裂，东帝汶建国，亚齐等省至今还在争取独立。

　　美国金融危机有它鲜明的特征：一是危机在地域上依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同心圆（美国→欧日等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不断由内向外扩散，凡是与美国经济紧密的国家，"近水楼台"，最先感染，"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内的国家，如英国、冰岛、爱尔兰等首当其冲；其次欧洲大陆与日本，再到新兴市场，到一般发展中国家；二是在金融领域里不断深化：个人住房按揭（次贷→ALT-A →优贷）→商用住房按揭→对冲基金→保险→其它各类金融信贷；三是延烧到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透视这场危机，层次性、秩序性非常明显。

　　美国霸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主持人：您认为这场危机是否挫败了美国的硬实力或者是软实力？

　　江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硬软实力都遭遇了重创。

　　美国的硬软实力我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军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军，形成压倒性的军事威慑能力。长期以来，美国不断扩张国防预算。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但年度国防预算比紧随其后的十四个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总和还要多，目前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

　　第二是科技。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美国强大的军事先进的科技，依托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则受到危机的严重削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军事与科研开支必然受到影响。同样由于财政支出捉襟见肘，美国对外援助大幅度削减，进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第三是金融。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态势下，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业，是个道地的金融资本主义。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最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集中了世界投资资金总量的三分之二，是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心，由此构筑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各国都依赖华尔街进行融资与投资。金融危机直接打击美国的金融业，五大投行消失，商业银行遭遇重创，评级机构声誉严重受损，对冲基金大幅瘦身，美联储等监管机构饱受指责，等等，华尔街威风与神话不在。

　　第四是规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经济利益日益成为霸权国家及其同盟努力攫取与维护的最主要利益。因此，美国将他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化为决定国际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条件"的经济规则，美国从这些经济规则中直接"兑换"经济利益，远比在市场中进行企业与个人、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竞争所获得的利益，来得更多更大，同时也更容易与更隐蔽。当然，"规则"的运用不是独立的，总是依附于特定的科技商品与金融服务，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秩序"与"制度安排"。这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美国霸权的软实力，不仅基于硬实力而形成的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规则的能力，还表现在多个方面：美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影响能力等等，这些软实力反过来影响与强化美国的硬实力，硬软实力相互补充、相互影响。"911事件"与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使美国"民主"大旗滑落。此遭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政府不顾一切的金融救助，使美国"自由"大旗滑落。

　　"美国制造"的神话业已破灭。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金融危机不仅重挫了美国的硬实力，也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霸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主持人：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怎样的影响？

　　江涌：国际金融版图正在变迁。如今国际金融市场在分化组合中出现三大资本力量，一是发达国家的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二是石油资本，主要是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入结余；三是新兴市场的主权财富基金。美国金融危机使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态势不断加强、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还在不断限制市场做空，这些对对冲基金的打击越来越大。而主权财富基金曾经被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作"异己"极力排斥，努力使之边缘化，但是金融危机迫使美英等国"放软身段"，请求中东、亚洲等国可以用主权财富基金形式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注资。昔日的"异己"如今被视为"活命钱"，成了"大救星"。

　　落叶知秋，华尔街是美国金融资本力量的象征，金融资本主义的图腾。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五大投资银行，叱咤国际金融风云半个多世纪，不仅为它们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们谋取了巨额收益，而且也为美国赢得了卓著的声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华尔街经济活力与美国金融权力的象征。如今，五大投资银行一夜间蒸发，或破产"蒸发"（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购"嫁人"（如美林），或改行"转业"（如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美国的金融业势必要退缩到以存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而这是欧洲大陆与日本金融业的竞争优势所在。未来，美国金融业如何与欧日金融业进行竞争与抗衡，难以预料。

　　大国关系面临调整。二十国集团（G20）早在1999年就已经成立，在美国一言九鼎、发达国家呼风唤雨的日子里，G20消极看是"聋子的耳朵"，积极一点理解是美国的"备用轮胎"。如今，金融危机不断延烧，G7与OECD都手足无措，如此被尘封多年、近乎休眠的G20，才被激活，才有"华盛顿峰会"即"世界经济与金融峰会"，才有"伦敦峰会"，9月份还有"匹兹堡峰会"。透过华盛顿G20峰会的精心安排，不难看出，中国与巴西正在取代昔日日本与德国的位置。中国甚至被美国奉承为"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当中，忽悠的成分不少，要中国埋单拿钱的功利色彩浓厚。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兴大国已非"吴下阿蒙"，发达国家已今非昔比。国际经济格局的必然会带来经济与政治秩序的调整，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尽可能维持或延长这一秩序的生命，甚至苟延残喘。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趋势不可改变。

　　主持人：为了挽救这场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台了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试图挽救美国经济。你认为这些救市计划或措施能奏效吗？

　　江涌：有一定的成效，新政府的指导思想就是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失灵。这种成效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已经得到了检验。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因此，政府的全力出手，信心满满。但是，如今，经济全球化，危机的时间不同，条件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光靠凯恩斯主义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国有化"这一社会主义举措在危机不断恶化的时刻，被广泛使用。当然，这当中也许有新的东西，未来可以总结归纳为"奥巴马主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

　　如今美国乃至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信贷危机警报拆除，流动性增加，美国十多家大银行偿还政府注资，赎身以求独立，指标性意义很大，股市活跃，采购经理指数上升。这都应是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成效。

　　尽管有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多种指导理论与曾经的实践，但是形势毕竟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危机在爆发后，随着政府的干预、企业与机构应对危机的调整、人们对市场与危机的预期等变化，危机的演变态势也在发生变化，政府行为的滞后，一些经济政策效应的滞后，使得应对成效打了不少折扣。

　　一些深层次的金融问题被掩盖。美国陷入"格林斯潘困境"的可能性很大，即为解决时下的问题，而埋下未来引发更多更大的问题的隐患。奥巴马政府为"百日新政"，急功近利，信贷危机暂且解决，但是美元危机、债务危机正在酝酿。此外，随着信贷危机的缓解，流动性开始释放，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金融稳定与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不可小视。

　　经济虚热实冷。虚拟经济不断加温，但是实体经济持续变冷。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由于虚拟经济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政策本应区别对待。但是，金融危机袭来，当务之急是救火，因此诸多措施是针对虚拟经济，忽视了实体经济，如此导致实体经济愈发严峻。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正在争论中。

　　当然，市场自己也在纠正，老百姓储蓄增加，减少消费，虽然加剧目前经济颓势，但是有益于经济在中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要着眼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不确定性”

　　主持人： "您认为美国的这种救市行为不可能挽救危机，那么，这种救市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中国应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金融危机的冲击？

　　江涌：救市行为只能救资本主义一时，而不能救资本主义一世。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搞市场经济，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现在谈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恐怕大众不太感兴趣了，因为此前专家学者的建议车载斗量，但是效果多数差强人意。我要谈的是，中国要着眼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的"不确定性"。

　　我本人一直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存在差异，中国很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大国中"率先复苏"，而"率先复苏"者则很有可能率先遭遇热钱的困扰，率先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

　　大家注意到没有，大中华区域股市、楼市价格不断攀升，在世界"风景独好"。虚拟经济繁荣的背后，不难看见国际热钱的躁动。

　　花旗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近期流入香港的资金，已经达到2007年牛市高峰每周流入的资金量水平，致使香港银行间同业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调低至0.05%，为2004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有估算认为，目前重新积聚在香港的热钱，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野村证券不久前发布的研究显示，在13周内，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流入的资金约有67亿美元，金额是全亚洲之冠。

　　国际信贷危机有了较大的改善，流动性就会大量的释出。而如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整体塌陷"，表现不错的只有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中国在这些新兴市场当中是比较靓丽的一景，在这样情况下，各方资金都有向中国流动的趋势。

　　因此，我个人建议，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冲击的同时，应当关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由香港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中国大陆的冲击，关注其它一系列"不确定性"。

　　主持人：你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何建议？如何减少外来冲击并维护中国经济安全？

　　江涌：具体技术应对举措如今政府（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是"调试"，我这里只谈一些宏观战略性建议：

　　应大力、持续发展实体经济，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金融的发展应立足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发展（包括金融创新）应是适度发展、有约束的发展、及时有效进行监管的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竞争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现代金融绝对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金融业不能只能由相关专业人士掌握，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重大政策不能只有金融专业人士酝酿出台，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绩效也不能只有金融行业及专业人士自我评价。中国共产党应当应象掌握军队一样，掌握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

　　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胡总书记在这次纪念大会上还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中国大陆的各个学者、各个媒体、各个部门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部门，应当深入学习、仔细领会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要讲大局、讲政治、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