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异化与战略思维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8年第10期

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原油价格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当年每桶超过30美元，2004年稳定在40美元以上，2005年稳定在50美元以上，2006年稳定在60美元以上，一度还突破70美元，2007年连破80、90美元关口，在2008年初一跃冲上100美元。摩根士丹利随后预估国际油价将摸高150美元，如今高盛报告称出现200美元也毋庸惊奇。国际油价如此疯狂，成因复杂，但是政治化与金融化应当是主因，石油的“异化”体现系列国际危机，启示着战略资源管理需要战略思维。

一、石油的“异化”

石油早已不再是一般化石能源，不再是一般国际贸易商品，由于为现代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附着了政治与金融“魔力”，因此已经“异化”，令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商客、消费者乃至政客为之癫、为之狂的尤物。

（一）石油政治化

从1860年石油开采利用至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国际石油市场由竞争逐步走向垄断，国际石油卡特尔（IPC）开始出现，主要由西方七大跨国公司所控制，这就是著名的“石油七姊妹”。“七姊妹”除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外，其余五家均属于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所产的石油比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主导国际石油市场，美国确定的油价即为国际油价：“海湾基价+运费”，即墨西哥湾的离岸价格加上从墨西哥湾到消费中心的运费。

石油政治化之滥觞应自美国，一以贯之使用的是美国，登峰造极的依然是美国。二战前，美国就根据与其关系的远近，有选择地出口石油及油价。日本突袭珍珠港，就与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直接相关。二战后，美国大力利用对外援助，协助本国石油公司攫取海外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其中，通过“第四点计划”，美国逐渐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产石油的中东。1939年美国在中东石油开采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3.1%，1956年则增加到65%，而英国则由1939年的80%下降到1956年的30%。

随着民族自决运动的壮大，国际石油垄断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9月，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决定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围绕石油的国际政治博弈由此进入新阶段。欧佩克成员国尤其是中东国家，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2/3左右，而且石油质量较好，开采成本低。因此，当欧佩克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后，很快赢得了对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主动权。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于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触发了二战后西方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后，地缘政治因素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便日益凸显。

但是，美国利用各种力量谋取国际石油控制权的政治图谋一直存在。美国学者克莱尔在其《资源战争》一书中说，石油对美国而言不是意味着燃料，而是意味着权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当然要控制石油，首先要控制中东。1988年乔治·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总统宝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寡头，上任伊始就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便借机发动了海湾战争。时任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毫不掩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2000年其子小布什又入主白宫，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诸多政要皆与石油行业关系密切，由此将石油与政治的关联发挥极至，因而有媒体称“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2003年布什政府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国际油价由此步入疯狂。为保证本国的石油供应，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政治力量介入国际石油勘探、开发、运输、炼制与销售，石油政治化态势空前。

（二）石油金融化

国际石油市场很早就成为寡头垄断市场。1928年9月，“七姊妹”在苏格兰阿克纳卡里达成秘密“联营协议”，确立了“七原则”，通过瓜分市场、控制价格与产量等形式，实现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20世纪50年代初，“七姊妹”影响达到极盛的时候，其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90%，拥有世界75%的炼油能力，向国际市场提供90%的石油贸易量。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但是，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石油寡头在不断强化石油生产控制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于期货市场主导石油定价权。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石油抢购风潮骤起，石油寡头囤积居奇，抬高油价，从中牟取暴利。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石油危机是制造出来的”，而“制造危机”的就是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国内决策人和国际石油资本。

进入21世纪后，现代科技与金融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态势愈发明显，石油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大量石油交易通过金融市场完成，石油价格已经成为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金融学概念。金融寡头依仗雄厚的资金、充分的信息、灵巧的手法与贪婪的胃口，利用、放大各种诱因，如消费需求增加、美元贬值、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气候变化等，于石油期货市场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有关专家认为，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炒作；在油价上涨部分中，投机炒作因素占6-8成。与2003年相比，目前涌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投机资本增长了近20倍，达到2600亿美元，其中50%以上的资金用于石油期货合约交易，投机资本囤积的石油期货合约总量超过10亿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统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每流入1亿美元投机资金，油价会上涨1.6%。

国际油价暴涨，为石油寡头带来巨额收益，如埃克森-美孚公司不断刷新盈利纪录，从2003年的215亿飙升至2007年的400亿美元。这使石油寡头们更加迷恋金融市场，而对开发新油田、增加开采量以及提高炼油能力兴趣不大。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成为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它们利用在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引导市场预期，从中渔利。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当时每桶70美元的油价中，大约25美元是由纯粹的金融投机造成的。2008年5月，日本经产省公布报告称，2007年下半年每桶90美元的油价中有30-40美元是由市场投机造成的。2008年5月，“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访问时指出，虽然美元疲弱、中东石油供应减少等，都是油价上升的原因，但油价泡主因仍然是投机炒作。

正是由于“异化”，使石油这个普通物品具有了诸多属性。首先，石油作为一种商品，其市场名义价格由计价货币标识，货币本身的价值影响油价的高低；其次，石油作为一种能源产品，其价格由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边际与实际有效需求成为油价形成的基础；第三，在国际期货市场，石油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在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态势下，油价的投机因素越来越不可忽视；最后，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凝聚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属性，成为一种“政治密集型”产品，政治因素主导着油价的涨落。

二、石油“异化”反映系列国际危机

（一）自由经济的危机

经济自由化是美国向世界推行“美国化”（名为“全球化”）的主要旗帜。美国自由派为此制作了一整套精致的理论，在教科书中，在主流媒体里，在大学讲坛上，关键是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不断向世界推销、兜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在全球蔚然成风。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比较优势”的引诱下，不断加速与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接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管理与调节。如此，国际市场迅速走向一体化，不仅是一般商品市场，连能源、粮食等众多大宗商品市场，以及金融市场，都走向一体化，普遍接受“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自由竞争”永远只是教科书中的理想信条，国际竞争的现实依旧遵循残酷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国际市场中最强大的企业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市场规则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解释与维护，话语权、定价权牢牢在美国人手中。竞争的结果很清晰：利润流向北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留给了南方，南北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掌握着“自由经济”的标准。美国在自己强大的一面，如现代金融，强调自由，在自己软弱的一面，如传统贸易，主张保护；进入对方市场时，强调自由；自己市场准入时，实施保护；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一些产粮国为遏制本国粮食上涨，限制出口，美国斥之为违背自由经济原则；长期有针对地对一些国家实施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则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合理的；自己实施保护的时候，叫“经济爱国主义”，别人实施保护的时候，则责之为“经济民族主义”。1998年在国际金融市场肆意投机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应投机不慎而陷入困境，美联储、财政部顶着违背“自由经济”原则，实施救援。在次贷危机的强大冲击波下，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应声倒下，美联储、财政部再次破例迅速组织救援。美国鼓吹自由经济，但它自己越来越多的行为在背离自由经济。“原则”推销给别人，“例外”总是留给自己。

自由经济不断作为美国支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遮羞布。国际油粮连动，不妨以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来说明自由经济危机。美国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现实的粮食产量还是潜在的生产能力，美国都首屈一指，其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更高达60%，四大跨国粮商（除了路易达孚外，ADM、邦吉、嘉吉三家都属于美国）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因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积极鼓吹农产品自由贸易，要求其他国家放开农产品市场。然而，过去20年，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1995-2002年累计补贴1140亿美元，年均142.5亿美元。在自由经济下，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不只是跟美国的现代化大农场竞争，而是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农业产业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实质是国家财力的竞争。美国以自由经济武器摧毁一个个传统农业生产堡垒后，实施市场垄断，进行价格操作，坐收庞大渔利。这是此轮世界粮食危机背后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一体化的自由经济之下，跨国金融投机肆虐，国际金融市场愈发动荡，大宗商品价格不断飙升，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次贷危机、粮食危机，还有发展中国家经济乃至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危机宣告自由经济的危机。

（二）美国的道德危机

此轮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与美国的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石油价格的暴涨始自200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此后，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沼，海湾局势持续紧张，地缘政治由此成为油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当然是违背国际法的违法行为，但是当今国际没有任何力量能将美国高级政要绳之以法。但是，美国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以战争来控制伊拉克，进而控制石油，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斥责为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领先的科技优势与企业竞争力，从国际分工中大把大把地“赚钱”；美国人虽然年轻，但不乏老谋深算。欲将取之，必先予之。首先是“送钱”，对中东的“第三点计划”，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由此于二战后，很快建立了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从该秩序中可以轻松的“拿钱”，如铸币税；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解体后，美国“赚钱”不太容易，“拿钱”也不再轻松，为维持优裕的生活，美国改变了策略，即在“赚钱”与“拿钱”之外，竭尽“抢钱”、“偷钱”之能事，利用“911”悲情，发动伊拉克战争，控制伊拉克石油，这是美国大兵明火执仗去“抢钱”；默许、鼓励对冲基金在欧洲、在拉美、在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明里投机、暗地狙击，连偷带抢。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另类挣钱花招大白天下，即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各类次级贷款充好充优，打包兜售给世界，这这种新手法就是“骗钱”。

美元持续贬值直接推高了国际油价。全球绝大部分的石油期货合约是以美元计价结算的，自2002年以来，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贬值超过30%，对欧元贬值接近60%，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产品会不断上涨。美元贬值有美国经济衰弱的客观因素，但是更有美国货币政策的有意使然，即通过贬值，实际削减美国庞大的外债，是不道德的赖帐行为。

美国监管者为金融投机留下漏洞。国际商品期货交易当数美国最为发达，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包括石油期货交易在内的商品期货交易，保留一切交易记录，以减少恶性市场投机。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宗石油期货交易，转移到了柜台电子交易市场。根据现有法律，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不负责监管电子交易市场，也未要求该市场保留交易记录。这一“善意的忽视”给投机客豪赌石油期货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实，监管者早就发觉这一重大疏忽，但是以种种缘由为借口，就是不去进行治理，为金融投机留下“漏洞”。

（三）国际秩序危机

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表面是一类资产泡沫，或一场价格危机，实质反映的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 纵观过去的两次石油危机，都直接与战争关联。1973年的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上世纪80年代，伊朗革命与两伊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第一次战争，国际油价也出现了大幅度飙升，但没有长期持续，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不甚明显，因此还不好称之为第三次石油危机。但是，自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第二次战争以来，国际油价从每桶不过30美元，到如今130美元的天价。由此给世界带来的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各大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放缓已成定局，在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能源危机正引发食粮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为应对OPEC的市场垄断，发达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如此，在国际能源市场，OPEC与IEA两大组织的博弈从此开始了“梅雪争春”。双方你来我往，难分伯仲。国际石油价格在30多年的时间内，除个别年份出现“极端”行情外，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但是，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加速，世界经济力量发生了质变，美国相对衰落，欧洲力量在联合中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迅速分化组合，国际秩序正经历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演变过程中，在较长时期内势必将落入痛苦的“无序”之中。

2008年4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伦敦“粮食峰会”上指出，全球粮价上涨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性的溃败”。石油的异化与疯狂，同样佐证“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性的溃败”。如今，无论是OPEC还是IEA这样的国际组织，都无力应对石油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手中既无钱又无粮，无力应对粮食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只能基于人道立场，呼吁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久拖不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七国集团”（G7）的国际经济协调早就力不从心，不断需要新兴经济大国协助。诸多迹象显示，国际多边机制正陷入危机，区域与双边合作由此兴起。出于自身利益，美国积极倡导发展生物燃料，但此举不仅未能有效稳定国际油价，而且导致世界粮油价格高涨，算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元持续下跌、国际资源商品油价不断上涨、粮食危机紧跟次贷危机接踵而至，反映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深刻危机。

三、石油“异化”的启示：战略资源管理需要战略思维

（一）石油不只是燃料，还是权力

对美国而言，石油不只是燃料，还是权力。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当今美国既想控制石油，又想控制粮食，还想控制货币，借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

石油不只是一般能源商品，事实表明它早就成为一种“政治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筹码，成为国际较量的政治武器。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抑制石油价格，以减少苏联通过出口石油而赚取的国际收入，从而在经济上制约苏联的政治扩张与军备竞赛。全世界最好的、储藏量最大的、最优质的油田，几乎都掌握在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等美国或西方大石油公司手中。纽约与伦敦的石油期货市场也取代欧佩克，对石油具有更大的定价权。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与相关能源政策随时可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从而影响市场价格。

经济全球化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启，发达国家指望可从全球化中赚个盆满钵溢，并能不断强化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先优势与优越地位。实际上，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的确丰厚。美国权威研究机构认为，美国每年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超过1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500多亿美元。但是，全球化是个双刃剑，在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给发达国家带来许多苦恼，如产业空洞化、就业机会流失等。尤其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与资源富国，凭借自身优势，利用全球化，一跃而成为可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南北的部分平衡使北方国家心理更加失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竭尽所能地以维护他们的领先优势与优越地位，于是便利用他们的自身优势，即主导国际秩序与话语权、垄断相当一部分国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以及领先的科技与信息等等，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空间，从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中获取鱼翁之利。石油、粮食等战略资源于是乎就成了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武器。

（二）政府与寡头关系密切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是美国政治的真实写照。美国政府实际是各类金融寡头的代理人。金融寡头除了直接进入国际资源市场外，有时还操纵政府介入国际资源市场。战后，美国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通常国防部长来自梅隆金融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美国社会一度将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总部称作真正的国务院和“影子政府”。金融寡头通过其代理人不断利用国家力量进行资源争夺，谋取巨额收益。

美国政府与金融寡头相互倚重。政府利益与寡头利益的交集越来越大，政府借助寡头力量，取得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而寡头则借助政府的力量，谋取更多经济利益。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出于本国能源战略的长远考虑，近年来美国大量增加石油进口，同时减少本国的石油开采，以保护本国的石油资源。大量增加石油进口，一是为了满足短期消费需求，另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的设计不只是防止石油供给的中断，更有稳定石油价格的功能。但是，为了本国金融寡头的巨额收益，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利用战略石油储备对油价进行“逆向调节”，当油价下跌时，增加储备，“稳定”油价；油价不断上涨时，按“油”不动，甚至还增加储备，为高油价提供支持。正是由于政府与寡头千丝万缕，所以有关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的提案在国会一直无法通过。美联社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几大石油公司2007年利润总和约为1230亿美元，却仍享受约180亿美元的减税优惠。

美国政府为金融寡头提供庇护。以对冲基金为核心的国际投机资金，主要来自美国，众多美国的投资银行要么设立对冲基金机构，要么直接演变成为对冲基金。投机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对国际金融稳定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欧洲很早就提议，国际社会应合作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但总是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当然，金融寡头与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早就不限于石油的生产和现货销售，也体现在石油期货市场的翻云覆雨。早在2006年，油价当时还处于60美元低位的时候，美国联邦参议院（相对代表更多的民意）的一个委员会就着手对原油期货交易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报告首次明确指出，大量买入期货合约是油价走高的主要推手。但是，行政权在政府手中，显然政府选择了“不作为”。

（三）利用粮油连动获取更多的主动权与更大的控制权

为了降低对海外石油依赖，“稳定”国内能源供应，提高能源安全，美国推出了生物能源计划。2005年，布什总统签署《能源政策法案》，提出到2012年美国生物燃料要达到75亿加仑。2007年底，美国参议院通过《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提出到2022年生物燃料要达到360亿加仑。通过生物能源计划，美国主动创造了对农产品的有效市场需求，推高了粮食价格，既实现了历届美国政府一直追求却未能完全实现的农业政策基本目标，同时又为美国在国际经济新形势下创造出一种新的“粮食武器”，增强美国在能源乃至国际战略资源上的影响力。

美国生物能源计划的主要原材料是玉米，2007年美国所产的25%玉米变成了乙醇，2008年比例上升到28%，“机器吃粮”将达到1.14亿吨。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总出口量约70%，对玉米工业需求的大量增加，直接推高了玉米价格，并连锁性地推动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联合国官员就此严厉抨击，“美国政府应到认识到仅能保障美国3%燃油需求的生物能源计划，与因此导致的人民痛苦和政治混乱相比，得不偿失，即使美国产出的所有粮食全部转化为生物燃料，也仅够全美18%的汽车燃料所需”。因此，生物能源计划，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作用有限；对于增强美国能源安全，作用非常有限；但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撑，非常有效；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紧张，非常有效；对世界增加对美国粮食的依赖，以及美国主导世界粮食市场，也应当有效。

有研究显示：国际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普遍大幅上涨，与“中国因素”紧密相关，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世界工厂”的地位，为国际金融寡头创造了滚滚红利，中国却承受利润不断缩减、通货膨胀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持续恶化之苦，因此中国再也不能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思维，石油“异化”透露出系列危机以及美国的战略谋划，应当启发中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与能源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