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打击金融寡头的原因和启示

作者：杨斌

（2001-03-07）

（经济学人·北京）

俄罗斯改革的风向变了
世界上有些潮流来势汹汹之时，人们很难想到会有退潮的一天。前些年俄罗斯东欧涌起私有化浪潮，也搅动得许多中国人纷纷希望效仿。但近来，俄罗斯改革风向却似乎骤然生变，那些私有化潮流中涌现的金融寡头，不久前还呼风唤雨左右着俄政局，却突然成为了遭到全球通辑的要犯。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的声势日益高涨，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躲进议会，借议员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保护伞，消灾避难；有些人跑到了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而在国内的商业巨贾则经常被检察机关传讯，度日如年。
去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批准逮捕俄著名金融寡头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风声不对，在检察院作出此项决定时旅居国外，俄总检察院宣布联邦通缉令，要求全国司法机关和国际刑警一旦发现古的下落，便可立即对他进行拘捕。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汲取了古辛斯基的前车之鉴，拒绝俄总检察院的传讯出走国外，还委托律师发布了一项公开声明，称俄司法机关对他的调查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因此，在“政治犯”和“政治难民”两者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
据悉，普京向俄罗斯的新兴贵族发出了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普京总统这一震聋发聩的棒喝声，已由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付诸行动。该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因为他们意识到，属于他们的“幸福新生活”已经屈指可数了。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俄罗斯政局变迁绝非是偶然发生的，从多年来俄罗斯私有化造成的恶果，人们可以预感到风向变化的预兆，意外的反而是变化姗姗来迟，直到恶果长期积累成为巨大灾难，但是，变化虽迟却最终来了，令人感到善恶终有报。
去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普京总统对金融寡头做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据报道，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挽救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拯救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称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
继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后，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三宗重大灾难事件。普京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内不少学者仍积极鼓吹私有化，原因之一是不了解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据长期经商俄罗斯的宋晓路女士说，她写了不少反映俄罗斯改革的文章，国内报刊觉得夸大了负面不愿意刊登，而她认为，其实俄罗斯的悲惨状况国内人难以想象的。宋晓路坦率说，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年没有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可想而知。她还说，有人认为俄罗斯开始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没有那么回事。俄罗斯就像一个发烧40度的病人，烧了10年，现在回落到39度，还是高烧，而且还可能回升。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俄工业回升，但即使是秋明油田仍然非常困难，原因是工业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都留在国外回不来。俄罗斯公众舆论早已达成共识，俄金融寡头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掠夺，乃是造成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
《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辑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古辛斯基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在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总能见到骨瘦如柴的老妪，伸着颤抖的手，眼泪汪汪地向行人乞讨。每当傍晚，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妪，手中举着几条干鱼、几根香肠或几包油炸马铃薯片，她们从不叫卖，只是默默地呆立着，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静候问津者。更凄惨的景象是有的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
这种鲜明的对照，令有良心的俄罗斯人都感到痛心疾首。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普京强调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值得关注的是，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 别氏还曾嘲笑那些主张结束寡头政治的人，他认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金融寡头搞下了台。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他竞选。俄罗斯舆论曾认为，普京的优势在于他是未知数，很少发表言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因而遇到社会各方面阻力较少。现在看来，俄金融寡头的赌注还是押错了，难怪他们惊呼“原来普京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
其实，寡头的失算恰恰正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据报道，最近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进行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据一项社会舆论调查，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过大于功， 被评为“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之一。普京显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为了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据报道，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只不过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偿了改革失败的苦果，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新领导人。

俄罗斯私有化为何失败惨重？

俄罗斯形成控制经济的七大金融寡头，以及9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道路的失败，特别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曾经探索过多种改革道路，强化激励、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影响，戈尔巴乔夫认为产权改革才是关键，决定大力推行股份化，并将其称之为“社会化”。 １９９０年，苏共中央向２８大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决定以此来加快经济改革。９１年戈尔巴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发表宏论称“我们愿意实现经济自由，但这主要由社会来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推动人们进入股份企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许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没有想到料到的是，一旦人们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主张激进改革的叶利钦。
叶利钦曾以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他主张推行私有化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但是，俄罗斯民众没有料到私有化的结局，竟然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家族的垄断，昔日号称“反腐败英雄”叶利钦，如今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１９９１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早在１９９４年底，俄罗斯已有７０％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统计资料，９８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有５０％陷入了亏损，有２５％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
俄罗斯社会早已广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新兴腐败经理阶层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无法监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种变态的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长期性的。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目前，俄罗斯形成了掌握经济命脉的七大垄断财团，通过其拥有的大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提供政治资金和安插内线关系操纵政府决策。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惟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的不同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百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
前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应特别应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前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前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却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９４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前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其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前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秩序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结果是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８０％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９７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９６年总统选举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近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３０％，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１５０％，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的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实质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９８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８０％，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

美国推荐害人改革药方的误导

俄罗斯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进而形成控制经济的七大金融寡头，美国推荐的害人改革药方难脱干系。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方面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我新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一书，详细揭露了美国如何策划“软战争”战略，蓄意设置改革陷阱误导俄罗斯。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不愿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倒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
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９８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８０％。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方面推荐错误药方造成腐败泛滥，一方面利用腐败丑闻制造俄政局动荡，还将其作为要胁控制俄官员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的俄罗斯洗钱丑闻。实际上正是美国控制俄罗斯的厉害杀手锏。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的专家弗利兹，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９２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２００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见，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叶利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媒体大肆宣扬的把柄，曝光其家族在瑞士银行洗钱的证据，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前不久，美国还利用邀请访问设置陷阱，以涉嫌瑞士腐败洗钱案的罪名，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高级官员，以次来羞辱和要胁俄罗斯政府，作为谋求美国国际战略利益的手段。俄罗斯的教训向腐败分子表明，不要以为混水摸鱼发了不义之财，鼓吹资本主义就能确保财产安全，就算是投靠西方势力隐藏资产海外，造成了国家衰败和百姓痛苦的恶果，最终也难以避免被西方落石下井，成为民族的罪人并遭到历史清算。

谨防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中国

如前所述，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实践已有近十个年头了，不仅没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确，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广泛流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产权崇拜”，他们认为“公有产权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认为“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许多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且造成了灾难性恶果。
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改革应大力引进民间资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资产，不同于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应将国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产权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阶段，曾以凭证形式“分和送”国有资产，后来则采取了各种形式出售国有股权，因此被广泛称之为“货币私有化”。 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大肆野蛮掠夺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贵族强盗式掠夺”。
值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９９年７月１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警惕隐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八十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１０％左右的低水平，从未出现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９２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三年猛增了三至五倍。私营、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３７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５０％。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南韩、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富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财政支柱，其瓦解还意味着国家丧失凝聚力，国防建设失去强大的物质基础，科教、文化和社会保障失去经费来源，不念养育之恩却鼓吹私有化的学者，也会失去衣食父母和工资来源。
前苏联曾经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支撑着超级大国的强大国防实力，向全体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却促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工业科技和国防力量严重衰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去年俄罗斯竞选中最时髦的口号，已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反私有化”收回被掠夺的资产，非共产党的党派也以此拉拢选民。普京前不久也说，莫斯科电视台大火等灾难频发，暴露了背后隐藏的更广泛问题，即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正处于危急状态，俄罗斯再不能将真实情况隐瞒下去了，他还说工业金融寡头趁私有化之机，掠夺资产是造成灾难的重要原因，是破坏国家和军队的罪魁祸手。许多长期在俄经商的中国人也反映，由于工业金融寡头掠夺资产转移海外，出口的外汇截留在国外回不来，甚至著名的秋明油田也十分困难，俄罗斯各个行业的设备正急剧老化，这是十年长期缺少投资的必然结果，前景不容乐观甚至可能出现大衰败。正是出于挽救国家危难的迫切需要，普京正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金融寡头，调查丘拜斯等主管私有化官员同寡头相互勾结，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大肆掠夺国家财产的罪行。由此可见，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退出和私有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历史性灾难恶果。许多俄罗斯学者在对华学术交流中，也对某些中国学者主张推行国企私有化，效仿俄罗斯的灾难道路表示惊讶。
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９２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８０年代亏损十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２９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么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便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引起需求萎缩和宏观形势恶化，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
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８０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达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复辙。
当前，众多国有企业仍面临或刚摆脱经营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但是，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结果必然是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隐蔽地用民间私人资本取而代之。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质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寻找各种隐蔽借口变相搞私有化。
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偿试了所有上述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 “俄罗斯在９５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洋洋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帐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象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
由此可见，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改革方案，尽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给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的谋求私利的动力和机会，促使他们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间接通过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纯洁的，产权交易潜在的谋私刺激和机会，也会促使改革者忘记社会初衷，丧失关心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耐心，而倾心于利益更大的资产掠夺，最终导致改革者的变质和堕落。产权改革者的腐败寻租行为，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一个是水渠管理人一时多用些水，而另一个是永久掠夺整个水库资源。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
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广泛流传，中国人误认为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乃是世界各国舆论达成的一致共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美、英凭借着殖民扩张时代的遗产，操纵英语垄断传播媒体造成的假象。八十年代初，美、英右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遇到了明显阻力，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传统不同于英美，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维护社会利益，法国就推行了同英美恰恰相反的政策。80年代初，正当美、英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时，法国密特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却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法国推行同新自由主义相反的政策，是因为历史上推行国有化成效显著。二战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大国独立地位不受美国支配，推行了政府指导性计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显著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特别是英国。与之相似，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典等等，也围绕究竟是坚持战后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左、右翼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激烈斗争。
1982年，法国推行国有化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基本上都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包括航空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领域。法国的国有企业遍布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除涉及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之外，还包括电子、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以及纺织、造纸、建材等制造行业。此次国有化浪潮之后，国有企业在许多行业的比重显著上升。1982年，法国国有企业在钢铁行业比重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在邮政 、电讯、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生产方面，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甚至高达 100％，在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有色金属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也超过了50%。
法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经验，同新自由主义的种种教条恰恰相反，对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法国对国有企业不是强调政企完全分开，而是既强调企业享有充分经营自主权，又运用国有控股权进行监管和战略协调，还建立政府与企业签订计划合同制度，确保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微观计划衔接。这样既能够利用市场的分散竞争力量，又能运用宏观整体战略协调的力量。法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有以下特点：切实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集中反映在重大决策权、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三个方面，如决定国有企业的重大投资计划，重大战略决策和长期发展方向，选派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任免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向企业派驻国家稽查员和主管部门代表，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审计和稽核，处罚违反国家财务规定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贪污腐败。法国对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不强调政企之间的完全分开，而是既要保证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又要切实行使国家所拥有的控股权，这样才能达到推行国有化的目的，实现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目标，采取反周期行为遏制经济危机，推动产业现代化并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美国出于深远的国际政治谋略，不会轻易坐视法国反其道行之，干扰其建立世界霸权的战略，暗中向法国施加了强大压力，如减少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策动法国私人资本和右翼势力，制造舆论猛烈抨击法社会党，鼓励私人资本外逃进行牵制，80年代下半期右翼政府上台，改变社会党政策转向私有化。此后围绕着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左、右翼政党展开了激烈斗争。90年代初，社会党人罗卡尔接任法国总理，中止了前任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后来右翼上台再次推行私有化，朱佩总理曾因推行私有化政策，大规模解雇工人和削减福利，激起社会反对和全国性大罢工，被迫下台由社会党若斯潘接任。
由于许多欧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恶果，左翼社会党势力再次占了上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赢得了执政地位。围绕究竟是推行还是中止私有化运动，坚持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时代，欧洲左、右翼政府开展的激烈斗争，充分说明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也显示西方国家并未就私有化达成共识。但是，缺乏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的牵制，欧洲国家被迫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还不敢完全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若斯潘总理曾指出，美、英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对法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威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法国的经济计划和国有化经验，警惕美国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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