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

　　就在政府管制、行业标准和反垄断法一股脑地松绑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商业化农业开始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但对此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大多数人依旧到本地超市买上一块切好的牛肉或猪肉，以为他们买的仍然是家庭式农场的产品。

　　接下来发生的是批发环节的整合和兼并。美国粮食生产一步一步地从家庭式生产转变为全球企业巨头的集中生产。农民逐渐变成合同工，负责在巨大的饲养场中集中喂养成千上万的家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这些家畜和农场的所有者，更像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负债累累。债主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像嘉吉、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或康尼格拉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对于新型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说，这种转型十分有利可图。到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转直下。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设法筹到钱进行家畜圈养的农民很快发现他们微薄的储蓄不够支付各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售和60%的大豆种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物的排泄物——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的单独照料。现在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CAFOs）。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华尔街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疯，导致“咬栏杆”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以保证“有效节约成本”，而不愿花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部绵延10英里的乡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被严格监控，它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地下水设备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畜禽的集中畜牧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7万亿磅(约12.25亿吨)的动物废物。这些废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集中畜牧农场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高浓度氮也会增加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从人们开始追求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68万千克)抗生素。到2005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动物食物中的，以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食用了注射过抗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年颁布实施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的那样，自1933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某些农作物设定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业法中，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的农业法在1996年短暂的经济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要农作物提供了机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正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所总结的：

　　由于1996年的《农业法》剥夺了政府通过闲置土地来平衡供求的权利,粮食价格急剧下跌。粮食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所有土地都不被闲置时，农业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下降，农田的价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农田越来越贫瘠,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市场挤干了农田土壤的最后一滴油,造成产粮地区单位成本的增加,导致这些农田要么改种别的农作物,要么变成牧场。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浑然不知。到2005年，肥胖、过敏以及沙门氏菌、中毒、大肠杆菌等罕见疾病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把这种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1998年时，戈德伯格虽然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十分活跃。他身兼很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如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董事，还为世界银行就商业化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咨询。那一年，他在哈佛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研究团队，对基因革命将如何影响世界粮食体系开展研究。

　　这位商业化农业的创始人正在准备把基因革命整合到商业化农业革命之中。他规划出了三十年后世界粮食体系的转型。

　　他通过计算得出：“传统的商业化农业系统（不包括制药业、卫生和生命科学部门）到2028年将成为产值8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农业部门的附加值比例将从1950年的32%降低到10%……而食品加工和分销占1950年代附加值的一半，到2028年它的比例将超过80%。”戈德伯格认为，农民在未来世界农业巨大的产业链中作用甚微。

　　戈德伯格计算了加上由基因工程最新进展所创生的全新部门（他把这些部门统称为“生化农业系统”）所增加的产值，其中包括通过转基因技术创生的转基因植物药品。他宣称：“到2028年，在新的生化农业系统中加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衍生的各个产业，该系统的整个附加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农民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缩减到7%。”他满腔热情地宣布“基因革命正引领食品、健康、药品、纤维和能源产业的融合。”

　　也许他还应补充说,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做到让全世界断粮。

摘自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六章 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 最后一部分

书摘：威廉•恩道尔：美国打响“粮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