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终极公平贸易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4月02日

斯蒂格利茨

否认市场，抨击全球化，当今经济学界无人能出斯蒂格利茨之右。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新书《国际间的权衡贸易》中继续强调强国弱国之间的不平等，并试图给出解决自由贸易困境的一揽子方案

周舒

　　“发达国家说只要时间到了，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得到利益，但是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时间表，究竟发展中国家还要牺牲多少年，10年还是多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忧心忡忡。听上去，贸易公平似乎是非常简单清楚的一件事情，然而在他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绝非易事；发达国家需要做更多，来让发展中国家获得终极的公平贸易。
　　3月21日，受聘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斯蒂格利茨做了名为“中国与全球化”的演讲，同时发布新书《国际间的权衡贸易》（Fair　Trade　For　All）中文版。书名直译就是“终极公平贸易”，斯蒂格利茨在演讲和著作中所要探讨的都是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贸易。“贸易谈判专员应该通过阅读此书，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世界贸易体系形成全新的见解。”2005年英文版发行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利克给予高度评价。
　　发达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强势
　　“我们的研究认为，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你可能读到的对市场最恶毒的攻击，它来自斯蒂格利茨，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其所著的《经济学》是中国高校中颇为流行的教材。
　　使他和乔治·A·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迈科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一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　“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演讲会上，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市场无法自我监管”的立场：“完全自由、不受管制的市场会引发深远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加剧贫富发展的不平衡，和人们心中的社会不公平感。”而他也一直大声疾呼大家注意“全球化”的陷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是褫夺者的角色，而非帮助者。当人们都为自由贸易鼓呼的时刻，他却要让人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贸易是否公平。
　　1999年的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大会召开前几天，斯蒂格利茨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上作了预测：“除非在未来的谈判中将消除不平等问题提到议程的首位，否则发展中国家会拒绝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后来西雅图回合——斯蒂格利茨开玩笑说“应该称作克林顿回合”——成为了他眼中的贸易谈判分水岭。“街上充斥了抗议、示威，后来被称作‘西雅图骚乱’。”　在他看来，这些“骚乱”无可厚非，“人们要表达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所处地位的悬殊的不满”。而西雅图之前的乌拉圭回合经历7年半时长，在他看来产生了不平等。其时他已经不再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担任着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为乌拉圭回合产生的不平等感到担忧”，本来应该承担让穷国加速发展任务的贸易谈判，在乌拉圭回合还是回到维护富国利益、剥夺穷国权利的老路上，“乌拉圭回合的重点无疑是富国的利益、农业补贴、纺织品补贴，还有知识产权的诸多限制。可以说过去的贸易回合充斥不平等以及不公平”。
　　“在西雅图回合结束，人们进入新千年之后，大家意识到应该为穷国的困境负责”。情况并不让斯蒂格利茨感到乐观，归根结底，他认为原因还是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从西雅图开始的WTO会议骚乱的“传统”一直延续着，人们对“全球化”既充满憧憬，又充满恐惧。而斯蒂格利茨所立足的就是要让人们正视“全球化”，同时意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平等”这个显而易见的常识。
　　“比如墨西哥，在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之后的10年里，并没有获得预想当中的发展，反而经济增长率降低了，而且实际工资也降低了。”他分析道，“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密集型，而发达国家需要的是技术和科研”，先起步拥有先进科技的发达国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始终是强势，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限制只会越来越处于不利的位置。
　　“终极”的“一揽子”方案？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对于穷国而言，自由贸易并非是梦想中被“自由”镶了金边的天堂。他分析得很透彻：“发展中国家常常有不完全市场、分割单一的市场，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在改革中，大多数的民众都会因此而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这种“阵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也是一样，“除了政府要在贸易基础设施上做出巨大投入之外，贸易自由化也将导致关税收入的严重损失，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问题在贸易自由化后反而更加恶劣”。
　　他总结出了自由贸易的三点教训。“第一是贸易自由化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而且其影响很容易被别的因素所掩盖。第二则是有限的税收收入，加上关税收入下降的恶化最终导致了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第三就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农产品补贴会导致内部农产品的成本降低，于是成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的隐形的壁垒，然而农产品又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贸易商品种类。”
　　在他和助手、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合著的新书里，他提出的就是对于这些困境的解决方案，书名暗示着他阐释的是一个“终极”的、“一揽子”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微笑着，没有仔细回答他的演讲所牵涉出的话题，究竟如何来使得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平等不公平的贸易角色，“比如资本市场如何打开，如何杜绝采取双重竞争标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倾销问题上喋喋不休的争论应该如何得以解决，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抓住贸易契机……这些我都在书里有很详细的阐述”。
　　Profile人物链接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著名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物，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任教于耶鲁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现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他的中文新书《国际间的权衡交易》2008年由梁晶工作室策划引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蒂格利茨:中国与全球化

作者：斯蒂格利茨

　　2008年3月21日(周五)上午10：15-11：40，汉青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特邀名誉院长斯蒂格利茨教授，举办主题为“中国与全球化”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以下为斯蒂格利茨教授学术报告内容。

　　今天我很高兴在此演讲我的著作，而且近几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相关的问题，所以也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1993年至2000年我一直都在白宫任职，对近年来贸易的发展趋势也很了解。应该说贸易是困扰各国多年的问题。在不久之前贸易自由化一度在发达国家左右两派政界领导人中传为佳话。美国总统克林顿原本希望在1999年11月的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大会期间举行新一轮的贸易回合谈判，借此在其任期内为建立崭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所做出贡献。按照惯例，以往谈判回合会以举办地命名(例如1951年的托奎回合和1973年9月的东京回合)，或以参加谈判的官方人员来命名(例如1960年1月的狄龙回合〔Dillon round〕和1964年7月的肯尼迪回合)，因此也许这样的一轮谈判应该被称为西雅图回合或者直接叫“克林顿回会”更为恰当。(笑)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对于乌拉圭回合所产生的不平等问题表示担忧。而且我最为关注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承诺始终未能兑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会议上，我向大家展现了这些不平等问题的所在，并且提倡召开发展回合谈判来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正值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大会的前几天，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上预测，除非在未来的谈判中将消除不平等问题提到议程首位，否则发展中国家将会拒绝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果然西雅图回合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分水岭。当然在座的都应该有所耳闻,也就是著名的西雅图骚乱，街上随处可见的是抗议、游行等示威活动。人们纷纷对谈判回合中的贸易和贸易自由化体制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所处地位的悬殊表达心中的不满。

　　迈入新千年，人们逐渐觉得到应该为穷国所面临的困境负责，而且认识到了在先前多轮贸易回回合谈判判中所产生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及时对西雅图事件作出反应，并提出解决这些国际问题的新举措，这也使得广大群众对于发达国家的这一做法表示支持。2001年11月，多哈会议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的环节被正式提上贸易谈判议程。

　　我们需要一个“发展回合”，然而贸易自有化并未履行其当初的承诺，这不仅表现法规的实际操作上，同样在关于其理论的内涵都有误解。由于双边，抑或单边贸易条约的数量增多，发展回合已然踏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人们都在指责乌拉圭回合的重点无疑是富国的利益，农业补贴，纺织品补贴，以及知识产权的诸多限制。可以说过去的贸易回合充斥不平等以及不公平，归根结底是未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密集型，而发达国家需要的是技术和科研，伴随着的是IP需求的增多，因此发达国家永远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上方，其榨取了利益，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从长远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其次发达国家在纺织业和农业上征收大量的补贴税，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很大。因此在之前的几轮贸易回合上，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可谓一无所获。

　　同样，我们也能清楚的发现贸易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不仅是OECD的关税高于非OECD国家的关税,其扬言对发展中国家的补贴也不过是从中获利的三分之一罢了。

　　发达国家说只要时间了,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利,可没人能给出一个时间,到底发展中国家还要牺牲多少年,10年么?

　　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但是对与实际没认清的情况下,就采取措施,就会导致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失败的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除武器外全部免税条约 (Everything But Arms).

　　EBA，与其说是EBA，不如说是EBP(Everything But Produced)，也就是除了生产外的都免税。这是因为该法案包含的97%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的，因此该条约也就是名存实亡。最受损害的实际上就是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这些靠作物生存的国家。

　　再有一个就是TRIPS，也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相信这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为什么我说乌拉圭回合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必须很好的涉及，必须在发展主题的框架下执行呢？很简单，我们经常看到，在美国娱乐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包括IPOD都会很明显的造成技术入侵。对于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处于非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贸易同样也是不可能公平的，发展中国家也无疑会遭受到损失。

　　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并不是之上谈兵，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在贸易自由化的实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调节成本。.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完全市场，产业分割比较单一以及程度较低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改革中，大多数的民众都会因此而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政府也不例外，除了在贸易基础设施上做出的巨大投资之外，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严重的关税收入损失，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问题在贸易自由化后反而更加恶劣。此外，出口补贴的消除，势必导致了全球产品价格的上涨，受到损害的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我们以墨西哥为例简单的了解一下。

　　墨西哥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的首个十年里，经济增长率要比之前的年份低(1980年之前)，实际工资也相对较低。而且由于美国受补贴农产品涌入市场之后降低了国内类似产品的生产利润，所以自由贸易反而使穷人变的更加潦倒。在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实行后的这个十年末，不平等和贫困的现象有所抬头。而且自从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之后，大量的工作岗位都被中国人所占据。即使是发生重大转折的制造产业，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也为其带来了工作岗位的净损失。

　　从墨西哥的经历来看，我们总结出了三个教训，而这正好和我们在书的后几章谈到的贸易以及贸易自由化如何促进发展相关。第一点就是贸易自由化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而且其影响很容易被别的因素所掩盖。相比东亚，墨西哥在创新等级，研发投入以及专利行为上都明显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而且在墨西哥国家内部还存在制度缺失，管理机构效率低下，腐败等问题。

　　第二点，为何墨西哥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下风，那是因为中国特别重视对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的投资，而墨西哥有限的税收收入，加上关税收入下降的恶化最终导致了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

　　第三，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美国仍然保留自身对农产品的补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国内的综合农业部门与墨西哥国内的私人农场主或者农民直接竞争，导致了美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而美国自己却仍然使用费关税壁垒来阻挡墨西哥产品的进入。这些政策严重危害了墨西哥的农村生活，有关统计显示在墨西哥有五分之一的工人从事与农业部门，而墨西哥国内贫困总数的75%都来自农村地区。虽然墨西哥的综合农业部门不断扩大出口，但其农村农业部门却危机四伏。当地的农业正受到来自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日用品价格下跌，政府资助减少的威胁。墨西哥农村总人口的五分之四是贫困人口，其中超过一半属于极度贫困。

　　墨西哥与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很明显光靠贸易自由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项重任的。毫无疑问，贸易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当今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采用一种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化方式，在这样的一种政策选择下我们最起码要看到人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就像在次级债危机一样,我们只看到了美国政府一个劲的关心投资机构的利益,而置之民众无房困扰而不顾.贸易总协定同样只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明显，如何在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下实现贸易真正的自由化。.发展回合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应该是一个趋势。刚刚助手告诉我，时间不多了。总之，只有真的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的贸易回合才是真的发展回合，包括农业补贴，关税，以及贸易壁垒等问题，就像我本来要讲的这个11个优先问题.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资本市场如何打开,杜绝采取双重竞争标准.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倾销问题上叠叠不休的争论应该如何得以解决.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抓住贸易契机等问题。我都在这本书里详细的介绍了，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阅读。谢谢。

斯蒂格利茨教授回答记者提问

　　2008年3月21日(周五)上午10：15-11：40，汉青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特邀名誉院长斯蒂格利茨教授，举办主题为“中国与全球化”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以下为斯蒂格利茨教授回答记者提问。

　　1.提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有改革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吗？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强调贸易能使参与国发挥比较优势，但现实中各国都关注与自己劣势。比如美国反对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是因为美国劳动力价格高，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便宜。中国改革劳动力市场似乎会丧失比较优势，但教授支持提高劳动条件，改善对工人的待遇。比方说，因为人不是机器，对待工人更好，他们会工作更有效率，创造更多价值。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允许工人建立公会方面进展有点慢。即使在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认为公会的谈判能力对经济自由不利，但美国的大公司仍然建立了公会。通过公会来保障工人权利，促进建设和谐社会是不错的选择。最后，我要提一点的是,就像哥伦比亚在保障工人权利方面一直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良好的工作条件提高了工人的效率，吸引大量国外投资。因此中国不应该再用低工资等牺牲资源的方式来吸引投资了。

　　2.提问：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证券市场？在中国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现在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在次债危机中，美联储做的太少，太慢，也没做对。过去几年中美联储一直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拯救市场，但现在已经没用了。教授认为美联储最近些年对证券市场的管制流于表面，这次次债危机中介入太晚以致问题产生。

　　对与中国能做什么的问题，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希望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拯救世界，认为这正是一个美国下降，中国上升的转折点。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但经济总量还不够大，不够弥补美国衰退带来的需求缺口。对于中国国内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增长势必会放缓，只要因为面向发达国家出口市场减少，但也不必为此悲观。美国人收入增长放缓，反而会消费更多的中国商品，应为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嘛。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虽然世界普遍性的资源价格上涨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冲击，中国应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经济重组，促进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向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升级。

　　（译者：沈小寅，李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