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卢武铉的羞耻感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突然自杀，各种各样的评论很多，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腐败、民主、经济发展、道德等众多问题。韩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几位前总统都因腐败问题受到司法调查，例如全斗焕、卢泰愚，现在是卢武铉。如果说全斗焕、卢泰愚还处于集权时代的总统，那么，卢武铉则是民主时代的总统，而且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草根”总统，他的自杀自然引起更多的关注。说一点我的看法。
   

发展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存在方式。在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获得统治权，保持了西方社会一贯的本质：利益集团掌握政权，政权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利益集团由大资本家组成。资本主义早期，不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对于拥有民主权利的人设置最低财产资格，就是利益集团掌控民主政府的典型。一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渐渐形成了普选投票制的广泛民主，试图以普遍民主制约既得利益集团的少数人民主。但是，从实践上看，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并没有制约既得利益集团与政权的紧密关系，只不过以前赤裸裸地狼狈为奸，现在变得隐蔽一些。甚至利用制度设置，将原先属于腐败的内容，变成合法化。
   

美国式的民主有它自身的特点。美国社会以500强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帝国，化身成为私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权利，甚至包括媒体和舆论。这种大型企业帝国为了自身的发展，会在国内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只让政府成为企业帝国的附庸，从而使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安全感更加牢固。这种状态使得社会的普遍民主徒具其表，利益集团操纵政府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形态，更加正确的描述是：“小政府，大企业”。西方的这一制度形式引入到东方国家后，所产生的结果，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形并不相同。
   

美国式小政府、大社会的状态，在东方国家缺乏基础，东方国家很难改变大政府的传统。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几个集权的总统下出现和进步，是东方国家传统的必然。换句话说，韩国经济发展的起飞依靠的就是大政府、大企业。因此，当韩国进入“民主”时代，不仅全斗焕、卢泰愚遭受了司法调查，其他为韩国经济起飞做出重要贡献的大企业，同样卷入了腐败的漩涡。人们希望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卢武铉，能够使政府摆脱与利益集团的联姻。卢武铉草根出身的背景，更让人们对此充满了希望。这一希望也是对“民主”的希望。然而，卢武铉还是令人失望了：在民主制度下，他依然遭遇其前任同样的命运。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也没能使卢武铉摆脱“黑金”腐败的命运？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假设韩国依然继续全斗焕时代的集权方式，经济依然发展，那么，从全斗焕、卢泰愚到卢武铉的黑金腐败会暴露吗？应该不会暴露在司法调查下，最多暴露在民众的嘴巴上。的确，因为有了西方式民主，才使得这些腐败遭遇司法调查的命运。但是，民主为何没能制止腐败，而是同样地发生？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只在韩国一个国家出现？因为，民主也没能改变资本主义由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社会的根本。只要这个根本不改变，不管是集权还是民主，都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不同的是，集权会掩盖腐败，民主会转移腐败：将原属集权的腐败，变为民主制度下的合法行为。所谓“小政府”就是要达到这个使腐败合法化的目的，因为，原属“大政府”的权力，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民主制度下企业帝国的手中。
   

比方说，在大政府的环境下，政府可以控制物价，企业要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物价，不得不求助政府，由此容易产生腐败。而在民主制度下，微软完全自己决定物价，“腐败”就被合法化，甚至根本不能叫“腐败”。利益集团的目的是一样的，名义完全变了。除了被转移的权力外，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依然保留了一部分权力，并没有完全转移到企业帝国手中。在利益集团操控社会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形势下，这部分被政府保留的权利，依然成为腐败的源头。例如，战争的权力大都是在政府手中，但是，伊拉克战争等美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仍然让美国国家受损，少数利益集团受益巨大。而对于韩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来说，即使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政府所保留的权力依然很大，自然更容易带来腐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近日在FT中文网发表《印度民主丑陋的一面》一文。文章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当有人责骂政客是‘罪犯’时，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谩骂。而在印度，这往往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英国公众眼下对议会报销丑闻怒不可遏，他们大概乐于知道以下事实：上届印度议会的543名成员中，有128人曾面临刑事指控或调查，其中83人涉及谋杀。在一个贫困社会，黑帮分子能够凭借武力和金钱进入议会，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
   

我认为，东方国家在民主制度下丑陋大量存在的现象，靠进一步移植西方文化仍然难以改变。资本主义赚钱第一、资本家第一的根本性存在方式，不过是将资本家所定义的“腐败”，借用制度转化为合法而已。因此，卢武铉在自杀前不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现在没有脸正对你的眼睛，我现在可以被抛弃了，现在我完全不足以代表任何道德进步”。卢武铉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含义：民主不能促进道德养成；即便在民主制度下，抵制腐败除了法律之外，依然需要道德；而获得这一道德的力量，靠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一群小人的民主是令人厌恶的民主；民主这一工具只有被有道德修养的人群掌握，才会对社会实现最大程度的益处；民主这一工具如果被利益集团掌握，只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衣，这种状况正是美国社会的现实。很多后发展的国家没有理解这个本质，盲目听信美国把民主绝对化的宣传，盲目照搬美国的民主，只能自食其恶果。
   

然而，卢武铉的自杀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一方面，卢武铉用自杀表达了自己在失去道德防守后的个人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向社会的传达，有助于提醒其他人的道德养成。卢武铉的羞耻感某种程度上换取了一部分民众的同情。相比之下，中国无数与利益集团紧密勾结的腐败分子，几乎毫无羞耻感，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丧失殆尽的恶果。另一方面，卢武铉以自杀保护了黑金交易中其他参与者。在卢武铉自杀后，韩国司法部门已经决定，结束对卢武铉金钱交易的司法调查。这个结果很可能导致失去一次痛击腐败的良机，让参与腐败的当事人逍遥法外，这可能不是卢武铉想看到的结局。卢武铉的个人羞耻感，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甚至掌握权力的阶层，都没有羞耻感的时候，仅仅是个别人的羞耻感有用吗？疯狂地追逐利益，疯狂地唯利是图，把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将使得一个民族整个变成无羞耻感的民族，即便富裕，也同样令人厌恶。因此，中国必须尽快改变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的美国模式，从政府到民众，都应该像卢武铉一样，将羞耻感等价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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