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命运与金融规则

    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的人。这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放债者，一个放高利贷者，刻毒而贪婪。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之一。这个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还被称为“喜剧”。当夏洛克要求欠债者按合同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这位欠债者的辩护人体现了机智。辩护人要求夏洛克割肉的时候，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割肉的时候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否则，将按照法律，以谋杀罪论处，财产全部充公。于是，这个喜剧还包含了宗教、法律、金融等内容。可以说，莎士比亚描绘的夏洛克是早期典型的银行家形象。那么，早期的银行家为何会这么恶毒，这么招人恨？银行家的这种形象，与其犹太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今天，对于当今银行等金融领域的经营规则有什么影响？
    莎士比亚描绘的故事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在那个年代，欧洲普遍存在着对于犹太人的强烈歧视，这种歧视正是造成犹太人“贪婪”、“恶毒”的重要原因，而非犹太人的天性如此。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是教会，教会因为宗教原因，制定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比方说，不能与犹太人通婚，因为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都是被宗教和法律确定的劣等民族。再比方说，教会认为放高利贷是罪恶，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贷这类金融活动，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维持了社会的需要。
    所以，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个犹太高利贷者一出场，就是一个被社会看不起的劣等人物。中国读者对此的背景不太了解，而当时所有的欧洲人对此都心领神会，天经地义。因此，嘲弄犹太吝啬鬼的戏剧被称为“喜剧”，就变得很正常，因为，这几乎是每一个欧洲人最开心、最解恨的事情。而且，在教会的统治下，很多正常的社会职业都不允许犹太人做，例如教师、农民、公证人等等，经商几乎是犹太人唯一可做的职业。那么，经商的犹太人为何在欧洲社会都成为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
    第一个原因是，被允许从事金融罪恶活动的犹太人毫无安全感，他们的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方说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欠犹太人的钱，一律赦免，不用还了。谁来还？没人还。犹太人白白遭受莫名的损失。而且，欧洲很多君主也向犹太人借钱，但是，君主会随时宣布债务无效，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犹太人。比方说，西班牙国王曾经下令驱逐犹太人，同时下令，出境的犹太人不得携带黄金，只能携带一头毛驴和一定量的粮食。于是，被驱逐的犹太人不得不将黄金兑换成毛驴和粮食，造成毛驴和粮食价格大涨。犹太人的财产就这样被整体性地剥夺，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犹太人试图将黄金吃下肚子带出西班牙，结果死了。这种方式不过是欧洲各国君主随意剥夺犹太人财产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犹太人为了防备各种意外损失，不得不在放债活动中尽量多赚钱，由此便形成了他们不得不贪婪的传统。同时，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犹太人也不得不与君主勾结在一起，甚至是巴结和献媚，利用自己的金融手段，借助君主的权力，帮助君主赚钱，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当今金融圈的贪婪和官商勾结，在早期犹太人那里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个金融传统的真正原因，就是欧洲宗教和世俗政权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对于犹太金融家和广大犹太人的普遍观点，就是犹太人吝啬。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就是说犹太人光攒钱，不愿花钱。欧洲后来有经济学家把只攒钱不花钱的人及其行为视为对经济的破坏，稍稍有点类似当前有人指责中国不花钱的意思。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吝啬鬼仿佛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于吝啬的道德和经济学评价，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犹太金融家之所以成为“吝啬鬼”，在欧洲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的。
    前几天的文章里提到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犹太金融家族，罗思柴尔德。当时，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他还是奥地利政府的财务顾问。用今天的话说，属于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有大量的高层关系。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宾馆既是他的生活住处，也是办公的地方。这个现象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常年住在宾馆里，却有他的苦衷。1831年，所罗门-罗思柴尔德给奥地利总理、外交大臣梅特涅写了一封信。在19世纪的欧洲，梅特涅是有巨大权力和影响的政治人物。当时梅特涅正因为一个财务问题，决定向罗思柴尔德家族求助。因此，所罗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信中向梅特涅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冒险提出的请求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我们应该享有购买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的权利。我很清楚这个要求和法律规定的相悖。然而，希望仁慈明智的殿下能够法外开恩。而且我预感到，如果殿下有一丝乐意，您的努力斡旋一定就能成功说服这位最仁慈开明的君主（指奥地利国王）。
    所罗门信中的这段话，首先表现出明显的卑躬屈膝，其次，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所谓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包括房子、土地、矿山等。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拥有土地。前者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居住，居住条件由政府决定。这造成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营（由此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日后在西方依然盛行很久的种族隔离政策？）。犹太人不能买土地，决定了他们不能当地主，也不能当农民。“其他实质财产”的内容包含很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教会的统治力量下降，君主专制占据欧洲政治舞台，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内容的规定也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犹太人不可以拥有房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犹太大银行家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不得不常年住在宾馆里，因为他不愿住在条件简陋的犹太人聚集区，又不能自己买房子。
    对于这封信中请求，梅特涅因为有求于罗思柴尔德家族，因此有些心动，倾向于替犹太银行家说情。再说，用今天的话说，这么有钱的犹太银行家，如果法律允许他买房子，肯定是百万级别的宫殿型房产，对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是有好处的。然而，奥地利政府和国王最终还是否决了犹太银行家的这个请求。犹太银行家虽然钱很多，虽然地位很高，依然不能拥有不动产。这项法律的真正废除，是在几十年以后。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为何普遍“吝啬”。法律不允许犹太人从事很多正当职业，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实质财产，犹太人往往只能从事与金钱有关的职业，因为，在基督徒的理论中，金钱是肮脏的。而且，犹太人即便拥有金钱，也没有安全感。于是，犹太人不得不吝啬，在能赚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拼命赚钱，而金钱又是他们唯一能够拥有的财产。为了防止被无端掠夺，有一点钱都要想方设法地藏起来。但是，有了钱的犹太人，除了吃穿之类的日常用品，有钱也没地方花。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不是吝啬是什么？
    此后，罗思柴尔德家族利用君主有求于他们金钱力量的机会，还不断向欧洲的君主提出请求，要求给予犹太人自由居住权，给予犹太人从事艺术、新闻、法律等正当职业的权利。然而，获得这种权利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三代在英国的负责人名叫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1857年，莱昂内尔第四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在此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他虽然靠金钱的力量三次被选入英国上议院，但徒然拥有一个议员的名头，从来不能履行任何政治权力，为什么？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履行职责之前，有一道必备的程序，就是向《圣经》宣誓。换句话说，英国法律规定，议员必须是基督徒，哪怕是假装的。而犹太银行家莱昂内尔-罗思柴尔德信奉犹太教，只能向希伯莱《圣经》宣誓，不能向《圣经-新约》宣誓，英国的法律又不愿改变。直到1858年，英国为莱昂内尔一个人修改了这条法律，非基督徒才能真正成为议员。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犹太人在欧洲遭受2000多年的歧视，是造成犹太银行家贪婪、吝啬的重要的原因，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欧洲教会。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近百年的影响下，才渐渐从法律上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在欧洲社会依然存在，迫使很多想有所发展的犹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其中有些是真心的，有些是被迫、假装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行为，是欧洲历史上一贯迫害犹太人这一传统的继续。纳粹的这一行为，使得欧洲各国刚获得自由不久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再次遭受严重摧残，冷漠无情成为很多劫后余生犹太人的内心特征。我觉得，犹太人的这种冷漠无情的心理，也影响到当今金融界的很多游戏规则。
    美国金融界有多少犹太人，数字并不精确。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华尔街从业人员中，犹太人超过20%。与犹太人占全美国人口的比例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如今，大银行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更高，犹太人在银行等金融业有着很牢固的传统和很深的根基。在莎士比亚时代以前，犹太银行家就形成了以贪婪为特征的银行经营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使得犹太银行家的冷漠再次加剧，他们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对人对事没有温情和关爱，除非小圈子里的自己人。而且，对于获得金钱增长这个目标，他们常常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随着国外金融方式日益进入中国，相信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有所感受。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只怪犹太人，真正的祸根在于欧洲人数千年的坏传统，其不良影响也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

    至今，在美国社会看起来如鱼得水的犹太人，依然时常会遭遇歧视。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经常用“犹太人”来骂人。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一本书中说，“911”灾难发生后，纽约流传了一个消息，说是纽约的犹太人在9月11日上午都提前得到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虽然弗里德曼说这个消息是谣言，但是，这个谣言的出现，说明即便在当今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歧视或“恨意”。原因很简单：如果犹太人提前得到了警告，那么，“911”事件的幕后策划就很可能与犹太人有关、有联系。而在“911”灾难发生之前，美国股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泡沫破灭，华尔街上犹太人疯狂赚钱的行为，引起遭受损失的美国股民的不满，于是，谣言便将“911”事件与贪婪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每当我想起这个谣言，我真的为美国犹太人今后的处境感到担忧。
    然而，在欧洲和美国，犹太人话题是一个禁忌，人们很难公正客观地讨论这个话题，因此，对于犹太人数千年的悲惨历史与当今金融业贪婪之间的关系，现在也很少有西方人作专门的论述，哪怕只言片语都很少。因为，西方人的这种联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纳粹。纳粹以及当年欧洲很多歧视犹太人、排斥犹太人的言论，都把犹太银行家的贪婪当作一个攻击点。虽然这种攻击发展到种族性的肉体消灭，是西方人罪恶的历史习惯，然而，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当今金融圈游戏规则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最后，我必须郑重地重申：犹太人与金融贪婪之间的联系，根源不在犹太人本身，而在西方打着宗教、上帝名义的丑陋历史。西方人自己作孽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如今已经是讳疾忌医了。它很难治好这个病。

金融民主为何失败？

    昨日的文章讲到欧洲历史上犹太人形成的金融传统，这个金融传统有着先天缺陷，其显著特征就是银行家与专制权力的勾结。在王权专制退出历史舞台后，这种金融传统容易变成金融寡头，依然保持与权力的亲密关系。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金融寡头所起的作用，基本上都是马太效应，它只将钱借给有还钱保障的人，而很少将钱借给白手起家的人，因而容易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结果。但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不完全是金融寡头的传统方式造成的。在一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金融的学者那里，他们所推行的金融政策，被他们冠上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金融民主，或者叫货币民主。
    金融民主的理论解释乍听起来，表面上是蛮有道理的。除了拿薪水，投资是最好、最有效的发财方式。但是，在社会现实中，总是有钱人更容易掌握投资的机会，穷人即使能发现投资机会，往往也因没有本钱而与机会失之交臂。传统的金融，很难把钱借贷给没有还钱保障的穷人。金融民主的意思就是说，让大多数低收入的人，都能从金融机构借到钱。
    那么，如何让这些借给普通人、低收入者的钱降低风险呢？关键在于抵押物。以往的金融传统，普通人无法从银行借到钱，主要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抵押物，而金融民主为很多普通人创造了抵押物，最常见的就是房子。银行限定了人们借贷的用途：买房子；然后，房子本身成为抵押物。汽车贷款也是这种方式。除了这种标的物本身成为抵押物的方式外，现代金融民主还发明了一种抵押物，叫做信用。在传统金融中，银行信用只属于少数人，金融民主将信用扩大了很多。很多普通人获得了不需要实物抵押的信用卡，用于各种贷款消费。从根本上说，授予普通人的银行信用，其实是以每个人的未来收入为抵押，因此，理论上说，通过信用卡借钱可以扩大到每一个人，这种金融民主看起来是很有前途的。
    金融民主表面看来，确实给予了无数人投资的机会，但是，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在一些人的口中，民主与自由总是连在一起的双胞胎，而事实上，民主与自由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民主的决定，总是要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反过来，某些人要获得自由，总是将民主视为障碍。在贷款购房的行为中，这种矛盾也得到了体现：普通人能够从银行借到钱算是金融民主，那么，这个民主完全限制了贷款者的自由，人们享受的“民主”贷款只能用来购房，不能用于其它投资。而且，很多购房者几乎要用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来还这笔向金融民主欠下的债。如果搞点投机，在金融民主中占有更多的份额，可能会早点发财。此外，在信用卡发放中，金融民主也更倾向于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未来收入抵押理论上更多更可靠。于是，有些发达国家甚至把信用卡发给儿童。至于老年人，除非有足够的存款，穷困的老年人很难得到信用卡。这个现象说明了民主与金钱的正比关系。
    这一金融民主还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借钱买房是投资（就算自住也带有明显的投资目的，例如将来换更大的房子），投资就希望获得回报，要保证这个回报，房价就只能涨，不能跌。否则的话，金融民主造就的普遍投资将大面积失败。这等于是用民主绑架了经济：为了民主的有效，经济必须增长。金融民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经济增长遭遇阻碍，民主的代表者就必须抢救。且不说经济永远增长是否可能，就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人们发现，美国政府这次抢救金融危机投入的钱，绝大多数都投给了金融机构，而不是金融民主系统底层的具体个人。于是，我们似乎可以知道，所谓金融民主真正受益的人是谁。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少数利益集团利用金融民主绑架了全社会。
    当然，这一金融民主并不局限于贷款购房、贷款购车、贷款消费、信用卡消费这些领域，投资银行、股民，包括近年来在中国时髦一时的“基民”也是金融民主的一部分。《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于这种金融民主曾经大力讴歌，他说：“国际金融业务已经将世界带入一个议会式系统中”，该系统允许参与者“利用他们的共同基金、养老金或通过他们的股票经纪人在每天的任何时间进行投票……”。的确，民主的普遍化与技术的发展也有关。然而，如今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财富严重缩水，金融机构的管理层，依然享受着高薪。于是，人们便能理解，金融机构的管理层、经纪人，就像是民主制度中的议员、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总是把金融民主的好处尽量留给自己，而不顾平民的危难。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不见底，说明现代金融民主的失败。不管是暂时的失败还是长久的失败，人们都应该细细考察金融民主的失败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曾经多次说过的：民主最容易汇聚在一起的结合点，就是发财。如果没有发财这个目标，民主要在具体目标上达成共识，难度比较大。因此，在肤浅的民主制度中，政客们向公众许诺发财是必然的。凡是影响发财的政策，哪怕是完全正确的，都难以获得民主的支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不顾一切后果的大力救助，美国政府亲自扮演救世主，等于是在表明，金融民主不得不靠金融专制来拯救。而美国不惜以美元大规模贬值，不惜以伤害别国为代价来拯救自己，也说明美国的民主不会在乎美国之外的世界。当然，金融民主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此处不详述。中国要总结这些失败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为了中国自己。
    近日，上海明确了未来要成为金融中心的目标。这个目标不算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美国经济学家凯文-菲利普斯在其《金融大崩盘》（Bad Money）一书中，描述了世界历史上金融中心的几次转移。他指出，当年西班牙和法国纷纷在国内镇压异教徒的时候，一批有才能的人转移到了荷兰，使得荷兰成为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后来，因为荷兰与英国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加上荷兰的经济前途不如英国，荷兰的金融人才大批转移到英国，由此，英国取代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当美国成为最能赚钱的宝地，一流金融人才又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由此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菲利普斯在这本书中说，当前，全世界最有前途的经济增长地区是亚洲，金融人才在美国无以施展，一定会纷纷向亚洲转移，上海很可能是这些金融人才的集中落脚点。但是，菲利普斯的这个断论并不能让人坦然。
    菲利普斯指出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几次转移中，都明确提到其中的一个特殊人群，那就是犹太人。我在昨天的文章里指出，犹太人的历史遭遇与他们贪婪的金融规则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如果按照凯文-菲利普斯这种简单化的金融中心大搬家，那么，可以预见，国际金融的贪婪以及一系列游戏规则，都可能随之转移到中国，并像历史上每一次发生的那样，开花之后引发灾难。不管是金融寡头的传统方式，还是金融民主的现代方式，由这种特殊人才的流动而造成的金融规则的自然延续，是中国应该警惕的。上海如果要想成为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必须从中国本土出发，依据中国的现实，形成中国自己的金融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金融决不是经济繁荣的缔造者，金融也不是财富的源泉。不管是金融寡头还是金融民主，金融只是经济繁荣的辅助工具。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民主不是目的，民主只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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