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愚民手段

刘仰

    自由经济换个角度说就是自由竞争，有竞争就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成功固然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但是，失败也是避免不了的。从社会整体说，没有竞争就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但是，竞争太残酷，也让人害怕。因此，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立场出发，人们一般都希望竞争不要太激烈。当然，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也很难定位，于是，人们还希望竞争是公平的。然而，在自由经济状态下，首先是竞争的激烈、残酷程度令人胆战心惊；其次，自由竞争的公平性也令人怀疑，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往往成为必然。
    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大致延续了罗斯福时期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较多，国内竞争不是非常激烈，于是形成了被人称道的大批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里根时代开始，自由经济理论风行一时，里根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包括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对于金融的管制。拥护自由经济的人说，里根以后的二、三十年是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反对的人说，如今巨大经济泡沫的破灭，蔓延到全世界，就是那个时期落下的病根。本文对此不作讨论，只想借着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观点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之一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级正在消失。一位美国作家将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称为“穷途末路的美国梦”，这是自由竞争加剧激烈的后果，同时也产生更多的竞争失败者。
    从可定义的角度说，竞争的失败者就是那些失业者。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9%左右。此外，早在1995年，美国就有31%的人受雇于“非标准”雇主，也就是说，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很弱，没有福利，只有业绩提成。随着中国向美国学习的大趋势，这种现象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典型的就是传销或直销（美国也一样），其他如保险推销员、加盟连锁店等。2003年，美国这一类就业者达到1300多万。有人打比方说，在正规企业就业的人，好住在城堡或正常的房子里，在那些没有福利的企业就业，就好比住在野外的帐篷里，失业者大概可以算作露宿街头的人。因此，没地方住的失业者和住在帐篷里的“不安全就业者”，可以算作是自由竞争的失败者和半失败者。
    那么，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自由竞争的失败者呢？美国社会提供的方式之一是最低社会保障，这种方式也被其他国家借鉴。但是，最低社会保障只能维持温饱，与成功的CEO们年薪几千万、几亿美元相比，实在是过于悬殊。即便与失业者当初自己的收入相比，最低社会保障也少得可怜。而且，最低社会保障也很难给失败者提供重新再来的基础。所以，不管是哪个社会，最低社会保障除非是让人安于现状，否则，它并不能真正安抚自由竞争的失败者。奥巴马开始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目的就是要减少竞争的失败者。但是，保护主义首先是违背了美国人曾经大力提倡的自由经济原则；其次，它能够保护的更多只是与外国工人竞争的美国人，对于本国国内的自由竞争失败者，没多大的帮助。
    美国社会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另一个安抚自由竞争失败者的方式，就是就业指导或培训。我们如今在国内很多机场的书店里，都能看到或听到一种循环播放的录像，内容清一色都是一些专家做就业培训或指导，讲成功的要领和素质。广义上说，这些东西都属于“成功学”的范畴，它们最早的来源，就是美国非常流行的就业培训，针对的人群是那些失败者和企图成功者。我没有认真看过这些专家的“成功学”教学，但多少了解一些。大致来说，目前在中国出现的“成功学”之类的就业培训，除了有些人加入了佛祖、儒学等中国特色的内容外，其核心主旨都源自于美国的就业培训。那么，这种“成功学”的内容，对于大批竞争失败者以及潜在的失败者来说，有什么用吗？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成功学”的批判文章。今天，再对这个现象的一个特殊方面作一点分析。
    在各种各样的成功学或就业培训中，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比方说，“成功学”导师都会教育你，“要抛开受害者的心态，那种心态于事无补”。他们教育人们说：“企业不会为你做什么，除非你能为企业做什么”；“需要改变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一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自己”。这些指导者甚至还说：你对前任老板的任何怨恨，都会在你的表情和神态（或者是某种“场”）中表现出来，它会影响你的再就业，影响你的下一个老板对你的感觉。等等。然后，他们给人们开出的药方是，要自信，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积极的心态，要时刻想着你成功的目标。有些导师还会卖弄一些故弄玄虚的“科学成果”，说是你内心或头脑里的念头就是你的能量之源，它会通过某种频率向外界发散，从而影响你所面对的事物。
    我看过美国人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片名叫《惊天大秘密》（Top Secret）。片中揭示的“惊天大秘密”是，他们调查了很多发了大财的有钱人，结果发现，他们发财的关键就是按照一种“古老”的方式“想”发财，于是，他们就真的发财了。片中还有各色美国人现身说法，说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办法，想啊想，结果真的发财了。纪录片拍摄者宣称，他们将这个长期被隐藏的“惊天大秘密”向人们公开，只要按照他们的方法保持冥想，你就能发财。可见他们是多么无私，多么泽被众生，功德无量。其实，这种所谓“古老”的冥想方式，不过是抄袭瑜伽、打坐等方式的翻版。关键在于，你要想掌握这个“惊天大秘密”的技巧和运用，你要想通过它把发财想来，你就要先“破财”，交钱参加他们的培训班。我们知道，所有“成功学”讲课，所有就业培训，都像这个“冥想发财”培训一样，都是要交钱的，而且还不便宜。针对那些失败者、失业者、渴望成功者，他们居然下得了手，狠狠地掏走那些可怜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
    然而，很多人真的是心甘情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

    在我看来，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现代愚民政策：他们把每一个失败者的失败原因完全归结为失败者本人，例如缺乏自信、忧郁、胆小、害羞、犹豫、不懂社交、缺乏目标等等。这样的冷酷简直令人胆寒。与此同时，他们把社会上那些发了大财的“成功者”的成功原因，也完全归结于成功者本人，因为他们正好具有了与失败者相反的性格特征，因此他们天生就该成功。他们在所有失败者心中营造或种植了对于“成功者”肉麻的恭维和羡慕，从而无条件赦免了自由竞争里种种不道德、不公平的现象和手段。他们以谴责受害者的方式，或者是鼓励、要求、提倡、诱导受害者自责的方式，回避和掩盖了种种社会问题和制度缺陷。
    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失败者的确有自身的问题，而且可能还很大。这样的失败者，任何社会都有。但是，面对激烈竞争局面下如此众多的失败者和潜在的失败者，所有的成功学导师和就业指导者，都千篇一律地将失败的责任安放在失败者自己的头上，对于失败者个人来说，是一个无比残酷的举动；对于社会制度来说，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维护。我们知道，美国从来都标榜自己是人类社会最美好、最优秀的制度，如果自由竞争的失败者们把个人的不满集中指向美国的社会制度，对于美国及其精英来说，那将是一场灾难。于是，他们便发明、利用了成功学、就业培训等方式，让失败者主动、自觉地接受造成失败的纯粹个人原因。在这种安抚失败者的现代愚民手段中，美国的宗教也非常活跃。与成功学稍稍不同的是，宗教介入失败者的心灵，靠的是对上帝的信仰：只要虔诚地相信上帝，遵照上帝的指示，你就能发财。美国的现代宗教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全然不顾耶稣对富人的鄙视，而与富人们站在了一起。于是，失败者的心中，愤怒的念头根本不会产生，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念头也不会产生，对社会制度重新思考的念头也不会产生。一旦产生，成功学和上帝的教诲，就会让他们自觉、自动地停止。
    然而，美国的社会制度真的那么完美吗？美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并逐年上升；2%的美国人呆在监狱里（又创了新高），美国监狱人满为患，全世界第一；美国贫困率高达12.5%；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严重；14%的美国人（约4000万）读写能力不足，看不懂报纸和商品说明书；16%的美国人吸食过可卡因等毒品，超过42%的美国人承认吸食过大麻，37%的十二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高中生）在过去一年内吸过毒；25%的美国少女染有性病；……；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严重社会问题的国家，以发财为诱饵的“成功学”、就业指导等等，在宗教的配合下，竭尽全力地让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把失败的责任全部内化：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这真是现代商业社会最成功的愚民。而他们宣扬的成功和失败，实际上就是唯一一个东西：有钱或没钱。因此，我对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源自美国的“成功学”之类的货色，只能嗤之以鼻。

企业高管为何收入惊人？

    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之一，有一些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相当严重且相当危险的地步。之所以不引用这些数据，是因为由于统计学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对于中国此类数据统计的真实性，是值得大打折扣的。包括近几年出现的中国“富豪榜”，其真实程度都值得怀疑。然而，不管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是一个人们经常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现象。一旦有一些国内企业高管的真实巨额收入偶然地被曝光，就会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中国近三十年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三十年前，中国人还处在“大锅饭”的年代，收入差距确实不大。自从全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必定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我们不能站在平均主义的立场，谴责所有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收入有别只要适度，就是正常现象，它符合“多劳多得”的普遍原则。然而，任何社会都应该反对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所体现的，已经不是“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另一些非正常的不合理规则。
    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在很多方面要向国外学习，但是，在“如何学习，学习什么”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根据现实，对发达国家的行为方式有明确的判断。否则，很可能就把不好的东西学来，后患无穷。比方说，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悬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过于迷信美国、照搬美国经济模式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去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21世纪初，美国100多家大公司的CEO平均年薪超过900万美元，比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出367倍。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比较，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但至少可以窥斑知豹，一般认为，美国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悬殊有几个主要原因，而这些形成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当今中国几乎完全一样。
    首先，收入形式发生变化。美国过去以制造业收入为主，近几十年来，美国迅速变成以股票、期货等金融虚拟财产为主。这使得一些职业经理人无需懂得本企业的真正业务，只需懂得金融炒作就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金融收益，企业的真正业务与金融收益已没有必然关系，企业CEO的收入也与本分劳动的工人没有了关联。按照美国的流行模式，一大批MBA之类的职业经理人成为工商界的宠儿，几乎个个都在搞概念上市，玩概念兼并收购重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企业的实际利润与金融炒作的收益已不能对等，CEO们的个人收入自然因金融成就而水涨船高。在中国我们也同样看到，收入惊人的企业高管，基本上也都在上市公司或金融类企业，玩的都是同样手法，一些国内上市公司的真实业务简直就像谜一样令人费解。
    其次，金融需要大肆炒作。由于企业的效益主要来自金融，炒作至上的金融领域，就需要大作表面文章。这种表面文章有些是拼凑、编造的概念，有些是企业的形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企业CEO的收入。一个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如果收入太低，容易让人怀疑企业的实力，上市公司就算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给自己的CEO配备一个好的“卖相”。因此，上市公司CEO的收入和明星效益相结合，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法宝，对于广泛吸引股民、拉动股价有着神奇的作用。在中国，由于一些具体原因，一般不会拿CEO的个人高额收入作为宣传重点，但是，上市公司CEO的名人效应已向美国学的惟妙惟肖。
    第三，媒体被普遍收买。媒体本来在反对贫富差距悬殊、制约不合理高收入上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美国媒体要么被收购上市，要么被私人拥有，要么被广告商控制。于是，媒体只能配合资本，大力宣传财富英雄，高调颂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热情赞美商业天才，不遗余力地传播名人明星的财富奇迹。媒体在宣传不合理的高收入上极力推波助澜，制造了一个高收入的普遍梦幻。对于中国媒体来说，除了不能私有化，其他与美国媒体几无二致。
    第四，工会组织被瓦解。工会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工人的利益，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工会组织在美国企业已经很少能发挥作用。例如世界著名大企业沃尔玛，其财富总值和CEO年薪都领先世界，但是，沃尔玛不允许组织工会，企业员工收入与世界500强的身份严重不符。沃尔玛之外的其他美国企业，如果有人参与工会或试图保护工人利益，经常会受到辞退的待遇或威胁。此种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发生。
    第五，监督机制丧失。企业CEO的高收入，只是贫富差距悬殊现象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都会造成收入差距极端放大。有人指出，收入公开透明化，利用社会舆论配合相应的制度，对限制高收入会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另一个来自美国的人权概念，阻止了这种企图。按照美国人的观念，收入是个人隐私。除非像上市公司CEO那样，主动愿意用高收入做宣传，否则，收入隐私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中国高收入人群都拥护这一观念，针对少数特殊人群的收入透明化或财产申报制难以实行。

    发达国家形态各异，贫富差距悬殊的程度以美国首屈一指，举世独一无二。近段时间，在金融危机、泡沫破灭的形势下，美国一些企业依然给高管们发放2008年度的巨额分红，连新任总统奥巴马都不得不骂其“无耻”，“不负责任”，足以见得美国制造和维持贫富差距的根源有多深，改变有多难。有一些人大力主张向美国学习，目的就是要达到美国式富人主宰天下的局面。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只听到被灌输的美国的种种好处，却不了解照搬美国的危害。或以为只要像美国一样，自己就能成比尔-盖茨。却不想想，全世界也只有在贫富差距悬殊程度独一无二的美国，才会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独一无二的世界首富。如果中国不加分辨地学习美国，贫富差距只会继续加大。
    减少贫富差距悬殊，不能只靠限制高收入，否则，容易产生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合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原则，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尤其要引起重视。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某些地区已经开始以具体的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这种行动实际上也是对学习美国经济模式深入反思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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