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的全球统治战略

诺姆•乔姆斯基 高华 摘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6月号发表了美国著名非主流学者诺姆•乔姆斯基题为《迫在眉睫的危机：威胁与机遇》的文章，结合对美国在全球建立和维护霸权的历史和现实的阐述，揭露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值得参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和英国折磨了伊拉克人相当长的时间。两国政府都在萨达姆犯下恶劣罪行的统治期间，给了萨达姆的恐怖政权很大的支持，在其与伊朗的战争结束很久后依然如此。两伊战争后，华盛顿和伦敦继续提供军事装备给他们的朋友萨达姆，其中包括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方法。在萨达姆实施暴行和伊朗投降后的1989年，伊拉克的核工程师甚至被送到美国接受发展核武器的指导。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英国回过头来继续支持萨达姆，他们有效地授权萨达姆使用重型军事装备来镇压有可能成功推翻其暴政的什叶派起义，并公开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及其盟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有一种“惊人的一致看法”，他们认为，不管伊拉克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罪过，和那些被镇压的人相比，他都更听话。
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想要一个“美国撤军的具体时间表”的伊拉克人从2005年的76％增长到日前的87％。如果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伊拉克人的现实想法，这将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美军和英军占领区的阿拉伯籍伊拉克人，都想知道他们准确的撤军时间表。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发现，美国与占领欧洲的纳粹和统治东欧地区的俄罗斯面临着相似的状况。
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败以后，一个新的动机为入侵创造出来。布什宣称入侵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和伦敦曾经一致认同的萨达姆的武器计划，而是在伊拉克、中东和其他地区促进民主进程。媒体和知名学者深深地记住这些话并欣慰地发现，“解放伊拉克”或许是历史上“最高尚”的战争。而几天之后在巴格达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当那些同意西方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学说的人们被问及：美国为什么要入侵伊拉克时：有1％的人认为目的是要提升民主，另有5％的人表示，其目标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其余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文明社会里难以启齿。就像俄罗斯入侵阿富汗或者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我们很容易说是为了达成经济战略目标，但当我们转回来描述自己的时候就难以启齿了。
也许伊拉克人对伊朗人谈不上热爱，但毫无疑问，他们倾向于和他们强大的邻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多数什叶派人已经与伊朗存在联系，并且正采取行动逐步加强这种联系。此外，即使伊拉克获得有限主权，也鼓励着沙特阿拉伯边境被严厉压制的什叶派居民去争取其基本的权利和可能的自治。沙特阿拉伯大量的石油刚好也在那里。
这种发展可能会导致一个松散的什叶派联盟控制世界的主要能源资源并且独立于华盛顿之外。除此之外比这更糟糕的，也是华盛顿最大的噩梦是：该联盟可能会加强其经济实力，甚至有可能同中国进行军事上的交流。美国可以威胁欧洲：当华盛顿挥舞拳头的时候，欧洲企业就会撤出伊朗。但是，中国有着三千年的蔑视野蛮人的历史：他们拒绝被威胁。
中国无疑地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的中心，它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日本，而且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据准确测算，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约相当于美国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二，如果目前的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可能会缩小这个差距。当然，这是就绝对数字而言的，而不是指中国的人均量。
中国也是亚洲能源安全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这两个组织包括了中亚的许多国家在内。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在几周前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它们不久就可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印度正在同中国进行重大的能源项目的合作，而且它也有可能加入能源安全网。如果伊朗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一直受到美国的强大威胁，使它不能独立行事的话，伊朗也有可能加入该组织。如果伊朗把目光转向东方，它会寻找愿意合作的伙伴。去年9月在德黑兰召开了一个关于能源的重要会议，会议将来自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埃及、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委内瑞拉以及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规划在整个地区建立广泛的管道系统，而且也规划了更加广泛的能源资源的发展规划。布什总统最近访问印度和他对印度核武器计划的批准，是他操纵这些重要的全球力量组合方式的一部分。一个拥有主权和部分民主的伊拉克，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另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华盛顿一直在寻求各种方法，以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同米歇尔•麦克威尔在英国国际事务的最重要杂志上形容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帮凶”的布莱尔政府联合，便显得不足为奇了。
如果美国被迫给予伊拉克某种程度的主权，或类似结果发生，华盛顿的策划者将面临着自“二战”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统治力量）美国最高外交政策目标的崩溃，这一目标就是：要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性地区”。就像战后早期具有影响力的策划者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控制使美国对它的工业上的对手可以动用“否决权”，策划团体的一个重要人物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成功地占领伊拉克可以对美国的工业对手——欧洲、亚洲产生“至关重要的杠杆作用”，副总统迪克•切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当对石油供应的控制被别人所利用的时候，它将成为“胁迫和勒索的工具”。
这种想法并不是原创。早在90年前，在石油时代开始的岁月里，英国海军部的首席大臣沃尔特•休姆•龙就宣称：“加果我们现在可以牢牢地控制石油的供给，那么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 威尔逊也明白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威尔逊将英国从委内瑞拉赶走，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公司，而1928年的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尔逊和他的继任者支持委内瑞拉残暴腐化的独裁者，以确保他将英国排除在外。与此同时，美国继续要求并确保其在早已被英国和法国所控制的中东地区的权利。
我们可能注意到了，这些事件说明了被西方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威尔逊主义” 的真实意义，并对所谓的“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做出真实的解释。有时候，这些甚至都被官方所认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被华盛顿重组后，一份关于美国石油政策的政府备忘录要求绝对保护美国对于西半球资源的控制，并坚持在新地区对美国公司实行机会平等的开放政策。这很好地解释了“真实存在的自由市场理论”：对我们所拥有和要保留的东西，我们要对别人关上大门；而对于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要在门户开放政策的作用下尽量得到。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修昔底德的一句格言：强者做他们能做的，弱者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
华盛顿战后对南美洲的两个重要的工具是暴力和经济扼杀，但现在每件工具的效用都正在消减。在委内瑞拉，近期企图发动的军事政变是在2002年，但美国帮助建立的政府被民众的广泛反对所推翻，并且在拉丁美洲也发生了骚乱，当前在那里推翻一个民选的政府不能再被人们默默地接受了，于是美国不得不放弃。经济控制也正在衰减。南美国家正在清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对于华盛顿而言，更可怕的是这些国家正在接受委内瑞拉的援助。阿根廷总统宣布该国将“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严格遵守导致了经济灾难，而违反规则的国家则恢复起来。巴西也已经脱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玻利维亚也因接受委内瑞拉的资助而有可能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经济控制被严重削弱了。
华盛顿主要关心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西半球主要的石油生产国。美国能源部估计，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要超过沙特阿拉伯，如果油价足够高，足以使开采它的昂贵的超重原油有利可图的话。美国极度的敌对和颠覆，促使委内瑞拉对出口和投资的多样化产生了兴趣，而中国更愿意接受这个机会。南美洲最大的天然气储量是在玻利维亚，它正与委内瑞拉走着相同的道路。这两个国家都在其他方面成为华盛顿的问题，他们有民选的政府。过去的几年里，在查韦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领导下的拉美各国对民选政府的支持率大幅增加。玻利维亚刚刚搞了一个民主选举，这种真正的民主在西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民众能够很好地理解这样的选举涉及的议题，而且普通的民众也都积极参与，他们从自己的阶层和本土居民中推出人选。尤其当它并不仅仅是形式，并涉及实质内容的时候，民主对权力中心造成威胁。
伦敦《金融时报》警告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越来越“独裁” 和“不民主”。他的所谓独裁立场和对民主原则的偏离的一个证明就是，他遵循了95％的人民的意志，将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资源国有化。他削减公务员薪金和消除腐败现象也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欢迎。莫拉莱斯的政策类似于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正试图将他在委内瑞拉建立的计划扩展到玻利维亚：在贫困人口中，帮助“玻利维亚杜绝文盲和给成百上千名被派到这里工作的古巴医生付工资”。
2006年3月发布的布什政府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描述成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最大的和长期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上的。美国总统布什警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不要试图“控制”全球能源供应。布什谴责中国对苏丹、缅甸、伊朗等国石油的依赖，指责中国不像华盛顿，只从尊重人权的纯粹的民主国家进口，事实上，华盛顿的进口国包括最邪恶的非洲独裁国家之一的赤道几内亚，有着迄今为止在拉丁美洲最糟糕的人权记录的哥伦比亚，中亚国家以及其他具有“美德”的模范国家。当美国继续推行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为了确保它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控制而公然进行侵略，坚定地拥有“胁迫和勒索的工具”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指责华盛顿“控制”全球供应。或许这很有意思，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引起西方社会的嘲弄，甚至都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对布什和胡锦涛的会晤报道说：“中国对石油的胃口，也影响着它对伊朗的立场……（中国‘控制’全球供应的努力）问题似乎会导致伊朗拥有特殊的地位，在那里，一个中国国有的石油大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700亿美元的协议，开发伊朗巨大的亚达瓦兰油田。”从“二战”期间英国被驱逐出去以后，沙特阿拉伯使成了美国的附庸国。这种关系因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经济甚至军事联系的增长而受到威胁。在胡锦涛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并没有以国宴招待他，这是一种有预谋的侮辱。他以直接到沙特阿拉伯愉快地回敬了华盛顿，这是给华盛顿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且肯定是不会被人误解的。
华盛顿的策划者们正在试图到处激发分离主义运动。伊朗的主要石油资源是在毗邻海湾的阿拉伯人居住区，确切地说，是在伊朗的胡齐斯坦，目前那里正在进行着不明起因的阿瓦兹解放运动，要求自治权利。而在附近，伊拉克和海湾国家为美军的军事介入提供了基地。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驻军大幅增加。在委内瑞拉，石油资源都集中在靠近哥伦比亚的苏利亚州，它是美国在该地区一个可靠的陆上基地，这里是一个反对查韦斯并已经进行了同样不明起因的自治运动的省份。在玻利维亚，天然气资源在比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并且大部分地区被欧洲后裔的精英所控制，他们强烈地反对本土大多数居民选举的政府，他们已经威胁要分离出去。邻近的巴拉圭是美军另一个为数不多的可靠的陆上基地。美军目前在拉丁美洲的兵员比联邦政府联合机构的人数还要多，这也是与早些年不同的一个急剧的变化。新的使命是打击“极端的民粹主义”，这个术语经常被用于不遵守规则的民族独立运动上。
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对其政策不应孤立地看待，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了三个主要的全球性问题：印度尼西亚、北非和中东的各产油国和所有伊斯兰国家。在所有的情况中，最为关注的是民族独立运动。法国结束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解决了北非问题。在印尼，苏哈托1965年的军事政变用一场大屠杀消除了独立的前景。像《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这个“惊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西方国家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兴奋和轻松的情绪接受了它。军事政变摧毁了一个有着群众基础的贫民的政党，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大量失地农民被屠杀，并且印尼对西方开采它的丰富资源敞开了大门，而大多数人只能在痛苦中求生存。两年后，由于以色列摧毁了纳赛尔政权，解决了中东的主要问题，纳赛尔政权被美国和英国所憎恨，他们害怕这种非宗教的民族主义势力把这一地区大量的能源资源用于国内发展。几年前，美国情报机构曾警告说，中东人民普遍这样认为：石油是一种“国家遗产”，它以武力强加的不公正的安排被西方开采。1958年美国情报机构判断：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必须依靠作为“中东惟一支持西方的强大力量”——以色列。
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是世界事务中独一无二的。这种统治制度对于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功效的。能源企业的利润打破了所有企业的记录。高科技工业（包括军事）与以色列保持着有利关系，主要的金融机构也是一样，实质上，以色列是一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设备与训练的提供者。当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权力有矛盾的时候，以色列往往会放弃。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输出就是近期的一个例子，当以色列开始不愿听从命令时，布什政府改变了它的一贯方式而羞辱以色列。
现在我们转向伊朗和它的核计划。直到1979年，华盛顿强烈地支持这些计划。当时亨利•基辛格解释说：“对于一个像伊朗这样的主要产油国，核能的使用是对资源的浪费。”30多年前，作为国务卿的基辛格认为“引进核能，既满足伊朗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又可匀出石油储备而用于出口或将其转化为石化产品”。美国协助伊朗国王进行这些努力。当时，现在的布什政府的主要策划者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努力为伊朗国王提供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圈”。这正是目前美国政府极力阻止伊朗获得的能力。美国大学曾经安排培训伊朗的核工程师，即使不是主动推动，那么，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包括我自己的大学，例如麻省理工学院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尽管绝大多数学生都反对这样做。基辛格当被问及他的这种反复的态度时，他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道：“他们曾经是联盟国家。”由此得出结论，1979年前他们对核能有真正的需要，而现在则没有这个需要了。
直到二次大战以前，美国实际上一直是首屈一指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当其经济可以压倒其他任何人的时候，所谓的“自由竞争” 就可以被容忍了。战后，国有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甚至超过了战前，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而美国在需要的时候仍然致力于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总是打着为了他人自由的旗号。
一个世纪以前，150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已使英国成为迄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国家，自由贸易于是成为一种选择。但是英国始终脚踏两只船。他们继续依靠市场保护、国家干预和一些经济史学家们未曾考虑过的策略。英国利用世界上最壮观的贩毒交易打入中国市场，并且创造出利润给皇家海军提供经费，为已被征服了的印度的管理提供资金，购买美国的棉花，棉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料。美国棉花生产也是基于完全的国家干预：实行奴隶制，彻底清除本土居民，对大约半个墨西哥进行军事占领。当英国再也无法与日本竞争时，在1932年，它关闭了帝国的大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紧随其后，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的关键部分。
纵观近代历史，民主和发展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主权的丧失。在世界各国，有一个真理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衰落意味着民主希望的衰落、引导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能力的衰落，反过来它对发展造成危害，几个世纪的经济史证实了这个结论。经济史学家米•沙伊德•阿拉姆的著作在这一方面很有启发。在当前的术语中，这种被强加的体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因此，公平地说，民主和发展的共同敌人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那些严格遵守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和前些年相比，它们经历了宏观经济指标的急剧恶化。而在东亚地区那些无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快速增长。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每一个特征，从私有化到资金自由流动，都以明显且众所周知的理由破坏着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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