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未经考验的美国经济领导班子视野

目前，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班子中最主要职位已全部由一些未经考验的委任者担任，他们在政府高层管理方面的经验不多，其政策偏好也未得到验证。首先是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他于今年2月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术专家，但市场经验不多。到目前为止，新主席每次发表公开声明并决心保持价格稳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技术性委婉语），市场都出现股价波动，显示对他信心不足。爱德华·拉吉尔（Edward P.Lazear）接替伯南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位著名的劳工经济学家，曾发表过的论文有“皮特原则：衰落理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皮特原则”，它是指一个机构人员的晋升通常会正常进行下去，直到出现不称职的人为止。然后是罗伯·波特曼（RobPortman），他接替乔什·波尔顿（Josh Bolton）担任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他曾是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和美国贸易代表，而波尔顿已于今年4月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有人说，是波尔顿在幕后说服其高盛公司的同事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接替约翰·斯诺（JohnW Snow）出任财长一职。

按照“积极响应政治中心”（Center of Responsive Politics，一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说法，波尔顿原本来到白宫担任布什总统的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处理国内政策。但布什政府对具有独立思维的国家经济顾问拉里·林赛（Larry Lindsay）不满意，波尔顿向总统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经济议题，并逐渐掌控经济决策。作为白宫办公室主任，波尔顿是布什减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此外，在聘请其另一高盛公司同事斯蒂芬·弗雷德曼（Stephen Friedman）出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一事上，波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在高盛公司，弗雷德曼是公司购并方面的一位令人敬畏的战略家。1990年至1992年期间，他曾与克林顿政府的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共同担任公司董事，并在92年至94年鲁宾赴华盛顿任职期间独自担任董事。1994年，他离开高盛公司担任马池和麦克莱曼资本公司（March&Mc Lennan Capital）的高级负责人，这是一家负责投资和保险的公司，其母公司当时正面临一项关于操纵竞标和价格的政府指控，后来该案获庭外解决。

许多人感到不解的是，高盛公司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界大腕，亨利·鲍尔森此时竟会离职去担任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的“跛脚”布什政府的财长。这令人想起当年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拒绝卡特总统邀请他加入政府的故事。那时，卡特政府士气低落，民众普遍对政府不满，总统权力日益下滑，卡特被迫于1979年强行要求全体内阁辞职，此事发生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三年，最后他只干了一任四年。在戴维营进行10天孤独、痛苦的反省后，他回到白宫发表了题为“心灵和信心危机”的讲话，令人不安。当时，美国很不平静，油价达每加仑1.25美元，金价涨至每盎司300美元。当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是顺差，并持续了14年之久。今天，油价已涨到每加仑3美元，金价超过每盎司700美元，美对华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每年2000亿美元以上，并仍在攀升。而此时，布什总统却在对美国民众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很好。这令人不禁要问，他这次为什么不大规模改组内阁？

作为总统经济班子中的最高内阁岗位，财政部长在布什执政的6年里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率。这并不是因为高层缺乏才智，无论是美国铝公司（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总裁保罗·奥尼尔（PaulH.O"Neill），还是CSX运输网络公司的总裁约翰·斯诺（JohnW.Snow），他们都是私营行业的成功领导人，但在本行业的丰富经验也许并不足以使他们应付作为世界最强经济霸权的财长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也无法使他们能在忠诚至上的布什政府的政治丛林中生存。

他们俩人在担任内阁成员时日子都不好过，被白宫的内圈人士排挤而靠边站是家常便饭。那些人拼命保护自己的行政特权，制定的错误经济政策大多受新保守主义理念所驱使，面对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他们只从眼前的国内政治角度出发，而不考虑长期、稳定、合理的应对措施。内阁官员是官僚体系中政治任命的领导，而行政权力往往视官僚体系是妨碍自己的敌人，但其实正是官僚体系才能保证那些全国性政策得到稳定和持续地落实，并超越党派政治。举例而言，一名强势白宫安全事务助理可以使软弱的国务卿黯然失色，最显著的例子是当年亨利·基辛格强于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强于万斯（Cyrus Vance）。现在的白宫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也同样在经济政策方面强于所有内阁部长们，直到中央情报局泄密案出现为止。区别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是国家的长远地缘政治利益，而罗夫制定经济政策时大多是短视的党派政治的权宜之计。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最后勉强同意被提名担任财长前，鲍尔森曾与总统长谈并寻求一种保证，即“这个职位虽然有时会被看作是白宫的附属单位，但它将拥有适当的地位”。

美国财长一职的重要性

现代国家的权力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从历史角度看，财长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掌舵人。首任财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在国家银行体系中创建了美国银行，为年轻国家的财政发展提供了所需的主权信贷，使美国走上一条很短时期内成为主要经济大国之路。汉密尔顿与当时的国务卿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曾卷入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即经济政策应采取中央集权的精英主义（centraliz edelitism）还是选择主张权力下放的民粹主义（decentralized populism）。他还与当时的联邦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进行过争论，焦点是应否为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财政部，使其具备独立财政权力，超越联邦各州权力之上。他为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设计了联邦财政收入的征收和发放。而当时，敌对和好战的英国将自由贸易背景下的市场基要主义规则当作经济武器来对付过去的殖民地。

财长负责规划和推荐国内和国际金融、经济和税收政策，参与制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财政政策，并负责管理公债。财长负有监督财政部落实主要法律实施的责任，负责政府的金融代理工作，并负责制造纸币和硬币。作为政府的首席金融官员，财长还是总统全国经济委员会成员，是社安和医保信托基金的董事会主席和执行理事，是节约储蓄保护监督董事会主席，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美洲洲际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及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美国理事。

今天，全球经济日益被以美国为主的金融所主导，美国财长愈加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其本国经济混乱时执行外交政策，更不用说一个超级大国。从逻辑上看，在当今世界一国最重要的内阁职位当属财长，而不是国务卿，一些超国家的金融机构正作为超级大国金融霸权的代理出现。但在今天的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却仍是国家安全顾问的附属。显然，在自由市场的殿堂里，市场基要主义是国家安全的王牌。推动和领导全球自由贸易的国家在保卫经济民族主义方面也叫得最响。

阿尔伯特·加勒廷来自于日内瓦的一个瑞士贵族家庭，他在为新国家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日内瓦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为了实现他“对全宇宙最自由国度的独立的热爱”，他在1780年放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来美国移民，当时美国只是一个刚刚建国14年的年轻国家。1785年，他在弗吉尼亚州宣誓效忠，最后在宾州安顿。他开始是州议会的成员，后来经过选举来到美国参议院。当时，参议院这个庄严的机构拒绝接受他，因为他当时只有临时公民身份。那时，财政部要求参院在1794年之前发表公债声明，并列举各届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每笔拨款开支。当加勒廷再次被选到众院时，他立刻成为新建立的常设金融委员会成员。虽然他在扩大联邦职权方面反对汉密尔顿，但他确保了国家财政和货币的强健，并在实际上强化了汉密尔顿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1800年7月，加勒廷准备了一份报告，题为“对美国公债、收据和开支的看法”，分析了在宪法框架下政府的财政运作方式，这个报告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经典杰作。在国会，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并成功地使拨款数额降低，特别是那些用于“战争目的”的。托马斯·杰佛逊相信，当年的《骚乱法案》出台的目的使在国外出生的加勒廷离开公职。当杰佛逊1801年当选总统后，他正式提议请加勒廷出任财长一职。

加勒廷任职后强调要减少债务、专款专用、支出须严格和负责任等原则。就任8年后，他原先对财政收入、减债等方面的判断几乎是神奇般地丝毫不差，共减少公共债务达1400万美元，并实现盈余，而且，政府还曾花费1500万美元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并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大陆强国。加勒廷那时引进的财会制度至今仍在使用。他还发起建立了海军医院，这是现在的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前身。1807年，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计划，旨在通过建造高速公路和运河改善国内建设。在加勒廷的领导下，财政部开始执行每年向国会提交详细的年度财政状况报告的做法，包括具体收支、公共债务报告和财政收入评估等。

离开政府后，加勒廷担任纽约市国家银行的总裁，该银行后来以纽约市加勒廷国家银行而闻名，也是花旗银行的前身。他还创建了纽约大学、纽约历史学会和美国民族学会等，并在土著美国部落语言的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安德鲁·梅侬和阿伦·格林斯潘

安德鲁·梅侬（Andrew Mellon）是美国历史上第49任财长，他很早就表现出成熟的金融管理能力。他17岁时就成功经营了一家木材公司，19岁加入父亲的银行，名为梅侬父子公司（T.Mellon & Sons），并于1882年在他27岁时成为具有控制权的所有人。1889年，他组织了建立了联盟信托公司和匹斯堡联盟储备银行，将银行业务扩展到工业活动中。他对发展较快的产业如可乐、煤和铁等进行大量投资，并在石油、钢铁、造船和建筑等行业中获取巨大个人财富。梅侬建立了美国铝公司、海湾石油公司（1895年）、联盟信托公司（1898年）和匹斯堡煤炭公司（1899年）等著名企业。在1937年，他向国家捐献了价值1千万美元的艺术收藏品，并建造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术画廊。

梅侬于1921年被哈丁总统任命为财长，负责处理“一战”后的经济问题。当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任命为商业部长。1921年3月4日，哈丁发表总统演说，其中就反映了梅侬对税收政策调整、出台紧急关税法案、调整战争税和建立联邦预算体系的想法，梅侬还向国会极力倡导减税和缩小政府开支，以减少公共债务。

1923年11月，梅侬部长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一份后来被称之为“梅侬计划”的方案，这是一份有关改革税收的方案于1924年成为《税收法案》，它将最高的个人所得税减少到25%。在整个动荡的20年代，梅侬是一个十分受人欢迎的官员，就像非理性繁荣的90年代的格林斯潘那样。尽管他对政府财政公开主张保守主义，但在梅侬任职期间，私营债务还是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在1929年大萧条前的所有私营债务达到2000亿美元，如果以占GDP的25%比例算的话，相当于在2005年超过3万亿美元的债务。到1930年时，梅侬财长认为金融恐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说，“它将清除体系中的腐朽东西，高消费的生活会下降，民众会更辛苦地工作，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价值观也会得到调整，具有进取心的人会从那些不具备竞争力的人那里接过烂摊子。”但其实，腐朽来源于宽松的信贷，梅侬对此应负责主要责任。那些掠夺者从不幸的辛劳工作的人们那里接过了烂摊子，而那些人却因为别人的错误失去自己的一切。

当时的情况可以与1997年10月29日格林斯潘向美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作证进行比较，那时世界金融市场正出现巨幅动荡。“如果金融市场的下滑不再继续累积，可以想象的是，当我们几年后回首看这个事件，就像我们回首看1987年股市崩盘一样，从它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我们将其当作一个有益的事件。”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体发现自己的资产市值在几天内缩水80%以上，美国表现得好些。从市场高峰至10月的低谷，标准普尔指数损失了高峰时35.9%的市值，但在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的两年后失而复得。格林斯潘的方法是在每当市场停滞时就大量印钞票，但亚洲国家却没这么幸运。国际金融大多以美元结算，亚洲国家的央行却不能通过印制本国钞票向崩盘的市场投入大量急需的资金。这些国家学到的直接经验是，美元霸权并不是仁慈的。

在格林斯潘时代，截止2005年美国累积欠有44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10万亿是联邦政府欠下的，2万亿是州及地方政府所欠，34万亿归于私营部门，其中8.3万亿是企业所欠，金融企业欠12.5万亿，家庭欠债是11.5万亿。此外，美国的社安体系和医疗保险业的短期债务分别达到7万亿和37万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格林斯潘的债务要比梅侬时代大10倍。尽管格林斯潘的债务泡沫破裂被推迟，但仍是难以避免的，1930年大萧条与此相比就只是小儿科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选民们将1929年大萧条归罪于梅侬的财政政策，而不是他的货币政策，或者说是他对私人债务的容忍，尽管他并没有去主动推动。这导致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2年击败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上台。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历史不会对格林斯潘戏弄资金的做法给予更多的宽容。只是这一次格林斯潘的遗产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主政的时代，与当年1930年时选民投票时所不同。虽然选民们反对那位骑在新自由派自由贸易战马上、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并执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黑骑士，但他们却没有第三个政党可以选择。

亨利·摩根索

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美国第52任财长，他从1934年1月1日一直呆到1945年7月22日，历经罗斯福的“新政”和战争政府期间。在他漫长的任职期间，摩根索奉行积极的税收和主权信贷，筹集了4500亿美元（按GDP比例相当于2005年的45万亿美元规模）资金用于政府的反经济萧条方案和战争开销，对美国的金融政策发挥了稳定性作用。他筹到的这笔钱比此前所有51任财长筹资到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折合成现在的美元，它可以还清美国今天所有的债务。这表明，在一位得力的领导下并拥有适当的决心和做出公平的牺牲，美国可以成为不欠债国家，并可以在国内外都不剥削别人的情况下重新成为实现前所未有繁荣的伟大国家。

在1934年至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7年萧条期间，摩根索一直努力维持美元不贬值，尽管当时美国内经济仍较弱，他通过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干预使美元成为世界最强势的货币，而当时纳粹经济奇迹正在起飞，德国货币正不断积蓄能量。他努力促成国际货币的稳定协定，即1983年大国签定的慕尼黑协议，但这个协议并未得到实际检验。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德国侵入波兰，摩根索在财政部建立一个购买服务机制，以方便英国和法国通过信贷购买美国的军需品。此外，他还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无限制的国家主权信贷，来满足袭击珍珠港事件后飞快增长的开支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首先是在金融领域开始的。

摩根索采用战争债券的办法为战争融资，仅在战争的第一年就筹集了10亿美元。战争债券不仅支持了战争开销，也防止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浪潮，因为这样可以从私营部门那里吸收过剩的资金，防止在政府战时价格控制体系以外出现黑市。战时的黑市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就是很少有人付得起黑市价格。

1944年，“摩根索计划”成为美国的政策，即在战后将曾作为战争基础的德国工业废除，使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农业国，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冷战开始，那时，美国觉得德国有必要成为一个强势资本主义、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国家，应拥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以抵御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展。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摩根索在战后金融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确定了战后经济政策和货币稳定政策，他引入固定汇率的美元金本位制来振兴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贸易。在1945年7月，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去世3个月后，摩根索从财长职位上辞职，但直到杜鲁门总统于当年8月初在德国参加“三巨头”的波茨坦会议返回后才卸任。波茨坦会议和1945年8月14日的日本宣布投降成为冷战的开始。

从1947年至1950年，摩根索担任“联合犹太呼唤”组织（United Jewish Appeal）的主席，这个机构当时筹集了4.65亿美元，从1951年至1954年，他还担任“支持以色列美国金融和发展公司”董事会的主席，这个机构发行了高达5亿美元的债券来资助以色列这个新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性悲剧，即欧洲的反犹罪恶却要由阿拉伯国家来偿还，这导致中东陷入一场纠缠不清的纷争，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尼克松时代的财长

对尼克松而言，任命约翰·康纳利（JohnB.Connally）担任财长是一个聪明的政治举措，因为民主党在1970年的中期选举中获胜，尼克松被迫改组内阁。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用货币术语，这意味着“关闭黄金窗口”，结束了美国兑换外国银行持有的美元必须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进行交易的法律义务，也放弃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是使世界货币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为基础，确保贸易伙伴间的诚实。随后实行的浮动汇率则允许各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逃生法”来纠正本国经济效率低的问题。

当尼克松宣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时，康纳利却在通过“完全就业预算”来恢复（罗斯福）“新政”时的那种抵抗经济周期的赤字支出，并通过冻结工资和价格来遏制通货膨胀。康纳利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称为“近来在华盛顿最具勇气的人物，他扔开电脑打印的财政部讲话稿，即兴地告诉美国商界和劳工界，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工作，获得更多的利润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份额的话，他们就要放下包袱。”尼克松执行的左倾“新经济政策”（NEP）与当年列宁的右倾“新经济政策”（NEP）并不是完全不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这只是一个修正主义口号，缺乏实质性内容，也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缺少中央规划的价格控制导致市场运转失灵，供应出现瓶颈，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许多新建住宅楼因缺少抽水马桶而使住户延缓迁入，许多负责抵押的银行因此出现资金周转问题。

罗斯福禁止美国居民购买或持有黄金，并使美元贬值60%，同时也使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上。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因为美元贬值而回升，国内私营部门的就业也没有增加，大部分的失业人群被扩大的公共部门吸收。美国经济直到二战时才重新恢复。与此相对照的是，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利率上升来防止美元下跌。从货币角度看，美国出现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这并不是由于流通环节出现过剩资金，而是越战带来的财政赤字，因为越战不同于“二战”，它的负担并没有公平、平均地由所有人分担。如果没有全国民众共同分担并做出牺牲，进行一场外国战争是难以为继的。反过来，一支完全自愿的军队就能借助反战运动而占据上风，且可以经常不宣而战。这样，好战的外交政策才能顺利执行，因为拿别人的生命冒险来显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很容易的。

乔治·舒尔茨（George P.Shultz）曾于1968年和1970年分别担任劳工部长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等职位，他于1973年被尼克松任命为财长。舒尔茨在其任期内推翻了康纳利时代的尼克松新经济政策，他解除了国内的价格控制，并将精力放在国际层面，以全力应付1973年2月再次出现的美元危机。舒尔茨于1973年在巴黎召开国际货币会议，正式宣布美国中止“黄金窗户”，废除早在1971年就开始崩溃的固定汇率制，世界主要货币自此开始自由浮动。但当时国际间的资金流动仍受到严格的限制，以确保传染性的金融震荡能得到控制。

1973年是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年份，价格控制被逐步取消，美国也因此出现被压抑已久的通货膨胀，导致纽约外汇市场上的美元下跌。当年秋天，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引发一场石油危机，美国经济出现自1929年以来少见的严重衰退，工业生产缩减15%，失业率升至9%，经济产值下滑6%。舒尔茨在尼克松下台后也很快辞职，但他后来于1982年重回华盛顿担任里根的国务卿。

威廉·西蒙（William E.Simon）曾是舒尔茨财长的副手，在1973年石油危机时曾担任联邦能源办公室主任，他后来于1974年被尼克松任命为第63任财长，并在尼克松辞职后继续在杰拉德·福特总统手下任职。西蒙就任财长时面临国内不断恶化的经济衰退，为应对石油危机，他以强势手段要求产油国必须将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并力劝他们不要直接投资于美国公司。此举使美国银行可以将石油美元借贷给发展中国家，因为那些国家只能通过向美国出口并赚取美元后才能偿还贷款。这成为全球化的开端，新兴经济体依赖于美国消费品市场，因而被迫向以美元结算的美国资本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这就使美元资本的跨国活动管制放松，并由此引发在墨西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并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结束。作为财长，西蒙继续执行舒尔茨的政策，即通过强大的金融威力向欧洲、日本和苏联集团施压，使国际经济政策的主动性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以确保美国的比较优势。当杰米·卡特总统于1976年赢得总统大选时，西蒙在福特的短暂任期末辞职。

卡特和沃克时代的美联储

威廉·米勒（William G Milller）在仅担任美联储主席17个月后于1979年8月6日被任命为第65任财长，这是卡特总统大幅改组内阁以期扭转民众普遍不满和总统权力下滑的举措之一。经过在戴维营10天的独自反省后，卡特出来向全国发表忏悔讲话，题目是“灵魂和信心的危机”。作为对国家领导人陷入自我反省的反应，市场呈自由落体式下滑。米勒是一个可依靠的财长人选，由于政府士气受挫，且面临14个月后就要举行艰难的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亲自打电话邀请包括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内的许多潜在候选人加入政府，但均遭婉拒。

1979年8月，卡特感到需要一个像保罗·沃克（PaulA.Volcker）这样一个聪明但学术水平一般（民主党会认为这自相矛盾）的共和党人来领导美联储，期望在总统出现危机时能获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此人在华尔街备受尊敬，但在学术界一般。据称，卡特的办公厅主任伯特·朗斯（BertLance）曾告诉总统说，如果任命沃克，那么意味着总统将一年后的选举抵押在一个不具同情心的美联储主席身上。但实际上是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把卡特的第二任期握在手中。

沃克在对付通货膨胀方面最终获得了代价很大的胜利，使金融血液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流趟。这就像抛钱币，机会各有一半，但治疗的结果比疾病本身更糟糕。他准确地观察到，当市场担心通胀时，通膨就不再发挥刺激性作用，因为债主通常会将利率升高并超过通胀率，导致出现经济滞胀。

还有比短期利率上调更坏的事情，那就是将在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采取的暂时放松管制做法成为通胀水平恢复正常后的永久措施。放松管制，特别是在利率封顶、信用市场的隔离和限制等方面的放宽，导致金融界许多小型和独立公司消亡，因为它们缺乏有管制的金融市场保护，也无法与大的机构竞争，这导致金融市场多元化的终结。小规模的金融运作不得不以高利率来吸引资金，但这些本地的借贷无法与那些大机构的大宗、低利率收成的贷款竞争。大银行因共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低成本资金而占有优势，但也有更大的风险，它们在国内和国际高利息信贷市场上运作。这并不象凯恩斯所预计的那样，丰富的资本供应会降低利率，并带来“收租人的安乐死”。分类交易的风险水平也逐渐证券化，这就使那些高回报或垃圾性的高利率债券主宰着信贷市场，也因此诞生了新一类的“超级收租人”。

最终凯恩斯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与早期的交通产业比如铁路、卡车和航空及最近几年的电讯业所不同的是，金融业一直被那种“大鱼吃小鱼”式的掠夺性兼并现象所困扰，而那些大鱼们已经习惯于那种无法持续且损害自身肝脏的富贵食谱，并会因自已引发的食物链崩溃导致的饥饿而死。金融多样性，就如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对保持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金融生态系统十分重要，任何一个种类的灭绝都会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适者生存的法则仅是承认原始状态的野蛮，并不是一种进步理论。所有的种类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内都有其平等的适当性。当小型掠食动物不存在时，老鹰也就死亡了。

传统意义上，美联储从不愿大幅度调整利率，且总是试图在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防范通胀，而是在出现大范围通胀时才会上调利率，或者是在不使通胀恶化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发展，因此在经济停滞后才会下调利率。只要通胀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仍有利可图时，市场对新贷款就仍有需求，或者说新借贷的增长速度在资本成本提高时也不会明显减少。但通缩对减缓贷款需求具有更直接的效应，会导致大家都知道的“流动资金陷井”，或者是美联储压制某一信贷高峰。

当然，银行的放松管制减少了美联储控制信贷供给的能力，控制短期资金的成本是其唯一杠杆。但当需求一路高涨时，成本控制并不总是很有效的杠杆，正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90年代发现的那样。通过提高资金成本对付通胀在概念上是一种自我中和，因此当经济依靠债务驱动时，利息上调本身也具有通胀性质。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来对付通胀是无效的，因为利息降低对债权人来说具有通货紧缩性质，所以他们会遭受财产价格损失、抵押品价值和利息收入下降等打击。正如反向收益曲线所表明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间的异常差异对许多依赖长期融资如保险、能源和通讯等金融产业的健康造成强烈冲击。放松管制允许资本价格来分配经济中的信贷行为，通常是向经济最不需要的地方引导信贷，也就是高风险的投机领域或者是那些迫不急待、不惜任何代价的借钱人。

里根的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

里根当选后，此前的金融混乱状况也伴随而来，卡特将此责怪为奢侈的消费需求导致了通胀，并承诺政府要采取措施中止恶性通胀。里根则指责是政府过于臃肿而导致通胀。里根采取的减税、国防开支和供给派的经济增长措施与美联储的抗通胀、银根紧缩政策等相互冲突，里根政府内的货币主义派是一帮右翼人士，他们长期批评美联储感染了凯恩斯病毒。里根政府制订的财政政策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即在大规模减税和提高国防开支的情况下寻求预算平衡），而掩盖了其货币政策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不管你是货币主义者还是非货币主义者，经济增长但货币供给却不断萎缩显然是内在不协调的。

里根当总统后使消失近半世纪的古典经济学重见天日。二战后的经济系学生一直将古典经济学视为历史古迹，就像生物学里的宇宙创造学说。他们把这种学说当为低文明阶段学术水平发展低下的一种负面事例。里根经济方案体现了三种古典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供给派理论和对赤字财政的恐惧（并不是赤字本身），并热衷于减税而不是缩减政府开支。其实，如果将这三派理论并驾齐驱的话，它们也是相互矛盾的，沃克尔在其深奥的演说中温和地称其为“目标的碰撞”。供给派的减税和以投资促增长的理论与货币主义的减缓货币供给理论是相互矛盾的，而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和减税也意味着预算赤字无法避免。巫术经济学后来发展到顶峰，这个说法是后来担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在初选时发明的。里根成为主张小政府的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却给美国经济留下历史上最大的国债。

货币供给紧缩加上预算赤字是导致衰退出现的必然药方。长期处于高位的公司和政府债券在一个月内发现它们的市值下跌了100个基本点。新发行的债券不管以什么价格也很难卖出去。评论家们不断讨论经济会出现“双重衰退”的可能性。沃克领导的美联储面临来自各方的批评，包括那些拥有巨大债券利益的商业银行，甚至包括白宫那些供给派人士，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麻烦的根源是里根那种紧盯意识形态的经济规划。民主党人指责美联储在经济放缓时提高利率，这至少在概念上说是一致的。

里根和白宫指责沃克尔和美联储只注重利率而不重视控制货币总量，并指责沃克尔本人破坏总统1984年竞选连任的机会。里根曾公开表示要“废除”美联储，尽管他曾在1980年的选举中为回击卡特而说过美联储的好话。早些时候，也就是1984年的4月中旬，沃克尔公开承诺要采取渐进主义来增强货币供给，避免采取休克疗法，让美国经济有足够时间进行调整。但他5月就食言了，因屈服于白宫的施压和债券市场的信号而决定继续采取紧缩政策，而当时的经济增长已被半年前上调的高利率而削弱。利率政策中的“渐进主义”被再次抛弃。沃克尔的解释很令人惊异，实际上也是很搞笑的。他在应邀参加一个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告诉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们说，因为过去的政策失误主要是在过分放宽方面，将来如果在紧缩方面出现失误也是正常的。盛宴和饥荒现在不仅是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成为政策原理了。混和错误就像混和利率一样，被当作对付经济不景气的神奇药方。

金融市场不是实体经济

金融市场不是实体经济，而是实体经济的影像。影像的形状和保真度受到光源的位置和强度的影响，而光源来自对未来经济表现的市场情绪，影像同时也受来摇摆不停的意识形态的外表所影响。美联储作为一个机构的特性多年来已形成一种关注金融市场体系的健全，而不重视实体经济的健康，更不要说全体人民的福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最终服务于全体大众。但实体经济在各个层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实际上，某些经济产业和某部分人口也许或经常不能等到经济低潮过后来享受那些长远的好处，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犯错，或者既使他们能躲过，他们也会处于不断出现的衰退的最底端。已去世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就“积极投资经济学”（trickling down economics）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当你给马喂足够的麦片时，麻雀最终会受益。”由此推出的结果是，马并不会喂得过饱，而麻雀却活得很好。

有些时候，美联储会无法识别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投机性债务泡沫之间的区别。在格林斯潘时代，这种失败被当作一项新政策的开始，就相当于“当强奸无法避免时，就放松去享受它”。债务被用来治理所有不良经济状况的神奇金融药方。

沃克尔奉行一条保持货币价值稳定的独立国内政策，里根政府到第二任期时从中发现一条出路。当时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与盟国的国际贸易日益增加，全球化在苏联集团最终崩溃前正初现雏形，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自尼克松1971年废除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以来，国际外汇市场正急速发展。美元的兑换价值因此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也成为总统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并要求美联储给予爱国主义的支持。

马丁·费尔德斯坦和他的信徒

当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十分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其学术上的正直享受较高声望。他在里根首任内就倡导强势美元，认为美国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损失是加强国家金融实力的合理代价。但这种观点对民族主义色彩很强的里根和白宫来说并不那么中听，特别在由前美林公司总裁唐纳德·里根领导的财政部，美林公司的顾客包括所有主要制造业巨头，这些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向低工资国家外包那些劳力密集型制造业是一条出路，而且从海外进口低价商品比向海外出口高价商品更有利可图。费尔德斯坦在被白宫突然解雇后又回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全球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真理，他在巫术经济学盛行的里根白宫里只工作了两年时间。

费尔德斯坦培养出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包括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曾在克林顿政府里担任财长，但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却很失败，有曾担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但后被解职的劳伦斯·林赛（Lawrence Summers），还有格里高历·曼昆（Gregory Mankiw），他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因发表学术言论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说“外包是一种不断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认识到它可能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积极因素。”这句话是否是事实要看你对美国经济的哪一部分人来讲。

自小布什2000年任职以来，约有2千8百万个就业机会丧失。民主党人抓住曼昆的评论作为证据，指责布什和白宫对那些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人的痛苦不理不睬，而他们可能成为积极的投票人。其实，克林顿的经济班子本质上也是持同样观点的。参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将曼昆的观点称为“在奇境经济学漫游的艾利丝”（套用“艾利丝漫游奇境”）。

因为媒体经常无法对经济学提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政府的经济学家会经常拿出精心设计的词句，使其看上去与白宫的政策相符，曼昆的后任是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他马上呼应白宫的立场称，“利率并不与预算赤字发生步调一致地变化”，实际上他与曼昆一样曾写过一本很畅销的教科书，其中有利率与预算赤字关连的标准图形。但因为这句话加上了“步调一致”（LOCKSTEP）这个词，所以哈伯德的讲话仍在经济学所允许的诚实范围内，因此他得以保存在这一领域的声誉。

总统与他们的经济顾问

林顿·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曾拒绝接受其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加德纳·艾克利（Gardner Ackley）提出的建议，即在进行越战的同时无法在国内推行总统宏伟的“伟大社会”开支计划，因为除非提高税收否则会造成通胀。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强行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将当时的CEA主席保罗·麦克莱肯（Paul Mc Cracken）和赫伯·斯坦恩（Herb Stein）的言论视为最主要的罪行。在1983年至84年，马丁·费尔德斯坦是里根时代的CEA主席，他公开预测会出现持久的、创纪录的高额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尽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但这使白宫很不高兴。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Boskin）是老布什时代的CEA主席，他曾向总统警告过会出现经济疲软，但也没有用，因为这与老布什倡导的“开心”论调正相反。1988年，老布什在总统竞选时曾用当时由爵士作家鲍比·麦克费伦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别担心，开心些”作为竞选主旋律，直到麦克费伦本人的反对才放弃。

“傻瓜，关键问题是经济！”

杰克·卡维尔（JamesCarville）是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竞选的策划人，他发明了“傻瓜，关键问题是经济！”（It"stheeconomy，stupid）这个著名口号，并使其成为政治学问。也就是这句话使一位从阿肯色州来的无名人士击败了刚刚打赢一场外国战争的现任总统。1992年选举前3周，当时老布什的竞选已处于绝望中，为显示总统看到了关键问题所在，白宫试图将目前经济困境怪罪于波斯金和现任经济班子，宣布如果当选将任命新的班子。2002年12月，小布什也采取了类似的“干掉报信者”的方法，白宫用一种很随便的方法宣布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经济顾问拉里·林赛的离任。他们的后任很快学会了如何顺着白宫的调子说话，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

一些经济顾问确实会因政策原因而辞职，但没有人会抗议，也许奥尼尔是例外。麦克莱肯在尼克松反对他有关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建议时就想离开，但为了减少负面影响，他推迟4个月才辞职。穆莱·威德鲍姆（MurrayWeidenbaum）是里根总统的首位CEA主席，他对里根心存不满，因为里根虽然在言辞上反对政府开支，但实际上却执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并出现历史上最大的预算赤字，因此他离职而去，但没有抗议。

詹姆斯·贝克和广场协议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美国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无可否认地给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造成很大损害，并威胁到一些关键工业州对共和党的政治支持，更不用说那些共和党试图用冷战爱国主义吸引的工会组织了。当时的财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和他的副手理查德·达尔曼（RichardDarman）在制造业公司利益团体的支持下，采取干涉主义的汇率政策，迫使价值过高的美元贬值。美联储和财政部宣布休战，尽管双方各自仍朝相反的政策目标努力。这就像2000年的利率形势那样，当时格林斯潘和美联储上调短期联邦利率，而萨默斯和财政部却通过债券预算赢余购买30年期债券，使长期利率下降，结果导致出现反向利率曲线，而这是经济衰退的典型信号。那时，大家很奢侈地谈论“商业周期的结束”这个昂贵话题，就像谈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

因此，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沃克尔继续运用高利率来对付国内的通胀，与此同时，财政部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将币值高估的美元贬值，并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利率进行配合。尽管1987年的罗浮宫协议旨在停止自广场协议以来的美元下滑步伐，但美元贬值的趋势却没有改变，一直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元才开始升值，因为那时亚洲国家因货币贬值而无法还债。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是，为拥有一个国内币值稳定的美元，美联储必须允许在国际上美元兑换价格的升值，尽管这种升值是不稳定因素。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兑换因素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导因素，就像一战后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领导的美联储那样。最终结果是美联储应对逐步全球化的国内经济的权力被稀释，同时也使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界限出现模糊。美国必须要保持美元的高兑换价值，因为外国人拥有大量以美元计算的资产，更准确地说，是在非本国的机构手中，也可能是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如果美元币值下降，这将会引发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或是1987年罗浮宫协议后的抛售，1987年的股市崩盘即是因此所致。

罗伯特·鲁宾和美元霸权

直到罗伯特·鲁宾在1992年成为克林顿总统的特别经济助理后，美国才制订了通过推广金融市场全球化来实现美元霸权的战略。鲁宾是高盛公司一名出色的国际债券经销人，他离开公司加入白宫的当年收入是6千万美元。他弄明白美国是如何能既能拥有金融蛋糕也可以自己吃的道理，就是用强势美元进口便宜商品来控制国内通胀，并通过强势美元带来的资本帐户赢余为贸易赤字融资。这样，美元霸权诞生了。

凭借在金融市场全球化演变过程中的丰富经验，鲁宾帮助克林顿制订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即倡导全球开放市场，对教育、培训和环境进行投资。这项计划的出台使美国出现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并将国家的财政状况由赤字变为赢余，使失业率出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当时，鲁宾作为财长面临对国家的信誉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造成的威胁。他运用法令权力来维护联邦政府的财政并及时支付联邦债务，而当时国会在一次全面的预算斗争中不愿提高债务上限。在他的任期内，在墨西哥和亚洲先后出现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稳定带来危险。鲁宾与IMF、美联储等一道努力控制这些问题，使其不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确保了美国的经济扩张，并推动墨西哥和亚洲实现经济复苏。在鲁宾卸任时，克林顿称其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这并不是夸张。

美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这并不依靠美国商品的批发和出口，而是将制造业就业从产业“锈带”向低工资经济体永久性转移，并通过控制难以驾驭的国内工会组织以获得额外红利。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加上后来的亚洲小虎和墨西哥，对美国愿向外国产品开放其国内市场欣喜若狂，后来才意识这些国家的财富实际上已逐渐通过出口向美元经济转移，因为他们出口只是得到美元，而美国可随意印制美元，外国人却不能在本国经济体中用美元消费。这样，这些经济体的所有结构，包括全球经济中所有非美元部分都成为出口奴役，向美国美元提供永久的经济服役。这些非美元经济体的央行相互竞争来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和相互之间的兑换价值，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出口向美元经济体转移更多的财富，而他们赚到美元后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美元返回到美国，支撑美元经济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并通过美国国防开支来研究和发展新一代高科技。

格林斯潘时代

里根是在1987年夏天让格林斯潘接替沃克尔成为美联储主席，供给派的党派人士表示反对，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助理编辑裘德·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此人是前足球明星和总统候选人、纽约联邦众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的密切好友。瓦尼斯基今年早些时候意外去世，他的许多经济想法都来源于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蒙因汇率理论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奖，这也与《华尔街日报》持续不断的宣传有关。瓦尼斯基后来指责是格林斯潘才导致1987年的市场崩盘，格曾以新美联储主席身份在1987年夏告诉《财富》杂志说美元被高估了。瓦尼斯基还坚持说，在1987年的大崩盘前并不存在流动资金的问题，而且“在崩盘后格林斯潘投入的所有流动资金只是堆在银行帐上，并放了几天后就被美联储收回了”。瓦尼斯基指责1986年的税收法案，该法极大地降低了边际税率，但将资本收益税率由20%提高到28%，但对因通胀而引起的资本收益增长不提供任何保护。按照瓦尼斯基的说法，这导致所有的投资者抛售证券以躲避税后净收益出现负数。

1987年10月19日是星期一，股价在全世界所有股市中暴跌，作为衡量美国市场活动主要指标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跌了508.32点，以1738.42点报收，下跌22.6%，是自1914年以来当日最大跌幅。1987年股市崩盘的广度甚至比1929年下跌12.85%还要严重。投资人的损失达到5000亿美元，相当于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在股市崩盘至10月19日的4天内市场共损失30%。如果按照2000年1月股市最高峰来计算，相当于道·琼斯指数4000点的下跌。1929年股市崩盘通常被认为导致了大萧条，而1987年的崩盘只是给实体经济造成一些痛苦，没有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大家普遍认为，是格林斯潘及时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流动资金才拯救了股市。尽管有瓦尼斯基的批评，但这些事件使大家对使格林斯潘开始有一种超级央行领袖的崇拜。

到1989年1月，也就是15个月以后，市场已完全恢复，但美国经济却并没有恢复元气，仍处于衰退当中并持续了好几年。当衰退达到最严重时是第3年，当时大家责怪是过多的金融借贷所致，而不是股市本身，而其实过多的金融借贷本身是因为股市泡沫所致。在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盘的第二天，格林斯潘发表了一句话的保证，即美联储将为市场提供必要的信贷资金。约翰·洛克菲勒在1929年曾发表过类似的宣言，但却没能重振市场。洛克菲勒很富有，但他的资金是有限的。格林斯潘成功了，是因为他控制了无限的资金，并得到全国的充分信任和声望。1987年的崩盘表明他成为出色央行领导的时刻，也是他作为华尔街近似神一般人物的开始。全世界现在开始流行一句颂歌：我们信仰格林斯潘（“我们信仰上帝的翻版”，印在所有美联储票据即美元上）。这也是为什么克林顿总统任命了他的第三个任期。格林斯潘是那种在聚会出现低潮时会带着酒出现的人，而不是那种当聚会开始时却拿着酒罐离开的传统型央行领导。一直到2004年选举，格林斯潘都能使金融体系保持流动，值得依赖。现在伯南克是否会为2008年总统大选做同样的事还需拭目以待。

据说，老布什对格林斯潘对利率的处理很恼火，因为在1992年选举前美国出现了短暂的经济下滑，当时尽管老布什赢得一场国外战争，却输给了克林顿。到1994年，格林斯潘已坐在债务老虎的背上，他不可能跳下来而不受伤。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94年尚处于4000点以下，然后一直升到泡沫般的12000点，格林斯潘在1994年2月4日至1995年2月1日间将联邦利率上调7次，从3%升到6%。然后，道·琼斯指数开始从2001年1月的顶峰下滑，美联储在2001年1月3日开始将6.5%的联邦利率降到2003年6月25日的1%。一年以后，道·琼斯指数反弹至10500点以上，于是美联储开始从2004年1月30日起将联邦利率上调16次，升到2006年5月10日的5%。

格林斯潘和老布什

目前的总统对格林斯潘的重要性完全了解。2000年他作为候任总统来到华盛顿，第一个见的就是格林斯潘。央行主席对政治的变调十分敏感，后来他对2001年小布什1.35万亿的减税计划给予支持。后来，主席对参院银行委员会表示，小布什的新减税计划是不成熟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计划，经济可能已进入恢复阶段。他支持小布什提出的免除债券收益税的提议，并说任何收入的减少都会从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中得到补偿。他还说，赤字使长期利率升高，与白宫的经济理论正相反。格林斯潘承认存在一个“难题”（conundrum），即美联储一年来一直在紧缩信贷，短期利率上调了2个百分点，但长期利率按照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低位。

在现代选举年的历史上利率下降最大的一次是1960年，那时经济疲软，失业率高，美联储被迫将利率由4%下调至2.4%，这帮助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击败竞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第二大金融政策放宽的做法发生在1992年，那时克林顿总统在经济强势反弹和利率下调的情况下把老布什赶下台。民主党人觉得，1992年的选举结果与被公认的理论背道而驰，因为他们认为当初克林顿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才进入白宫的，可当时的民调显示经济增长有力，而共和党人却仍指责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1992年执行了不合作的金融政策才导致老布什下台。“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stupid”）成为一个伟大口号，但其实事后看，这句话在当时并不十分贴切。

当格林斯潘于1987年被罗纳德·里根任命时，那是老布什当选的头一年，那时经济正以2.9%速度增长，失业率是6.2%。当时这是很好的表现，当然按照目前的标准来看是虚弱的。但通胀率也达到“可怕的”3.1%，格林斯潘不想让人觉得是他抛弃了沃克尔抗击通胀的英雄般“胜利”。他无情地将利率从1987年6.7%提高到1989年的9.2%。经济持续发展了一段时间，但1991年失业率开始上升，到1992年达到顶峰的7.5%，并导致老布什失去了1992年的总统大选。历史数据显示，通常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政策操作来使经济减缓。

具有讽刺味道的是，美国现代总统选举历史上第二大利率上调是发生在1988年，当时经济十分繁荣，美联储在一年时间内将利率由6.7%上调至8.4%。尽管如此，老布什还是打败自由民主派的迈克尔·杜卡金斯获得彻底胜利。当年没有共和党人对有偏见的美联储进行抱怨。而最大幅度的利率上调发生在1980年，当时里根在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的背景下轻松击败卡特。当时美联储当年将利率上调2%是因为通胀率达到了13%。

因为减税和大量军事开支，里根给国家留下的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财政赤字，达到GDP的6%。克林顿则通过放松管制的金融全球化给国家留下大量贸易赤字。而美国的经常帐赤字则通过美元霸权达到的资本帐赢余所支撑，国际金融框架要求外国央行持有美元储备以防止对其本国货币的攻击，尽管美元只是一国的指令性、并因债务而膨胀起来的货币。

小布什赢得2000年大选，克林顿债务泡沫随之破裂。就职9个月后，布什就面临以金融地区心脏为目标的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美联储当即向美国银行体系投入数十亿美元以避免其瓦解，并通过那一周与外国央行进行900亿美元的特别交换，留下非抵冲基金。与供给派经济学相一致的是，布什强行通过减税方案来抵御克林顿式的衰退，但股市价格却滚石般下滑。

2003年，股票市场复苏，道琼斯指数（DJIA）从3月的低位上升25%，同期那斯达克大幅上涨50%，而标准普尔500也上涨26%，拉塞尔2000上涨45%，这种模式与总统竞选周期理论是相符的，尽管这次复苏是一种无就业增长型的。证券价格的上涨被美元贬值所中和，美元与欧元相比下跌20%，与日元下跌10%（尽管日本银行进行了干预），与作为日用品货币的澳元相比异常下跌34%。当1美元购买的股票减少时，美联储并不视之为通胀，因为证券价格上升能支撑更多的债务，也会导致美元购买更少的股票，而这又会使证券价格涨得更高，但似乎没人担心这种泡沫。市场从格林斯潘最近的讲话中寻求安慰，他宣称美联储正确地集中精力处理股市投机泡沫破裂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不是采取措施防止泡沫本身。非理性繁荣是现在游戏的名称，套用凯恩斯的理论，游戏规则就是市场能够保持非理性繁荣的时间要比投资人能负担流动资本的时间长。

伯南克的错误开端

在6月5日华盛顿的一个会议演讲中，伯南克暗示未来会上调利率，因为价格通胀水平已达到危险地步，尽管美国经济出现增长减缓的迹向，这主要是指消费开支减缓、房屋市场冷却和就业增长缓慢。伯南克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更关心的是不断上升的通胀，而不是减缓的增长和可能的滞胀，因为他称其为“不受欢迎的发展”。道琼斯指数立即下滑200点，到周末又下降150点。市场听到的信息是，美联储6月28到29日的会议可能会将利率上调至5.25%，而利率上调可能会继续下去直到通胀压力减轻。与格林斯潘不同的是，伯南克就职后决心告诉全国他如何看待经济，但他学会的是，当你说真话时就会付出代价的。

为什么鲍尔森接受财长一职？

很可能亨利·鲍尔森看到，目前经济不好，高盛公司未来几年的赢利会越来越难。鲍尔森在好年份已赚到足够的钱，觉得在市场高峰期离开高盛是聪明之举。在市场不景气时经营一个投资银行是没有乐趣的。鲍尔森是个银行家，银行家感兴趣的是市场的状态，而不是经济本身。在2年半的时间里，一个财政部长能够依靠财政部的全身实力，有机会通过目前结构性不平衡的市场的立即崩溃来拯救市场。　　

拯救市场的游戏方案

方法是加速市场的崩溃，来换取随后的快速复苏。在中期选举后，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鲍尔森将主导证券市场的一场剧烈调整。他的战略是清除结构性发展瓶颈，消除弱点，使市场在2008年6月时开始重新上扬。如果政府进行大力干预，这是可行的办法。但这需要一次市场崩溃来为造成一种紧急状态，这样就会使政府的干预显得很爱国，可能会包括求助几个有麻烦的大企业如通用汽车、通用电器、房利美和一些信贷量过多的大银行等。

强势美元是关键

关键是恢复美元的强势汇率，尽管有许多人认为需要弱势美元来减少贸易赤字，比如国际经济学院的弗莱德·伯格斯滕，他是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之一，他们的观点有些被扭曲，因为他们把贸易当作经济的全部，而不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侧面。如果中国拒绝短期内重估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币值，而且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鲍尔森会将美元和人民币与日元和欧元汇率一起升值，而且不会提高美国的贸易赤字，因为赤字主要来自于中国，而且是以美元计算的。而加强美元的办法是提高美联储的利率，鲍尔森预期会全力向美联储施压，迫使伯南克提高联邦利率，在6月25日提高25个基本点，并以拯救美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继续维持一种逐步上升的步伐。他可以事先包装好一次经济衰退，从2006年第4季度开始至2008年1季度结束，然后于2008年快速恢复，为那些手上有现金的聪明人士提供购买的机会。

就像罗伯特·鲁宾那样，鲍尔森坚定地认为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鲁宾当时是使经常帐赤字弥补资本帐赢余来达到目的。鲍尔森将通过继续取消全球金融的国界实现这一点，这样，只要美国贸易赤字以美元计算，那么它就毫无意义。美国已通过美元经济的运作将美国的国家经济转型，从而实现不再依靠某一地域。全球化游戏的名字就可以在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赚钱，美国将会繁荣，因为在这个地方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会来把在其他地方赚的钱拿来花，而把污染、劳工纠纷和所有肮脏的离岸赚钱等事情丢在脑后。鲍尔森将努力使中国成为美国经济殖民地，以消除双边经济纠纷。

美联储将紧跟强势的财政部

伯南克尚未成为一股有信心的力量，因此他会跟进的。因为美联储的职责就是支持国家安全目标，也因为美联储需要一次市场崩溃来展现它的魔法，就像格林斯潘1987年做的那样。此外，没人能与鲍尔森这样的铁锤对抗并活到最后。

国会和中国是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因素之一来自视野狭窄的国会。如果民主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赢得众院，鲍尔森的任务将更加困难。另一个困难是中国，国内正就依靠出口的经济政策的利弊进行热烈争论，中国经济战略的任何变化都将成为鲍尔森战争的破坏因素。鲍尔森可凭借他与北京的清华大学的密切关系，在那里他与高盛公司的同事帮助开办了一个商学院。清华在最近几十年里成为新自由贸易基要主义的温床，在这方面甚至比斯坦福大学还要教条主义。因为拒绝进步性的正确性，这个修正主义的机构甚至拒绝使用拼音（Qinghua）作为校名，而更愿使用西方帝国主义时期的拼写方式。

当然，无法保证鲍尔森能够实施他的游戏计划。伊拉克战争和可能出现的伊朗战争是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最坏的结果是伊拉克泥潭的逐渐恶化。如果伊拉克形势突然变糟，比如说在一周内有3000名美军死亡，这对布什来说反而较易处理。目前这种拖延留守和缓慢流血对美国利益来说是致命的。鲍尔森无法拯救经济，但他有机会为2008年大选创造一次经济复苏。此后，不管谁入主白宫都会面临很严峻的形势。

美元霸权需要强势美元

从2002年起我就一直指出美元霸权是如何运转的，但我并不认为美元霸权会轻易地自然消失。我创造了这个说法是想说明，美国贸易赤字被用来为美国资本帐户赢余筹措资金，因为两者都是以指令性货币计算，因此这就使美国消除了收支平衡问题，同时也使那些贸易赢余国家失去所需的国内资金。在美元霸权体制下，出口国家向美国输出低成本物品来换取美元，而这些美元又必须用来投资于美元资产，而无法用在以本国货币计算的资产上。这就是自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出现的美元霸权性，而不是君主特权性，这种特权本质上并不是霸权性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提供服务后一个合理费用而已。

美元霸权是历史上最复杂的金融体制，也是人类金融运作过程中是首次出现货币霸权，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里由一个指令性货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当年以英镑为基础，但帝国范围内其他所有地方货币与英镑之间都有一个固定汇率。二战后，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金本位的固定汇率体系，这种体系下，跨国资金流动受到限制，因为当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跨国资本流动对贸易来说并不是必要的，或者说对发展也并不是有利的。

1971年以后，美国不断重现的贸易赤字导致黄金流失严重，尼克松因此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霸权当时并没有出现，因为跨国资本流动仍受到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存在美国的海外军事开支，加上以美元结算的同盟国及敌国的战争债务用于支付美国境外帐户和外国援助，因此欧洲美元开始出现，但美国仍保持贸易顺差，欧洲美元处于美国本土之外，主要是在德国和日本。直到越战时美国才开始出现贸易赤字，一开始是美国有意防止德国和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允许德国和日本建造自己的汽车和钢铁工业，用来向美国出口来保持自身经济的资本主义特性，但美国将高科技产业留在国内。因为需要用几千辆汽车才能买一架商业飞机，因此出让部分汽车市场份额并不是太大的损失。这确实创建了中西部的“锈带”，但国内政治力量也向西部和西南部转移，在那里新兴的航天工业正蓬勃发展。

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元霸权才开始形成，当时全球市场突然对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同时跨国资本的流动成为常规性运作。美元霸权的存在与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和跨国资本无阻碍流动有关。在克林顿政府的鲁宾时期，美元霸权正式成为美元政策，并以“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尽管贸易赤字在日益扩大并反复出现。鲁宾一直强调的是，美国贸易赤字是良性的，因为它被美国资本帐户的赢余所中和。只要贸易赤字是以美国指令性货币计算，它就永远不是一个问题。美元霸权是一种机制，一国政府发行的指令性货币成为一种超国家货币。美元霸权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工具，被用来消除国家间的边界和减少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利。

经济民族主义对美元霸权的抵制

美元霸权的问题并不在于其他国家政府的抵抗。这是因为美元现在是一个超国家的指令性货币单位，所有那些拥有资金的人都接受它，不仅仅只有美国公民。其他的指令性货币现在都是美元的衍生货币。就外国政府而言，不管是日本、德国，还是中国、俄罗斯，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希望看到强势美元，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许这只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因为美元经济正日益与美国经济分离，这种分离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完全的。抵抗美元霸权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新兴的经济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