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与主权信贷的对立

［美］亨利·Ｃ．Ｋ．刘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5期
 

     
　　林小芳　黄　芳　摘译
　　
　　2006年6月26日《亚洲时报》刊登了美国金融理论家亨利•CK刘题为《美元霸权与主权信贷的对立》的文章，批驳了为美元霸权辩护的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对市场经济、贸易、货币、失业、工资、利润等概念的理解错误，认为美元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极大的勒索世界钱财的能力。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作者为此针对性地提出了替代美元霸权的主权信贷方案。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
　　
　　世界贸易已迫使所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
 
　　正如经济学家卡尔•博拉尼（Karl Polanyi，1886—1964）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其代表作《我们时代的起源：大转型》（1945）的主题就是，市场经济只是到19世纪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得到充分发展的。当前的市场全球化发生于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始于冷战的结束，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电子信息时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持续衰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智慧的人类最终将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的商业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调节，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对人类福利造成破坏，人们将被迫为人类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安排。收益递减原则将使人们最终抵制市场经济，因为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管制，市场将越来越不合时代要求。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见到市场运作的地区，市场也只是处于主要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外围。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体中，市场交易一个月只有两次。博拉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内，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行为，而在那些前工业化的原始经济体中，社会需求决定了市场行为。博拉尼还再次为经济学引入了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们都是贸易的最初目标。

　　2005年6月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关，“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力求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只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低工资和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增加收入。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该讲演已翻译并刊登于本刊2002年第8期。——编者注）的讲演，对全球宏观经济正统派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历史情况的发展道路，而不必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在效率的名义下，经常性作出让步的是生活质量。

　　这就是法国和荷兰投票反对欧盟宪法，以之抵制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国推迟了投票，以免欧盟宪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绝。意大利的内阁部长建议，为了重新获得金融主权，应放弃欧元，恢复独立的货币。欧盟成员国在各国预算和补贴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多样化的国内发展和国家文化来说，新自由主义贸易越来越被确认为一种障碍，甚至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在文化上，美国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转变为一个充斥着不健康的麦当劳快餐、沉闷的沃尔玛连锁店、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乏味的大市场。全球每一个机场都是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翻版，看着同样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坏文化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干旱时期从一口干涸的泉井里取水，是不可能持续的，消费者收入停滞不前也无法支撑消费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声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好处，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利润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见的投资者攫取了。
　　
　　二、贸易与货币
　　
　　货币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类似于历史上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国家发行的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的支持。这种货币观就是人们熟知的国家货币理论。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1919—1996)正确地指出，发放信贷就是发行货币。他没有说负债就是发行货币。只有具备良好信用的实体才能发放信贷或发行货币。债务人不能发行货币，否则他们就无需借债。

　　政府发行纸币后，并未成为债务人，美国的纸币是由美联储，而不是普通银行发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现“银行”一词。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不是联邦政府的债务，而是联邦政府为其经济发放的信贷，该信贷既可接受为纳税支付手段，又可作为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得以清偿的法定货币。在美国境内，任何人拒绝接受美元，都是违法的，拒绝接受以美元结算债务也是违法的。债务结算的工具是信贷工具。一国政府出售政府债券换回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其实就是从该国经济中撤回政府信贷。如果政府消费了这笔钱，那么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就是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盈余的效应，它导致了2000年的经济衰退。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眼睛盯着财政盈余的保守派根本不懂货币经济学。
 
　　在美国境外不需要向美国交税的人接受美元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借条。每个人都接受美元，是因为它可以购买石油等关键商品。当美联储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资金时，它不是发行主权债务，而是扩大主权信贷，也就是美国政府将征收更多的税。但如果政府信贷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那么税收的增加并不用改变税率。美元霸权使美元，也只有美元获得一种特权。

　　推动经济的是信贷，而非债务。一个人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并不欠任何债务。债务越高，信贷等级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贷，才能理解现代金融经济背后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贷推动的，而受阻于债务。债务把公司股票转变为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简称为吉芬品，是英国经济学家吉芬提出的，指价格上涨需求量反而增加的商品。现在，吉芬品也延伸至指那些价格下降后需求量反而减少的商品。——译者注），并创造出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

　　如果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由纸币组成的整个金融大厦就需要重组，这就像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其世界观必须发生变化，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样。一方面，需要以资本形成（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发展所需的初始资本。——编者注）来为社会的发展融资的说法将被揭露为是一场残酷的骗局。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主权国家并不必然需要资本形成。另一方面，并不必然需要以储蓄为国内发展融资，因为依靠储蓄的资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原因，恰当地运用主权债务将带来经济民主和更健康的发展。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在一个依靠主权信贷为发展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将长期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劳工享有基本的、而非垄断性的劳动力定价权。在劳动力短缺形成之前，一个经济体将一直扩张。失业是经济体运作不佳的明显征兆，必须把它当作经济瘟疫一样加以预防。

　　1958年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商业周期内失业与工资引发的通胀之间的关系。它代表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注意到，从1861年到1957年，英国的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致的反比关系。失业率下降，通胀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就会下降。菲利普斯的问题是，将典型的商业周期内有缺陷的劳动力市场接受为自然法则，并运用有缺陷的体制的重复出现的数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使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能够接受失业问题，以掩盖商业周期的不合理性。这就如同观察医院的病人，然后得出结论：医院引起了疾病，减少医院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病人的数量。该理论是能够以数据证实的，如果只将医院内的病人计算为生病的，而将医院外的病人视为这一系统的“外部性”的话。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之间是自我循环论证的。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了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那样，抱有加工资的目标，相反，它促使当前的雇主们，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一点，不应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应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对这些公司应给予国际协调一致的政府补贴，而不是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自己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贸易平衡。

　　最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水平趋于平等，工资套利将不再是全球贸易的驱动力。当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相当时，世界经济将摆脱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短缺理论带来的现代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当最高管理层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奖金，而工人工资和福利却被削减时，这并不是对高管经营管理业绩良好的公平报酬；而是将偷窃合法化。经营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应接受奖金：其经营管理战略带来利润和工资同时提高。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的对立
　　
　　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机会。在一个通过计划摆脱了商业周期控制的经济体中，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未来的衰退时期，也都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

　　正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而又没有需求监管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体系偏向于由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将最终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宗教禁止高利贷，是有其实际原因的。而货币生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支持，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缺时更有价值。这样，总体贫困对于稳健货币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总是会有穷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国际清算银行（BIS）评估，2004年底，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场风险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2004年度GDP的一半。迄今，利率衍生品是标准化金融合约的最大类别，在后者总额25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中占了185万亿。利率衍生品185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是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这意味着利率波动将以远大于历史上的数据的规模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硬通货的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纳税人交税而发行的，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由于苏联的衰亡，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不再需要争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从而，贸易取代了援助。为了同冷战时期的盟友、现在的贸易领域的工业化对手竞争，美国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也利用美国传统的反劳工的意识形态的优势，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与此同时，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推动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它就像一只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欧洲扔进了垃圾堆，与它们玩一场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赢的追逐游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那些持有可任意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资本的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赢家。

　　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的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惟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日元或欧元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会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的经营成本更高，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事实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根据格林斯潘的计算，美联储可以多印发8万亿美元，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问题不在于发行货币。问题在于8万亿美元投向何处。如果投向银行业，那么为了维持正常运作，美联储今后每年都要多印3万亿美元。如果8万亿美元以就业充分和高工资的形式投向实体经济，美国将有非常良好的经济，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偏执地反对亚洲或欧盟。但是，只要全球工资套利还发挥作用，美国的工资就不可能提高。这是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致使格林斯潘2005年5月5日说，他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将日益加大，从而削弱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受冲击的能力。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主是有效的，而且自由贸易是以牺牲投票大众的代价造福于精英分子的，保护主义就将是不可阻止的。
　　
　　［林小芳：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黄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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