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首要货币操纵国

[美]亨利•C.K. 刘 　林小芳 摘译　

美国对华贸易出现大量赤字之后，一直要求中国必须停止所谓的使人民币低估的币值“操纵”。然而，2007年2月 14日《亚洲时报》上亨利•C．K．刘的《美国：世界首要货币操纵国》一文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历史上一直强烈干预金融和汇率，美国才是世界首要的货币操纵国。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由美国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批评中国的人士实际上是告诉中国为美国的错误买单。只有当美国结束其反劳工的国内政策。减少技术转让的人为障碍、停止任意印刷美元纸币、更多管制对冲基金等金融市场以及中国实现从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向依赖主权信贷的国内发展模式转变后，世界经济才能恢复平衡。当前的不平衡只有利于美国的金融寡头，单方面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却不治本，只会更加剧金融混乱，更有利于美国金融寡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提名保尔森任财长之前，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已经将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创记录财政盈余转化为创记录的赤字，导致医疗卫生、学校、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性地为处境困难的企业和为生计奋斗的工作家庭减税等一些重要的国家优先目标投资不足，而生产的扩大只发生在金融服务业等经济部门，繁荣只带给了富裕群体。近些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近 1300美元。自 2001年以来，3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丧失了，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失业人数最多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是丧失的制造业岗位没有恢复的第一次经济复苏。托德参议员痛斥以下事实：“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不景气并没有结束，而是会继续下去”，将持续超过七年的时间。他的发言代表了对二十年全球化造成的不利国内影响持批评立场的新民粹主义观点。
然而，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虽然美国工人丧失了就业，但美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失去这些就业，只不过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分配。美国经济只是向全球扩张，将就业转移到海外，以利用海外受雇于美国资本的低薪工人，经济学家称这种情形为跨国工资套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帝国主义为核心区提供就业，生产出口品，输往其殖民地，从而为本国经济赚回黄金。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新帝国主义将就业转向边缘区，核心区进口低薪劳动力制造的产品，支付其发行的法定货币（纸币），而过剩的法定货币只能重新投资于货币发行经济体。自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由于美元作为一种不兑现黄金的纸币继续担当国际贸易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石油等关键商品的交易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美元霸权就此形成。美元霸权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媒介。
跨国界工资套利是金融套利的一个子集，即投资者投资于低成本国家，生产的产品在高收入国家销售。利率套利是另一个子集，即投资者借进低息货币，再以高息货币贷出，这种日常性的交易行为在国际银行业中被称为“套利交易”。美国是全球金融套利中显而易见的受益者。
“对通用公司有利的也就是对美国有利的”这种老口号，在美国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中已不合时宜。为了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和生存，并吸引全球资本，美国公司必须将其就业岗位转移到海外低工资地区，以减少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等外国政府被错误地指责为操纵其货币汇价相比，美国的大企业才应该被认为是操纵全球劳动力市场，以获取国内外劳动力的不公平优势的真正罪魁祸首。这是一个亲劳工的美国政府能够欣然解决的问题，只要制定劳动力规章，减少美国公司临时解雇工人和外包就业岗位就可以做到，如同德国一直所做的。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其听证会聚焦于汇率政策，持有如下错误的立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将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误解。然而，市场汇率取决于政府利率政策。从根本上说，真正的政府汇率政策概念是与自由贸易概念相对立的。
若全球市场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所有货币必须同等地遵循市场力量的公正约束。然而，无论新自由主义怎么说，当今，甚至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听任其货币汇率取决于市场力量。事实上，市场力量是根据中央银行关于利率变动的考虑以及政府税收和贸易政策做出预期和回应的。
不同政府的汇率政策之差异反映了各国经济、金融和货币状况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差异，但所有政府均操纵货币市场，以将其货币汇率维持在最适合各自国家需求的水平上。
美国运行着汇率稳定基金（ESF），这笔资金是美国财政部主要用来参与外汇市场以维持货币稳定的。该基金包括美元、外国货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可用来干预外汇市场，影响汇率，这都运行于中央银行的管理权限之外，不影响美国国内货币供给。
一、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
货币操纵包括蓄意地、先发地制造汇率波动，以从背离市场基本面的暂时的技术性市场趋势中获益。一位司机在长时期里以不变的合法速度驾驶车辆旅行，一辆警车与之同行。司机突然被控告加速，只是因为警车丧失动力而减速。稳定的汇率不可能被贴上“操纵性的”标签，就如同该司机不可能被冠之为“超速”。
托德参议员引用了匿名的“可信的分析家”的观点断言，人民币低估了15%到40%，这是美国就业岗位因外包而丧失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美国的贸易问题实质上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反劳工政策造成的，为了美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货币升值40%，这不是因为市场的需求，而是因为美国需要它减少其贸易赤字。美国所正在做的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
但是，托德领导的委员会需要理解，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比疾病更糟糕，因为在进口依赖型的美国经济中，它会引起美元通胀扶摇直上，伴随而来的是抬高美元利率，并推动寄生于债务的繁荣的美国经济陷入沉重的衰退。促使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推动中国提高工资，以增加中国的消费需求，而不是迫使中国升值货币。货币重估只会引起货币不稳定，这将造成中国国内市场的通货紧缩，从而抑制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需求。
二、保尔森捍卫日元，批评人民币
在手握重权的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前作证词时，保尔森捍卫了日元最近对欧元的下跌，宣称美国财政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2004年以来，日本主管当局曾干预货币市场，以操纵日元价值。欧洲官员对弱势日元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使欧盟对日本和亚洲的出口品价格更高，更没有竞争力，在那些地区，日元是重要的基准货币。
事实仍然是，一国货币的汇率受到该国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的根本性影响。这样的干预是否为操纵，是一种视角问题。
欧洲的部长，特别是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由于日本的货币政策，日元低估，并希望在2007年2月9日的七国集团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欧盟与日本的货币政策之错配，是由德国对通胀的历史性恐惧造成的，这阻止了欧元利率达到接近于零的日元利率。日元低利率有益于欧盟和美国经济，使套利交易成为可能，也就是允许这样的金融操纵：借进日元等低息货币，贷出美元和欧元等高息货币，从而提供资金为欧盟和美国等高息经济体的投资融资。资本项目的盈余被用来弥合贸易逆差。
三、美国是货币操纵的蛇头
从根本上说，货币盯住制与美联储制定联邦基金利率只是达成相同货币目标的异曲同工之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买卖政府证券，就是为了维持己宣布的利率目标。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和金融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通过其利率政策，事实上是全球汇率操纵的蛇头，美联储主席是汇率操纵的首要男巫。
从越南战争期间预算和货币纪律瓦解开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操纵美元汇率使之走低，这一事实在最近的十年被美元霸权的形成所掩盖，美元霸权是由克林顿政府的财长罗伯特•鲁宾引入的一种美国以资本账户剩余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体制，美国通过美联储疯狂印发美元制造的全球债务泡沫，实现了通过举债形成的繁荣。
因而，讽刺性的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下列说辞是虚伪的。作为美国财长保尔森领导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代表团成员之一，伯南克在中国称，扭曲源于“货币低估为只关注出口的中国公司提供的有效补贴”。几十年来，真正的市场扭曲来自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流动性偏见和通胀目标。根据法律，美联储必须支持美国财政部的强势美元政策，将藐视市场力量作为国家安全事务。而强势美元政策是公然的货币操纵例子。
四、压缩美国双赤字的高成本
如果历史能提供任何指引的话，美国，这个一直保持活力的国家，最终将能够控制其双赤字，尽管这次的成本将远远超过1979——1980年沃尔克胜利控制美元通胀的大放血。1979-1980年，美联储在保罗•沃尔克领导下，为了遏制美国无法控制的通胀，将美元利率快速地提高到20%以上。1982年，在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下，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0亿美元的经济体，对外国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欠下了以8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已无力清偿这些以美元标价的债务。
沃尔克胜利地控制美国通胀，是以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为代价的，手握美联储十年前批准的石油美元循环，美国的银行在第三世界就如同放高利贷者。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前，历史将会重演。2007年2月七国集团会议推动人民币的升值，将加速和恶化历史的重演。
在七国集团会议 2007年 2月10日在德国埃森召开的前夜，1美元分别兑换121.6日元和0.7689欧元，也就是1.30美元兑换1欧元。虽然120日元兑1美元正是美国所想看到的日元汇率，但1.30美元兑1欧元将欧洲置于严重的汇率劣势。同一天，人民币是7.75元兑1美元，已从中国宣布人民币停止盯住美元时的2005年7月21日8.28：1的比率上升了6.4%，而港元仍然保持以7.81：1的比率盯住美元。如果人民币兑港元继续升值，那么它将迫使港元与美元脱钩，以适应人民币，否则面临非常不愉快的局面。
存在明显的证据表明，主要货币之间汇率波动一直由对冲基金的套利行为引起的。对冲基金的捍卫者认为，对冲基金在市场稳定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与该观点相反，对冲基金一再地表明它们是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的破坏稳定和制造波动的力量。在无管制的货币市场存在显而易见的危险的情况下，世界富国敦促中国放松对其汇率的国家控制，并走向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纯属吹毛求疵。
2007年2月七国集团会议讨论了日元的近期下跌，敦促金融市场考虑到日本经济的加强，试图说服货币投机者相信有必要谨慎从事套利交易，也就是投资者大量地借进日元等低收入货币，然后投入具有更大回报的地方，套利交易加重了最近的日元弱势。对于高度敏感的汇率事务，七国集团对市场的指导与它们2006年9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前次会议上说的大体相同，那次会议也未能阻止日元下滑。七国集团政府就如同放纵的父母，他们警告子女毒品危险，自己却嗜酒如命，吸毒上瘾般地沉迷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荒诞价值。
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不支持欧盟对日元的抱怨，称人民币而非日元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货币是由中国主管当局控制的，并保持过于弱势，而日元是在自由的货币交易市场确定的。他没有提及日本央行确定的日元低利率这一问题，日元低利率引起日元在公开市场上的下跌，并为套利交易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七国集团还讨论了蓬勃兴起的对冲基金产业的潜在风险，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对冲基金受到的管制较少，具有操纵更多资金的杠杆作用。管制宽松的对冲基金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市场力量，它们最初是为了迎合超级富豪从企业风险管理需求中赢利的冒险口味，但随后对冲基金越来越多地广泛地扩散以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前景看好的利润吸引了这些投资者，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地具备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的资格。对冲基金作为一种产业，不仅没有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分散风险，以避免许多单个违约的集中效应，而且其本身在灾难性的体系性失败中成为一种突出的风险因素。
对冲基金与商业银行之间日益增多的联系也是成问题的，因为银行放贷给压同一赌注的对立双方，无视市场的方向，从相当可观的费用中获利，但需要承担一方违约的风险。大银行正大量地交易赌定债券或贷款违约风险的信用衍生品。许多投资银行事实上已成为对冲基金，自营业务构成了其大部分利润。
五、对冲基金是真正的货币操纵者
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的对冲基金资产翻番，已超过1.4万亿美元，它们赌定的名义价值数以百万亿美元计。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称，在2006年上半年，未清偿的场外交易（OTC）衍生品数量快速地扩大。场外交易合约是在指在为其成员保障清算的交易所之外，交易对手之间直接达成的交易。2006年6月底，美国各类场外交易合约的数量是 370万亿美元，比六个月前高24%。
在2006年第一季度，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速度也加快了。从2006年1月到3月，以利率、股票指数和货币合约的名义数量计算的总成交量增加四分之一，达到429万亿美元。所有合约的名义价值总计高达近 800万亿美元。名义价值不是带来风险的数据，而只是风险应计算入内的数据。但是，由于名义价值高达800万亿美元，1%的价值变动就将转变为8万亿美元的利润或损失，这是所有对冲基金1.4万亿美元资产价值的5.7倍，相当于200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1%。
衍生品市场一直被描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使中国货币的汇率问题形同一个小小的无害爆竹。
六、美中贸易不平衡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误认为，人民币盯住美元是造成美国2006年贸易赤字高达7500多亿美元的重要因素之一。表面上，美国近三分之一的贸易赤字，也就是2300多亿美元，来自于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是2500亿美元，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006年，美国的全球商品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上升到8500—8750亿美元，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在过去的四年中，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
然而，当从全球贸易数据来看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时，除了石油贸易之外，石油出口国共同的贸易顺差比中国的盈余更大，德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国的亚洲其他国家一直维持巨大的贸易盈余，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较大份额。与之对比，两年前，中国的贸易剩余还是较少的。美国贸易不平衡更多地来自德国和日本，而较少地来自中国。
然而，美国继续保持着要求中国进一步重估人民币的外交压力。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尽管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所有这些升值实际上是降低当地货币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其实际结果是，日本和德国发生通货紧缩，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存在。
虽然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名义盈余国，但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表明巨额的财富从人民币经济体输送到美元经济体，为中国留下了世界上最多的贫穷人口和一个巨大的资本匮乏的成长经济体。即使中国停止了积聚美元储备，这也只是意味着一些其他国家将增加美元储备，以补上该空缺，只要美元霸权允许美国以其资本账户盈余为其贸易赤字融资。在美元霸权下，美元储备是由美国双赤字创造的，独立于任何持有美元储备的外国。对美国而言，解决办法是停止印发不兑现美元纸币为其赤字融资，因为只要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双赤字将继续扩大。
七、收入差距与贸易平衡
如果中国的工资与美国工资不趋同，那么即便中国货币的汇率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减少美中贸易不平衡。中国最近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地上升，而美元事实上对所有其他货币都在下跌，特别是对日元和欧元。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推动美元兑所有其他货币的比价降低，来补偿其制造业竞争力的结构性丧失，但人民币盯住美元成了这条易走之路的拦路虎。
事实上，人民币盯住美元对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是起支持作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人民币盯住美元担当了迫使美国经济向真正的生产复兴进行重组的积极职能，而不是无意义的汇率操纵功能。美国的竞争力丧失不是由其货币高估引起的。事实正好相反：竞争力的丧失反映在美元的下跌中。
美元的下跌不是由人民币盯住美元引起的。而是由美国通过将工作交给海外低工资工人，寻求生产率收益而引起的。因而，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造成美国国内竞争力在世界贸易中的丧失。
虽然跨国界工资套利引起美国就业岗位的丧失，但它使中国的未充分就业制度化，使中国工资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以致不能从美国更多地进口。中国向美国出口数以百万双计的鞋子，才能支付得起一架波音客机。美国家具制造商抱怨低价的中国进口货，而没有任何中国飞机制造商抱怨高价的美国客机。这就是真正的美中贸易不平衡。
2004年，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只是美国贸易赤字的8%，与荷兰所占的份额相当。同年，整个欧元区的全球顺差是美国赤字的27％，而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不包括中国）的全部全球贸易顺差占了美国赤字的甚至更大份额。然而，只有中国继续是美国因贸易逆差而抱怨的对象，因为美国商务部月度报告显示中国对美有巨额的双边贸易顺差。在全球供应链中，德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均是贸易顺差巨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富有洞见地阐述了这一点。
美中之间的双边不平衡本身并不能描绘出真正的全球贸易平衡画面。中国加工和重新包装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这些商品最后都是输送到美国。中国的出口部门大多是以劳动力和环境作为主要输入要素的再出口部门。美国与许多国家有双边贸易顺差，例如荷兰和新加坡。盖保德指出，传统的观点是与美国有贸易赤字的那些国家没有抬高美国贸易赤字。但是，这些国家都有巨大的全球贸易顺差，大部分是对华贸易顺差，它们将大量的制成品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完工和包装，然后从香港或上海等中国港口输送到美国市场。
因此，中国只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许多非中国经济体的中转站，它们对美贸易逆差，对华贸易顺差。进言之，中国的出口部门是由外国投资驱动的，外国投资者定期地将其收益遣送回国，甚至在那些收益到达中国之前就已这样做。这些公司的生产成本被登记为美国对华赤字，但其利润没有被登记为美国贸易顺差，因为美国出口的只有资本，而不是货物。
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人民币没有低估
2007年1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发布了其第12850号《工作文件》，该报告称，依靠传统的统计推理方法和围绕比较价格水平与比较产出水平之间关系建立的框架，考虑进一次采样的不确定性和系列采样的相关性，没有什么统计数据证明人民币被低估。
国家经济研究局是一家享有声望、受到高度尊重的民营、非营利、非党派的研究组织，西蒙•库兹列茨关于国民收入账户的开拓性工作，韦斯利•米切尔关于商业周期的富有影响的研究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需求与消费者支出决定因素的研究，均是该机构早期的研究。16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共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和6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者中，有600多位经济学和商界教授现执教于全美国的大学，他们是相关领域的倚门佼佼者。
九、中国货币升值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
尤其是在美国当前接近于无失业（低于6%）和接近于充分开工的情形中，美元的下跌将造成进口品价格的提高，这将急剧地抬高美国通胀和促使升息，从而严重地影响资本和房产市场，并可能触发一场衰退。通货膨胀是由美国中央银行释放的过度流动性引起的，而不是由中国货币引起的。格雷厄姆-舒默提案威胁称，如果中国人民币不升值25%，美国将对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提案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遏制过度的美元流动性，而不是通过推动美元下跌，来减少美国需求。伯格斯坦断言，“全球不平衡或许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构成的最大威胁”，但真正的威胁是美元债务泡沫的破灭，而不是外国人抛售美元或美元资产。
十、新民粹主义浪潮
在新民粹主义浪潮中，由于自由贸易对美国国内经济不均衡的影响，自由贸易当前正受到美国政治辩论的评估。越来越多的产业都在寻求政府对其进口的保护和对其出口的补贴，这危及美国自由贸易政策。
二战后的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第一次受到尼克松政府的扭转，它强制征收进口关税，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在1971年导致美元累积贬值20%以上，第二次受到里根政府的扭转，它在两年内推动美元对日元进一步贬值50%以上，并在1985年通过《广场协定》使美元对德国马克小幅贬值，中央银行注入100亿美元干预市场。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71年的360 比上升到 1995年 4月的最高点，不到80比1。其结果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陷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泡沫在1991年破灭，带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但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在其停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减少。
沃尔克以美元高息控制了美国通胀，却使美国经济到了1985年着陆于高度衰退，并带来居高不下的美元汇率。《广场协定》允许政府公开地操纵，抵制市场力量，以纠正美元高汇率。然而，多国政府协调地操纵货币市场，以压低美元，并未达成美国的首要目标：减少其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这是因为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贸易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国际货币错配。强势日元在日本出口依赖型经济中的衰退效应，为导致80年代后期日本资产泡沫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合理证明。美元的过度衰弱催生了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该协定徒劳地试图停止这一过程，这快速地造成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此开始了奔赴美联储支持的债务融资的最狂欢之旅。
随着200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对全球化的根深蒂固的焦虑浮现于美国的政治对话中，再加上多哈回合的僵局阻止了全球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只有改造有害的贸易条件，为全球劳动力与全球资本之间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解救处于困境的全球贸易体系。
为了恢复全球平衡，美国需要恢复货币和财政纪律，并停止以不兑现纸币供给其贪得无厌的债务需求。许多部门都吵闹着美国必须减少其财政赤字。然而，问题不只是财政赤字本身，而是该赤字来自于对错误事物的支出，例如战争和为富人减税，并未投入建设性的经济扩张，也就是正如托德参议员所叹息的，没有“消费于重要的国家优先目标，例如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学校，以及针对性地为处境困难的企业和为生计奋斗的工作家庭减税”。
十一、中国需要摆脱出口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再不能忽视国内发展，而只是支持出口增长；只有摆脱美元霸权的奴役，由此而来的自由才能允许中国应用主权信贷，而非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来为其极度需要的、当前资金匮乏的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融资。借助于货币有限的可兑换和对出口依赖的扭转，中国能够以主权信贷为充分就业融资，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福利、教育、环境恢复和其他发展事业上的国内投资，促进工资的不断提高，就可以做到。通过从高增长的经济扩张征收不断增多的税收，这样的主权信贷就可以得到清偿和补充。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寻求货币灵活性，除非它已向自由流动的跨国界短期资本，即众所周知的“热钱”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甚至都未向中国推荐过如此建议。
如果中国将人民币升值25%，那么从本币衡量，其以出口主导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25%或更多，其持有的巨大外汇储备的本币价值也将缩减25%或更多。
更为根本性的是，如果中国实现其经济从出口依赖型向以主权信贷融资的加速国内发展型的转变，那么中国并不必然需要外资和外汇。
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这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顺差均以美元标价，这只是意味着中国将更多的真正财富从人民币经济体输送到美元经济体。
虽然是基于不同的理由，但中美都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2007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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