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史

向松祚

美元霸权史（上）

引子

2003年12月13日，美国驻伊拉克特种部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抓住了布什总统最大的仇敌萨达姆。当全世界人民怀着各种情绪，观看美军士兵逮住狼狈不堪的萨达姆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千躲万藏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随身携带的，不是别的任何财物，而是七十五万美元钞票，全部都是崭新的100美元现钞。

只有了解当今人类金融货币体系的人士，才能深刻认识这七十五万美元的深刻象征含义和难以言表的巨大讽刺。萨达姆是极少数敢于与美国叫板的国家领袖，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当他国破家亡、被迫逃难之时，却又不得不携带美元！为什么不携带伊拉克本国货币？为什么不携带欧元、日元、英镑或人民币？普天之下都知道问题的简单答案，那就是：当今世界，只有美元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接受，都有人心甘情愿储存美元，美元可以兑换任何其他货币或购买几乎所有物品和服务（顺便说一句：全世界天文数字般的毒品和走私买卖，几乎全部都是美元交易）。一句话，美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硬通货，它到世界每个角落，畅通无阻。

这就是美元本位制，一个极其简单却最不平凡的事实，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之影响是如此巨大和深入，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去思考它的多重含义。然而，假若我们不从理论逻辑和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外交角度，深入剖析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巨大影响，我们的战略和决策就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

是的，我们的时代是美元本位制时代，是美元霸权时代，是美元决定世界经济、金融、货币制度运行规则的时代，是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支配世界的时代。寻求美元本位制度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技巧，实乃各国经济金融外交的头等大事，稍有不慎，本国经济之“制高点”和真正命脉就将落入他人之手。

无需多说，美元本位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上帝赐给美国人的特殊恩惠，不是美国人耍阴谋诡计的结果，不是犹太人善于金融理财的报偿。它是美国立国以来国力迅速上升的必然结果，是美国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表征，是美国科技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实力的具体体现，是数代美国人忘我奋斗的长期积累。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和忌妒美元本位制。然而，任何霸权制度一旦形成，它对世界其他国家之生存空间，必定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拥有货币本位制和金融霸权的国家，必定会利用其金融霸权掠夺全球资源，必定会尽最大力量、利用金融霸权为本国利益服务，必定会竭尽全力掌控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命脉。

我们的任务，是要深刻认识美元本位制，深刻认识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金融货币制度的冲击，深刻认识美国当权者如何操控美元本位制来牟取巨大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全面研究应对美元本位制的总体战略和具体手段，探索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技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美元本位制笼罩下的世界里，谋求最大的生存空间，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

1980年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与世隔绝，国际贸易占世界贸易之份额微不足道，国际金融问题和金融外交自然提不到议事日程。斗转星移，天翻地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四、逼近世界第三，贸易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超过1。6万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币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货币。此乃美国将中国列为金融经济外交重要（或主要）对手的基本原因。美国政府每年两次发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大量篇幅针对中国；中美经济战略高官对话将金融开放、人民币汇率列为首要课题，即是美国针对中国强力展开金融外交攻势的最显著例证。

然而，个人之见，中国许多重要负责官员和经济学者，并没有深刻认识美元本位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重大影响，并没有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重视金融外交策略，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操控金融手段可以迅速打垮中国经济的极端危险性，并没有提出一整套金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长远规划。中国之学术界和决策界对于美元本位制和美国的金融霸权，似乎根本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已经多次指出：2005年7月21日屈从美国压力、贸然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之“所谓汇率机制改革”，就是无知和短视的具体体现，实乃中国经济决策者所犯的重大历史性错误，其恶劣后果很快显现，并将从多个角度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一 超级大国必然拥有金融霸权

外交奇才基辛格之名著《大外交》开篇就写到：“几乎就像是存在某种自然规律一样，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智识和道德上的激励，依据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整个国际体系。”17世纪是法国，18－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当然就是美国了。

我们要问：大国支配的国际体系究竟是什么内容？坚船利炮、核子武器、强大军事威慑力量自不待言。然而，国际体系的深远意义远不止此。军事力量尽管重要，却不能随便使用、为所欲为。国际体系最关键的环节是对整个世界经济资源的支配或掠夺，是对全球经济金融运转规则的主导，是对其他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全面掌控，是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完全支配。结果一清二楚：大国将永远居于世界经济价值链的最高端，它的企业（或它的公民所控制的企业）将永远赢得最丰厚的利润，享受最高级的生活条件。其他国家从很大程度上，将永远居于贫穷的“打工者”的地位，只能赚到可怜的人工费，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大国如何实现如此伟大艰巨的目标？除了军事威慑的基本前提外，主要就是两条。其一，控制人类金融货币体系之运行，其二，掌控全球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核心战略能源。美国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就是全球石油资源和金融体系。所言极是！

二 英镑本位时代：坚船利炮支持的金融霸权

纵观历史，各国为争夺金融主导或霸权地位，刀光剑影，十面埋伏，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19世纪，当以巴林银行为首的金融财团准备向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大量发放贷款，准备借此全面掌控各国经济（包括基础设施、关税、国库、国内税收体系、矿产资源等等）之时，英国首相格雷斯顿向他们保证：“放开手脚行动吧，你们背后是战无不胜的大英帝国”。1910年代，以花旗银行（当时的英文名称实际叫第一国民银行）和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国际银团，准备向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发放巨额贷款（即著名的“六国银团贷款”和“四国银团贷款”），借以全面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之时，花旗和摩根的头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盛顿去拜谒美国总统和财政部长，听取他们的建议或指令。1867年，志得意满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召集国际货币会议，目的是依照法国的意愿和规则（其中主要是金银双金属之比率）来确立国际金本位制。那时法国是欧洲大国，亦是世界大国，她希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体系规则的制订者。英美自然反对，拿破仑的理想未能实现。10年之后，正在迅速崛起的美国，凭借其巨大的白银产量，于1878年重新召集国际货币会议，希望根据她的愿望确立金银双金属比率，重建复本位制。法国和其他欧洲大国眼见得美国将是未来货币体系最大受益者，自然举双手反对。各国金银双金属比率还是各搞一套，尽管19世纪晚期，主要大国先后迈向了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

虽然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和后来的日本，先后试图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然而，整个19世纪，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实际上主要操控在大英帝国手上（其代言人是英格兰银行）。英镑是19世纪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是国际贸易金融结算的主要货币，是国际资产交易、对外投资、证券买卖的计价单位，是随时可以与黄金兑换的硬通货（尽管几次战争时期，英国暂时中止了英镑与黄金的额兑换）。与此相伴随，英国公司主宰了国际金融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外汇交易商）。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19世纪是英镑世纪，是某种程度的英镑本位制（19世纪是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然而英镑可与黄金自由兑换，大英帝国是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主导者，我们自然可以说：19世纪是英镑本位制时代）。

三 英镑本位制的终结：世界势力重新划分

然而，就像《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伟大作者吉本面对罗马废墟所感叹的那样：“好景总是不久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彻底摧毁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终结了英镑本位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原因，乃是新崛起的美国、德国、日本要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她们不再容忍只有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称雄世界。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那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门营业（1914年）。美联储开张第一天，实际上就是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只不过她那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和运用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美国经济之规模，已经超过英、德、法（分列后三位）三国之总和。

英国岂能善罢甘休！为了挽救英镑本位制，为了挽救伦敦第一国际金融中心之地位，英国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首要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邱吉尔（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和蒙特古（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是幸运的，因为她在美国精英阶层有许多同情者乃至崇拜者，他们心甘情愿帮助英国挽救英镑。其中最显要的就是财雄势大的摩根财团。当然，还有美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自然就摧毁了英镑本位制。为了挽救英镑，恢复英镑的国际地位，挽救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英镑与黄金的兑换，即恢复金本位制。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返回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贷款，目的是为了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4.40美元左右（依照两国价格水平计算，即按照某种购买力平价估算），依照1英镑=4.86美元的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10%。英、美货币当局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

“采取如此极端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公然与真实经济和市场力量直接唱对台戏，尤其是人为地压低美国资本市场之利率，提高伦敦资本市场之利率，终于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英伦各地罢工频频，怨声载道。其次，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大大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以上两段引自：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一位旁观者的抗议》，第151页）

大英帝国终于没能守住金本位制。1931年9月21日，国内通货收缩和失业压力迫使英国逃离金本位制，英镑随之大幅贬值，从而触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货币贬值浪潮。世界开始迎来新的货币本位制――美元本位制。顺便说一句：尽管英镑本位制和金本位制崩溃，英国经济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但直到今天，伦敦依然是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相反，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却没有发展出真正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日元之命运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早在19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规模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一直梦想将日元变成世界主要通货。然而，今天日元的国际地位却与日本经济规模极不相称，东京之金融地位依然连伦敦都无法抗衡。是什么力量造成如此结果？至今没有完全满意的答案。我曾经指出两个解释：一是美国蓄意打压日元的国际地位，不让它崛起成为世界货币；而是英语之统治力量。金融中心之首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或信息沟通费用，语言障碍则是所有交易费用里最主要构成部分。伦敦继续维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主要原因是英语乃是国际通用语言，正如美元是国际通货一样。当年俾斯麦说：“我们时代最重大的事实是两个主要国家将同一种语言”，大师之见，确是非凡！

四 美元本位制正式加冕：笼罩世界的巨大权力

一战的炮火和美联储的降生是两大标志性事件，昭示人类美元本位制已经浮出水面。战争的炮火将欧洲大量黄金储备资产送到美国这个“安全的天堂”。面对滚滚而来的巨量黄金，年轻的美联储不知所措。她有时任由黄金储备流入相应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美元供应量），有时却又拒绝将黄金资产货币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价格水平大幅波动。正是处于对美联储货币管理能力的不信任，经济学家凯恩斯才强烈反对英国恢复金本位制，采取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体系。

大量黄金从欧洲“雪崩式”地流入美国，欧洲自然缺少黄金。当欧洲各国逐步恢复金本位制之时，黄金短缺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假若当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愿意提高黄金价格；或者美国愿意将黄金借给欧洲各国，金本位制本来可以维持运转。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仍在争论。然而，无论如何，一战之后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之支配者毫无疑问已经从英国转到美国。

美国自然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当1931年9月英镑脱离金本位制并大幅度贬值之后，世界各国竞相逃离金本位制和通货收缩之桎梏，汇率贬值此伏彼起，所谓“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汇率政策”（此乃英国著名美女经济学大师罗宾逊夫人发明的术语）应运而生。1933年，主要大国齐聚伦敦召开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主题是稳定世界货币和削减关税。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当时英镑已经贬值。币值高估且依然维持金本位制的大国就是美国和法国。英国和法国的希望是美国不要贬值，以此为基础稳定国际货币。罗斯福总统不同意。他不愿意美国为此付出通货收缩之代价。伦敦会议破产。罗斯福将美元贬值15％，将黄金之美元价格上调。美元贬值让法国法郎处于风口浪尖，随时面临贬值。果然，法国拼命维持金本位制到1936年夏天，不得不抛弃金本位制并将法郎大幅度贬值。紧接着，英国、法国、美国签订《三国协定》，主要条款由美国提出，实质是完全抛弃金本位制，允许各国调节汇率，不过变动汇率之前要通告其他国家并获得同意或默许，目的是避免竞相贬值。美国总统罗斯福、财长摩根索和他们的经济顾问已经非常清楚：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角已经不是黄金了，而是美元。美国当然要抛弃金本位制。她甚至对稳定汇率也不那么认真。

然而，美元本位制真正正式加冕、登上王者宝座，还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就是1944年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协议之字面含义与后来的实际运作有天壤之别。布雷顿森林协议纸面规定主要是三条：（1）各成员国以黄金为基准确立本国货币汇率；（2）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本国货币与其他所有成员国货币之汇率稳定（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3）各成员国可以改变本国货币汇率，但要征得国际货币基金IMF组织同意（IMF和世界银行正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创立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依照字面含义，布雷顿森林协议压根儿无法操作。基本的困难是各国要履行汇率稳定的义务，就必须储备所有成员国的货币，以备干预外汇市场之用；此外，成员国要改变本国货币汇率，究竟是改变与哪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呢？

当然，纸面和逻辑上的困难远远没有国际货币体系之现实重要。布雷顿体系的实际运作必须迁就自1936年以来已经正式生效的美元体系：（1）美元早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之关键货币，许多国家货币之汇率实际上都是以美元为基准计算；（2）那时世界主要货币里，只有美元价值依然与黄金挂钩（35盎司黄金＝1美元）；（3）美国联储不打算干预外汇市场，即它不打算履行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成员国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之义务。

为了迁就美元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张营业之时，就确立了两个补充条款：其一，能够依照固定价格自由买卖黄金的国家，可以免除干预外汇市场之义务；其二，成员国只要将其货币与一个可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当时只有美元）挂钩，就免除了它对每个货币市场都进行干预的义务，就不再需要在本国境内确保本国货币相对其他每个成员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规定的波动幅度内。人们通常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归纳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没有错！不过我们必须知道，那不是该协议最初的设想，而是国际协议迁就美国意志、迁就美元关键货币体系之结果。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协议设计者最初的理想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早在美国刚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英美两国就开始着手设计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他们深信只要美国参战，战争胜负就只是时间问题（当邱吉尔第一时间得知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赢了！”）。自然，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谈论和设计战后世界秩序。美英两国对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高度重视，认为那是确保美国优势、确保全球经济复兴和世界和平的支柱。美国方面直接负责方案设计的是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索，具体执行人是哈佛大学高才生（国际经济学著名大师维纳的学生）怀特；英国负责方案设计的是早已名扬世界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非常有趣：两位经济学者最初的构想都是要创立一个世界货币。凯恩斯给未来国际货币所取的名称是Bancor;怀特的名称是Unitas。二位学者所构想的国际金融机构（凯恩斯的叫“国际清算银行”；怀特的叫“国际稳定基金和国际银行”），主要就是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

为什么两位学者要设计一个世界货币？理由很多，解释各异。从最基本经济学逻辑上看，二者都是旨在吸取1920－30年代的痛苦教训（黄金储备不足让金本位制造成货币严重紧缩；金本位制崩溃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由此触发贸易制裁和报复、国际资金流动枯竭，等等）。一个统一管理的国际货币，能够根据世界经济需求改变发行量，自然有希望避免上述困境。然而，个人之见，凯恩斯致力于创立世界货币，还有另外一层深刻的含义：英镑已经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他不希望美元凌驾英镑之上为所欲为（尽管英美向来宣称他们有着特殊关系，但谁主导谁，却是从来不含糊的。凯恩斯多次参加英国与美国的金融贸易、战争援助谈判，对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有特殊但并不愉快的体会），创立一个世界通货，自然有助于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怀特热衷于创立世界通货，是否也想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或者是从理论逻辑上真心相信一个世界货币有助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之稳定？有关证据不足。怀特后来被指责为苏联间谍，向苏联提供机密经济情报，是否也是出自他希望遏制美元霸权？笔者未能详尽考证，姑且存疑。

无论如何，学者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被实际政治利益所取代。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军事权力格局，必定决定国际货币权力格局，此乃颠扑不破之真理，就象太阳系各个行星只能围绕太阳运行一样。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就指令财长摩根索，不再讨论建立国际通货问题，美国应该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要迁就美国，是因为在1945年，美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工业产出占了世界的80％，拥有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赢得了世界大战，还制造了原子弹。那个时候，美国势力独一无二。美元成为世界记帐单位、关键货币、合约货币单位、价值储藏手段、交易媒介、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延期支付的货币单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蒙代尔语）。直接代表美国参与管理战后国际货币事物的罗伯特•所罗门说得更加直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制度，正是美国主宰地位的完全反映，是美国政治、产业、金融主宰地位的直接结果。”

美元霸权史（中）

一、对外扩张和美元外交

1945年12月29日，苏联领袖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退出布雷顿森林协议。斯大林的理由很简单：苏联不能成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权的附庸；苏联经济亦不需要借助美元货币金融体系之帮助。斯大林之决定被英美解读为“冷战时代”真正的起点。两个月之后的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给美国政府发出著名的“长电”(Long Telegram)，正式宣称战时盟友苏联业已成为美国的敌人。紧接着就是邱吉尔到杜鲁门家乡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讲”（Iron Curtain Speech），是为冷战的宣言书。当美国启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坎南建议美国假装邀请苏联加入该计划，苏联肯定不会参加，它就必然背上分裂欧洲的骂名。

此乃二战尘埃落定伊始，国际金融外交最惊心动魄的一幕。然而，美元外交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却远在近半个世纪之前。那是1909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夺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对外扩张小试身手便取得辉煌胜利，立刻成为大举进军世界的巨大鼓舞。塔夫托(Howard Taft)总统和诺克斯国务卿（Philander C. Knox）决定启动“美元外交”。

所谓美元外交，那就是由美国政府牵头，由华盛顿之外交军事力量和华尔街之金融势力组成强大的对外贷款联合军团（Foreign-Loan Syndicates），以发放巨额贷款为武器，达到控制借贷国金融、货币、基础建设、海关收入、国内税收、乃至整个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之目标。Ron Chernow之名著《The House of Morgan》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描述：“新的联盟当然是双赢互利的强强联合。华盛顿需要借助华尔街强大的金融力量，诱使或强迫外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和服务敞开市场的大门，采纳符合美国利益或亲美的政策。反过来，华尔街需要一个强大威慑，迫使外国政府按时偿还贷款，他们自然希望政府之军事势力随时待命。政府之军事威慑，从来都是强迫外国迅速偿还贷款最绝妙的武器。当华尔街投资银行Kuhn-Loeb考虑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放贷款时（后者以关税收入做抵押），Kuhn-Loeb的老板Jacob Schiff问他伦敦的合伙人Ernest Cassel爵士：假如他们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谁替我们征收关税？爵士回答：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二、首选目标：中国

“塔夫托－诺克斯美元外交”之首选目标正是中国。世纪之初，列强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美国是一个后来者。但此时的美国，早已非比寻常，她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她要将自己的经济金融财富转化为世界舞台的发言权，她要压倒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称霸世界。那时的中国，王朝没落、大厦将倾、民生凋敝、乱象丛生，本来不是华尔街金融巨头的风水宝地。然而，美国的最高利益就是华尔街的最高利益，摩根银行立即牵头，迅速组成美国金融财团（官方名称是American Group，成员包括Kuhn-Loeb, The National City Bank, The First National Bank，后二者1950年代合并，即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花旗银行），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进军中国的特殊使命。

目标非常明确：其一，美国银团占中国贷款之份额，不能少于欧洲列强之份额，必须平起平坐（欧洲列强早已筹划给中国发放巨额贷款，美国后来居上）；其二，贷款之目的，乃是控制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基础设施。第一笔银团贷款就是著名的湖广铁路贷款，高达2500万美元。第二笔银团贷款就是“货币改革贷款”，数额是5000万美元！条件之一就是贷款国委派总监，全面监督中国的财政金融（列强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委派一名荷兰人任此要职）。摩根财团代表签约后兴奋异常：“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创造伟大历史，我们为一个帝国制定规则！我们如此规定贷款条件，是因为我们要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来实施中国的货币改革。想想吧：我们就要为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确定崭新的金融体系，我们挥舞权杖，决定命运，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多么伟大的协议！”其三，他们要充当间谍、负责为美国政府收集重要情报。当时摩根财团的中国代表，同时也是“美国国务院在长城以北的唯一代表”。

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极度混乱的年代，华盛顿政府和华尔街银团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美元外交。1920年，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Tom Lamont)对中国做了一次“帝王巡游式”的访问，以探询再次启动中国银团贷款之时机是否成熟。拉蒙特会见了孙中山。他向孙中山转达威尔逊总统的问题：中国南北两方是否能够统一并恢复和平？孙中山回答：“怎么不能？拉蒙特先生，只要你给我2500万美元贷款，我立刻武装两个军团，不用多久就扫平中国，统一华夏。”然而拉蒙特对孙中山印象极差，贷款之事烟消云散。拉蒙特随即转向日本，与日本中央银行、各大财团和日本皇室建立了密切合作。

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谈判和签署、1920年代德国赔款的协调和融资、国际清算银行的成立、国际金本位制的恢复和管理，乃是美元外交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二战期间，尽管罗斯福政府对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不那么信任，美元外交却以新的战略和策略，取得长足进展。最著名的就是旨在援助英国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它是摩根为首的华尔街和罗斯福为首的华盛顿共同努力之结果。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

二战临近结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6月），标志着美元外交进入到全新的时代。如果说此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尚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将完全操纵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之手，人类迎来了真正的美元霸权时代。布雷顿松林体系的主要缔造者、英国财政部的首席谈判代表凯恩斯，要求伦敦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被美国断然拒绝。美国政府直截了当，将两大机构总部置于华盛顿、紧挨白宫和财政部，绝对不是随意而为。它向世界表明：IMF和世界银行必须禀承美国意图行事（做为一点儿小小的妥协，美国同意欧洲人担任IMF总裁）。事实上，今天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本质上不过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

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制度，正是美国主宰地位的全面反映，是美国政治、产业、金融主宰地位的直接结果。”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说：布雷顿森林制度不过是“美元交响曲的新乐章”。美元本位制正式加冕。

1947年开始启动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元外交的划时代创举。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将欧洲从战争废墟里拯救出来，成为美国忠实的盟友。此外还有对日本和南韩的大量援助。当然，输出的不仅仅是美元，它涵盖了美国的金融服务、企业管理、私人投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1945年之后的十年，是“美元短缺”时代，美元比黄金还要抢手，因为欧洲、日本复兴所需要的关键物质和技术，都必须从美国进口，美国当然要求他们用美元结算。美元成为世界记帐单位、关键货币、合约单位、价值储藏手段、交易媒介、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延期支付的货币单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

1945－1971年，尽管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国际货币体系，但多少还要受一点儿约束，因为那时各国政府有权利将美元钞票拿到美国财政部、直接要求兑换成黄金。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是欧洲制约美国无限制货币扩张的唯一武器（而且是不那么有效的武器）。然而，就像历代帝王君主和各国政府一样，滥发通货以榨取更多的“铸币税”，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掌控世界通货的美国也不例外。195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赤字，且逐年放大。欧洲、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固然是美国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庞大军事开支和相关支出。正如《美元的命运》作者马丁·迈耶所说：“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而是因为美国不仅要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还要维护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

1962年，肯尼迪宣称：“美国可以在一夜之间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我们可以撤回我们的军队、减少对外援助、规定对外援助款项只能用于在美国购买商品，并且限制美国对外投资或对外投资者使用美元的方法。美元的基本实力让这些措施既不明智亦不必要。”

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全球驻军、越南战争、国内社会发展的庞大规划，让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随着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将大量美元钞票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美国不愿意紧缩货币发行，尽管美国的通涨已经非常严重，欧洲则指责美国滥用“美元特权”，向欧洲输出通货膨胀。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货币战争愈演愈烈，气氛相当紧张。戴高乐痛斥“美国用美元来擭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康纳利（尼克松政府的财长）则反唇相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四、尼克松的美元外交：“将美元推销出去之后，再让它贬值”

美国终于决定彻底摆脱黄金对美元的约束，实施最彻底的美元本位制。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他“最全面的新经济政策”，涵盖国内外。针对国际金融、货币和对外经济关系，尼克松首先引述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指责“投机者业已发动针对美元的全面战争”，然后宣告：他已经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终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此项行动不会为美国赢得国际货币交易界的任何朋友。然而，我们最关切的却是美国工人，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平竞争。”

尼克松深知：终止黄金兑换，是美国单方面粗暴践踏国际协议，拒绝履行其国际义务承诺，所以他保证美国将“继续是一个着眼未来、可以信赖的朋友”，美国政府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合作，“实施必要的改革，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此乃世界之迫切需要。”他紧接着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美国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为不公正的汇率而处于劣势。当不公正之汇率消除后，附加税亦将取消。尼克松强调：“确立公正汇率的时刻已经来临，以确保主要大国之公平竞争。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一直手却被牢牢束缚住，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尼克松美元外交战略，与人类历史上所有强权国家之“货币掠夺策略”并无二致：即通过货币贬值向使用此种货币的人们征税（铸币税），货币贬值必然造成通货膨胀，通涨之负担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所以又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有史以来，掌控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国王或皇帝，将货币金属含量降低，使货币之真实价值（金属货币本位时代，货币之真实价值就是货币金属含量的市场价值）远低于货币的“法定交易价值”，是世人皆知的惯用伎俩。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支柱，乃是美国承诺依照固定价格（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允许各国将美元钞票兑换为黄金，此亦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钞票发行（或全球流动性）的基本制约，类似历代帝王承诺流通货币具有某个固定的金属含量。尼克松悍然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等同于将美元钞票之内在黄金价值连根拔起，之前美国大搞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巨额美钞无法兑换为黄金，之后美元钞票的发行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美联储的克制或其货币政策哲学）。难怪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此尖锐地评价尼克松的美元外交策略：“美国将美元推销出去之后，再让它贬值！”。戴高乐的猛烈抨击更是令人恰如醍醐灌顶：“美国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以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

1971年之后，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就是美元之发行完全失去最基本的控制（货币失去最基本的“锚”）。美元象滔滔洪水一样、泛滥世界，乃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源泉。尽管美国自身亦经历了通涨的严重困扰，然而，由于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世界其他各国不仅必定要承受美元泛滥之后果，而且所受到的伤害往往比美国自身要深重得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竟然要好久之后，才明白美元泛滥对人类经济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

五、美国为什么要推销浮动汇率：“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教科书，对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皆未能给出清晰而深刻的阐释。好些论者以为：尼克松冲击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小小插曲；美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应付当时国内危机的仓猝之举；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垮台，非美国一家之过，其他国家亦有责任。如此等等，皆是肤浅错误之辞。

仔细研究尼克松冲击前后的历史记录，我们完全明白：尼克松冲击乃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之举。早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高官就已经明白：取消美元的黄金约束、实施浮动汇率，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货币体系。1975年，亨利·罗斯（Henry Reuss）终于一语道破天机：“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罗斯长期担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下属之“国际汇率和支付委员会”主席，是1960－1970年代美元外交策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正是罗斯委员会、尤其是罗斯本人的巨大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同意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正式宣布和鼓励各国应该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早在1974年。罗斯就多次致函负责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二十国委员会”，强烈反对该委员会最初倡议的、重建固定汇率体系之方案：“各国应该采取浮动汇率，那才是正常的汇率制度。”

美国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浮动汇率制度？为什么世界银行、IMF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自此之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政策？从拉美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IMF和世界银行提供援助的基本前提条件，就要要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取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政策甚至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构成部分。个中原因，笔者《不要玩弄汇率》一书有精辟分析，请允许再次引用一下：

决定转向浮动汇率，美国一举多得。

其一，铸币税急剧增长。今日全球接近5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美元资产占80％以上。美国由此获得巨额铸币税（事实上的铸币税收入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

其二，美元储备资产以天文数字剧增，极大地拓展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今日美国资本市场绝对主导全球。相应的，美国投资银行基本完全垄断了全球的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风险基金等等数之不尽的金融工具和中介机构，构成了最强大的金融势力，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全球的金融业，占据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最高端。这是今日美国霸权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19世纪的英国、法国之金融势力，与今日美国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美国联储之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之货币政策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传统经济学之见解以为：固定汇率束缚了各国央行的手脚，取消了各国货币政策之独立性。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各国才能重新拥有货币政策独立性。此论点大错特错。浮动汇率体系加上巨量投机资本，汇率成为各国货币政策之主导变量，而各国汇率之波动，相当程度上操纵于美国联储和财政部之手（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美国总统和高官的一席话，就可以改变各国汇率之预期和走势。所谓浮动汇率下之独立货币政策，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于浮动汇率体系下，汇率转变成货币政策之决定变量，依然不甚了了，依然在传统谬论中过日子，岂不悲哉！

可不是吗？好些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相信：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乃至完全浮动有助于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他们相信浮动汇率自动趋向稳定的“弗里德曼谬论”；相信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并非没有善意！的确，从公开言论看，美国财政部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将提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之独立性，美国政府仿佛是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上讲话。

天真幼稚，莫过于斯！马丁·迈耶《美元的命运》曾经详细描述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各国采取浮动汇率体系之后，世界各国所经历的痛苦历程。他的基本结论就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政府远不能成为自己房子的主人，他们失去了用货币政策达到国内目标的力量。”1976年，当美国人庆祝浮动汇率产生的自由化效果时，意大利央行行长Rinaldo Ossola就尖锐而清晰地指出：一旦汇率出现持续的贬值或升值（当年的意大利是持续贬值，今天的中国是持续升值），本国货币政策将完全失去控制本国经济之能力。他说：“理论上，人们似乎都知道浮动汇率允许货币政策独立于外部限制。但是，现实世界里，通涨性偏差始终存在。汇率之持续贬值，让外部均衡永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里拉贬值只会加重意大利的通货膨胀，恶化贸易条件，妨碍经济稳定。”一次国际会议上，同样代表欧洲观点的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和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行长Jelle Zijlstra嘲讽地宣称：“这是1970年代最奇怪的事情。上帝的荣光降临我们：浮动汇率被发现是大真理！然而，市场先生们最清楚真相。”

当然，以蒙代尔、麦金龙为首的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者，始终不遗余力地论证和批评浮动汇率之害。近4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欧元的诞生，就是欧洲各国摆脱浮动汇率之害的划时代创举。

美元霸权史（下）

一、石油和美元：美国支配世界的两大武器

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至今直接影响着各国经济之运行。其一是浮动汇率成为美国金融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美元发行不再有任何外部制约；其二是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外交政策，触发石油危机，石油美元（Petrodollar）泛滥世界，直接导致拉美债务危机。权衡两大事件的重要性，浮动汇率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1970年代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自此之后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是困扰人类经济的基本难题，其根源就是浮动汇率和美元供应的外部约束完全消失。正如蒙代尔所说：“如果国际货币体系的弹性没有急剧增加，通货膨胀不会发生。欧洲美元市场的爆炸性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高度弹性最显著的证据。”

众所周知，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支配地位，是其全球霸权的关键力量。美国控制世界主要的石油供应，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核心要素。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进军中东石油（那时控制中东石油的主要势力是英国）。二战打响，中东石油的战略意义显著提升。华盛顿立刻派遣特别外交代表团，以评估沙特和波斯湾其他国家之石油潜力。华盛顿掌控中东石油的基本战略与美元外交策略并无二致：以私人石油公司为先头部队、以外交压力为主要手段、以军事力量做最后威慑。

美国为了擭取或牢牢掌控中东石油，就必须全力渗透和干涉中东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中情局颠覆伊朗摩萨德政权、扶持巴列维王朝、借此控制伊朗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文化，不过是众多案例里最显著一例。美国一方面要全力掌控中东石油、控制中东政治局势，一方面又要极力偏袒以色列，终于导致阿拉伯世界忍无可忍、决定挥舞“石油武器”对抗美国。

然而，中东各国和整个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尽管短期内，美国似乎亦遭受了“石油危机”的些许伤害，总体和长期而言，美国反而是石油危机最大的赢家！这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石油危机悖论”，谜底就是美元本位制。

其一、尽管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石油的购买却是以美元支付。易言之，美国只需要多印钞票或简单记帐就能够进口大量石油，其他国家却完全没有此种独特的“中心货币特权”。美国以此获得大量石油储备。美国自身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储藏国和生产国之一，却不遗余力地控制、擭取世界其他地区之石油资源，因为她深知石油是人类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因为她（唯有她）可以简单地通过增发美元钞票来擭取石油。

其二、原则上，石油美元可以到美国大肆购买产品和其他资源，抬高美国物价水平，让美国人民和美国整体经济为石油危机或石油价格高涨、支付真正的实质代价，从而削减美国的石油进口和石油储备。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简单。石油价格上升、美国石油进口反而急剧上涨，因为石油美元“洪水泛滥”之后果主要不是美国承担。不无讽刺的是：欧佩克好些国家担心美国制裁，将石油美元存入欧洲美元市场，造成欧洲货币市场流动性泛滥，随后又经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流入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触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两年时间（1972年底到1974年底），欧洲美元市场就增长了79%，从2847亿美元扩张到5095亿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内（1979年），欧洲美元市场就扩张了30%，从15375亿美元增长到18567亿美元。

其三、石油美元一直是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主要组成部分，2005年，美国石油进口高达2500亿美元。然而，美国对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给美国造成任何困难。相反，大量石油美元反过来流入美国（经由欧洲美元市场和美国银行），成为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融资的主要源泉之一。

其四、石油价格暴涨，美国石油巨头亦是主要受益者。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两年内，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增长了200％，从60多亿美元猛增到170多亿美元。美国主要石油巨头长期高居《财富》排行榜前列，它们是世界石油市场真正的主宰者和价格操纵者。

其五、美国银行是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市场的主要受益者。根据《摩根财团》一书的统计，1970年代，美国6家银行（Morgan Guaranty, Bank of America, Citibank, Chase, Manufactures Hanover, and Chemical），就吸纳了OPEC国家石油美元存款的78％！美国银行一直是石油美元流向世界各地的主要渠道。当然，美国银行还是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国家金融顾问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设计者（沙特中央银行的缔造者就是Morgan Guaranty，并占20%的股份）。

二、打压日元：日元长期升值综合症之根源

国际货币体系之演变遵从著名的“大国定理”或“帝国定理”（对大国定理的详尽阐释，参见向松祚《美元本位制、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战略》）。该定理的一个基本推论是：一旦某个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竞争者和领导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必定要谋求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竞争者，以分享全球储备货币之巨额铸币税。

近两个世纪以来，日本创造了两次人类历史之奇迹，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明治维新天翻地覆般的伟大成功，让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小岛，竟然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重要成员。甲午一战，日本全胜，中国全败，是为近现代中国衰弱、日本富强之关键分水岭。日本凭借巨大的战争赔款，不仅获得了经济发展最宝贵、最急需的资本，而且正是凭借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日本才能于1897年登上了金本位制的豪华列车，开始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二战惨败，美国占领。当时世界对日本能否东山再起、重振雄风普遍怀疑。殊不知，只过了不到30年，日本竟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80年代，日本在17个产业领域称雄世界，“日本制造”风靡全球。不仅世界其他国家惊叹莫名，连美国似乎亦为之大惊失色。一时间，“日本第一”、“购买美国”、“日本全球冲击”之口号响彻云霄。

整个80年代（到1992年为止），日本看起来的确不可一世。就像美国前财政部长所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让我们看一些基本的数据。

其一、日本大举投资海外。1982年，日本的海外资产还只有250亿美元，1986年上升到1800亿美元，1987年为2400亿美元，1992年底，日本海外资产总额为20352亿美元，净资产是5136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5年之内总数估计达到4000亿美元，仅1989年一年，日本资本输出就达到1794亿美元。

其二、日本公司成为国际著名名牌，许多企业成为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超过120家日本公司跻身《财富》500强，亚洲前30名几乎都是日本企业（今天大致还是如此）。汽车巨头如丰田、日产；电器巨子如索尼、松下、东芝、佳能，等等，乃是日本企业全面国际化的急先锋。

其三、日本金融机构从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国际金融界的风云霸主。1980年代末，全球十大商业银行，皆是日本银行。根据《经济学家》杂志主编、《日本的全球出击》一书作者比尔·埃莫特的统计：1988年，全部未清偿跨国贷款中，日本银行所占份额高达38％，即使扣除日本银行间的相互贷款，日本银行之跨国贷款比例亦高居前列。1990年，日本银行占美国全部银行资产（贷款）之比例达到13％。日本大举收购兼并美国本地银行或干脆到美国设立总部。1990年，日本银行之贷款占加州全部贷款的四分之一。埃莫特说：“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日本银行实力强大，强大到足以让许多人在80年代担心日本银行不仅控制美国金融、而且控制世界的金融命脉。”

其四、日本投资银行迅速崛起，其国际扩张速度甚至超过商业银行。众所周知，投资银行历来为华尔街和伦敦所垄断，没有外人插手的余地。然而，以野村、大和、日兴和山一为代表的日本投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崛起于伦敦和华尔街。他们采取各种超凡手段，大举开拓业务。譬如雇佣英国财政部副部长担任论断办事处主任、聘请美联储开放市场委员会主席为华尔街分支机构掌门人、购买和租用最豪华的办公场所、重金贿赂各国关键高官，等等。日本投行不仅敢于和美国投行巨头抢占传统的承销、收购兼并、交易业务，它们甚至打入美国国债原始交易市场，进军抵押债券和垃圾债券市场。短短几年间，日本投行成为国际金融界令人生畏的竞争者。

其五、日本房地产和股市之疯狂上涨，破了人类历史记录。1986年，日经指数只有12000点，到1989年下半年，急升至39000点，涨幅超过300％。东京之房地产总市值，超过全美国房地产总市值！房地产和股市的疯狂上涨，让无数日本人相信他们独一无二、乃至相信日本股市会永远只涨不跌！（所谓日本特色也！今天不是有无数中国人相信中国股市只涨不跌吗？与当年日本人一样，他们也以“中国特色之股市”来为自己的幻想张目！）

其六、凭借庞大的资本输出（各种贷款、援助、对外投资等等），日本开始寻求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货币领域的发言权。他们向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增资甚至捐款，条件是要国际金融机构增加日本雇员。他们还到世界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置奖学金和研究基金，以尽可能最大地扩充日本的影响力。

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1月，日本股市暴跌，到1994年，日本股市市值之70％烟消云散，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衰退长达17年，亦创了人类历史记录。今天，尽管日本还有许多跨国公司，尽管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银行几乎从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日元占全球储备货币之比例，连3％还不到！日本金融货币势力的突然爆发和轰然垮台，昙花一现，恍若梦幻！

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年代，日本之经济规模最高曾经达到美国的70%（以GDP计算），甚至更高一些。然而，今天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13万亿美元，日本却仅有4.6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40%。从占美国GDP的70%到不足40%，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之相对转换实在是令人震惊的巨大历史之谜！

我们必须要问：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巨大事件？

经过十多年的详尽研究，今天一致的结论就是：美国巧妙利用金融货币手段，一手导演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泡沫经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让日本银行和企业债台高筑，堆积如山之坏帐彻底压垮了日本经济，迫使日本银行和企业收缩战线甚至破产关门。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清算银行（号称“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通过所谓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大幅度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让几乎所有日本银行不再符合国际监管标准，只好退回国内。

易言之，为了遏制日本崛起、摧毁日本称霸全球金融货币领域之滔天野心，美国运营了如下之基本策略。

其一、以贸易争端为借口、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始终保持“鞭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高压态势。所谓鞭打日本：就是美国以贸易制裁为武器，迫使日元升值。从1970年代至今（尤其是1980－90年代），美国不遗余力、始终一贯地采取鞭打策略。今天美国打压中国之基本策略，与鞭打日本如出一辙，我们可以称之为“鞭打中国”（China bashing）：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迫使人民币升值。

鞭打日本的主要效果，就是“日元升值预期综合症”。日元升值刺激国际热钱疯狂进入日本资产市场炒做，迅速触发资产价格泡沫；日元升值让日本普通百姓和企业无心从事真实消费和投资、沉迷于房地产和股市投机、日本经济成为“投机意味”极其浓厚之经济体系（我称之为“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之背离”）；最后是资产价格轰然破灭，彻底摧毁正常的融资体系，真实消费和投资萎靡不振，整体经济遂陷入长期衰退。

其二、随时粉碎日元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的任何努力。迫使日元持续升值、让日元汇率动荡不宁，实乃削弱日元国际地位之基本手段。日本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资本，自然希望提升日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始终不允许日本占据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牵头负责处理亚洲金融危机，话音未落就被被美国断声喝住。美国坚持所有国际债务处理，皆必须由IMF出面，实际上就是由美联储和财政部掌控。

其三、指示美国金融巨头操纵各种金融工具以控制日本资本市场。日本股市暴涨期间，美国投资银行向日本市场大举推销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操纵日经指数。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的导火索，就是高盛公司发明的“日经指数认沽期权”：美国公司首先大量购买认沽权证，随即全力打压股市以擭取暴利，顷刻造成股市“雪崩”！

其四、指示美国金融巨头操纵外汇市场，始终保持日元之升值预期，迫使日本央行频繁出面干预。一方面让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完全受制于国际热钱之左右；另一方面让日本央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反过来投入到美国国债），被迫投放大量国内基础货币，造成日本国内流动性泛滥，长期陷入“低利率流动性陷进”而无法自拔。

日本有识之士并非没有意识到美国对日本发动的“金融战争”。吉川元忠就曾经撰写《金融战败》，描述日本如何被美国的金融战争彻底击败。他认为就财富损失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之后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之后果相当。西方人自然心知肚明。威廉·恩格如此评价日本的金融惨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地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他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然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灾难！”（以上事实引自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

传奇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之畅销书《Made in Japan》曾经痛斥“浮动汇率之害”，大声呼吁“各国政府应该大力合作，共同创立一个新的国际通货管理机构。必须采取行动限制那些不从事生产活动，纯属投机的货币交易行为。”事实上，“广场协议”签署不久，日本国内就出现猛烈批评之声。

曾任东京银行董事长、国际货币事物学会会长、日本中央银行委员会顾问的行天丰雄对此有详尽描述：“广场协议签署不久，我们开始感觉到强烈的不利反应，因为外部失衡并没有好转。相反，国内政治局势出现困难。大约半年之内，人们对广场协议之争论日益激烈，有人认为该协议是个错误，甚至是个失败，因为它引发了日元不可控制的升值。出口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始抱怨日元的快速升值。¼¼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致函里根和贝克，请求他们帮助制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但他们礼貌地拒绝了，并解释说保护主义势力在国会仍然很强，在外部平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再次改变其汇率政策。”

历史真的常常重演！可悲的是，人们（尤其是健忘的中国人）却最善于忘却历史的教训。请求那些不遗余力鼓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鼓吹人民币汇率浮动、鼓吹尽快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们：稍微学习一点儿起码的历史知识吧！请那些深信中国股市“将永远涨下去”、中国股市是“中国特色、独一无二”的中国股评家和炒家们：稍微吸取一点儿历史的惨痛教训吧！

三、主导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的起源和目的

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共同根源有二：其一、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之发行完全失去约束；其二、主要大国之间汇率浮动。

然而，美国财政部、IMF和世界银行对危机根源的诊断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危机源于“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金融行业对外开放不够、政府过度开支、固定汇率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风险意识，等等。

不容否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上述问题。公正地说，拉美和亚洲众多国家之政治经济制度弊端丛生：官商一体、腐败横行、管制林立，是那些国家的常态；贫富分化、资本外逃是必然结果。然而，尽管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制度弊端千夫所指，却不是金融危机之祸首。理由很简单：拉美和亚洲之政治经济制度，早已存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多数是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固定汇率时代却不曾频繁爆发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制度未上轨道导致民生凋敝，是另一回事，不可与金融危机之根源混为一谈。

为什么1970年代之后、拉美和亚洲各国金融动荡、危机四伏？起源就是“石油美元”之泛滥。今天，许多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假若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存在、美元之发行还有外部约束，那么1973－74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冲击”不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泛滥全球。石油美元经过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转手，借给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被戏称为MBA贷款，MBA分别代表Mexico, Brazil, Argentina）。大量低利率的贷款滚滚流入，冲混了拉美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头脑，他们真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随意花钱、挥霍无度，许多项目完全没有基本的可行性论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银行家集团，则是另外一把算盘：贷款都由拉美国家政府担保、投资项目皆是能源、基础设施等等国家命脉产业。假若拉美国家最后无法偿还贷款，美国银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那些国家所有的支柱产业和金融机构。正如花旗银行前主席瑞斯顿（Walter Wriston）所说：“国家不会破产！”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发放给拉美和亚洲各国的贷款，很快出现问题。MBA国家先后宣布无力偿债。紧接着就是汇率崩溃、资本疯狂外逃、政府破产、经济增长一落千丈。此时，全世界的目光就不约而同地投向华盛顿：那是真正的救世主！

主导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基本策略，与“美元外交”之传统策略完全相同：第一、华盛顿和华尔街密切配合：华盛顿幕后操纵，华尔街前台执行；第二、陷入危机之国家，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世界银行－IMF“三位一体”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才有可能获得贷款展期、新增贷款或债务豁免。华尔街银行趁机擭取各国金融机构和支柱企业之控制权，则是当然之举。经典案例则是19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第一阶段债务危机），危机处理领导小组的联合主席是摩根财团和花旗银行，最终决策者则是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主导第二阶段债务危机的领袖则是美国财长贝克（George F. Baker），当然还有华尔街巨头、IMF和世界银行。所谓贝克计划（Baker Plan）的核心就是：以一整套经济改革方案换取新的贷款（the principle of lending new debt in exchange for economic reforms）。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财长鲁宾、副财长萨默斯、IMF总裁康德苏几乎不假思索就提出详尽的挽救计划。我们愿意提供贷款，条件如下：第一、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压缩政府开支；第三、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第四、全力整顿金融体系。包括让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金融机构通过兼并和收购实施重组。第五、开放经济金融：核心是允许外国资本全面进入被援助国的金融业，大幅度提高外资拥有受援国银行和企业股份的比例。第六、其他条件。主要是服务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关税等等。

许诺提供贷款援助、迫使受援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服务业，是美国主导亚洲金融危机最显著的特点。以韩国为例。当时美国开出的核心援助条件就是韩国必须开放金融业。外资持有韩国企业股份之比例从原来的24％放宽到50％，并承诺进一步放宽至55％，实质上是允许外资控股韩国金融业和支柱企业。针对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美国之援助条件同样苛刻。难怪当时国际社会忍不住批评：所谓IMF援助亚洲，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工具。

正是主导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实践，让美国政府总结出新时期“美元外交”或“金融货币外交”的基本哲学思想，那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核心就是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推销浮动汇率、迫使或劝说他国完全解除金融管制、实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彻底自由化。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历史早就证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1994年，尤努斯（Muhammad Yunus，2006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联合数十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专家，出版《五十年了、该寿终正寝了！――反对IMF和世界银行》，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令人震惊的惨痛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给无数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灾难。1990年代之后，几乎每次世界银行和IMF的年会、G7峰会，皆遭到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强烈抵制，显示美元外交的新理念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