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瞎马、夜半深池

------金融海啸观察之四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

关于改革金融体系

敢问路在何方？

前文探讨了美国经济的症结，质疑了“英雄救美”的可能性。当前各国政府普遍靠“注资”来拯救经济，而社会上则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与改革金融体系。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

“美人”沦落如斯，80年代是个关键，这是美国“不战而胜”的年代，中国转向，苏联解体。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WTO组织，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美国站到了比当年罗马帝国更显赫的位置上。

而今，物极必反，亢龙有悔，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奥巴马竞选团队张贴的传单呼吁：“购买美国货，支持奥巴马”。现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法案赫然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打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枪。

贸易保护主义能带领美国走出困境吗？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当初美国为何高举“自由贸易”、“全球化”大旗的。

在80年代之前，美国最严重的经济矛盾是需求不足：货币被持续地转化为资本，致使购买力越来越无法满足资本的胃口，推动出口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为此，整个西方学术界大力推销“比较优势”理论。

80年代起，原“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列强面前，逐渐展现为“未开垦的处女地”，为消化其过剩的产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年轻人可能不清楚，40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得那个时代“洋货”之风靡。

随着“接轨”的深入，西方列强的资本家们发现，这里的劳工成本与本国相比微不足道，这里的环境没有本国那样严格的法律保护，在这里生产无需将资源运回本国，只需运回成品。将生产环节放到这里，搞“离岸生产”，完全符合关于产业布局的区位优势理论。

与之呼应，198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他主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这个战略的基点在于“劳力资源”，通过“国际大循环”将劳力资源转到国外去。换而言之，在这个战略中，国民不过是“资源”，与货币、矿产、土地之类属同一范畴，根本不是“发展”的主体。反正有“大量的后备劳动力资源”，所以低工资可以压到20年之久，而且还可以再压它20年。对此，龙永图先生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在整个国际的分工链当中，搞点加工贸易、搞点制造业，辛辛苦苦成千上万的劳工拿一点血汗钱，有什么的？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我们也想占在产业链的高端，但是没有这个本事，还是老老实实低下头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龙永图：必须老老实实再发展十至二十年加工业》2005年01月21日 新浪财经）

对国际资本拥有的、嗷嗷待哺的逐利资金而言，这是何其称心。如果这里的政府能够搞好“投资环境”，少收点税费，办事更有效率，让劳工更听话，交通、通讯、能源等公共设施更完善，那就更好了。于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被推销到这里，细看它列举的“竞争力”要素，其实就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条件。这为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提供了详尽的指南：你满足这些条件，我就将“离岸”生产基地放在你这里。否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待价而沽的国际资本成功地让各地方政府陷入“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中，许多地方设立了“市创环境监督领导组”之类的机构，在“创造投资环境”的旗号下发生了许多贱卖公共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强制拆迁、压制劳工的事件。

可见80年代是个值得注意的分水岭。此后的巨额利润导致了美国三大股指的暴涨，而逐利资金的膨胀又导致了80年代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

本系列第一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中描述的“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形成的。理解这样的体系，必须明白一个要点：真正获得利润的销售系统，是国际资本绝不能放手的。所以国际贸易大部控制在它们手中。而各国间的贸易“自由”主要是它们的自由。

这样的体系中，获利最大的是国际资本，而发达国家的社会公众则被迫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竞争，因而其社会公众中有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每到美国大选年，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技术标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就会成为争夺选票的重要议题。而今美国陷入经济困境，这类议题自然大大发酵，奥巴马趁势入主白宫。

然而试图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挽救危局，势必危及这个国际资本赖以生存的“世界体系”。这正是主流学术界对“贸易保护主义”忧心忡忡的根源。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扩散，“世界体系”难免解体，西方列强将回到卓别林时代，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类似的背景下发生的。

有人以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然而如果经济危机持续拖延，国家矛盾、阶级矛盾将同步激化，各种极端思潮将左右社会。别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一旦出现类似局面，在狂躁的社会思潮面前，谁能保证各国政客的理性？

关于改革金融体系

此轮全球经济地震源于金融系统，许多人将注意力放到了金融体系的改革上。

其实，早在上一轮金融危机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就提出过改革方案，希望“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而且更加能够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控制住这种危机的体系”。“鲁宾方案”要点如下：

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和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设法减少过度投资，设法减少工业国银行和投资者在经济景气时对风险注意不够而提供过度信贷；

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度更大；

私营部门在应付危机方面适当地分担一些任务；

出现危机的国家要对那些最贫困的人给予更大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提供更好的信息，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立使放贷人和投资者更多地承担其后果的有效机制。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基点是要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看齐，而美国的金融系统则应帮助逐利资金拥有者规避风险。这本质上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扩张与改良。

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的金融风暴居然爆发于美国，且殃及全球，这证实了“鲁宾方案”的无效。鲁宾于1999年加入花旗集团，任董事与资深顾问。他承认，没有预见到此次信贷危机和市况的恶化,这导致花旗集团的股价在过去两年间蒸发了约88%。鲁宾被迫于2009年 1月向花旗集团辞去顾问之职。

美国经济学家库珀 (R.Cooper) 曾主张：

“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年前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

库珀看到了“全球化”与多种货币并存的矛盾，试图建立单一的全球货币，并要保障美国在其中的主导权。其实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具有这一功能。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固定汇率意味着各国货币不过是同一货币的不同图案。拥有大量黄金的美国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

2008年10月，英国首相布朗13日提出，应该重新审视二战后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中汲取经验帮助设计新的规则。应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尽快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他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金融挑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则称，全球可能需要回归至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重返纪律”。（《欧洲呼吁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2.0”》2008-10-16上海证券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金本位——可以用钞票按固定的比价兑换黄金。另一个类似的方法是由其他资产来扮演黄金的角色，最受关注的就是石油。

伊朗、俄罗斯等一些石油出口国提出过“石油欧元”、“石油亚元”的主张，试图建立一种以石油为后盾的货币。早在2005年12月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 首席经济师鲁彬(Jeff Rubin)就表示，加元正成为真正的石油货币。（《帝银指加元成为石油货币》2005-12-21星岛日报加东版）。美国借口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攻打伊拉克，宋鸿兵对此的解读是：因为萨达姆试图推动石油货币，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这类主张有个隐含的假设：危机是因为缺乏监管、不守纪律导致的。需要使货币当局受到“硬约束”。

其实，无论用黄金还是石油，都无法保障其存量与社会货币需求量同步增长。一个纯粹理想化的方法是：由一个绝对中立、科学、负责任的世界央行，根据全面而真实的统计数据，定期（逐年、季甚至月）计算全球真实财富拥有量，以此作为全球单一货币发行的“硬约束”。

且不说这一构想是否可操作，如果能实现这一构想，其结局是注定的：全球陷入经济衰退！

为什么？根源在利润极大化。

因为利润是主流经济体系运转的原动力。于是人们看到，持续的超额货币发行在“熨平”基钦周期的同时，凸显出了朱格拉周期，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全球危机。

敢问路在何方？

由此我们可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1、目前各国政府以注资为核心的“救市”方略扬汤止沸、饮鸩止渴。能否达成目标不得而知，即使实现了经济“复苏”，不过是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因为高速积累起来的巨额逐利资金是危机的元凶，只要这个机制持续存在，危机只会一次比一次凶险。

2、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机制中，除了注资，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方略。

3、在各国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几乎无法阻止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其后果则是“世界体系”解体，高度对外依赖的经济体势将受到致命的冲击，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转型。

4、当今主流文明的回旋余地已经不多，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出路，世界将陷入萧条、动荡、暴力的陷阱中。

这一切源于主流经济体系的内在机制：

追逐货币利润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它必然造成社会上的货币囤积为追逐利润的资本，而使奉献利润的货币相对不足。逻辑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发货币以弥补利润来源的不足。

然而这一原动力具有指数增长机制：追逐利润的资本越多，它渴求的利润也越多，否则，资金利润率就会下降。这迫使当局超额发放的货币亦呈指数增长态势，导致社会实际财富与货币间严重失衡。

而货币存量中，集中在少数“成功者”手中、试图“以钱生钱”的部分远高于多数社会成员手中试图购买商品的部分。于是商品价格指数的上涨远低于资产价格指数的上涨。

巨量的逐利资金在追逐日渐相对萎缩的利润来源，必然导致逐利资金内部的搏杀，所谓“虚拟经济”本质上就是这种搏杀的战场。对这种搏杀技巧的研究汗牛充栋，因为这是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它能吸引一流的研究人才投入其中。金融创新的原动力即在于此—为搏杀中的微观主体提供手段。

而对整个社会前景的宏观研究，不但得不到高额回报，反而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学术研究”被逐利资金支配，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导致一流人才闯下塌天大祸。至今，主流学术界、策论界、政界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那些早已被事实证明无效的方向上，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古语：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