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二战结束，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成为英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使得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这样的“战绩”，即使今天的美国也难以企及。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荣达到顶峰，接踵而至的却是英国转入———尽管速度很慢———衰落。

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曾在中亚地区成功地阻止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拿下巴尔干半岛，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军事力量在中东的部署，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伊拉克被搞得灰头土脸直至撤军，以及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不能自拔。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权目标折磨得病入膏肓。

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许会成为未来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于正处在“生产高峰”并即将由此进入“历史高峰”的中国来说，大国的兴衰经验值得重视并应引以为戒。

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守成可以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则会导致国力透支，反过来会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直到衰落。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第二，霸权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死地。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再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世纪60年代在越南战场，美国都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结果都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小布什曾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第三，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就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工农业劳动者。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资本向外部扩张，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导致类似“9·11”事件的发生。而遭受外围攻击的资本又将增值的压力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者对资本的反抗，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美英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为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作者张文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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