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权决定大国命运

张文木

原载：2008年4月16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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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还是“依附”决定大国命运

　　历史上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这个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生产创造财富，但获取财富的多少则取决于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竞争，国民财富就主要是国际分配而不主要是国民生产的结果。

　　蒋介石时期，中国的GDP发展得也很快，但中国却因“发展”而不能发展。那时中国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资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生长前提是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赚大头，民族资本赚小头，最后牺牲的是工农。印度的经济结构与此类似，是依附型发展模式，除政府垄断外，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场。印度独立后的1949-2003年，其外贸只有1972-1973和1976-1977两个年度是顺差，到2000年后，印度外贸逆差就像雪崩一样。这说明印度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拉动。说印度是个软件大国，但它的软件人才很多是在给国外公司打工；其战略性的核心软件几乎没有发展。1997年到2000年间，其战略产品出口只有1亿卢比；印度核试验后的若干年内，它的战略性电子产业出口几乎是空白。印度倒是有航空母舰，但其核心技术却主要是俄罗斯卖给它的。它想跟俄罗斯进行技术合作，人家又不积极。印度社会财富分配结构正好呈两个反比：人数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由政府保着。中间那部分人有些收入，相当多的部分则给了外国。

　　天下都是“造食”（自主型）的主宰“找食”（依附型）的。老英国称霸世界最致命的招数是在把本国发展为“造食”的主人的同时，又把别的国家变成是“找食”的动物。从印度独立时起，英国人就将印度送入了亚洲版的“拉美模式”。印度一个五年计划下来，拿大头的是外国资本和国内各式私有者，国家和劳动者所得根本不足以持续完成像中国那样的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造的重任。美国人走了一条“造食”即自主发展的道路，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有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方面。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尼赫鲁时期的印度相反，美国走的就是自主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本国的福利。杰斐逊也注意到：美国商业和海运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认为，不发展本国的自主工业，等于使美国“永远处于外国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国的地位。”1809年3月1日，杰斐逊卸任前签署撤销禁运法令，但国会针对英法的经济霸权又推出《停止通商法》，继续限制与英法贸易，以保护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完全。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找食”即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造食”即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是不会让中国人轻轻松松地去选择自主道路的。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

欧洲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是怎样维持的？

　　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早期并不是靠“自由贸易”而是靠技术绝对垄断发家的。也就是说，它的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当它处于高位势的时候，才同你进行自由贸易，也就是后来亚当·斯密强调的自由贸易原则。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揭露说：“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醒说：自由贸易原则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照搬。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国家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开放一下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冲垮传统的封建体制，但当国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工业生产力萌芽时，就应该将关税相应提高，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市场，等自己形成生产力优势的时候，再向其他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开放式竞争。

　　18世纪的法国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对后发国家的负面影响。178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人对这个条约就很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对进入WTO的认识一样，“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当时法国在与英国交换链环中处于技术下端弱势，而当时的许多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样的知识，他们开始用初级产品同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结果吃了大亏，其中，最吃亏的是法国农民。英国资本打入法国，法国小农场主纷纷解体。法国农民根本没办法与英国工业进行竞争。法国农民解体后就进了城，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大革命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当时真正认识到法国动荡原因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拿破仑。拿破仑战争本质上来说，是第一次抵御资本全球化并在抵御中实现民族国家从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战争。拿破仑用军事手段将英国资本封锁在欧洲之外，形成一个法国独享的“大欧洲共荣圈”即独家垄断市场，净赚欧洲的钱。拿破仑的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法国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国家生产力并使法国避免了依附型的“拉美模式”的危险。

　　接踵而来的便是1848年整个欧洲发生的大动荡，其间产生了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当时资本主义的丧钟确实是敲响了，而且后来又敲响了好几遍，但资本主义却至今没有被送终；英国“工人阶级”确实也失去了锁链，但这条锁链却从英国工人阶级脚脖上被转移到当时是殖民地，现在是南方国家人民的脚脖上了。不同的只是，这条曾是血渍的锁链，现在则镀了层“与国际接轨”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19世纪40、50年代后，欧洲人征服了亚洲。此后几乎全世界的财富都转移到欧洲，在此基础之上欧洲在19世纪后期才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时代”，那时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其间各国外长频繁亮相，都是温文尔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之乎者也。为什么？有钱了，有钱家里少吵架。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问题缓解后，欧洲人团结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原来的国内阶级压迫矛盾演化成国际间的民族压迫的矛盾。此后，世界分为北方的少数压迫民族和南方的多数被压迫民族，民族压迫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

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分配权

　　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人尤为重要。对中国未来最致命的并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被诱入“拉美模式”，这在亚洲就是“印度模式”。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包括资源在内的财富分配权。如果财富仅靠诚实和勤奋劳动就可获得的话，那国家就不需要国防生产了。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WTO，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规则实质，我们也像19世纪初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我们加入资本中心体系，就可发大财。现在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不公正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南方国家仅靠劳动是不能致富的。今天的美国，国内失业者领到的补贴并不少，这是因为美国在整个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得到了大头。今天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将“世界工厂”引入中国和使劲干活是不行的，要在目前国际财富和稀缺资源分配中，有足以补偿中国为世界所做的劳动贡献的份额。我们用自己本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但当我们的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普世性”就不见了。

　　国家的“吃饭”问题实则是国际资源和财富分配制度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浅显道理，现在我们的一些人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竞争已转为“反恐合作”，这些判断显然都是违背历史常识并且是不利于中国健康发展的。▲(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16日国际论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