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张文木

来源：连载于《领导者》总第18、19期

前言：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同时，更要从战术上重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海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有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1958年炮击金门运用的政治艺术，学会从政治的角度即从祖国统一而不是分裂，从越打越近而不是越打越远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式，都要一切着眼于拉近台海两岸的政治距离，着眼于持续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气。

从这意义上说，台湾统一，怀“揉”为上，即将台湾抱回祖怀中的同时，更要以我们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揉碎极少数“台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的一切分裂中国的企图。

我们要全面而不是偏面地看待解决台湾问题的 “国际背景”，不仅要看到困难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它对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方面。对此毛泽东早有说明，他将战后中国与德国比较说：“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照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这就是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和平条约体系确定的并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合法权利。对此，目前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这迫使他们只能用间接的目标替代其分离台湾的直接目标。

台海问题，贵在谋势。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话用于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方式可改为“功夫在岛外”。毛泽东同志和平解放北平就是以其外围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要尽可能地完整地回归到祖国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解决台海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台海制海权的突破口在于切断台独势力与其“国际背景”接榫的关键部位及其外围地区。

日本右翼不希望台湾回归中国。我们不妨研究一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只提“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主权不属于日本，但没有承认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已为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翻案埋下伏笔。20世纪90年代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已燃起了日本翻案的欲望，此后，日本正将这种欲望迅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其核心目标与19世纪下半叶的目标相同，仍是中国台湾。因为台湾是打破日本雅尔塔“困境”的关键部位。日本20世纪末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范围主要指向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其中钓鱼岛是日本“周边事态”所涉区域的关键环节，更是日本列岛与台湾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7月，日本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其实就是对“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行的战略性试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世界“新的历史起点”渐现。

2007年9月13日晚，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就对伊拉克政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逐步削减驻伊美军人数。根据布什宣布的撤军计划，今年年底前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出5700名士兵，到明年7月美军在伊拉克驻军规模将为13.2万人左右。9月28日，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帕梅拉·马歇尔在华盛顿宣布，首批22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已从伊拉克撤离，启程回国。这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出的首批部队。据悉，美军计划12月中旬再从伊拉克撤出一个约4000人的作战旅，随后将再撤出4个旅和两个营的士兵。

这已让人感受到了中东“尼克松主义”来临前——对美国人来说——的寒意。

此前即8月28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说：美国和其他在伊拉克驻军的国家已用完了所有手段。“他们正陷入自己犯罪造成的泥潭里，他们在伊拉克再呆50年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只能更加恶化。”伊朗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它将继续推进其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他排除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他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还表示：“占领者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崩溃，不久我们就将看到本地区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地区朋友和伊拉克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填补这个真空。”他表示，在此问题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朗准备与之合作的国家之一。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宣布，沙特同英国政府已签署了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的协议，交易金额高达44．3亿英镑。

世界“新的历史起点”正在从中东发生。2003年笔者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四年过去后，美国传统基金会2007年5月17日发表由该会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管的John J. Tkacik. Jr 提交的战略分析报告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太平洋大国，这可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即使美国领导人对由他们主持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撤退视而不见。但是，很明显，中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

John J. Tkacik. Jr.的结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美国的判断则是明白无误。那么，如何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实现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嘱托给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则是当代中国人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

（一）台湾只是美国用于与大陆中国交换战略利益的筹码

造成“台湾问题”的原因并不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在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回到了中国手中，而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冷战问题。冷战起于19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呈寄国务院一封长篇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必须为苏联划出一条底线，以坚定的立场和耐心捍卫它，一直等待着，直到苏维埃制度丧失其内在的影响力和对外扩张的能力”。

当时美国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存在着与红色中国合作的趋势。这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将苏联从太平洋上排除出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48/1号文件中提出：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单一的一个国家或联盟对亚洲的控制。可以想像，总有一天控制的威胁会来自日本、中国或印度，或来自一个亚洲集团。但是，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的威胁来自苏联，它通过帮助进行共产主义阴谋活动和依靠军事施加外交压力。（第4点）。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尚未将共产党中国当作直接对手，而只是将其纳入与苏联争霸的战略框架中作为与日本、印度一样尽可能合作——如不能合作便加以遏制——的对象。当时美国对亚洲的战略考虑是想找到，最好是使新中国转变为抵挡苏联的地区力量。此时，在后来演变成中美关系的焦点矛盾的台湾问题，在当时不仅没有被美国纳入战略考虑，甚至美国还考虑放弃台湾。在NSC48/1文件认为：

美国占领福摩萨（即台湾——笔者，下同）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背上“帝国主义”的罪名，严重影响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道德地位，而此时美国却一直在揭露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图谋（第15点）。我们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实际的军事占领外，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共产党占领福摩萨（第16点）。“福摩萨的重要性并不足以说明可以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美国对福摩萨既有军事占领，同时也需要对该岛的管理负责，军事占领福摩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第17点）。

1950年1月5日，也就是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前十天，美国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

这个讲话表明“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只支持向这个岛屿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岛屿实际上已被勾销，准备丢给共产党人”。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在今天愈演愈烈的“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不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问题。

美国对新中国从拉打结合的政策转入后来日趋强硬的全面遏制封锁政策，是在确认新中国不可能放弃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以及不可能从新中国索取其期待的利益之后，台湾在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才进入以遏制中国为主的层面。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它是想在新中国诞生之初需要国际承认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投资的时候，对狠敲新中国一笔。但当他们发现敲诈无望时，它又以军事威胁，最后也就是在中国真正不信邪并于1950年10月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国对华承认的条件又大幅降低。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利益期待差距相当巨大，退一万步说，即使新中国外交转向美国，美国又会在新中国失去苏联而四无着落之际转而再次敲诈中国。说白了，在当时，对于只认实力而不讲诚信的美国而言，在中国很弱的时候，尤其是在取得朝鲜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根本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尼克松式的合作。如果我们仅凭历史档案或事后的总结文件，是不能对此种不确定性作出准确的评估。但只要看看美国在二战前后对同盟国英国及对中国蒋介石政权的那种需要时好话说尽，不需要时坏事做绝的劣迹，就可以对美国这一时期的文件所反映的动机作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正是有二战中的教训，英国才在二战后对美国远东政策实行了表面合作实则全面拆台的外交政策。

（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台湾问题”，从战略层面说，只是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1972年后，当中美之间开始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问题在美国远东外交中就转入战术层面；反之，当中美对立进入战略层面，台湾在美国远东外交中就升入战略层面。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服从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与当年美国承认中国问题一样，不过是美国向中国“讨价还价”筹码：美国要价高时，中美矛盾面增大；要价适度则合作面增大。而美国对新中国要价降低的时候，更多是在中国人民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毛泽东同志看得明白，他说：“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1. 台湾在美国远东政策中总体说来处于战术层面

朝鲜战争使中美外交进入以冲突为主的阶段。此后台湾问题从与新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转为牵制、遏制新中国的工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的任务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的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杜鲁门这个声明显示美国对台政策已发生质变，即从“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中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承认雅尔塔体系中关于台湾是中国主权中一部分的立场，转向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和立场。其目标由以台湾换取大陆臣服于美国到通过“要求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的方式将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离出来，使台湾成为北与日本，南与新加坡直到澳大利亚形成一条遏制中国海上岛屿链条。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以所谓“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为由隔绝台海两岸的任何接触；更为险恶的是，它同时还将已放弃台湾主权的日本再次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并以“经由联合国考虑”为由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而所有这些，其中最关键并对未来最有持久影响的是隔断台海两岸接触的政策。

但同时也要看到，杜鲁门此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海的措施还是防御性的，与其说这对中国大陆产生了威胁，不如说美国怕中国将朝鲜战争扩大为整个远东的全面战争，而这会增加美国的战争成本支出。

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48/5号文件中提出“保障沿海防线的安全：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阻止任何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中国政权占领福摩萨，迅速加强福摩萨的防御能力”的任务。认为“只要美国的安全利益需要，继续由第七舰队执行目前的使命。促使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变革，从而适当提高其在中国的声誉和影响。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增加福摩萨岛上的中国军队的实力”。当时甚至还提出“允许中国国民党部队参加防御或进攻战，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作战援助”的要求。

这一文件将台湾从1949年底即将被抛弃的地位纳入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防御链之一环节的地位。这一定位对台湾的未来也产生的如下影响：

1.台湾是不能被中国统一的，不能让台湾变为中国进入太平洋的突破口。

2.台湾是不能与中国大陆直接冲突的。

3.日本与台湾只是美国由北向南拉起的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链环中两个既联系又分离的环节，这决定了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构想中也是不能再次落入日本手中的地区。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台湾在日本南进和中国东进入洋的地缘战略中尚有实在的“前沿基地”地位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后它在美国的太平洋棋局中则日益弱化为一个虚子，是一个本身无力而中国和日本又均不得进入，由美国控制却又是中国领土的岛屿。同时美国采用“守险不守陴”的策略，利用美国与日本的结盟及美在关岛及菲律宾的驻军从北、东、南三面反制中国对台湾的统一愿望。美国对台湾所需求的只是台湾隔绝中国东进太平洋和日本南下南中国海的作用而不是台湾本身，更不是所谓台湾的“民主制度”。

2. 美国歪曲波茨坦精神，人为制造“台湾问题”，企图长期割离台海两岸

同年10月23日，国务院对日和约事务特别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约翰·艾利森与国务卿艾奇逊讨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杜勒斯全面提出实质在于混淆波茨坦会议关于台湾主权归属中国合法性的“逻辑”，他认为：

美国并不怀疑涉及福摩萨问题的开罗和波茨坦协定的合法性，也并不坚持认为应该到时候把福摩萨正式交给中国。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国政府并不是开罗和波茨坦会议时的中国政府，显然还不清楚福摩萨人民是否希望服从该政府。

在依据对日和平条约实施明确决定之前，联合国应该至少对以下四点进行认真研究：

1.虽然完全可以想象到在开罗和波茨坦会议时福摩萨人民非常希望回归中国，但是在此期间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这种看法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了。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可以推翻任何不一致约定的承诺，联合国应该努力查明，福摩萨人民的愿望实际上是否仍同开罗和波茨坦会议时间相同。他们是否希望服从于目前控制着中国大陆的政权。

2.如果福摩萨在政治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安排是否应包括某些自治的规定，以反映福摩萨人民经常表示的希望至少获得一定程度自治的愿望。

联合国在将厄立特里亚的政治主权交给埃塞俄比亚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在联邦下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对于福摩萨问题，也可以探讨这样的模式，以便与《宪章》中有关非自治人民的概念保持一致。

3. 在就福摩萨问题达成公正的解决办法时，联合国应考虑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福摩萨一直是日本的一部分，其经济与日本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日本和福摩萨之间现在仍然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应考虑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日本和福摩萨之间自由贸易的可行性，这无疑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

4.考虑到福摩萨的战略地位，考虑到任何通过武力解决其最终归属问题的做法很可能会不利于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认真考虑以某种方式使福摩萨永久中立的可能性，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样可以保证福摩萨不会恶化大国紧张关系或直接引发战争。在采取明确的行动之前，联合国也可以根据其和平联合决议立即派遣一个和平观察团去福摩萨，帮助维护现状，反对破坏和平的行为。

对于这样一个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方案，国务卿艾奇逊不仅表示同意，而且“授权杜勒斯先生继续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探讨”， 同时还进一步从制定相关政策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

1951年下半年，鉴于朝鲜战场的失利，美国军方对白宫的台湾“中立”政策日益不满。对于军方的这种观点及其他观点，国务院予以如下明确纠正：

1. 福摩萨是中国的一部分。

福摩萨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有着民族和历史的根源。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蒋介石总司令在《开罗宣言》中均表明，他们认为，福摩萨应该归还中华民国。由于国际社会对哪个政府合法代表中国存在的分歧，《开罗宣言》难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以上解决办法不能充分地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按照美国的利益，福摩萨不应落入一个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政权

2. 托管或其他的联合国管理形式。

托管制适用于无能力自治的人民。福摩萨人自己可能倾向于暂时由联合国来管理，希望将来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确定其最终地位。大陆上的中国人和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对此表示反对。而且，这种解决办法是否可以完全保证该岛不被共产党以颠覆或入侵的方式占领，依然十分令人怀疑。不管怎样，现在国民党控制着该岛的事实排除了这种解决办法。

3.福摩萨独立。

这种解决办法对于中国人，无论是非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福摩萨独立可能需要外部无限期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4.归还日本。《对日和平条约》剥夺了日本对该岛的主权。所以，这种解决办法早已被放弃。

5. 通过自由的公民投票确定福摩萨和福摩萨人的地位。

通过由联合国组织的公民投票，福摩萨人民可以对1-4所提出的选择所出抉择。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驻扎在该岛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可能举行自由的公民投票。

在排除了军方上述的方案后，国务院也承认：

显然，目前没有任何可以成功解决福摩萨地位问题的办法能够满足美国的政策目标。由于谁最终控制中国的问题尚未解决，包括远东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在内的其他亚洲因素还很不稳定，因此，对于福摩萨最终地位问题，此时我们还无法提出自己的立场。但是，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澄清这些因素。

这里，美国国务院的话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台湾不独、不统、不确定的地位最“能够满足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军方的错误是要将台湾的地位明确化，以为这样就好确定行动目标。但明确化的地位就要求美国为其担负明确的责任，担负责任就需出钱，而“福摩萨独立可能需要外部无限期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是美国不愿意也不需要的。美国需要的只是：台湾服从于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而不必为台湾做出什么承诺；台湾出钱从美国购买军火而不必为让美国为台湾的安全付出代价。后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但基本是围绕这个“莫须有”目标服务的。美国人明白，独立后的台湾也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不能回归中国的话，它很可能再次落到日本人手里。因此，不独不统最有利于美国的战略需要。

3. 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使美国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

值得我们今天研究高度注意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前两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及美国为台湾提供保护的底线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有明确的交待，认为：尽管台湾岛的战略地位“对美国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足以使美国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在回答仅仅防止福摩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地，是否会满足美国的军事战略需要，以及“如果不能，美国对该岛的其他战略需要是什么”的问题时，参联会明确答复是：

参谋长联席会议目前并不打算在福摩萨部署美国军队，除非是需要执行总统1950年6月27日的命令。但是，如果为了抵御共产党中国或与共产党中国结盟的苏联，需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福摩萨就应该拥有可供美国使用的港口和设备和飞机场。

甚至在全面战争发生时，我们也不想派遣美国军队入侵中国。不过，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是在中国进行广泛游击战和可能入侵大陆的惟一人力资源。因此，在找到解决我们与共产党中国主要分歧的办法之前，我们应继续保证福摩萨的安全。

这给我们提供两条有价值的信息：第一，美国不会为台湾全面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即使冲突也不会提供人力即陆军参战；第二，最后一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找到与共产党中国和解的办法，美国就不必再进一步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换言之，台湾只不过是与共产党中国交换战略利益的一张牌而非美国战略利益本身。

在回答“如果外交和经济措施不能保证这些需要，美国应该运用军队保证满足这些需要”问题时，参联会明确答复是：

如果外交和经济措施不能保证满足美国的这些需要，美国应该准备进一步调遣海军空军为福摩萨提供安全保障。这样才会保证美国拥有行动的自由，既可以使福摩萨成为中国国民党军队能够利用的作战基地，也可以供我们自己军队未来使用。但是，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约束性的承诺，因为这样的承诺会妨碍我们将来正常的军事决定。

这里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还有：第一，美国最多只为台湾提供海空军的支援；第二，这种支援又是有底线的，即美国始终保持着随时可以作出“打不赢就跑”的“正常的军事决定”的权利。

二、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

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到1969年约翰逊下台，是美国强硬对华政策的高峰期，当然也是中美关系中的对立要素表现最充分的时期，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对于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和极限具有文本意义。

（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2月2日，发表国会咨文对杜鲁门“6.27声明”作出略有攻势的修正。他说：

1950年6月，在对大韩民国发动攻击后，美国第七舰队接到命令，不仅要阻止对福摩萨的攻击，还要保证福摩萨不被用来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占领的大陆作战的基地。

实际上，这就是说，要求美国充当共产党中国的防御助手。而1950年发生的情况却是，自该命令发布以来，中国共产党入侵了朝鲜，攻打那里的联合国部队。他们一直拒绝接受联合国部队司令部提出的停战要求。最近他们还同苏联一起共同拒绝接受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停战建议。这个建议已被美国和35个其他国家接受。

因此，如果要求美国海军承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防御责任这已不再符合逻辑或具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会允许那些共产党国家安然无恙地在朝鲜屠杀我们及联合国盟国的战士。

所以，我宣布，第七舰队不能再用来作为共产党中国的盾牌。这一命令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任何进攻的打算。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交战的同家。

此前一天即2月1日，美国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提前透露给台湾，蒋介石表示“很满意”，但美国立即对蒋表示：如果不先同美国协商，“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对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发动任何的进攻，特别是动用飞机、坦克等”。蒋对此没有作出承诺。

4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有总统参加的第139次讨论会，会议最后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同意：

（1）命令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尽快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诺，中国国民党军队不从事攻击性行动，这样做在美国看来是有损美国的最高利益的。

（2）在得到这样的承诺之前，应停止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运送由美国提供的喷气式飞机，对已经运抵的喷气式飞机，要暂缓向中国国民党政府移交。

这里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对台湾的“放蒋出笼”的政策，与前任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台海笼子打开了，但拴着蒋介石军事力量的“链子”却没有打开即并不允许蒋介石冲过美国人在台湾海峡设的底线。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样做在美国看来是有损美国的最高利益”。

（二）第一次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

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3年3月、5月、6月，台湾也反复向美国提出缔结类似美韩间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请求，均遭美国婉拒。1954年5月19日，国务卿杜勒斯就此向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马康卫有所交底说：

我们不想将任何实际上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包括在条约中。我们也不想让条约的规定使美国需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不想拿我们的军事力量或声望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去冒险。即使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八年战争期间，都完全给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

杜勒斯的观点还是杜鲁门时期观点继续，即希望台湾与大陆保持无休止紧张状态，而美国又不必为台湾做什么较大点的牺牲。

鉴于北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已经签署，南面越南人民军在“冬季攻势”中节节胜利，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即将签署，中国政府将军事重心转向台海地区。1954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在浙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东矶列岛等岛屿，基本保证了浙江沿海的战略主动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援越部队开入越南并帮助越南人民军于5月7日取得“奠边府大捷”。

6月28日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应蒋介石的要求”拜访了他。蒋向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转交一封个人“信件”，再次要求与美国达成一个双边共同防御条约，并作出重大让步说：“对于这样一个条约，中国政府准备扩大其进行协商的承诺。在采取任何重要军事行动之前，他都会努力寻求美国事先的同意。”

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24日，毛泽东接见并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向美国传话：“（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

9月2日，杜勒斯到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缔结《东南亚集体条约》。

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万炮齐轰金门岛，国民党部队立即回击，从9月6日起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月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这也是对美国对台政策的首次最直接、最实打实的考验。

同日，代理国防部长卡尔·安德森致电（JCS 967254号电报）汇报各部门对台湾危机的第一时间的反应：

9月3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1时45分中国共产党有选择地对厦门市沿海的金门岛上的目标发动了猛烈的炮击。……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共同建议，国家的政策应有所改变，以便允许美国海军和空军帮助防御选择的10个沿海岛屿。金门就包括在这10个岛屿之中。

多数派的看法大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附近占领的岛屿虽然很重要，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它们对于防御福摩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多数派强调，如果有更多的领土和军队被共产党占领和消灭，那么，这对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其他支持美国政策的亚洲国家会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多数派对现在驻扎在这些沿海岛屿上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很担心。多数派感到，这些考虑可能都是让人关心的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如果美国海军和空军要采取行动援助国民党防御这些岛屿，那么，很有可能美国军队需要有选择地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采取一定的行动。他们还指出，如果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允许给予这样的援助，这个因素一定要考虑。

美国陆军参谋长表示反对，指出这些沿海岛屿对于防御福摩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说，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失去这些岛屿对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的影响，并不在他的权限。

国防部副部长还没有全面地了解今天交给他的存在意见分歧的文件，但他倾向于接受多数派的看法，即相对于共产党，如果我们进一步失去我们的国际战略地位，它会带来不良影响。

总之，美国在台湾“挨打”，时的第一时间是先保自己，其托辞是提高美国需要“出兵”的门坎即“如果有更多的领土和军队被共产党占领和消灭”。换言之，我美国只考虑你台湾岛本身，至于你蒋介石与大陆中国的关联，那根本就不是美国的事，美国根本不会为这事与中国大陆发生全面战争，即使美国人自己挨了小打，这个原则也不会变。

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9月9日，杜勒斯在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蒋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充满怨意。

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明确表示：他反对做出保住世界各地地盘的太多承诺。他认为：“在任何危机中，我们都要能够想到此时什么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其次，如果我们要打全面战争，更愿意与俄国打，而不是中国。俄国自己不必卷入战争就可帮助中国同我们打仗，打蛇要打要害。如果我们到处都牵扯进去，我们会无法脱身。” 总统重申“这些岛屿的重要性仅限于心理方面”。总统还通过披露“写给他的信都在异口同声地说，那里黄种人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来表达他同样的看法。

（三）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

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10月5日，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支持将由新西兰就台海冲突要求“安理会立即对该问题采取行动”并“敦请在沿海岛屿及其周围地区停止冲突”的议案。

10月7日，为了弥补蒋介石的失落，国务卿助理饶伯森致电杜勒斯汇报了驻台“大使”的考虑及并提议立即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

蒋介石得知美国转达的新西兰将在联合国提出的“建议”后，有一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的感觉，他对美国的建议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美国的建议对共产党有利。他说：停火以及沿海岛屿的中立化显然是共产党为实现对中国的目标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事件的前奏。他列举了以下步骤：1）沿海岛屿中立化和停火。2）台湾的中立化和停火。3）联合国托管台湾。4）共产党中国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资格。5）共产党占领台湾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他警告——实际是矫情——美国说：“美国的影响力足以让新西兰撤销它的提案。如果美国想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中国政府会自己决定向自己的人民说什么。”

10月20日，美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马康卫与台湾时任“外长”的叶公超和“大使”的蒋廷黻会谈，蒋廷黻担心，“如果美国支持提案，那么，不论共产党的态度如何，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美国准备划出另一条停火线——另一条38度线。对于福摩萨岛上的人民以及1300万海外中国人来说，这标志着美国准备承认和支持停火线、为共产党在大陆发展提供庇护。”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10月27日杜勒斯等与叶公超继续会谈。杜勒斯坚持限制和缩小美国对台防御范围的原则。他说：“美国想要制定一个共同防御条约。有关具体使该地区得以保护的问题引起了一些困难。我们不能说，如果中国沿海的每个小岛屿被中国共产党夺取都是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防御对美国的安全很重要。但是，美国不会承诺为中国政府守住这些沿海岛屿而战。”杜勒斯也知道并明确告诉顾维钧：“防御条约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因为它只适用于福摩萨和澎湖列岛。”同时，杜勒斯也从美国对台湾有战略需求来安抚叶公超，他说：

美国政府不想在防御安排上出现任何空隙。沿海岛屿一线从阿留申经过日本、琉球群岛、福摩萨和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福摩萨是这条线上惟一一个没有得到毫无争议的保护的地方。美国比中国政府还不想在这条线出现任何空隙。美国正通过签订条约努力找到答案。

叶公超说他最担心的是中国主权是否会被分裂。他说台湾“想弄清楚条约会不会将其主权仅限于福摩萨和澎湖列岛。这样的限制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叶公超说“重返大陆”是台湾立场的支柱。杜勒斯则说：“如果能出现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做好准备，马上抓住它。这样的机会可能在一年后出现，也可能是五年。没有人知道。”

杜勒斯言下之意，美国无意分离中国主权，只是不想让台湾控制在美国的敌人手中。至于说这个敌人，是昨天的日本，还是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反正都一样。基于这个原则，美国也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是因为台湾无力长期独立于大陆中国，也无力独立于北方日本，况且如前所述“福摩萨独立可能需要外部无限期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事实处在美国控制下的不独不统的台湾，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美国台湾政策的精髓。看不清这一点，就没有了解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同样，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真正独立，这并非是美国关心中国统一，而是认为台湾如果能够独立于大陆中国，鉴于它与美国的遥远距离，它也会有能力在政治上独立于美国。这当然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前景。正因此，美国在帮助台湾防御的同时，极力削弱台湾的独立能力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方面。不看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没有了解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

10月28日，就与台湾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问题杜勒斯在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现在我们需要使我们对中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我们总体的基本政策协调一致。

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明确而坚决的，那就是我们将矢志保卫美国的重要利益，但绝不挑起战争。我们渴望和平，但前提是这种和平不是以牺牲我们的重要利益或基本的道义为代价。

为了在远东执行以上政策：

一、自1951年以来，我们与日本、南朝鲜、菲律宾、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达成了一系列的共同安全条约，根据对日本的和平条约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对琉球群岛的主权，而且我们还授命第七舰队防御福摩萨。

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的措施基本上囊括了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所有自由世界的国家，只有保持中立国身份的印度尼西亚除外。由于我们在该地区的防御力量远离美国大陆，而不在大陆近处，使这些地区免受共产党的控制对于保证太平洋成为对我们友好的水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杜勒斯所说的在东亚地区已构成了保护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前沿基地，其中，琉球群岛与台湾是美国控制着的即杜勒斯所说的事实上已经拥有了“主权”的地方。美国所谓“使这些地区免受共产党的控制”的意思就是美国必须控制这些地区。杜勒斯继续说：

二、我们结束了在朝鲜与中国共产党和朝鲜人的战事，我们坚持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最初我们为这场战争而战的原则，如果这场战争拖延下去。，可能会导致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可能还有俄国——的全面战争。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防止李（承晚）重新挑起战争。

这里，杜勒斯向美国安全部门说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利益是以李承晚作为拦载中国大陆和苏联共产党进入太平洋的前沿屏障，如此类推，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台湾蒋介石当局。美国无意为朝鲜或中国保障其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完整主权，而只需要它们的分离形势作为挡住苏联和中国大陆力量的进入太平洋的战略屏障而已。由此推论，美国的对台政策将是“把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金门、大陈等）的命运交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事决定，美国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仅限于物资上的援助”。现在，美国需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但“范围只涉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不包括沿海岛屿”。

(四)《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 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

1954年11月1日，中国东南沿海炮声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台打击从福建沿海突然北上，空军开始轰炸大陈岛，海军舰艇出击浙江东部海面，一举击沉国民党军队“太平”号驱逐舰，大东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惊惶失措。11月2日始，美台进行了九次“谈判”，并于12月2日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军同时在东海军事演习与此配合。在大陆方面，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浙东前线进行军事演习对美台勾结予以警告。1955年1月10日，浙东解放军对大陈岛国民党发起袭击。控制了大陈地区；1月18日，解放军又连续拿下一江山岛，全歼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

这一举动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严肃性提出尖锐的挑战。

1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报告（NSC 5503号文件）就美国对台政策作出“声明目标”，在“行动方针”中仍然坚持“除非经总统批准，否则不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向共产党中国大陆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原则，美国只承诺“根据《共同防御条约》，适当时可以在福摩萨和澎湖内及附近地区部署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陆海空军”。这就是说，美台尽管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国在台海的军事存在并不以台湾利益而是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前提。

尽管如此，美国人也明白此时对蒋介石隔岸观火的态度太不地道。1月19日，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时坦承美国采取的“逃跑主义”已受到“质疑”，他说：

随着中共对国民党控制岛屿日渐强劲和有效的进攻，我愈关注远东的局势发展。很明显，没有美国的干涉，这些岛屿无法保住。而且我看到，对我们意图的质疑正影响我们在该地区的声望，因为从许多方面判断，我们都应保卫这些岛屿，而我们未能这么做就表明在真正的危险出现时，我们采取了逃跑主义。我认为，明确立场，坚持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我进一步指出，我对此刻宣布放弃这些岛屿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对中华民国将是很大的冲击，而可能使之转过来反对我们。他们现在不断地向我们要求军事上的援助。

1月25日、31日，美国第8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众、参两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代理国务卿胡佛随即致电并指示兰金向蒋介石传达已得美国总统批准且要求绝密的美国对台底线，称：

为了保障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安全，使它们避免受到武装进攻，国会以绝对优势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决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动用美国的武装部队。这项授权包括，只要他断定对确保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防御来说必要或适宜，美国就可以保护该地区现在友好国家手中的一些有关地方和领土，保障它们的安全。在目前的局势下，总统的目的是帮助防御金门和马祖，使它们避免遭到武装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根据他的判断，实际上是为了对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武装进攻提供援助和进行准备，并威胁到对它们的防御。此时共产党对金门或马祖的进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很可能导致它们失守。这就属于总统所断定的那种进攻。

但在“最后声明”部分，又特别说明美国“不可能划出一条绝对的地理界线，或明确提出哪些岛屿对防御福摩萨重要，哪些不重要。共产党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重大集结都会引起美国的关注。”

《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是在台海第一次危机时美国对“保护”台湾政策的最近底线的因而是最有实质内容的政策表态，但比较从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到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大陈岛、一江山岛，再到1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美国对台政策并不是支持蒋介石前进或收回地盘而是支持他后退和缩小地盘。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与其说美国保护了台湾蒋介石政权，不如说美国利用了这次危机在蒋介石背上反踹了一脚，这与前述40年代德、日比较起来，美国利用危机在英法背后踹了一脚再将英法扶起再打倒德日的行径一样。其实，美国人在对待蒋政权是非常“自私”的，他想给蒋介石保护的范围是很小的且是以恩赐的态度并随时准备好各种托辞溜走的。我们将在后来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还会看到，美国人的“庄严承诺”是靠不住的。

接下来便是在美国逼迫下蒋介石从大陈岛的“胜利大逃亡”。一方面，美国怂恿新西兰于1月28日在联大提出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另一方面美国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岛撒退。此前，美国通报苏联，实则想让毛泽东“高抬贵手”，不要对撤退的大陈岛美蒋武装予以打击。1月29日，美国总统又给太平洋军区总司令雷德福下达指示：“无论中共采取任何挑衅，太平洋总司令无权发动任何针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当时晚11时，蒋介石请兰金向美国国务院传达其不满看法。他表示：“明、后两天是关键时刻，此后的停火谈判将会营造绥靖的气氛，而惟一收益的是共产党”。兰金注意到：“蒋今晚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紧张。看来他认为，美国将秉承英国的意思，让他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失望，而忽略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和在福摩萨及其他地区造成的心理影响。”

2月12日至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上、下大陈岛。至2月25日，浙东海面全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其间，美国的第七舰队确实进入了台湾海峡，但其任务竟不是帮助蒋介石坚守而是让蒋介石尽快退出浙东海区。3月15日，毛泽东指示国防部长彭德怀：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他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五)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

然而，更令蒋介石雪上加霜的是随之而来的美国对其更大的背叛。继蒋介石放弃大陈岛、一江山岛之后没几天，艾森豪威尔谋划要蒋介石继续放弃金门、马祖。

1955年3月10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40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台新政策。会议《备忘录》中说杜勒斯：

他认为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且紧急。他猜测，也许我们应该更早更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至少还有一种可能：在解决问题前，美国不得不在该地区打一仗。杜勒斯国务卿强调，他认为中共已决心夺取福摩萨。至于相关的金门和马祖问题，则困难重重。如果美国决定把金门和马祖让给共产党中国，那么福摩萨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我们还会面临对福摩萨毫无减轻的威胁。因此为福摩萨而战，在杜勒斯国务卿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他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全国战争，但是在中共放弃夺取该岛的决定前，我们将不得不做出抉择，坚守福摩萨，经受考验。

至此，我们在阅读美国对台湾政策讲话中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为了后退，政客们便会设计一个极端结果和因极端而不可能采用的手段以表示美国“坚守福摩萨，经受考验”的决心，并以此预留下美国在台湾海峡随时“溜之大吉”后路。因为由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论必然结果就是，目前台湾的损失尚不足以让美国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结论只能是蒋介石进一步放弃地盘。美国的目的是，只有将蒋剥夺得一丝不挂，蒋才能卖力为美国所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杜勒斯国务卿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创造舆论环境，允许——他知道美国人根本就不会同意，说了也是白说——美国在防守福摩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备忘录》说：

与驻该地区的美方军事人员交谈时，他深切体会到，核武器是美国可以用来攻击一系列大陆目标的惟一有效武器，尤其是针对中共可能会用以进攻福摩萨的空军基地、主要铁路干线和火炮阵地。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安排的军事计划是，我们是否在事实上允许使用核武器。

杜勒斯强调，要加强情报方面工作，尽可能向国民党提供后勤支持，以避免美国部队过早介入，最后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

“美国部队避免过早介入”，就是不愿介入，不愿介入的托词是“最后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最后”和“必要时”是可以作任何解释的，因而是子虚乌有的。不信，就看看美国自己在后来越南战场上即使败成那样，也没“最后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更何况对蒋介石那帮小“兄弟”。

果然，3月11日，这些人被召到总统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先定下对台政策基调说：“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一下在西欧联盟条约尚未定局前，如何避免美国在福摩萨地区直接进行干涉；如果必须进行干涉，如何尽可能缩小这种干涉；如果美国必须干涉，我们该采取何种行动。”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是，台湾防御只能靠自己，美国不会派部队介入，美国也不可能为台湾使用原子弹。最后，艾森豪威尔向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汤普下达指示：

我们面临的局势极其微妙，因为我们无法承受在这个世界上被盟友孤立的后果，我们的目标应是拖延中共大规模进攻金门和马祖的行动，同时不招致中共的进攻。

这时，美国已将1月25日美国第8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众、参两院通过的《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里的对台防御底线的承诺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才十几天，这种承诺在艾森豪威尔嘴里就变成了“无法承受在这个世界上被盟友孤立的后果”，对金门、马祖的“防御”，则成了不了了之的“拖延”。也就是说，金门，马祖，那不是美国的事。3月11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的台湾政策。当有人问“美国是否将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具体地点派驻美国军队？”时，杜勒斯说：

不会。我起先在马尼拉宣布，后来在曼谷重申的美国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对整个该地区的防备最有效的贡献就是有一支具有高度海空攻击力量的战略部队。不论什么地方出事，这种力量都可供使用。

这就是说，美国不会为防御台湾专门派出军事力量。当有人问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队“同金门和马祖岛有什么关系？” 杜勒斯说得更直接：

我们同中华民国缔结的条约是把金门和马祖排除在条约区域以外的。这样的做法，会经过再三的思索考虑。因此，这种条约并没有使美国承担保卫除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外的其他任何义务。

即使如此，我们在读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分别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时，两人对台政策的基点各有侧重。前者强调积极防御，甚至提出为台湾防御使用核武器的建议，而艾森豪威尔则比较消极。4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杜勒斯推心置腹谈了自己对台政策的深层思考。他写道：

出于不带偏见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已通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使自己负有保卫福摩萨和澎湖的义务。该条约不包括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其他岛屿。但是公平地说，由于过去几年，尤其是1950年6月之后，各种战事、谈判、公开声明以及军事谅解都使国民党有理由猜想，美国可能参加金门和马祖群岛的积极防御行动。

但这样做就会使美国在有利于侵略者的环境中作战。因为世界上普遍认为沿海地区是大陆的一部分,我们积极介入将会有损西方世界对我们的良好评价。因而影响我们在欧洲的利益。我们国内尚有反对军事介入沿海岛屿的呼声，如果我们进行干预，在世界战争阴云笼罩下最需要团结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内部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裂。最后即使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也无法取得胜利，就会有过多的可支配资源、流动资源、储备资源无限期地滞留在该地。

另一方面，拒绝参与沿海岛屿防守行动也可能造成一样的不利后果。首先，多数观察家断言，这样做会挫伤国民党，而他们的士气和军事效率对福摩萨的防御至关重要，而福摩萨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利益又至关重要。而且，有人声称，对中共的进一步退让可能会导致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亚洲反共力量的分崩离析。

台湾对美国重要，但美国就是不能介入。艾森豪威尔说了这堆天书般的话后，竟莫名其妙地提出“艰难的抉择”问题。他接着说：

因此今天，福摩萨形势向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人提出一个艰难的抉择，惟一合逻辑的行动方针是努力使形势发生合理的转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某一天，不得不在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中做出决定。

读到这里，再回首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曲折历史，那读者就不能不联想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难道这“艰难的抉择”是在暗示美国最终将“不得不在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中作出”尼克松式的即使不抛弃台湾而也必须抛弃金门、马祖的“决定”？艾氏说：

福摩萨问题不可能在真空中考虑，它不是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的。中共一直在宣扬攫取这个岛的决心。自由世界的舆论看来是支持美国的决定，协助国民党防守主要地区，即福摩萨和澎湖。但是，正如之前所述，世界舆论特别强调反对外界干预中共对金门和马祖的进攻。

这句话是在说，即使美国想介入台湾事务，西方盟国也不同意。接着，艾氏又从地缘政治上支持自己“不介入”的理由。他说：

自从去年9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深入讨论福摩萨问题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讲，沿海岛屿的防御问题对美国来说都很棘手。我也曾提出过某些问题。

从地缘政治看，这些岛屿难以守防，它们的地理位置将严重妨碍我方海军力量的发挥，而这支力量对保卫福摩萨抵御中共则会格外有效。

这些沿海岛屿不断受到大陆的侵扰以及集中的破坏攻击，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如果对其发动水陆攻击，只需一个晚上就可以进展至登陆阶段。考虑到红色中国强大的陆军力量，以及可能对这些岛屿进行炮击的实力，要成功地进行防卫，必须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反击行动。

至于使用核武器，又是同一逻辑：不是我美国不敢，只是盟国不答应——这与姑娘谈恋爱婉转拒绝的口气一样：“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妈不同意。”艾氏继续说：

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尤其当我们不得不使用核武器以确保胜利时，我们很清楚世界舆论会有何负面反应。如果这样的话，国民党和我们一样失去自由世界的支持，而美国国内的观点至少也会更加分化。如果这场地区冲突扩散至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苦苦挣扎。

即使防御行动取得暂时胜利，也无法消除长期威胁的隐患：双方政府都将陷入窘境，因为涉及了我们的威望问题，即使不情愿，也只得为防守这些沿海岛屿投入越来越多的部队。在世界舆论中我们会被孤立，而这会给我们与日本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缔结的条约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怎么办呢？只有靠蒋介石“泥菩萨过河”来自保了。反正台湾不要太多地指望美国。艾氏说：

只要蒋的有生力量还驻扎在这些沿海岛屿上，他就负有全面防御的义务。蒋正在用他的福摩萨的全部资本和他的前途进行一场赌博，目的就是把共产党起赶出中国，而他凭借的只是在两个军力虚弱的岛群上岌岌可危的防御行动中取得局部而暂的胜利。

最后，艾森豪威尔告诉杜勒斯准备就金门、马祖与蒋介石立即摊牌，并希望与杜勒斯“能达成共识”，他说：

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美国选择的谈判人员如何巧妙地向蒋摊牌。谈判的关键在于“蒋必须相信建议的计划是合理而有价值的”。这意味着，谈判人员必须深得蒋的信任，而其本人又相信该计划的合理性。

就在杜勒斯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信的当天，他即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台湾问题表态说：“我们签署的条约所规定在该地区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防卫福摩萨和澎湖。除了福摩萨和澎湖的防御，美国不负有其他任何类型或其他描述——无论明示或暗示——的义务。”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政策声明草案》再次确认艾森豪威尔的放弃金门、马祖的对台政策。此外，声明还对台湾冲突性质作了限制，认为：

尤其重要的是，不应使这件事看来是种族间的竞争。中共正竭力煽动所有亚洲人对西方白种人的敌对情绪。尼赫鲁最近的演说带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重要的是，台湾地区的战争应该主要在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进行，而不是“白色”西方人和“黄色”中国人之间的战争。

在这里，美国不仅没有而且拒绝像今天的亨廷顿那样主动说“文明的冲突”，而将“种族间的竞争”提出来并安在中国人头上，告诉国民党你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与我无关。最后，美国软硬兼施劝蒋介石“割爱”。

上述因素使我们确信，如果我们完全弃这些岛屿于不顾，如果大部人马集中于福摩萨和澎湖，期待利用不可预见的机会，我们和国民党就会在政治和军事上更为有利。

如果这些岛屿终究不保——目前中华民国表现的所有可能性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就不应为这些无法防守的岛屿做太多的承诺，这不仅是他们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要牢记奠边府的教训。起初只是具有过渡意义的前哨点，却逐渐成了一个象征，因此一旦该地区陷落，其他地区也随之倾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金门和马祖很难防守，即使美国出手可能也无济于事，除非通过与广泛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方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同样的错误”指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加速法国在越南失败的奠边府战役，还有刚刚过去的朝鲜战争。美国再也不愿意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投入誓死的部队，“除非通过与广泛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方式”即投原子弹的方式，即使如此，美国也不愿为了取悦蒋介石而得罪“西方盟友”。最后声明还是留下的艾森豪威尔那句天书般但却不难读懂的答案，那就是：

惟一合乎逻辑的行动方针是努力使形势发生合理的转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某一天，不得不在两个无法接受的选择中做出决定。

最终，美国正式作出了逼蒋放弃金门、马祖的决定。如果联系1972年尼克松主义出现，可以说这个决定是隐藏在表面强硬的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尼克松主义的胚胎形式。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台湾只不过是美国为了全球利益与大陆中国交换的筹码，而不是美国战略利益本身。牺牲台湾可以是零售，也可以是整个批发，这多取决美国对其“估价”的态度及中国大陆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毛泽东同志对美国人看得透，他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1955年4月25日，美国正式向蒋介石“摊牌”。蒋介石、叶公超、等与美方海军上将雷德福、兰金、安德森少将及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从下午4点半到晚11点会谈。饶伯森向蒋介石声明了美方关于金门、马祖的看法，要求蒋放弃这两个岛屿。这一次蒋介石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地表示：

他已同意从大陈撤军，但这次他会坚守金门、马祖，无论美国是否提供援助。因此，他不能接受美国的建议。他完全意识到了中共建设的工事的威胁性，但他仍准备遭受沉重打击的危险，而不愿有悖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传统，放弃这两处岛屿。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中国人民会对中华民国政府失去敬意。美国新闻界的猜测表明，美国已做出了决定，而这个决定已将国民党政府置于不义之地。将士要死得其所。金门、马祖就是中国将士认为死得其所的地方。

蒋介石委屈地请在座各位回顾一下达成大陈撤军协议的情况。协议最初包括，美国公开宣布将参与金门、马祖的防御行动。之后，艾森豪威尔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做这一声明，蒋是如何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即使不做公开声明，美国也会参加金门、马祖的防御行动”的说法。蒋认为自己“在与美国相处期间，一直遵循这一原则：遇事不疑问，应由中国而非美国扮演输家的角色”，不想现在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蒋介石重复他从大陈岛撤退时的对叶公超作的“大陈撤退将会最终导致金门、马祖撤军建议的出台”预言。他说，如果现在放弃金门、马祖的话，谁又相信台湾岛真能守住呢？蒋说：如果他的部队撤出金门、马祖，即使孩子也会认为，美国不会帮他防守台湾。如果撤出金门、马祖，没有一个台湾人会支持这个决定。最后，蒋介石怨妇似地向美国人以身摊牌，说他 “将无法再领导这个国家，美国不得不去找另一个蒋介石”。美国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与美国友好和坚决反共的领导人。美国驻台“大使”兰金描述蒋介石单独见他的状态说：“与我以前作为惟一出席的美国人与他交谈时的感受不同，他这次谈话少了很多外在的情绪表现。但事实上，我突出的印象是，我从未见他受过如此大的震动。”

三、金门经验：民族矛盾是台湾问题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果说当初蒋介石放弃大陈岛的举动只是一已私念，那么美国让其放弃金门则“震动”了蒋介石的民族感情。美驻台“大使”兰金说：“显然蒋总统对所有现象的理解是，或者是美国政府的国内处境使之无法执行一项坚定且连贯的远东政策，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立、托管或着其他形式，解决‘福摩萨问题’”。这一点对于蒋介石，乃至海峡西岸的毛泽东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目的是“光复大陆”，而毛泽东对台政策也是寻求国家统一而非国家分裂。这一共识导致国共两党在金门、马祖地区的冲突中反而形成“联手”防美分裂中国的默契。

（一） 美国对再次炮轰金门的反应冷漠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上宣布被蒋介石称为“新形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即转为“反右”运动。同时，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形势发生动荡，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6月，波兰波兹南动乱，10月匈牙利动乱，同月，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4月、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讨论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九评”，暴露了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

国际形势紧张和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产生“反攻大陆”的幻觉并为此制定了略有攻势的“计划”。但蒋介石的一腔反共“热情”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实质支持。

1957年始，蒋介石所谓反攻“计划”日益展现。当年，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不仅不从金门、马祖减少军队，至1958年中旬，反在这一线增兵达10万人，占台军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蒋还策动西藏、新疆等地的叛乱活动。蒋似乎想以台湾为引导，与藏独、疆独势力一起造成东西呼应之势，幻想由此造成整个大陆的政治动乱。

与此相对，中国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反击工作。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作出空军入闽批示；1958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期限已到，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恰好此时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事件及前一天即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对中东的增兵降低了对台海的反应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的孤注一掷的行动。7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7月29日至8月1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骚扰，大陆空军击伤美制飞机9架，取得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而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对已“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并即将遭受万炮齐轰的台湾当局漠不关心。面对在福建上空挨了打的蒋介石，态度最冷漠的是艾森豪威尔，他说：

即使根据《福摩萨决议案》，美国也没有理由干预当前的局势，除非我们确实断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空中行动就是攻击福摩萨的前奏。我们没有理由去保卫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

1958年8月23日17时，福建前线36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营一起向金门猛烈开炮。

8月25日下午，白宫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除了关于老生常谈的美国军事防御“范围”的争论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提交一份作战指示，其中又提出使用核武器的方案，艾森豪威尔指示说：“在决定使用核武器之前，这件事必须再次交到他手上批示。”代理国务卿赫脱提出是否作一份公开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看到任何公开声明。声明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有时会不必要地限制我们或者使我们承担义务”。会议整个进程根本忽视了蒋介石的存在，面对正在遭受万炮齐轰的蒋介石，会议最后讨论的议题竟是美国“在台北的大使已采取的一些防止出现不成熟或过分反应的步骤”。

8月27日，蒋介石致信艾森豪威尔一私人信件，称“中共对沿海岛屿的封锁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哀求”美国“和国民党一道展示我们共同的军事实力”；希望美国授权他“对大陆炮兵阵地和空军、海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轰炸。”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开讨论台海局势的白宫会议。会上充斥对台湾蒋介石的居高临下的埋怨。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结论性的指示：

美国是冷战中主要的攻击目标。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立即进入该地区（然后进攻大陆）的话，我们就会为共产党宣传工具制造素材，指责我们有侵略行为。在目前阶段应该由蒋介石发动攻击。

这话如果换成中国俗语说是在暗讽正在挨打的蒋介石：“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磁器活”。

（二）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9月2日，美国白宫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对防御金门、马祖，除使用核武器外均表示无奈。在回答杜勒斯提出的“是否已经决定军事介入时所采取的行动类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说：

我们会用小型原子弹攻击共产党人的机场和海岸大炮。国防部所做的一切研究表明，这是实现成功于干预的惟一方式，使用常规武器将意味着我们被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旷日持久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考虑日益接近其对美台“共同防御”可使用的手段的极限即使用核武器和世界大战。说它是极限，是因为这是美国人一直想却始终没有能够突破的界限。陆军参谋长泰勒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勃克均认为，当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时，“如果共产党人持续进攻的话，就有必要使用核武器了”。

杜勒斯则持不同的意见：

国务卿指出，麦克阿瑟大使告诉我们，如果美国着手用核武器保卫沿海岛屿，日本政府可能会被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出，他们最低限度会要求美国停止从日本的基地获得任何形式的对台湾海峡行动的援助，包括后勤援助。勃克海军上将说，不让使用在日本的基地进行战斗出击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但是不让我们使用在日本的补给将是更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国务卿宣称，这个问题构成我们在远东防御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果预想到的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反应如此充满敌意，使我们除了在北约战区或报复苏联进攻以外，不能使用核武器的话，那我们对使用核武器的依赖是否正确和有用呢？

杜勒斯的考虑是，对一个不能使用的手段反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离不开绝对手段并且只能依赖绝对手段，那这也是不能实施，因而是失去意义的手段。

事实也是这样，绝对手段只有在与绝对目标相匹配的条件才是有意义的。当时不仅台湾不是美国防御的绝对目标，这是由于中国也不是美国绝对的“冷战”目标。不仅如此，作为美国遏制对象的中国，与朝鲜等国家不同，它就像一个大海绵，柔软但能吸干任何一个国家的用于征服的资源。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就利用中国吸干了日本的战争资源且用了绝对手段即原子弹，美国才获得对日本的胜利，同理，美国在战后也不会再步日本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后尘。这正是艾森豪威尔等政治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不同意使用绝对武器的原因所在。蒋介石的失算在于他将自己的“绝对目标”定为美国的绝对目标，要求美国用几乎接近绝对的手段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其结果无异于水中捞月；这也是美国军中的比如麦克阿瑟等将军们也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他们的失算在于他们并不考虑目标的等级，而只考虑如何能打得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台湾统一为绝对目标，并决心以绝对的手段排除一切干挠以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既然不能将台湾作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绝对目标，那它就不能为台湾“安全”提供绝对的保障手段。这样一个战略悖论导致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得不出现自我矛盾的摇摆不定。

比如，1955年7月，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9月10日，两国代表达成平民回国问题上的协议。此后美国代表又拖延大使级谈判，以回避台湾问题。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23日，中国大陆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击毙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美国迅速增兵台海地区，到9月4日止，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第七舰队已有航母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宣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上空。” 9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美国军舰开始为国民党部队护航，但美国军人不登上金门，当天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就在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护航舰队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74次会议在华沙召开。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对台政策这样摇摆事不定，说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严重失衡：与苏联比，共产党中国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绝对目标，因而不能以使用绝对手段；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看，与大陆比，台湾也不是其绝对目标，因而也不能为台湾“防御”使用绝对手段。而共产党中国所拥有的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位势使其对手不用绝对手段而不能对付，这就使得美台“共同防御”陷入尴尬和无所适从。正如9月4日杜勒斯在其“备忘录”说的那样：

一旦我们实行干涉，保卫沿海岛屿，我们就要干到底，否则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就会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

如果实现这一结果需要使用核武器的话，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强烈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亚洲的反对呼声会尤为有害。

如果只是进行相对小规模轰炸，只有空中轰炸的话，那样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辐射性微尘或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如果事态很快平息的话，它产生的剧变就不会是长期的，也不会产生如上面第7点提到的一系列政治更迭所造成的如此深远和永久的影响。但是不能肯定这次战争就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或时间内，我们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这三段包含下列循环否定：要与中国大陆作对就得是无限的战争，无限战争必须使用无限武器；而使用无限武器又有绝对限制条件；而使用有限武器又不能避免有限战争向无限战争的转变，以至最终“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如此循环否定的论证文字充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这反映了“强大”的美国在台湾“防御”这一“小”问题上的无奈。

事后，艾森豪威尔对此比杜勒斯说得更绝，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备忘录”记载说：

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带有相当热情的总统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任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与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要说沿海岛屿，即使是台湾本岛如果受到大陆的“攻击”，美国是否愿意为它与“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在“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全面战争”，那还是要考虑一番的。总之，刚刚打败日本的美国，也不可能再趟一遍中国“泥潭”。

（三）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

然而台湾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又使得美国对台政策明知不可为而勉强为之，这样作为合力的结果在实践上必然是美国对台政策从为台湾提供防御向“两个中国”政策演变。这一演变的开端于1958年8月炮击金门中开始显现。9月6日，毛泽东决定停止炮击数日以观各方动静。当天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既然美国愿意和谈，中国政府准备恢复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

美国欢迎这个决定，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立即同中国共产党驻那里的大使——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是他进行的——会晤。

自然，在这个恢复的会谈中，美国将坚持它原来在1955年所采取的谈判态度，这就是，在这个会谈中我们绝不参加会损害我们的盟国中华民国的权利的任何安排。

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大使”会晤，另一方面又不损害其“盟国中华民国”。显然在这份声明中，美国已暗含了“两个中国”的内容。

9月11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广播演说，一方面向美国人说：“我向你们保证，我绝不会要求任何美国男儿仅仅为金门而战”；另一方面他告诉美国人“有某种希望可以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道路”，这就是：

国务卿在9月4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这个日内瓦会谈。两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建议“为了和平的利益”恢复这个会谈。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接着也有所表示。我们立即表示欢迎这个前景，并且我们驻华沙大使准备立即恢复这种会谈，我们希望会谈一俟在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大使返回华沙后就开始。或许我们的建议会产生结果。我们热诚地希望会这样。

自然，美国将坚持它最初在1955年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在这种会谈中，我们绝不参与会损害我们的盟邦中华民国的权利的任何安排，

注意，9月6日“白宫声明”中还是“中国共产党驻那里的大使”的提法，4天后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里就直接被转换为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的提法。这等于美国正式在公开的外交文件中承认曾被他们称为的“共产党中国”已经是一个有行政权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相对，美国还承认有另一个盟邦即“中华民国”。这里已从原来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的立场明确转为“两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说明美国对台政策已出现没有明说但已有实质内容的重大转变，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当时是否有意推动这个转变。

面对事关中国统一还是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10月6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并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直指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提出两岸团结和平解决台湾的构想，对台湾的命运及出路更是直言相告：

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又正告美国：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提出台湾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文告还宣布，从10月6日起，暂停炮击7天，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当日中午，美国驻台“使馆”发往美国国务院第545号电报透露叶公超和蒋经国“几天前曾从香港一个叫曹聚仁的来信中了解到了共产党人的提议。这几封信的内容严格保密，仅对为数不多的中国高级官员公开”；“曹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的一个特使；他在1956年以同样的特使身份给蒋经国发了好几封信，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同一天代理国务卿赫脱与艾森豪威尔讨论彭德怀声明，艾森豪威尔“提到他收到的几那封信搅得他心神不宁，一度曾激动地说要继续做蒋介石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十几年只见蒋介石发怒，这次却是艾森豪威尔发怒，不同的是，蒋发怒的对象是美国，而艾氏发怒的对象是“红色中国”。这说明毛泽东一着击中了艾氏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要害，打到艾氏的痛处，以致“一度曾激动地说要继续做蒋介石要我们做的事情”，即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

当然，生气归生气，战略还是战略，不能因对手看出其“司马昭之心”而放弃战略。10月7日，艾森豪威尔致电杜勒斯，就两岸实现停火问题说：“现在我突然想到，目前的停火为我们实现这一设想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但这一设想要非常巧妙地向蒋提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人提出，比如叶公超大使。”10月8日下午国务卿办公室就台湾局势的未来举措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台湾当局从沿海撤军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会议记录中下面提到“两个中国”的文字值得注意：

国务卿问史密斯先生是否还有什么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想法。

史密斯先生回答说。目前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出现从沿海岛屿撤军的可能，相应的制衡手段是，有一些国际保证，我们加强国民政府的防务能力，在那里部署军队，可能会在台湾安置弹道导弹并表现出美国对该岛一直保有兴趣。

国务卿对这一建议提出质疑，因为这倾向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国民政府是拒绝这一概念的，至少这一概念现在是台湾无法接受的，尽管这似乎是将来某一天注定会发生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国务卿接着念了两页台北使馆10月1日的521号电报，其中提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政府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和他们倾向于“两个中国”概念。

赫脱先生指出，有了这个事实上的停火状态后，我们现在就得考虑消除引起挑衅的源头问题了。

这里，杜勒斯其实已将艾森豪威尔要表达的“两个中国”的概念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潜在目标提了出来，并认为“这似乎是将来某一天注定会发生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美国此时的“两岸停火”的实质就是两岸划界和双方互相承认为政治实体。

（四）.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毛泽东提出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

(1) 不能把台湾越打越远

当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之际，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政策也立即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变化作了相应的调整：由赶蒋出海变为拉蒋留下的方针。

10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项命令，命令前线炮击再停两周，并重申“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起草了但终没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告诉台湾同胞：“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还是在同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毛泽东告诉曹聚仁：

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趟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

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

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2) 台湾问题是一个格局问题

当时毛泽东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炮击金门，发现美国放弃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和第三张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两个中国”。如果冻结了台湾海峡，那实际上就实现了“两个中国”，这是蒋介石不接受但无力抵抗，中国政府也坚决反对的后果。从大陆方面看，将蒋介石赶出金门、马祖，有利于美国实现“两个中国”。 “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但如果中国大陆真收复了沿海岛屿，如不能立即收回台湾，那反将台湾推得更远，这反倒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鉴于此，中央政府“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后背景，他说：

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3) 民族矛盾是台湾问题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里毛泽东提到的蒋介石“他那点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半独立性”地位。10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清楚：“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蒋介石拼死也有保住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了矛盾。”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并公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指出了在台湾问题上谁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的敌人，并对台湾面临的前途作了分析。毛泽东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毛泽东的“告同胞书”，有情有义，前途也讲明白了，这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与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一样，当民族矛盾上升时，阶级矛盾当服从于民族矛盾。当然，鉴于蒋介石此时的地位，毛泽东也没指望蒋介石立即有所回应，只是相信全体台湾同胞“会慢慢理解的”。

5.当面对主权割裂，蒋介石让步中又有坚持

面对毛泽东对台发出的强劲的和平统一的愿望，杜勒斯于1958年10月21日至23日访问台湾以弥补双方的分歧。出发前，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并请指示。艾森豪威尔除了同意杜勒斯“任何声明将限定在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中两国团结一致的表述中”的意见外，还特别加了“和平”二字。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艾氏这里提到的“和平”的确切含义并不是不打仗，而是实现海峡两岸相互承认对方是一个政权实体；也就是同一主权形态下的“两个中国”。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基于统一的“和平”含义正好相反。

10月21日，杜勒斯先抛出为此行准备的谈话文件，其中，杜氏以文件的形式反复表达“两个中国”的内容。他说：

我们相信，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努力是可能的。

国民政府面临的巨大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危险来自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几乎所有自由世界国家觉得，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威胁到和平，而且是国民政府希望它威胁到和平。

这种形势强烈要求美国代表其朋友不让自由国家联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只有一个中国的无限制地位的影响，它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清除内战的剩余成分，从而消除大规模战争爆发的风险。

明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庞大的军事和宣传能力。

国民政府可以更好地挫败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利主义行为。

这里，杜勒斯抛出了试探气球，已将原来的“共产党中国”正式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政府”反复对应。这实际上在暗示蒋介石美国承认共产党大陆是一个政权实体并将目前的台海冲突看作是“两个中国”的冲突。这里需要确切地是，这里的“两个中国”在美国的含义中还不完全指两个主权国家，而是指类似“南越”“北越”和“南朝鲜”和“北朝鲜”处于同一主权形态中正在“内战”的两个非主权——但又很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像南北朝鲜那样的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

10月22日上午，杜勒斯下车伊始，就与蒋介石及双方助手在较大范围内就“中华民国在自由世界中的角色”举行会谈。杜勒斯以“声明”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内涵。声明先指责蒋介石政权的不是，认为是蒋介石无事生非。接着认为，亚洲其他地区都进入和平，而台湾却成了麻烦的制造者。接着杜勒斯为台湾设计出了“美好而有保障的未来”并以发布圣音的口气事无具细地指示蒋介石“应该”为消除其“好战的形象”采取的措施：

在我们看来，国民政府有一个美好而有保障的未来，只要它向全世界表明，它承认国民政府反击大陆的基础不是靠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或其沿海岛屿的地位，而是靠大陆六亿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

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真正战场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那才是我们应着重关注的，那才是我们可以赢得战斗的地方。国民政府不愿撤退，不愿让更多的人沦入中共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它无意为使全世界被战火吞没而负责。

国民政府意识到，国际上关于它好战的形象是错误的。它将采取行动，把这一不受欢迎的形象转变成所有自由国家人民欢迎并支持的形象。

在众多展示国民政府更大的，更持久形象的行动中，以下几种行动列于其中：

（1）国民政府应该明确表示，就它而言，在事实上互惠的基础上，它要表现出似乎在目前的分界线上存在着停战，而且自己会愿意实现这一停战。

（2）应该再次强调，大元帅已经宣布，国民政府不会试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

（3）将避免突袭轰炸、挑衅性举动和飞机飞越上空。

（4）就沿海岛屿而言，国民政府意识到在临近地区（如同朝鲜、越南停火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存在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国民政府会接受任何似乎可能确保沿海岛屿不会被共产党人占领或平民不会被全部灭绝的解决办法。国民政府无意用这些沿海岛屿为自己打内战，比如说，用来封锁厦门和福州的港口，或由此“跳到”大陆。

（5）国民政府军队在沿海岛屿的性质和规模一般将从军事角度进行调整，以实现更大的机动性。但是，这些调整不能在战火中顺利完成。

从前四条看，美国似乎是要蒋介石自裁其“主权”，变为美国托管地，最后一条似乎要蒋介石自裁军权，逐步实现杜勒斯在10月8日白宫会议中提到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的长远目标。杜勒斯将“声明”的副本留给蒋介石本人，听完杜的宣读后蒋则“建议休会，给他时间考虑”。

下午，在双方作了大陆炮击“只会使我们团结更紧密”的表态后，杜勒斯更明确其“两个中国”的含义并进一步向台湾施压。蒋介石对杜勒斯的“声明”明显不满，只是出于客气才温和地表示“他想保留对国务卿文件的意见，等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找个时间考虑后才说”。他说他是“一位革命者，他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因此他和他的政府十分重视原则”。

10月23日，蒋介石与杜勒斯单独会谈，双方在金门防御意见争执不下。蒋介石说，根据美国提供的援助水平，他可以“保证”成功保卫金门。杜勒斯则讽刺说，“虽然我对大元帅的军事判断十分钦佩，但是我认为，没有谁能‘保证’无限期地保卫地理位置如金门那样的岛屿”。杜氏强调“伟大的事业不能等同于拥有某些地理位置”。但谈话到最后，蒋介石表示了妥协。

曾是一只“真老虎”的蒋介石怎么此时就一下子“纸老鼠”呢？很可能是此时蒋介石已嗅出美国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有了要在台湾“换马”的想法。此前一个多月（9月6日），艾森豪威尔写信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说：

对于那些不直接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士来说蒋介石的性情和目标确是难以理解的。任何似乎可能暗示蒋介石从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元首位置上退下的建议，任何放弃哪怕只有1英尺的防御边界的考虑，都会被其自动地拒绝。事实上，这些拒绝是如此断然，以致暗示人们考虑是否应该通过强制手段来否决其反对意见。这或许结束蒋的统治，使台湾处于温和派的手中。

在权力与人格前，蒋介石只有选择前者，后当他知道毛泽东不准备解放金门并以此留住蒋的“总统”位子时，蒋介石的腰杆才在美国人面前稍稍硬了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对大陆作出有限回应：1959年3月底，台湾“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则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两年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停止进兵金门的深意，渐有所悟，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却坚定了抗拒美国的“两个中国”谋划的想法。

1960年7月20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呈送国务卿赫脱一份长达23页并被他认为是“很有思想”的《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报告，该报告对6月29日的《备忘录》，确切说对杜勒斯的对台政策提出极其尖锐的批评，认为蒋介石不放弃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原因并非只是“出于虚荣心”，“真正的原因远比这要深刻得多”：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军事意义早为蒋介石放弃，“这些岛屿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国务院备忘录该部分中所提到的”。

与以往不同，报告要求美国政府立即中止劝诱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报告还警告美国政府“两个中国”政策会在远东盟国中产生对美国不利的影响。报告结论认为现行的美国对台政策就像一个人“手中握了一根电流时断时续的电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电着，完全受制于掌握开关的人”。这个掌握开关的人，从报告全文看，尽管作者没有明说，但可由读者体会出，并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看来这位曾追随杜勒斯却在杜勒斯刚死去不久就一反其对台政策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接受了《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中的观点。1960年8月10日，帕森斯再次致信提出自己（实际是重复上面报告的）关于台湾政策的看法。他首先举出一系列事实说明蒋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美国事实上也不得不放弃压迫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蒋介石已不将撤出金门马祖作为战术问题而是上升到分裂国家的原则高度看待，认为“这意味着屈服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此时，饶伯森已注意到了中国大陆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也不完全是针对蒋介，而是针对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的，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形成针对美国的默契。饶伯森写道：

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所有证据表明，中共像国民党一样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他们反复强调要把台湾、澎湖和沿海列岛作为一个整体来“解放”。1958年9月一些亚非中立国家向北平提议，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到联合国，从而把沿海岛屿与台湾暂时分离。中国人断然拒绝该提议，向这些国家宣讲一番“两个中国”的危险性。正是中共对1958年沿海岛屿危机的持续会造成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担心，对他们决定不再延续这一危机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倾向在对待“台独分子”及外蒙古的态度上表现更加明显，蒋介石与美国政府为此也发生尖锐冲突。针对美国有意在联合国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蒋介石则表示“这等于在联合国提出‘两个中国’的处理方式。中华民国政府绝不参与这样的计划，与其参与这种计划，宁愿退出联合国。”

时任美驻台“大使”庄莱德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在蒋介石看来，“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两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很明显，蒋宁愿离开联合国也不愿被迫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

7.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现在回头看，1958年炮击金门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炮击的有利后果是打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同时也打出了蒋介石抗拒美国压力的极限；不利后果是蒋介石经过前阵挣扎后在国家主权统一问题上向美国“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尽管蒋也明白，“两个中国”政策接踵而来的结果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也将非主权化——还是作了无奈让步。而毛泽东果断地停止进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将其与台湾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出，则是中国政府意识到需要拴住开始远漂的台湾岛与大陆联系的逻辑结果。如果将台湾比作一只漂泊在东海的“大船”，此后的金门、马祖就是将台湾拴于祖国大陆一侧的石桩，有了这个石桩，台湾之“舟”就不可能漂离祖国太远；如果失去这个“石桩”，那在当时中央政府还无力统一台湾岛的情况下，台湾就只有加大与美国，继而日本的维系力度，其结果则增大了中国主权统一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及时调整炮击金门政策，果断决定将金门留给台湾蒋介石，将台湾的向心力保留在祖国大陆一边，这一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令今天的中国人受惠无穷，这也是后人们值得学习的战略艺术。

对此，在10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给所有外交使团的通电中说得明白，现将通电全文转引如下：

501号电。致各使团团长。

你们应利用合适的时候与各驻在国领导人讨论国务卿和蒋介石总统会谈的意义，讨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指出蒋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10月23日在台北的会议结束时发布的公报（用无线文件传送）包含有中华民国的一份重要宣言，即把让大陆人民获得自由的使命主要通过中国人民脑子里和心中一直铭记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则来实现，而不是靠使用武力实现。这一宣言标志着国民政府思维的重大变化，从指望用武力早日返回大陆转为走长远路线，等共产党人的暴政垮台后再把国家统一成为自由的国度。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观的忠实保护人和捍卫者，国民政府同意用行为和表率而不是军事征服来完成给大陆的中国人带来自由的使命。

国民政府采取的姿态把中华民国置于其他被共产主义分裂的国家同一个类别中。就如在被一分为二的朝鲜，大韩民国接受了停战，它不得使用武力统一朝鲜。越南政府也同意停战，它也无法使用武力统一越南。德国的阿登纳也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国民政府这一宣言也与此类似。

要是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类似政策的话，那就会在台湾地区出现和其他被分裂国家一样的事实上的稳定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故意在金门重开战火，让国务卿的台湾之行更加困难，他们甚至夸耀说：“美国原先的算盘落空了，它原打算利用中国暂停炮轰金门的时期推进永久停火。”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希望通过持续内战来获取台湾。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继续施行挑衅炮轰会最终打破国民政府令人尊敬的克制，摧毁我们想通过制定出一套合理的方案平息台湾局势的希望。不幸的是，这看上去正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所以，最为重要的是，向北平政权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来阻止其军事活动。

上述信息只送至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

10月29日，杜勒斯又对美国新的对台政策表述做了个规范，他以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为例认为“那些不叫‘两个朝鲜’、‘两个越南’政策，这也不叫‘两个中国’政策。我们和自由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这些情况中都承认自由政府为惟一合法政府，我们不和其他政权打交道，除非是在有限的事实基础之上。”

这真是“此地无银”式的表述!难道后来的在联合国中都有席位南北朝鲜不叫“两个朝鲜”，那么，未来的台海两岸，如沿着杜勒斯的“和平”思路走下去，就是今天朝鲜模式的再版。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及其后继者不收回金门的同时也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提法，是有深意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也得到海峡对岸无力抗美的蒋介石的有限配合。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始终没有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达成共识。10月23日，杜勒斯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只说蒋介石只“同意适当减少金门驻军的原则，条件是在出现战争暂停的时候”。当天，蒋介石更将“双方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的内容写入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之中。11月13日，蒋介石对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罗纳德•斯姆特说，“他会原则上同意减少驻军，但是不能在炮火下减少驻军”；他说“问题在于遏制共产党人的炮火。他强调了让金门坚不可摧”。蒋介石的话暗示只要大陆军事压力存在，他就不会从金门撤军。

这样，在大陆军事力量尚不能达到台湾本岛的情况下，蒋介石将台湾的整个防御地带与大陆衔接起来，而金门就成了台湾岛与祖国大陆的接榫，大陆对台湾形成的军事压力则是保证两岸接榫放在大陆一方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1958年炮击金门使中国大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并与蒋介石默契的保持台海两岸联系的特殊方式。而这一点才是1958年底美国分裂台海两岸政治联系努力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此后蒋介石抵制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日益坚决的关键所在。

对此，杜勒斯也觉无奈，只能靠“从长计议”来进一步推进美国分离中国的战略。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返美即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对此，他对艾氏作了特别说明，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接下来向总统详细汇报了我和大元帅的私人谈话情况。我指出，让大元帅宣布“非武力”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过，我觉得，我和大元帅关于不使用武力以及把他的事业成败等同于像金门和马祖这两块暴露的地产的得失是没有道理的谈话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我没有看出来他放弃岛屿的丝毫可能性，但是我确实认为，如果出现一段时间的休战，那么金门的部队会大大削减，减少1.5万-2万人，这么做也是根据缩减目前军队数量的军事重新安排。我还说，如果能达成任何类似的停战的安排，我觉得对国民党人在沿海岛屿的性质进行重大改变不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决意要保持内战，至少要不间断地打仗。

其实，杜勒斯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政见不同，但都是民族主义者。国共之争是阶级斗争，而在民族斗争面前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可以搞统一战线的。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那么，在抗美斗争中难道二者就不会再有合作而只有斗争？比较今天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推行的全面“去中国化”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不难体会出蒋介石不愿撤离而毛泽东——继解放大陈、一江山岛屿后——又停止登陆金门、马祖等岛屿的苦衷和默契所在。在阶级斗争为主题的1927年和1948年，蒋介石采取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的政策，毛泽东采取的是“宜将剩余追穷寇”的态度，而在以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抗战时期和1958年美国分裂中国意图暴露之际，国共两党又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达成一定的默契。正是蒋毛二人有坚定国家统一的意志，才导致1945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也正是蒋毛二人极强的国家统一的意志，双方才能在国家统一受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在主权统一问题上达成巧妙默契。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相比，这正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深义所在，这也是中国延绵数千年而不分裂的深义所在。

台海两岸，犹如拔河比赛，就在赛绳快要拔断之际，双方在金门松手了，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只是在比赛而并不想由此交赛绳拉断即使国家分裂。

不仅如此，两次炮击金门。尤其是1959年炮击金门，也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拔河”比赛。美国尽管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事实上却不愿为台湾防御做任何牺牲。先说台湾防御不包括大陈、一江山等岛屿，但蒋当从这些岛屿撤出后，又说美台防御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岛屿。到1959年9月，大陆炮击达到高潮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又大大后退。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说：“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任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与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要让美国为台湾本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乃至像在朝鲜发生的那样的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后的这一句艾氏没有说明，但只要看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为，就可判断出美国能为台湾承担多大的牺牲。在二战后远东战争的动因中，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在远东发动的第一场因而也最体现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的战争。与印支半岛相比，朝鲜半岛离美国人的从北美洲到马六甲的海运主干线和利益最远，因而对美国的实际利益并不太。即使这样，当知道中国真的出兵了的时候，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一个“撤”字，为此先撤了不愿鸣鼓收兵的麦克阿瑟。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台海真的不得已而开战，美国人还会再为台湾的“共同防御”做出更大的牺牲和承诺吗？显然不能。再看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下的赌注最大，时间最长而理想主义最少的战争。结果又如何呢？结果还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撤军，美国曾为南越打的保票最终变为废纸一堆。明白了这段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对今天美国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之类讹诈嗤之以鼻。

(三) 简短的结论：台海布局，贵在谋势

综上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冲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台湾当局的“拔河”中找到了蒋介石“大陆政策”的底线和极限；在与美国的“拔河”中也找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和极限。

蒋介石的底线是保住台湾，极限是不想由此将赛绳拉断即造成中国分裂；美国的极线是希望将赛绳拉断，底限是两岸长期分治。前者只是想赢得与大陆的“比赛”，而后者只想利用这场“比赛”，但不愿为这场“比赛”付出任何代价。

对美国东亚地缘政治利益而言，马六甲海峡是其核心，其利益的重要性依次外推。台湾的地缘政治位势远不如印支半岛，台湾只是美国部署在远东西太平洋从千岛群岛到菲律宾意在遏制中国东进的链环之一，而非核心环节，更何况美国在台湾以东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基地的“二次拦截”。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出现中国统一战争，台独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国会给予台湾多于当年对南越的援助。

美国为遏制中国拉起这条自北向南的链条实属不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为了组接这条链条南北两端而进行的战争，但美国要“维修”和“保养”这条链条则更难，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维修”和“保养”这根链条。除了给美国提供了几个机场和情况收集地的作用外，这条链环并没有起过实际作用，这正如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从没起过什么作用一样。这个链环还曾经通过泰国以巴条达条约组织的名义越洋拉到过巴基斯坦，但不久巴基斯却成了中国的“铁哥们”。

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主要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是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问题；那反观美国，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根本就不是美国人的问题，它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且还是一个有东面关岛“二次拦截”双险装置的“虚子”。对美国言，因台湾太远，防御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才是保证西太格局的实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海军几乎无力越过台湾海峡的条件下，美国都没有为台湾而防御金门，同样，在中国海军现有装备条件下，如果中国统一祖国的态度足够坚决，今后美国也不会为马里亚纳和关岛而“全力协防”台湾。

最后，在遏制中国的链条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以用得上的只有日本，日本可以用得上的只有在台湾的“台独”势力；但在太平洋地区近百年的历史逻辑链中，解决亚太地区重大安全问题，比如日本和苏联扩张问题，美国靠得住的最终只有中国。

据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中美关系近乎终极的结论，即在台海“拔河赛”中，双方只是比赛，而都不想将绳子拔断——况且由于台海两岸力量不对称，仅凭台湾一方也没有能力将绳子拔断。

如果中国自己不出现重大——比如太平天国式的——动乱或分裂，在中美太平洋东西两岸“拔河赛“中，美国希望台海之间拉断赛绳，但不希望中美之间拉断赛绳。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最终会两利相权取其重：以牺牲或部分牺牲台湾的利益换取与中国在全球合作中的战略利益，并将台湾问题作为烫手山芋暂时抛给日本，让中国经过与日本交手而取回台湾。而目前在二战后留下的“钓鱼岛问题”，则为这场交手埋下的伏笔。

台海布局，贵在谋势。从大陆方面看，炮击金门探出了美国“两个中国”的对台政策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也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底线，并由此在实践中提出新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对台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还包含有用金门、马祖等岛屿拴住台湾，用台湾拴住美国，让美国以台湾为纽带与中国联系，暂时控制住将来必然要转入中国手中而不能是日本手中的东海地区战略格局的大策略。因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东海全局者，不足谋台海一域，今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中当充分理解和推进这一思想。

五、 六十年代：中国、苏联、美国三大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但工农业总产值仍持续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

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二) 1962：毛泽东西南敲山，东南震虎；美蒋大陆政策南辕北辙

1. 1962年，中国周边险象环生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到苏联境内。

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西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2. 毛泽东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于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只是毛泽东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作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尽早约见”蒋介石，提醒他：“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的迹象”，这便“存在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对一些岛屿发动全面进攻”；同时也要求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重最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

大陆在东南福建省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使美国风声鹤唳，各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图。

为此，6月20日，白宫召开会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怒火冲冲，“声明里透着对情报机构的轻蔑”。麦克纳马拉说“我们要着手弄情报；没有情报”，他“暗示中央情报局工作干得很糟”。

6月21日，中情局邀请艾森豪威尔，听取这位前总统对“中共在福建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一事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推测这次集结是对国民党宣传的反应。艾氏以专家的口吻告诉麦肯局长：“中共军队在福建省的布阵情况将会表明，他们是想进攻还是防守。防守的阵形应该是沿海岸分布开来，而预备队呈扇形在后方梯次展开。进攻阵形则是在目标附近大量集结部队。”艾氏还介绍了他当年任职时对台政策及1958年台海冲突中的一些做法。

当天（6月21日）代理国务卿鲍尔致电肯尼迪总统提出“建议采取的与中共军事集结有关的外交行动”，其中第一条就是“暗示”苏联驻美大使勃雷宁，“假如苏联人或中共对有关中国国民党准备入侵大陆的谣传感到不安，美国目前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一种行动”；向他们强调“中国国民党已经同意，不经完全协商和美国方面的事先同意，不会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让苏联和中国大陆放心。

6月2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召见英国大使，告诉他美国“不清楚中共在福建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希望英国人帮忙“尽快告知北平”，“有关中华民国政府计划进攻大陆的传闻，美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一种进攻”。

6月23日，美国与中国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再看到一场世界大界，他甚至向王炳南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6月2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英国并与英国首相会谈，腊斯克首先谈到中国在台湾对面的军事集结，同时“他可以向英国保证，北平知道美国不会允许进攻大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批评，麦克米伦说他“简直不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他说他不知道美国的“长远政策是什么”。麦克米伦认为“这是以任何逻辑都无法辩解的”。他说“北平政权显然代表中国”，美国竟让“一个来自台湾的家伙”坐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上。

当天（6月24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同时也以此测试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底线。

腊斯克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似乎吃到了“定心丸”，这时他又想与中国拉近关系。6月25日，美英双方继续会谈，腊斯克说，“北平当局播出了一篇文章，将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说成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也为美国的情报及对大陆中国空军部署情况分析报告所证实。接着腊斯克话锋一转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大陆进行食品援助。他说“我们并没有预见食品如何能从外部对中国的总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排除参与某种一般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则读不出6月24日中国新华社文章的内含，以至就在腊斯克在英国想如何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当天（6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在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就使用核武器做好准备”。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致驻台“使馆”，让他们转告蒋介石美国总统的“强烈愿望”，“即美国和台湾政府在此时避免显示出正在计划攻打大陆的迹象，是至关重要的”。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讲演，强烈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挑衅，称中国人民将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支持。

7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致电国务院称已将肯尼迪的想法转告蒋介石，蒋已“保证台湾不会首先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动任何反对大陆的行动”，当问及赫鲁晓夫的讲话时，蒋坚持认为“苏联不会进行干涉”。第二天（7月5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柯克，说“下午要去住院，近期不会出来，所以想就7月4日的会谈再作一些补充”。他向肯尼迪再次表态：“他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而只会更密切的同美国合作”，并使他的政策与美国的协调一致。他说：肯尼迪总统公务繁忙，他“保证不会再给总统增添新的问题”。

3. 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进入7月份后，中国西南边界冲突日益升级，中国备战日急。

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认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

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在东南方向造势，搅得美国与蒋介石当局的矛盾升级。

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在阳明山会谈，台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长”沈昌焕、“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这次蒋介石在会谈一开始就对美方强烈不满。柯克先介绍说：“中共军队在福建沿海的部署似已完成。这些军队的力量大大强于1962年6月以前部署的那些军队。我们认为中共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不能排除进攻的可能性。”这话本身就包含了对蒋反攻计划的埋怨。柯克接着含蓄地批评蒋当局“没有可靠及时的情报”，这使“肯尼迪总统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说：“除非针对大陆采取行动，否则很难有美国政府所要求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国民政府还有许多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告诉美方，美方也不会承认它们的价值。许多情报来源建立在口头协议的基础上。在发起行动之前，不能让人知道、看见或是摸清这些情报来源。”柯克说：“美国政府仍然希望行动最好限制在小规模空降范围内。”蒋回应说：“此事以后再说。”蒋对美国充满“怨恨”以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他说：

美国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和军队的感情的重要性。大陆人民的愿望极其强烈，不能无限制地拒绝他们。他们渴望解放，特别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美国可以一时压制住这种感情但不会太久。美国政府可以公开宣称国民政府返回大陆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却承担起阻止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责任。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最终，任何政府要保持对局势的控制都是非常困难的。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但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条约。

9月8日，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根据1948年前后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明确告诉泰勒：“万一大陆出现动乱，赫鲁晓夫也不会帮助毛，因为他们彼此间的仇怨颇深；即使共产党在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被推翻，苏联也不会进行干预。”

4. 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1962年9月始，加勒比海战云骤起。

9月2日，苏联将手直插美国腹下，宣布已与古巴达成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9月4日，肯尼迪发表对古巴的政策声明，称必要时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9月8日和5日，两艘运送一批中程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轮抵达哈瓦那。9月12日，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谴责美国蓄谋入侵古巴，并警告说：入侵古巴意味着战争。第二天（9月13日），肯尼迪针锋相对声明重申：只要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将采取行动。9月25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宣布：苏联将帮助古巴在哈瓦那建立一个“渔业基地”。

就在肯尼迪声明的同一天（9月13日），印度军队也开始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此时毛泽东考虑组织西南自卫反击战役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16日，肯尼迪接到了经过核实的确凿情报称美国发现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中有进攻性导弹后立即表示：必须对这种来自古巴的威胁作出反应，导弹必须撤除。为此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期间，又得知共发现至少16枚，也可能是32枚射程超过1000哩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10月16日，中央军委抓住时机，从7月份的“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的方案迅速转为 “亮剑”西南的决定：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

10月20日清晨7时30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塔格拉山脊下达了对印反击的作战命令。顿时中方阵地万炮齐发，天摇地动。中午即占领了克节朗河正面的印军各阵地。战斗不到三天，印度的王牌军第七旅便全军覆灭，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于10月22日被俘。在克节朗河以南驻守的印度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旅约4000人，得知第七旅覆灭后，立即南逃。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新桥，10月25日进入达旺。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中国军队从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的大约五个营的兵力从察隅、瓦弄方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印军发起攻击，驻守在这个地区的五营印军均闻风而逃。中国军队顺利进入哥里西娘、马尼风、呷林公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军在何家产司令员指挥下，只用一个多团的兵力，集中力量从北向南，经过几天连续作战，消灭印军近300人，随即进入休整。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0月24日下午2时，美国海军宣布封锁古巴。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近百艘舰廷在空军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警戒海域。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及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强大的登陆部队，虎视眈眈。同一天（10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建议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10月25日，赫鲁晓夫表示接受吴丹的建议，肯尼迪则重申关键在古巴撤走苏联的武器。10月26日上午，美国强行检查第一艘苏联租用的驶住古巴的船只。当天晚上。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亲笔信，信中承认古巴有苏制导弹，并表示决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在古巴的则可撤除和销毁。但第二天（10月27日），美国又接到苏联外交部正式文件，又提出要以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撤走古巴导弹的交换条件。同一天（10月27日）一架U-2飞机为古巴击落，驾驶员死亡。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在24小时内得到苏联撤除古巴导弹的保证，否则美国在星期一就军事行动。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答复。11月8日，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海军靠船的“肉眼观察”。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提出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建议的同一天（10月24日），周恩来也向尼赫鲁提出三项停火建议，为尼赫鲁拒绝。同时印度积极增调两个师九个旅，全线加强边界兵力。到11月上旬，在东段印军仍归第四军指挥，又增加了第二师，兵力达两个师十个旅共22000人，西段又增加了七个旅，总兵力达8000余人。

11月14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前六天，中国军队开始第二轮反击。当天印军先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遭到失败。11月16日，中国军队三个团进占瓦弄镇，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在惊慌之中丢掉部队，乘运输机逃走，其所率印军第十一旅纷纷溃散。11月19日晚，尼赫鲁向全国发表了紧急讲话说：

我们不得不把新的挫折告诉你们。两支中国军队开进了东北边境特区。我们丢了瓦弄和西山口。今天，邦迪拉已经失守。在楚舒勒地区，中国对我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局势是严重的，使人伤心的。

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急忙亲笔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美国紧急军事援助。11月21日中国追击部队到达中印传统习惯线即奉命停止前进。就在印度下令从东北各邦紧急疏散人口，撤退侨民的一片混乱之际，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印度对此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中国宣布停火的时间比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时间只多了一天。

5. 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政府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

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拜见肯尼迪，在被问及“最近骚扰行动的成功率”时也承认：“这些骚扰并不算成功”；在回答人员伤亡情况时，蒋经国承认：“伤亡率为85%”。尽管蒋经国提供的数字与大陆有出入，但其反攻行动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则是共认的事实。

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1963年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汇报工作时说：蒋介石“埋怨美国使其倒台，我觉得他有朝一日回到大陆，也不会感激美国，而且会变得很难对付”；当肯尼迪知道蒋介石最近的反攻“特遣队”“全部9队人马都被俘虏”后，问柯克蒋介石“对印度怎么看，中共打得过印度吗？”柯克说：“委员长讲中共占有优势是不成问题的，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柯克向肯尼迪表示：

我本人强烈反对给予蒋介石总统任何余地，无论他怎么试图绕过他与美国签

订的条约。a. 我还认为目前有必要采取步骤让蒋介石明白，我们不会参与。b. 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适当地发表一些公开声明，即我们不打算背离我们公开宣布的我们将保卫台湾的立场，但我们将不支持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发动侵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它介于（a）以一个简短的通知发出严厉的不要去做的警告，或(b)一旦总司令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就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

值得注意的是，柯克这个建议与过去不同的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自1962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1963年9月6日至13日，蒋经国访问华盛顿。9月9日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蒋经国向克莱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蒋总统已经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 9月10日蒋经国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会谈，重申：“国民党政府将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允诺不会进行导致冒战争危险的行动。国民党愿意就削弱中共政权并最终推翻该政权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必须更侧重于政治而不是军事。”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修订了策略，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即视大陆为主战场，台湾海峡为支战场，将反共斗争的方式从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

6.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的和艺术眼光。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1962年6月8月，他在听取杨成武、许世友等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有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时，就蒋介石反攻大陆能投入多少兵力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再多也不可能。毛泽东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同时毛泽东又表示，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这里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已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

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 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付“欲学鲲鹏无大翼”的样子，他没有“金刚钻”，却楞是要揽古巴的“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基辛格曾将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作比较说：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马克思也曾将法国历史上的两个拿破仑皇帝作过类似的比较说：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

用些这个视角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目标。

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三) “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应运而出

1. 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投石问路”的同时，开始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试图长期隔离台海两岸

1960年11月8日，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对台政策最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开始有限抛弃台湾。“肯尼迪宣誓就职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就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政策。”1961年3月，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比姆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美方向中方提出“双方交换记者”和“以优惠的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和给中国的贫困人口发送救济物品”的建议，中方对此予以谢绝。4月12日，肯尼迪在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台湾的表述发生微妙的变化，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其对“台湾人民和在台湾的政府”的“承诺”。这时的台湾当局成了“在台湾的政府”而非以前的“中国政府”；它所领导的人民是“台湾人民”，而非以前的“中国人民”。与此同时，肯尼迪任命主张美国“应该更积极地考虑其对华政策”，主张台湾实现“民族自决”的民主党领袖人物艾德莱•史蒂文森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任命“主张重新审议对北京和台北的关系”的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为副国务卿。

1961年9月28日，美国国务院就十年内中国大陆形势出台《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十年内“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将会大大加强”。

10月26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草拟的文件已提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基本战略”，认为：“我们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战略应寻求：1.使其国门微开，以便与美国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2.减少双方的相互敌意”。报告提出七条改善对大陆中国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循序解除对共产党中国的粮食（包括面粉）和药品的出口禁运”；“超越与统治政权的分歧，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修改禁运和限制供给油料的政策；“在赠予的基础上扩大向共产党中国提供食物”；“积极寻求与共产党中国分享可能有助于中国人民的医学发展信息”；“持续提供我们气象卫星探测到的包括台风在内的气象情报”。报告在坚持对华冷战的大前提下，特别提出美国对华政策要“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和“同共产党中国的谈判和沟通”，为此建议：

我们应重新审视美国和中华民国针对大陆的特别行动，然后我们退出，并劝说台湾也不要那样做。

我们应审视并修正美国政策，以确保除非有基于情报和行动需求的足够理由，我们的飞机和船舰不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海和领空。

我们应继续大使级会谈。

应努力促使美国的观察家、科学家、学者以及在可以重开贸易的情况下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适当人员，获得进入共产党中国的途径。

我们应调查在靠近中国大陆的美军基地部署核武器的替代办法，比如将其转移到距离东方更远的美国控制的地区。

关于台湾，报告认为：

我们应对台湾施加影响并予以援助，这不仅意味着通过我们与中华民国政府的联盟保护该岛，也意味着逐步促使在那里适时出现以民意支持为基础的政府，逐步减少对采取现行宪政体制和目标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过度认同。

我们应在与中华民国保持持久有利的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致力于消弥中华民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并撤离外岛，以此作为以纯军事理由大量减少驻防军队的第一步。

在与蒋打交道时，我们应承担推行变革的风险，而不是承担那些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现行路线而招致的风险。应对我方的援助附加适当的条件，使其成为促进变革的杠杆，并加速重大变革的施压，由此使这些变革发生的背景是最大限度地确保继续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

报告也注意到中苏分裂的事实，并提出建议：

我们应将国务院内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也许还包括其他亚洲共产党事务）集中到一个与处理中华民国事务不同的部门中。

我们应通过官方努力将中国事务告知美国公众，包括中华民国直接向美国舆论施加影响的事实，这些努力对于预期中的对华政策变更是必要的。

12月2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与北亚处合并为东亚处，含有日本科、韩国科、中华民国科和中国大陆科（包括香港和澳门）。

1962年4月2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特•罗斯托人送交国务卿腊斯克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中苏冲突的政策”文件，结论是：“中苏关系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离公开决裂仅有一步之遥。中苏之间已不再有多少根本解决分歧的机会”；罗斯认为“中苏在1962年避免分裂的机会比以往更少”。文件建议：

a) 散布分歧发展的状况，利用这些分歧加剧制造心理上的影响；b) 明智地增加美国官方对分歧的注意；c) 与苏联谈判以寻求和利用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d) 发表声明并以具体的军事措施向中国共产党人表明，共产党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遭到断然而有效的反击；e) 努力开辟与共产党中国新的联络渠道，给其机会，可能包括出售粮食，“以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就会获益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其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f) 考虑谋求中国参与裁军谈判。

最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蒋介石拼着老命为其反攻大陆积极准备之际，美国则在华沙开始部分出卖蒋介石。1962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集结完毕后，中国驻华沙与美国谈判代表王炳南与美方代表卡特进行会谈，明确表示：“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则向王保证：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按照美国与台湾的协议，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意再看到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对王炳南作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的表示。

1964年9月11日，美国出台《国家政策文件》，前言第二部分“美国未来5年的战略”部分，比较明确地提出美国“所需要的自由中国的演变路线”，其中预计：

“到1975年“台湾人将占军官数量的1/5，一些台湾人还可能进入将军级”；“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将会稳定下来，并将形成战术性停火”；“国民党在党的框架内允许更多的政治活动自由，并允许台湾人在党和政府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光复大陆的实际准备工作已降到低水平，主要精力将放在发展和保持其国际地位上。光复大陆政策的可信性将受到以下因素的严重侵蚀：数十年未采取行动，许多老党员死亡及移民到美国和其他地方，以及大量台湾人进入国民党领导层”。

为此“文件”建议：

使台湾“保持武装力量足以支持美国的安全目标”；“在政府和社会的关键部分保持美国一定程序的影响”；“让更多的台湾人进入负责的岗位”；“增加台湾人参政比例”；“增加台湾人的影响。同时外省领导人将对国际和外交保留控制，并使部分国内政策顺应自己的目的。美国在台湾的机构应通过逐渐增强与省政府打交道并利用机会建立特权和影响，促进这种发展”；最终目标是“我们不应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同时我们应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政策上帮助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去。这在目前是可能的，也是这个岛屿长期孤立于大陆中国的必然结果。”

2.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美国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破土而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10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建议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

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

当然，我感到有两点是肯定的：共产党中国将在本届政府期间被选入联合国，或许不在今年（仍是个未知问题），但很可能是明年；共产党中国由于控制了核武器将很快进入国际组织。自由世界与大陆中国的贸易和旅游联系也在增多。

面对这些发展，我们要么在越来越孤立的情形中稳坐不动，要么寻找出路减少损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选择了坐等北京“丰满其羽翼”。肯尼迪去年1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和希尔斯曼12月13日的演说是对这一做法的最好表达。在1963年和1964年，我们与苏联的逐步缓和给这种做法带来了动力；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要求我们不要捣乱。

但在我看来更为清楚的是，现在的办法实际上符合北京的利益，而且北京无意按照“紧张—松弛”的条件去“丰满其翼”，现在不，可预见的将来也不。相反，北京有意孤立我们，而我们却因试图孤立（未成功）北京而受到责骂。

因此，我要求考虑采取不同的做法，作为一个自信、现实、负责的世界大国而采取旨在减少损失、减少孤立和改善形象的做法。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总是“驯化”共产党中国。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关于颠覆，我仅指小心地使用自由世界的物资、人民及思想。在我们与其他极权社会相处时这些工具曾证明有长期的侵蚀作用。

为此，汤普森向国务院提出具有“尼克松主义”思想萌芽的六条建议。其中第3、5条建议：

国务卿应选择1月份的某个时间，最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的提到：“当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1955年授权进行日内瓦和华沙会谈以来，美国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北京政权；但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共产党中国一直在威胁台湾及其邻国。”这种低调评论将使我们向“一中一台”靠拢，同时又不会使公众突然关注法律上立即承认北京（只要我们保持对台湾的安全和独立承担义务），这一步就不算大，也不算重要。

根据以上改变而带来的国内外反应及新的国际发展，我们应悄悄地与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对苏贸易一样。

1965年8月27日，白宫召开中国问题研究会议。会上国务卿腊斯克已意识到：“要反对中国成功将带来可怕的负担”。他说：“为阻止欧洲的俄国人北约需要亿万计的美元作为防御预算（他们仍在古巴搞导弹冒险）。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下极大的决心来阻遏中国人”。

1966年3月1日，汤普森再次就“关于中国战略”提出自己的更加具体的即近期、长期及“灵活的”等目标，指出：

近期目标包括：（a）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尽管他们领导人的宣传正好相反）；（b）反驳在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中广泛流传的观点，即认为美国人对共产党中国问题感到困窘和烦恼；（c）把北京好斗而孤立的责任恰如其分地推给中共。

大的长期目标是为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还有中国精英中的怀疑派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同时该目标应逐渐打破中国那种极度扭曲的观点，即外部世界阴谋对之进行包围和破坏。

灵活的“第三种”办法最好包括以下几种特别成分（以下仅是例证性的）：（a）单方面中止目前对共产党中国的旅行禁令（除真正的记者以及12月以来除医疗卫生专家外，我们禁止所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

（b）再次邀请中国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等访问美国；

（c）准许向中国出售医药和食品；

（d）进一步修改目前的贸易制裁，允许像对苏联一样进行非战略物品贸易。

（e）吸收中国加入裁军谈判；

（f）把我们在联合国的战略由排斥北京改为包容台北；

（g）恢复目前没有结果的谈判，将谈判转到一个欧洲或亚洲大国的首都。

1966年3月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上，美国的“两个一流亚洲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鲍大可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思想。这个思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鲍大可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外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台湾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美国应放弃在联合国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位“具有两个继承国”，并称此举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鲍大可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保卫台湾免受攻击”和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虚构事实”即认为“国民党政府”即是“中国大陆政府”。关于是否“承认”中国的问题，鲍大可认为，“法律上的承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其“事实上承认的愿望”。总之，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改变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3月15日，副总统汉弗莱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这是官方对鲍大可观点的积极回应。当天（3月15日），汤普森致信白宫新闻秘书莫耶斯：“要求将副总统的路线确定为政府的正式立场，这将会给我们未来数月所需要的回旋空间，还有助于避免中国政策不健康的极端化。”在当月（3月）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约翰•格罗诺斯基大使首先发言首次明确表示：“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伍德先生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提出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的优点”，但“遏制战略无需导致冰冷的对抗。成功的遏制事实上有助于有利的变化，并能从中受益”；“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报告提出新的对华“遏制”战略：

中国人可能会向苏联或者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寻求经济援助。我们的长期问题是在遏制成功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国转向自由世界而非苏联寻求援助。

答案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政策缓和，我们应将中国吸引到广泛的活动中去，使其在那里通过了解外部现实并成功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地位和尊重，这些部分地取代高不可攀的追求地区控制和超级大国的目标，并以其他方式表明我们并未执行对抗政策或军事“包围”，我们或许能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将有利于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至于被俄国人再次欺骗。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看来，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份文件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从直接遏制转向间接遏制。美国将通过西方传统的大陆均势即大国间的力量制衡政策来遏制中国；让中美的直接对抗转变成中国与亚洲大国的直接制衡，并通过这种“均势”制衡而获“渔翁”之利。这是三年后出现的“尼克松主义”的理论基础。

1968年11月5日，美国尼克松在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其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在现时，他们逐渐酝酿成熟的政治经济计划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将给这些计划以援助。当然，我们将恪守已有条约义务。

但就我们的作用而论，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像在越南那类冲突中去的政策。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

此后，尼克松全力推动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关系。经过缜密准备，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针对一些美国人两面下注的想法，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明白地告诫他们：

从1971年以来，华盛顿可以成功追求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尼克松访华之后，台湾对受美国保护的“安全感”也彻底破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带着已破灭的借美国之力“反攻大陆”的幻觉离开人世。1978年12月15日晚，蒋经国收到美台即将“断交”的消息，即表示“强烈抗议”。12月8时，国民党中委举行紧急会议，对美国的决定进行了激烈的谴责，悲痛地宣称美国的决定“不仅损害中华民国及其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蒋经国痛心疾首地称：“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台湾最终体会到了被美国出卖的痛楚！

六、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无力落实“两个中国”政策

以上我们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台湾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主线展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过程。我们通过拼接一大堆斑驳陆离的文件片断，试图最终找到美国政策中“台湾问题”的底线和极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美间战略合作和战略博弈的底线和极限。

尼克松主义在1972年关岛谈话中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让亚洲人经营亚洲，将西太平洋地区，留给位于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是尼克松主义的精义。

1972年2月24日，当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向周恩来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周恩来回来将这一句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尼克松访华说明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西岸是美国目力可及而实际国力不可及的地方，尼克松说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亚洲不是美洲人的亚洲。

国际形势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受到本土入侵，今后美国也极不可能劳师征远在东亚再发动朝战和越战那样规模且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因此，研究这一时段的恶化已至极限中美关系，对于研究美国以台湾问题为症结的对华政策的底线和极限，是有标本的意义。

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从太平洋战争中的合作到冷战时的对立，再到1972年后的重新合作的过程是一个美国全球外交从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完整的“肯定—否定—肯定”的三段式辩证过程。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利用曾是朋友的日本打败中国（1895）、俄国（1905），继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打败英法，后来美国又联合英国、中国和苏联打败日本，由此出现了在雅尔塔框架中的中美合作。这种合作表明，对于永远担负着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而言，不仅没有独立解决世界性危机的能力，而且甚至也没有独立——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必须与中国和苏联合作——解决地区性危机的能力。太平洋战争胜利后，作为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骄横一时，忽视了美国战略能力的极限，轻率作出单枪匹马深入太平洋西岸，在朝鲜和越南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其间对中国而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也是虚多实少，中国大陆那怕是1962年那样声东击西的“佯攻”，也会使美国一阵紧张，以致使美国既承担不起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义务，而又想片面享受条约的权利的利己行为在其盟国中大跌眼镜。即使是美国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在朝鲜战争失败之后，就成了美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越南战争失败之后，在苏联全球攻势前，美国终于缷下本就担不起的亚太“卫道士”的面具，与中国再次合作，并由此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瞬间变成废纸一堆。20世纪70年代，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自北方，中美合作日益有了全球战略的意义，正因此中国才没有利用美国的困难在台湾问题上向尼克松政府过度施压。尼克松主义出现标志着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底线因无力（而不是不想）落实而被虚置。

无力落实的外交政策，就是废话一堆。自从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后，台湾问题就在中国内战性质外又增加了地区性的冷战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台湾过于靠近大陆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台湾问题又成了没有大陆认可，谁也不能单方面解决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大陆在亚洲事务中独特而重大的影响力，台湾事实上就被美国当作与大陆中国交换战略资源的筹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事实上成了美国控制台湾的手段。尼克松明白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这话对台湾也同样适用。有了“影响力”才有与大陆交换的筹码。毕竟美国最需要的不是台湾，而是全球战略合作。而战略合作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可能是台湾当局。1964年11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柯莫在给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的文件中对此说得明白：

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台湾的地位？按照冷峻的现实主义观点，台湾是我们与北平进行最终妥协的最后一张牌。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予以保存的廉价物品柜。我们不能再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说，排斥红色中国就是保护台湾的最隹方式。相反，我们坚持“非此即彼”的选择越长，被迫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比柯莫文件早十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77次会议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

应该承认共产党中国存在的事实。它存在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逐渐接受中国进入由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你不得不做点什么。中国必须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如果朝鲜问题得到解决，还必须逐步同中国发展贸易。结果会是什么呢？福摩萨必须回归中国；它属于中国。

美国人的看法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反证。1972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在台军援，实为有名无实，切勿以联防协定之存否，为我强弱之决断。”1975年11月30日，蒋经国在日记中感叹道：“以上所言时隔四年，但今所面临之事实与问题仍无二致。”

看来，美国人也明白，长远看，台湾必须是中国的，只是美国不甘心，他需要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连起一道阻止中国力量扩展的“防波堤”，正如当年美国将英国当作法德力量扩张的“防波堤”一样。这个堆在太平洋西岸的“防波堤”，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是北由日本为起点，南下经台湾到菲律宾一线。美国曾借助冷战启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图加固这道防线，但战争的结果表明：美国力量不足以保持这道防线。尼克松主义出现后，美国在东亚筑起的这道“防波堤”在台湾岛一带出现了断环。而美国弥补这部分“断环”地带的方式是“守险不守陴”，即加强了日本、关岛和菲律宾的军事安排，推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的增长，从沿中国东海岸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台湾形成拱卫之势，如果台湾“失守”，这种安排也可形成遏制中国进入太平洋的第二道拦截。在这两道拦截力量的布局中，台湾只是一个虚子，而后者即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菲律宾一线则布的是实子。在这里，我们还得重复时任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在1950年7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他之所以提出以北纬三十八度为美苏在朝鲜势力分界线的理由，他说：

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么北面，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我回忆起，当苏联人接受三八线时，我颇有点惊奇，因为我想，从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来看，他们可能会坚持一条更南面的界线。

这句话告诉人们，美国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军事占领本来就是一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本来苏联人是可以获得“一条更南面的界线”。这话如果应用于台湾问题也是一样，即在东海海面，中国人完全可以坚持一条比台湾更东面的界线。

相对于中国目下的力量而言，由上我们可就美国对台政策以作出三点判断：

1. 美国对台政策可守住的极限并不在台湾，而在关岛。美国所谓“两个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唬人的虚线。

2. 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是以台湾与中国进行全球性战略利益交换，在必要时也会以“给台湾以充分自由”的名义——“充分自由”就是充分不管——将台湾交还中国政府，其过程与英国——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海陆军事力量准备的话——向中国交还香港的手法大体一样。

3.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可作为的空间。如果考虑到a.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b. 中国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c. “台独”分子分离台海两岸的步伐加快；d. 中国海外利益扩展已有相当的规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加深等条件，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和迫切性都在同步增大，以致解决台湾问题的的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这三点判断的成立是也有条件的，那就是：

1. 中国大陆内部不发生动乱及由此产生的分裂，不然，美国对台政策的极限就不在台湾，而是像20世纪40年代末那样由长江进入中国腹地。

2. 中国政治家仍然要保持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袖的张驰有度的高超胆识和坚定不移的国家统一意志。

七、“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

一、“越战”恶梦重现

有人说，尼克松主义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期，这话膨胀了美国人们的战略意识并导致美国小布什上台后全球扩张冲动再次复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再次重温越南战争的“恶梦”。

就在20世纪快要结束之际，美国加快对俄罗斯及中国的围堵。先是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后有中亚“颜色革命”；新世纪初又直抵阿富汗，占领伊拉克。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更是启动日本扩军修宪的步伐，继续出售台湾军火，恢复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军事盟友关系。历史好象又向冷战的起点回归，美国的对华政策好象又向麦卡锡时代回归，不同的只是那时是以“反共”划线，这时是以“反恐”划线。

接踵而至的就是美国“伊战”恶梦。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截止2006年底，美国已有3200多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身亡；65.5万伊拉克平民伤亡，已有160万人逃出伊拉克；自2003年伊战爆发以来，美国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大，至今已达3520亿美元，并且仍以平均每天增加2.8亿美元的速度继续膨胀。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伊战四年来的费用已经超过朝鲜战争。2007年２月，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巨额军费申请，其中1800多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伊战。这样，到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伊战直接总费用将达5320亿美元，从而超过越南战争的费用，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二战的经济代价最高的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姆斯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与以往战争相比，驻伊美军更容易受伤。越战时，阵亡者与受伤者的比例为１比2.6，而伊战是１比16。与2000年相比，2006年美国老兵向政府申请伤残赔偿的人数增加38%。据预计，美国为伊战要支付的军人医疗和伤残赔偿将达到3500亿至7000亿美元，成为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大•施蒂格利茨与哈佛公共财政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联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为伊拉克战争的所有投入将超过两万亿美元。《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一研究报告时指出，在伊拉克战争的酝酿阶段，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估计的战争总花费仅为500亿美元左右。如今美军在伊拉克多留一秒钟，美国的纳税人就要多花6300美元。

与越战中美国国内政治的反战主题相似，2007年3月2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含有从伊拉克撤军时间表的紧急战争拨款法案。根据这项总额为1217亿美元的法案，国会将为美国本年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拨900多亿美元的经费，要求布什政府在法案成为法律后120天内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争取在2008年3月31日以前撤出美军作战部队。此前一周，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紧急战争拨款法案，要求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31日前从伊拉克撤出美军作战部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哈里•里德表示，当天的投票结果使国会在改变伊拉克战争方向，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投票结果向布什总统传递了一个强烈信息，即现在已是彻底改变政府对伊拉克政策的时候了，改变对伊政策应首先从撤军开始。他还说，总统必须改变伊战方向，参议院正在讨论的紧急战争拨款法案给总统提供了一个机会。

与朝鲜战争后期美国经历的“失道寡助”的结果相似，目前随同美国参与战争的盟友开始陆续以种种理由完全撤出、部分撤军或出现信念动摇。当初参与伊战的38个国家中，截至2005年年底就已有14个国家完全撤出。2006年，美国的盟友仍然在不断“缩水”对美国打击最大的是英国与日本的动摇。2006年7月，日本军人全部撤出伊拉克。同年11月，英国陆军总参谋长丹纳特公开表示，英军在伊拉克的存在致使当地安全局势恶化，呼吁政府将驻扎在伊拉克南部的7000名官兵尽快撤出。美国最终将会落比朝战还难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国从印度洋上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引起了中国、俄国及印度的警觉，印度在明修联美“栈道”的同时，也在暗渡通华“陈仓”。美国压力导致中俄印三国靠近。1999年俄国外长普里马科夫呼吁中印俄三方联合，2007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新德里会晤。三国外长积极探讨三边合作重点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发表了《中印俄外长会晤联合公报》。中俄印三国接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21世纪初中国周边合作关系的重要变化，而促成这个重要变化的不是别的国家而正是美国，尤其是小布时期的美国。

不仅如此，美国花费了这天大的代价却远没有在伊拉克实现其战略目标：中东恐怖事件越来越多，美国在伊拉克越陷越深，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不仅如此，现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杀将回来，以至小布什在中东捉肘见襟，并为此怪罪于伊朗，现在又要向伊朗开战。果真如此，那美国将从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气”、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终会在伊朗进入“三而竭”。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主题与尼克松上台前面临的关于“越战”的政治主题十分吻合，这是因为美国外交正在犯着尼克松上台前美国追逐高目标而使国力严重透支的同样的错误。而正是这样的错误又促使美国外交中的尼克松主义再次到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尼克松主义”并不是什么“战略收缩”外交，而是被校准了的美国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国式的“科学发展”的外交。遗憾的是美国人并没有把它当作美国的常态外交，而是把他当作非常态外交；这正如日本把明治以后的扩张当作常态外交一样。

（二）“新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后，亚洲瞬间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印度、越南都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尽量扩大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972年，印度依仗苏联的支持肢解了巴基斯坦，在“东巴”地区扶持并建立了孟加拉国，扩大了印度东北边界的安全空间。越南共产党则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以“宜将剩勇”的精神，迅速完成了国家统一；在统一国家后越南又得寸进尺，妄想继续扩大“战果”，于1978年底迅速出兵柬埔寨，但这又在中国和美国的抵制下败北。日本则利用美国在尼克松时期的战略收缩迅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此后紧随美国扩大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相反，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几乎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压力，所以，毛泽东才没有——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南北两面着力的力量——在北方压力日重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南向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收香港、澳门，北现苏联解体。中国安全压力大为减轻。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即将出现于21初的尼克松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比较而言，本世纪美国外交将要出现的尼克松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相比，会给中国提供更加充余的拓展战略利益的空间。首先，与上次不同，促成本世纪美国尼克松主义出现的是中东地区，中国不仅不是目前造成中东问题的当事人，而且还是国际社会解决中东问题必须依赖的杠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已与20世纪70年代大大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安全压力多来自中国东部西太平洋海上，60年代初，中国西南中印边境出现不稳定，60末始至70年代，中国安全压力由南向北转移，苏联在中国北疆大兵压境，虎视眈眈。现在中国北、南、西三面的安全压力已大为缓解，而东面以“台湾问题”为牵引的安全压力却日现升级，但同样也因美国深陷中东战场，这种升级又得了某种制约，不仅如此，它还给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从容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人“绑架”台湾目的并不是要“领养”台湾，而是要敲诈中国政府。只要中国政府坚守得住“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接受绑匪敲诈，那绑匪也无法将台湾“劫走”，也不能“撕票”。为了从中国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美国最终也只能以尼克松“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美辞，在挑拨日本与中国为此冲突之后，还台湾以“自由”，即将台湾抛给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这是因为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是离美国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权为生命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离美国本土较远的陆海兼容型国家。

美国人明白：日本现在也在利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但如果日本再次打倒中国，那它必然也会与当年美国先利用日本再打倒日本的策略一样，再出手打倒美国。美国曾利用日本充当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清道夫”，那难道日本就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让美国也当一次日本的“战略清道夫”吗？10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并“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美国目前在中东深陷不能自拔及由此美国外交必然出现的尼克松主义将再次为中国提供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战略智慧，抓住这次机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解“台湾问题”这道最后的“坚冰”。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美国人虽然常常在最辉煌的时候犯最弱智的错误，但是美国人的反省能力也比较强。在巨大的危机之后，美国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思想飞跃，正如美国深陷越南沼泽之际出现尼克松主义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预见到另一种结局，即美国尼克松主义推迟到来或根本没有到来。如果真如此，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美国衰落的加速。与英国的衰落加大了美国崛起面临的挑战的道理一样，今后美国如果过度衰落，也会加大中国崛起需要独立应付全球性危机事件的负担，尤其是在东海海区因美国控制力突然减弱而面临的外交压力。

八、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经验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央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的优先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城时采用的“北平方式”、1951年至1959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西藏方式以及邓小平同志创造的顺利实现香港平稳回归的香港经验，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北平方式”及其运用背景

“北平方式”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创举。但这种方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截断了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退路之后，又迅速进击，扫清了盘踞在北平外固沙河、昌平、南口、密云、怀柔。通县、廊坊、门头沟、石景山、宛平、大兴、丰台和南苑的国民党军队，将困守北平的傅作义20万军队团团包围。再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月15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出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等商谈和平解放北平有关问题，表示愿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16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宴请北平院校十余位教授，大家一致主张和平解放。1月22日下午公告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清晨，担负北平城防警备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将北平解放的方式称作“北平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他还具体解释了这三种方式的含义：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所说的“北平方式”是从外围战役即地区性胜利入手，做好“诗外功夫”，最终由面及点，最后达到不战而和平接管北京城的目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体会出1959年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最终形成“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的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就透露运用“北平方式”即从外围即中美关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

当然，将“北平方式”运用于台湾问题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分析蒋介石“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的特点。毛泽东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选择1959年处理台湾问题方式的依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以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与西方敌对国家的矛盾为优先，反之，台湾问题的解决则要以国家内部的阶级——这在现今已转化为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为优先。

那么，今天的台湾是否还具备1959年炮击金门时的特点呢？结论是悲观的。

我们知道，李登辉被蒋经国推上国民党主席台后，他就卸下“统派”面具，日益与“一个中国”原则渐行渐远。1990年5月就任台湾“总统”后，台湾地区的“台独”意识迅速放大。1999年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８月29日，台湾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李登辉治下的台湾，“统派”意识逐渐边缘化，“独派”干部队伍悄然聚集在他的周围，最终于2000年5月20日将台湾前途交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党魁陈水扁手中。此后，台湾分离主义迅速全面掌控台湾政权机关。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此后台湾强力行政部门逐渐为有“独派”背景的干部所掌握。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公开放弃曾承诺过的“四不一没有”，宣布“国统会”终止运作，“国统纲领”终止使用。2007年7月24日，陈水扁发表“入联”演讲，称：“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一省”，“2300万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如果不争取，只有等死。” 7月25日, 陈水扁表示:台“总统府”强力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及入联“公投”。2007年11月23日，台军宣布准备从蒋介石曾决心誓死“保卫”的金门岛撤兵，从现有万余兵力裁减后可能剩下5000-7000人。12月4日，陈水扁在高雄高喊“台湾国万岁”，并表示全民“入联公投”联署之后，还要发动“众神护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请妈祖婆、王爷公、天上圣母等台湾守护神，护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难道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所谓“民意”选择？其实不然。

正如当年日本占领台湾可以制造出 “亲日民意”，蒋介石治下的台湾也可制造出“反攻大陆”的“民意”，那么，在“台独派”掌控台湾强力军政部门下的台湾，出现“台独”的“民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今天盘踞并日益上升的所谓“台独”民意，正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在台湾推行“台独”政策的掩盖形式。

事实表明，从1990年李登辉被迫以“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2000年陈水扁以“四不一没有”虚假承诺上台，到2007年底酝酿的“入联公投”，已说明目前陈水扁当局的“台独”主张已从原来的被动和伪装的行为转为与民进党“台独”纲领一致的自觉和公开的选择；今天的台湾政治已与“一个中国”原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民党时期大相径庭。台湾政局与蒋介石时期相比已发生质变，即由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内战问题延伸为国家分裂问题，从蒋介石时期的由于外部压力导致的被迫与国家暂时分离，演变为台湾当局主动推动国家分裂的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1959年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政治默契条件暂告停止。目前的陈水扁已不再是以中国统一为己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而是以“台独”为“使命”的国家分离主义分子。

（二），西藏方式及其运用背景

这个转变过程及其结果与20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及其引发的“西藏问题”十分类似，与此相应，我们也能从我们曾成功运用的“西藏方式”中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思路。

我们知道。1949年月11月23日，毛泽东责成西北局讨论“经营西藏”问题并担负于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的解放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南局“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8月23日，毛泽东提出以军事手段为依托即“于十月占领昌都”以“求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设想。5月27日，中央同意由邓小平起草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十项条件。其中头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但西藏地方政府不仅不与中央政府真诚合作，反而还对中央进藏部队无故进行有武装的阻拦。这迫使中央不得不考虑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0月6日至24日发动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共俘高级官员20余名，此后，藏军主力基本歼灭。

军事胜利使西藏政治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藏人上层热爱祖国的力量得到加强。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及达赖上书中央，请求派代表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迫于内外压力，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压力，达赖地方政府终于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即“17条协议”。可以说，在西藏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的方针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这种格局下展开的。协议签订标志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经营西藏”的实践为他后来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实现香港回归后平稳过渡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经验。

但是，“藏独”势力并不愿就此罢休。1952年3、4月，西藏拉萨发生了反对“17条协议”的“人民会议”非法活动。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于1951年底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非法“人民会议”的名义出面，反对“17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1952年3月11日，这些人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的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4月1日，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噶仑（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他们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卖粮给进藏人员，妄图乘粮食补给困难驱逐解放军。与此同时他们向拉萨调集藏军，准备武装“起义”。后在中共西藏工委强大政治攻势下，达赖不得不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1955年2月，阿乐群等非法“人民会议”头目召集反动头人商议，决定在康区组织“起义”以达到“驱汉独立”的目的。该地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平息。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筹委会51名委员中，除5名中共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均为藏族。即使如此，“藏独”分子仍在煽动叛乱。11月叛乱活动扩大到昌都以南，但很快就为解放军平息。1956年11月，达赖访印，恐中央对藏实行改革，有不归之意。为了减少达赖不必要的担忧，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央对藏“六年不改”的方针；3月，中共西藏工委系统的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驻藏部队从5万减到2万。但中央政府的善意忍让和等待反使藏独分子视之为软弱并更加肆无忌惮，借机策动更大的叛乱。1958年5、6月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藏独”集团指示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山南等地，并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17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11日，叛乱集团非法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旗帜。3月23日，达赖一行逃抵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3月31日，达赖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达赖出走后，留在藏区的“藏独”分子破釜沉舟，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独立”活动。3月20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政委谭冠三等共同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宣布反击。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3月24日，拉萨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对有重大罪行的叛国分子按国家法律予以惩处。11月，叛乱活动在全藏范围基本平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此，中央政府“经营西藏”中蕴含着的“一国两制”模式自然转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西藏地区的行政权力从形式到内容上更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西藏完全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正如20世纪90年代香港经验是50年代“经营西藏”的经验在国家统一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的道理一样，50年代的“西藏方式”成功运用，可以说本质上也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创造的“绥远方式”的在解放西藏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研究这一段经验也将从下面几方面对我们思考台湾问题的解决及其方式选择有所裨益：

1. 毛泽东将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保证“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手段，这是后来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实践中的重要经验。

军事斗争不仅始终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根本保证，而且国家统一的程度与国家武装力量进驻的深度相一致。比较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签订后，由于中央政府实现在香港驻军，尽管回归后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动荡，但与西藏“17条协议”签订后的数次武装叛乱相比，其回归过渡进程还是要平稳得多。同理，自从1959年中央政府完全进驻西藏后，西藏发展才基本进入平稳轨道。

我们知道，西藏和平解放进程充满着非和平的冲突，而化解这些冲突的政治攻势，正是基于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全国基本解放的事实。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提出“经营西藏”的任务时就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估计“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告诉西南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月10日，毛泽东又电告西南局“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尽管毛泽东提出“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即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毛泽东仍是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

可以说，1951年的“17条协议”的顺利签订是以1950年月10日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全局胜利的基础。而后来能够保证“17条协议”的顺利执行，也是以有充足的驻藏或围藏部队存在为前提了。1950年6月9日，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人民武装”深入西藏的程度作为决定西藏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1951年底，西藏发生了反对“17条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曾担负“经营西藏”主要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收回香港谈判中不仅非常重视这条基本经验，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还汲取当年改编藏军久拖不决的经验教训，一步到位且斩钉截铁地提出和坚持“在港驻军”的原则。1984年4月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写道：“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由于有了中央政府在港驻军，才有了香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更加——较1951年的“17条协议”后的政局而言——平稳的政治局面。10月22日，邓小平又将这条经验用于思考台湾问题说：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和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军事手段准备得越充分，和平解决的机率就越大；军事力量运用得越深入，国家统一的进程就越平稳。在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2.在解决西藏问题的提法上，毛泽东没有使用与西藏整个上层对立的“解放”概念，也没有使用几乎与全藏对立的“统一”或“反分裂”的概念，而是使用更多藏人可以接受的“经营”概念，这就将入藏任务的性质规定在实现主权共识的任务之中。这使进军西藏形式具有了和平的色彩，解放西藏的工作也更显得从容，手段的选择也更富有弹性。这有利于在藏区达到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和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的。

3. 政治优先，用最少的军事手段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昌都战役的胜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17条协议”。在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央事实上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保留有待将来改编的军队，与此相应，中央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由5万减为2万；在政治上还承诺将民主改革推迟到全藏上下可以接受的时候。但所有这些承诺都是以“一个中国”原则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为前提的。毛泽东也估计到，西藏迟早要实行的民主改革和藏军改编的政策必然激化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即将失去特权利益的部分贵族迟早要公开他们的政治旗帜。这样到时就可以教育群众并有利于中央在打击面最小的条件下推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说：“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毛泽东试图通过争取藏区基本群众迫使上层“不敢进行暴乱”并“可能会觉得只好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 同时毛泽东也充分估计到“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可能举行暴乱，而这些暴乱“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最后毛泽东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最终达到“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几天后，毛泽东再嘱西藏工委：“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1955年西藏康区发生叛乱，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总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1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时，就西藏改革时间选择问题补充道：“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时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西藏贵族因怕改革而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可能性，但毛泽东认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那时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期就已成熟。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估计“总决战”的时候将要来临，在西藏大规模叛乱爆发前夕发出指示：

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3月10日，达赖集团公开撕毁“17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旗帜。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反击。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 11月，叛乱活动在全藏范围基本平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至此，西藏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而这又是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武装的“总决战”胜利后的结果。

由上看到，毛泽东注意军事斗争，但在运用军事力量时又非常策略。“17条协议”签订后藏军一直拖延改编，特别是在1956年中央撤出三万部队出藏后，藏军战斗力反而加强了。这时，毛泽东只是适时即等到对立面的力量一次次成熟并“爆发”时再分批分阶段地使用军事力量。这时处理的矛盾性质单一，不致过多地牵连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起来也比较简易；军事打击面相对集中，时间不拖延，震动面较小。最终当不断失败迫使敌对分子必须聚集起全部力量并公开挑明“藏独”目的时，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使用军事力量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总体上解决问题。“17条协议”后西藏和平解放进程拖了八九年，而使军事手段的时、间却非常短，所用军事力量也非常少，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矛盾性质的转化和解决时机的成熟。1959年3月，西藏达赖集团叛乱是矛盾的总爆发，与此相应，西藏问题此时解决得也最彻底。此后，西藏才完全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

4. 在主权问题上，不给任何外国以置喙余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双方举行了会谈。潘尼迦认为，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语指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10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26日给周恩来呈报的关于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话内容上批语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需要国际社会较大帮助，但毛泽东同志仍不以独立自主原则作交易，这是西藏问题顺利解决的前提。这一经验也体现在邓小平解决香港和思考台湾问题的实践之中。

1978年，是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即将建交，中国对西方技术资金有较多的需要之际，但邓小平同志并不因此以主权原则作交易。6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直言中美建交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他说“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建交不久的中美关系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6月16日，邓小平将这个准备告诉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并补充道：“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针对“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传言，直言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正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才有可能在国家统一的实践中探索出上述富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如果失去了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那国家统一的任何探索都不可能走向成功。

（三）比较及其结论

比较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解放进程中的“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我们会发现，1949年傅作义是在无力反抗的条件下等待和选择开城门的时机，与此相应，毛泽东选择“北平方式”完成了北京城的顺利交接。而1951年后的西藏上层由被迫签订“17条协议”到1955年叛乱，再到1959年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并建立“西藏临时政府”，毛泽东面对不同的形势选择了介于完全和平的“北平方式”和大规模军事决战的“辽沈方式”之间的“西藏方式”：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始终坚持和平协商手段，反之，则以非和平手段化整为零,分批分阶段地“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再比较20世纪蒋介石、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我们还会发现，21世纪初的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台湾政治已与蒋介石时期南辕北辙。蒋时期的台湾当局与占据北京城的傅作义一样，只是在等待和选择“开城门”即回国的时机；而现在台湾当局却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将中央政府采取的更为特殊的对台政策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忍耐视为软弱，目前他们在等待和选择的已不是中国统一，更不是回归祖国的时机，而是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在等待和选择公开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中国领土、实现“独立”的时机。面对这种与20世纪炮击金门时完全不同的台湾形势，我们在思考台湾问题时应该想到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经营西藏”的经验及其解决西藏问题的“西藏方式”。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及其成功经验，已对中国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无疑，它们也必将为我们——不管以和平还是非和平方式，乃至最后万不得已采用作为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基础条件的“辽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在台湾当局明确放弃，甚至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