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印度。毛泽东曾告诉印度大使说，中国是不会与印度为敌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东西两向同时交恶。[1]毛泽东把中国的底牌都告诉他了。但尼赫鲁还是耍小手段，说二不一，很猥琐，一点一点抠中国领土。毛泽东则说一不二，一步到位。一个月就把印度侵略军打得稀里哗啦。英国给印度留的“民主制”真起作用：一些书呆子们从战争开始就打口水战，仗都打败了，还在相互指责。在印度议会进入漫骂高潮时，毛泽东又不打了，把兵都撤回了，武器擦得干干净净，俘虏们养得黑胖黑胖的，全交还给印度。这在世界上树立和平形象。那时实际上毛泽东是教训印度而并非真想打败印度，只是拍了一巴掌，动了粗，拍得疼了些，因为毛泽东认为印度还是朋友，尽管我们与印度之间有矛盾，“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2]。只是这个朋友爱占小便宜。但这个“便宜”涉及中国的关键利益，毛泽东必须出来制止。

毛泽东用兵如神，虚实得当。你们看，四五千米的高原，我方后勤补给极为困难？说实话，印度只要守住半年，中国就会被迫将全国的财力集中在西南战事，这样中国就会陷入被动，那就很麻烦。当时我们主要中心工作还是抓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战争也不能影响大局，所以毛泽东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战争。既打赢了仗还赢得了和平形象——这才叫“双赢”，同时也保障中国国内中心工作的有序展开。1962年底，中印战争结束，1963年，尼赫鲁在议会上反复表现自己身体如何好，结果到1964年就去世了。可见，战争的失败对尼赫鲁的打击是挺大的。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赔了卿卿性命。

有了西藏，我们现在的大西南就有了安全纵深；打赢了朝鲜战争，东北现在有朝鲜顶着，我们省了多少边防驻军。而我们一些书呆子却说如果没朝鲜，中国不参加朝战，东北早就发展起来了。但我们没想想，朝鲜如果失了，中国东北就得增加多少驻军，增加多少国防费用？当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啊，东南有台湾逼着，东北有美军压着，了得呵！你要动台湾，美国就在东北给你施压，怎么办？政治是讲战略的。现在我们政治学培养得多是账房先生而非政治人材。有次我在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大飞机的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不能造啊，我们要算造大飞机的投入产出，先算一算能否卖出去。我说，原子弹的投入产出是什么呢？原子弹投入的是巨大资金和人力，产出是却是30年多年的和平。和平环境是今天中国良好的融资环境的基础。没有和平，国际投资就不会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靠什么保护的？不是靠我们经济学家的所谓论证，也不是靠我们舞姿，而是靠原子弹。凡是有原子弹的地方，大国都不打仗。说到最近的印度，印度有了核武器，中印之间大规模的国家总体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印巴之间也是这样，印度北方就省了许多驻军和国防经费。印度现在整个的国防投资都往南走，以南方海上安全为重心。因为印度近代是从海上亡国的。所以说，账房里头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国家安全。账房里那些技术性的东西，学起来并不不难，难在建立记账规则。建立规则属于战略层面的事。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像进了动物园：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过去文化大革命时，道不拾遗。现在全是铁门铁窗子，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小屋里。国与家同理，中国现在有钱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就对你虎视眈眈。

过去苏联有雄厚的财力，你现在到俄罗斯去，都能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现在两极分化问题很严重，俄罗斯到不了这个程度，他有广大的资源。有资源，等于有上帝支持，怕什么。

国家富裕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自己干，一个是打败富国，杀富不济贫。国际斗争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形。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兴衰》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3]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击败后才半个世纪，中国人就成了“东亚病夫”；苏联解体后，大量国家财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迅速流向西方。

现在中国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卫这些成就的手段跟不上。从十六大之后，中央注意到中国国防产业及自主创新问题，强调经济社会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40%多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自卫手段也要全球化。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的事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共产党早期时误以为政治就是谈判，多数人像个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懂政治。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陈独秀想通过迂回的方式。结果蒋介石他跟共产党没谈到底线就动了刀子。共产党一下子懵了。党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是这样。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内阁在1919年做出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从此，“十年无大战”的假定就一直作为英国军备政政策的指导思想。史称“十年规则”。[4]这为英国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面对希特勒纳粹的咄咄攻势，张伯伦政府除了忍让外竟一筹莫展。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缩，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的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就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我有一个同学，快四十的人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现在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坦泰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人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一旦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得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为来后，成为中国的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回来后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还有我们国内很多演员、艺术家，在国内干得很好，可不知为何，他们宁可洗盘子也要出国。洗盘子和演戏不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你有才华，就应该展示你的才华，才是正常的。当然干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期这么干，就是浪费了你的才华，因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还是不等值的。外国餐馆老板多得意：这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某某著名演员，那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科学家，那怎么行？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得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也是我过去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是才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在这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间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5]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6]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7]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8]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9]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罗马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0]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11]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而美国与英国在第一点上存在某些战略分歧，而在第二点上则是一致。[12]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13]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这点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丘吉尔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话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14]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15]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16]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大势已去，“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17]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18]“这在这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19]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20]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21]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22]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 • C • 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报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23]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报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理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与苏联双方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导致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中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霸权的关系。

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 ，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争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他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下来换成新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总的特征是：欧洲雅尔塔格局在不利于俄国人的条件下终结了。

终结欧洲雅尔塔格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战争。

雅尔塔体系中被制约的国家在欧洲是德国。德国由于其认罪态度诚恳而被欧洲国家所接纳并且已分裂的东西德国实现了统一。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方面，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不对称地向西方倾斜。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事实上进入西方阵营之后，欧洲人乘胜追击：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同时又在巴尔干地区打响科索沃战争。战争结束使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大大东移。东欧阵营的东部边界成了整个欧洲的边界：巴尔干地区传统上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但科索沃战争之后，我们再看地图，从北方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到南方的巴尔干，正好是一个遏制俄国人的铁幕。在欧洲地区，雅尔塔格局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一个是战略武器平衡，另一个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制衡。2002年， 阿富汗战争后，美国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这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约及同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胜利，又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华约组织自行解散，而北约组织却存在并壮大。这样，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的内外因素消失而解体。

但是，雅尔塔体系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我们知道雅尔塔体系主要涉及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前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后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格局，或称远东格局。在这两个格局中远东格局基本没变。雅尔塔远东格局是建立在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的日本国的制约之上，美国占领冲绳岛，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此外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也是雅尔塔体系中确认的；更为最重要的还是，与德国的态度不同，近年来日本日益对其二战罪行采取不认账的态度，否认远东军事法庭的权威地位，以此想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罪的认定。[24]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决定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稳定性以及雅尔塔体系对于维护亚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义。

历史的规律是，国力的强弱是可以转换的，兴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们不要以永恒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国的版图和元朝明朝相比现在已经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辉及日本右翼眼里，中国的版图就是成了南以台湾为中心辐射，东北是以日本为中心辐射。前者的基本范围大体是上世纪汪精卫的那块地盘；后者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地盘。日本曾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也不能保证今天日本没有可能再复辟这样的梦想。

19世纪6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外敌入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此前日本根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国挑战，日本对中国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关。殷人尚白，夏人尚黑。这种习尚后来延续到汉代，你看，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服装几乎就是日本服装的再版。汉朝包括唐朝的语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现在中国反倒没有多少了。相反现在学日语的反倒容易学古代汉语音。汉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至深，日本学我们学了几百年，顺从着我们，他压根没想到来跟我们作对。

但是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被英国打败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国都打败了中国，那么向中国挑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试试的。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国海军的入侵并与之签订了屈辱性的所谓“和好条约”。60年代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一下子半壁江山都没了。紧接着，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空前的市民暴动。内忧外患，不仅刺激了中国，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但由于日本船小调头快，在近代锐意改革，实行明治改革，但在中国方面的变法则失败了。此后，中国和日本就分道扬镳。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军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把那个武士制度改了。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实它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制度。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25]在这个基础上，它进一步推进领土扩张。1894年，甲午海战。实际上，他当时压根没想到能打败中国，但把中国打败了。（未完见文三）

链接：张文木：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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