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和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许建康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国家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资本，是由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资本积累即资本自我增殖的扩大再生产，受到双重的限制——生产剩余价值之条件的限制和在市场上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之条件的限制。
前者从根本上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雇佣工人一个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割，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程度，劳动生产率在各个生产部门的提高最终减少了构成工资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导致剩余价值剥削率的提高。一国雇佣劳动的国民工资水平及其变动，包括教育费用在内的生活必需品的构成、范围和价值，既是自然地、 又是社会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原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一批批地被剥夺土地，进城务工，这种历史变迁制约着当事国的国民工资水准。在这个过程的同时，但尤其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组成工会的工人集体与资本经常的经济斗争，是决定能否阻止劳动力价格跌到劳动力价值最低限度的历史因素。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繁荣期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呈上涨趋势，以至不可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而工人运动在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则制约着工人运动经济斗争的历史成果究竟是沉淀为国民工资的历史范畴，还是作为工资波动的历史瞬间而最终被逆转。工资的国民差异成为高工资国家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
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与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不同，是“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的，后者“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它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72－27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积累“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实现资本积累的手段是生产力无条件的发展，但资本积累本身则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同上书，第278－279页），因此，“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书，第273页）
资本积累的手段与目的的内在冲突，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国际化的内在逻辑和动因。“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同上书）“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马恩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做了更加明确的阐述——“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马恩全集》第7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78页， 人民出版社，1975年）
先是在资本输出国出现了资本的绝对过剩：“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同上书，280页）。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上述繁荣期劳动供不应求、工资上涨的场合，将很快引致繁荣跌入衰退，而不是资本的大规模输出。资本的大规模输出是与国内“绝对的过剩资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同时出现的，而且以资本“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为前提（同上书，第285页）。这时，国内“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同上书，第283页）。发展到这一困境意味着，上述恩格斯指出的通过“加剧剥削旧市场”以克服或避免危机的做法，已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
更糟糕的是，后来在资本输入国也出现了失业的资本和失业的人口并存的局面，而且在这些资本输入国之外一时还很难再找到能使绝对过剩资本“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的大规模场所。经济局面的这一再恶化意味着，通过“夺取新的市场”以克服或避免危机的做法，也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冲突和限制就会在世界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导致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资本积累条件下存在的重大差异，资本积累在不发达地区遭到的限制更加严峻。（1）那里长期存在着凸现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占人口的多数，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及其物质基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都不够发达，外来势力强制推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2）当地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属于“弱势群体”，没有培植庞大“中产阶级”的超额利润来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暴富阶层倚赖与政治权力的勾结，腐败严重。（3）那里处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劣势方，工业化尚未完成，已有工业部门的重要产业链都伸向境外的发达地区。（4）那里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缺乏成熟健全的银行金融制度，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竞争，比起它们之间在发达地区的竞争，更加无序，更具有掠夺性。总之，那里的国内市场狭小，发达国家在那里扩大新市场、转嫁危机的空间有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的揭示、它的危机理论和资本国际化的理论，有力地解释了资本全球化历史进程的非连续性和复杂性。工业革命前，前欧洲商人资本的洲际掠夺，揭开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序幕。产业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商品资本全球输出的基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来，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日益成为帝国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生命线。几百年来资本全球化的过程虽然没有终止，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大萧条的严重危机和世界战争所打断，致使资本的全球化呈波浪式的推进，有涨潮，也有落潮，还有退潮和逆转。尽管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结束，但在世界范围内帝国的统治始终驾御着两个轮子——超经济的强制和掠夺以及经济的强制和掠夺。这是因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鸿沟，造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条件在这两大地区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哪个轮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还与资本全球化浪潮的上升与下降、康氏长波的上升与下降、霸权周期的上升与下降紧密相关。

二

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进入本轮资本全球化浪潮的下降期。这从上次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相对与绝对的贫困化趋势中可以觉察到。这说明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摆脱危机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2007年8月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工人阶级贫困化状况的简要综述。
最近30年来，美国工人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及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分不开的。
除公共雇员外，美国工人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工资，总体上在1947-1973年间显著增长；在1973-1995年的22年间总体下降；只是在1995-2000年的5年间才有明显增长，但只是例外状况。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12%，生产率提高了17%，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的工资只增加了3%，而他们的实际收入却有所下降，低于2000年的水平。其中，在衰退结束的2001年11月到2003年11月的两年复苏期间，美国私人企业雇员的实际工资薪金收入下降了近1%，而在典型的复苏中，通常上升8%。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仍为5.15美元，按购买力计算，比1976年减少了近25%。相反，美国公司执行官的收入与工人平均工资的比，却从1967年的24倍跃升到2000年的300倍。工资收入在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距很大。目前，白人比黑人收入高出2/3，比西班牙裔人高40%，黑人享受的福利只占白人的3/4，妇女的收入是男子的76％，在收入为最低工资及每小时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的工人总数中，妇女占60%。在收入低于3.2万美元的三口之家的职业母亲中，超过一半的母亲不享有哪怕是一天的带薪病假；61%的母亲没有带薪假期；80%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没有获得过雇员健康福利。2005年，有37%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1/3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停掉她们所使用的电器或电话，43%的低收入母亲不得不依赖免费的食品供给，42%的低收入母亲交不起房屋租金。单身母亲的贫困率在美国所有人口中最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报告，2005年美国有28.7%的单身母亲、约4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自2001年最近的那次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和繁荣”。2001年3－11月经济衰退结束后，尽管经历了两年的持续扩张，但是2003年末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仍然比衰退的谷底水平还低大约1%，而在典型的复苏中，工作岗位通常增长约6%。在衰退结束的2001年11月到2003年11月的两年复苏期间，美国流失了72.6万个就业岗位；自衰退开始的2001年3月算起，不到三年期间则流失了240万个就业岗位。经济复苏期的就业人数和实际工资仍在下降，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甚至连续下降，减少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大量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作被外包到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仅2004年第一季度外包的工作岗位就多达10万个。在美国，失业人口按注册登记寻找工作的劳动者人数统计，长期失业者是失业27周或更长而仍在找工作的劳动人口。在这次经济复苏与增长过程中，美国工人的平均失业期一度高达20个月以上，尤其严峻的是，长期失业者占失业总数的比例竟也在20%以上。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多。
还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官方失业率的计算之外。打零工但希望做全日工作（现在是每周35小时）的人被称为“非自愿兼职工人”。2004年1月，这种人有471.4万。停止找工作但想有一份工作、而且过去一年找过工作的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附着者”。该月份，这种人有170万，其中43.2万是“受抑制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这些人因为缺少他们那种职业的岗位等市场原因而停止寻找工作。如果我们把非自愿兼职工人和边缘工人也计入官方失业人数中，2004年1月失业人数为1471.4万，失业率也相应地上升到9.9%，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6%。这也许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就业困境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数字。长期失业者中增加最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获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45岁及以上的人、从事经营管理和专门职业的人、信息产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的白领男性白人，还有许多年富力强的工人。在这期间，还出现了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即在总劳动人口（就业与失业的人数之和）中工作人口所占比例目前已降至66%（2004年），有34%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大军。此外，至2005年底，全美关押的犯人达到220万人，如果加上缓刑和假释的人，总人数突破700万人，超过全国成年人总数的3%，未计算在内。有证据表明，那些由于常年紧张工作而累垮身体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寻求并获得社会保障残疾津贴。随着公司裁员、迁移、外包取消了这些工人的岗位，他们开始把残疾作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惟一途径。自1990年以来，领取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人数增加近100％，达到600万左右。在2001年1月至2002年9月之间，残疾津贴领取者几乎增加了40万。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平均每8个美国人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中。其中，有将近1600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极度贫困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26%，赤贫人数达到近30年的最高点。早在2001年，当为期十年的经济扩张结束时，就有23.9％的就业人员即使从事全职工作，干一年（每小时8.7美元）得到的工资也不足以使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高于贫困线。对于黑人来说，这个数字是31.2%；对于西班牙裔人来说是40.4%。只有长时间加班或从事不只一个兼职工作，才能使许多家庭满足最低需要。美国现在是富裕国家中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白人的贫困率是8.3%，而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是白人的约3倍，分别达到24.9%和21.8%。有色人种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比白人高出许多。拉丁裔人有32.7%没有医疗保险，非洲裔人有19.6%没有医疗保险，而白人这一比例只有11.3%。有色人种和白人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在美国，超过一半的少数族裔男子未能上到高中毕业，67.5%的拉美裔和53%的非洲裔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停止接受教育。白人比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容易获得大学学历或职业技术证书。2005年，至少有30%的成年白人有学士学位，但只有17%的成年黑人和12%的成年拉丁裔人有学位。教育领域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儿童是美国社会生活贫困的人群之一。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统计数据，到2005年底，美国有1290万18岁以下的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6个青少年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占青少年总人口数的17.6%，占美国贫困人口总数(3700万)的35.2%。低于6岁的孩子中，有20%生活贫困。生活在没有父亲家庭的18岁以下的孩子中，有42.8%的人生活贫困。而洛杉矶郡120万个有儿童的家庭中，约3/4生活在贫困中。另据统计，2005年美国18岁以下青少年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从2004年的790万上升到830万，占青少年人口总数的11.2%。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统计，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贫困人口已由2004年的350万增加到2005年的360万，贫困率达到10.1%。全美共有150万老年人住在老人院，但90%的老人院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饥饿、无家可归现象严重。据2006年美国农业部报告，2005年美国有3480万人曾因没有足够的钱或其他资源而无法获得足够的食品。“美国市长会议”对包括芝加哥、波士顿、洛杉矶等23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2006年要求提供食品紧急救助的人比2005年平均增加7%，74%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要求食品紧急救助；要求提供住所紧急救助的人比2005年平均增加9%，68%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要求住所紧急救助。目前，美国约有60万人无家可归。有将近1/5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1/20的人经常忍受饥饿。黑人占所有美国无家可归者的42%。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报告，2005年美国有466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总人口的15.9%，比2004年增加了130万人。自2003年以来的3年中，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而美国的医疗保险费却增长了50%多。据美国司法部2006年报告，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1%，但到2005年底，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关押的超过1年刑期的犯人中，有40%是黑人，20%是拉丁裔美国人。据人权观察2006年12月报告，美国黑人和拉丁裔囚犯的比例分别是白人的6.6倍和2.5倍。每12个黑人男子中就有一人入狱，相比之下，每100个白人男子中只有一人入狱。而贫困、缺少机会、刑事审判体系存在种族歧视，是导致黑人入狱率比例远远高于白人的原因。儿童无家可归者人数众多。据墨西哥《宇宙报》2006年4月10日报道，美国有将近130万名青少年因为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在10至18岁的青少年中，每7人就有1人离家出走。
不但收入分配两极化，美国财富（全部资产的货币价值）的分配不均更甚。美国有75%的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是46%，拉丁裔家庭是48%。2001年，最富有的1%住户占有全部净资产（总资产扣除总负债）的33.4%，底层90%的住户仅占有28.5%；其中，17.6%的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30.3%的住户的净资产不足1万美元，27%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住户须以40%或更多的收入偿还债务。当年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的，按族裔划分，白人占13.1%，黑人占30.9%；黑人中位住户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现金）仅为1100美元，白人中位住户为42100美元。当前美国最富有的1%的住户拥有44.8%的普通股（不含养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底层80%的住户仅有5.8%的股票。
近30年来美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直接原因，据估计，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工会的削弱（见下文的叙述）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对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累退率的征税制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公司的税率，减税政策把99%的住户全部税收后收入的0.8%转移支付给了顶端1%的住户。信息技术革命使低收入的白领工人急速增加，近3000万美国工人在从事助教、食品配制和服务员、柜台服务员、收款员、柜台和租赁职员、记账员、顾客服务代表、仓库管理员和填表员、秘书、普通办公室职员、装配工、商品分档员、助手、卡车司机、包装人员和苦力工作。美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第三个原因，估计也占三分之一，是美国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他这类国际协定，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了灾难。它们导致美国大量进口设备和消费品，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帮助下，把美国企业的许多工作通过投资和外包转移到墨西哥、中国等低收入国家，造成国内从低技术、低学历的工人到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的大量失业，使雇主们因而能胁迫在岗的美国工人降低工资。
美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要往哪里去？这是个悠关全球经济稳定和走向的大事。首先，无论1999－2000年期间或2001年衰退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其动力都离不开股市泡沫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些虚拟资本人为造成的“财富效应”。例如，2000－2005年间，美国房价的增长高于60%，2006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约为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量的200%，与抵押相关的资产占到银行贷款的比重高于60%，而在1970年却只有25%。因此，投资与消费的大量增长是在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的过高经济预期中进行的，势必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制造业生产的相对过剩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就业已经下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状况也很突出。在最近这次经济衰退的前一年2000年的繁荣期间，美国制造业设备的闲置率为29%（第四季度，下同），2001年衰退发生年为36%，2002－2003年复苏期美国制造业设备的闲置率仍分别为37%和36%，2004年和2005年为30%和29%（政府公布的初始数据）。现在生产的汽车、钢铁、计算机、光导纤维根本消费不了。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带来的后果是工厂关门，企业裁员和解雇。2004年和2005年美国制造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电器行业的设备闲置率也高达30%以上。其次，综上所述，由于世界范围和美国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黄金时代”那种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广泛的大众消费能力的支撑。再次，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军费开支的增加与用于社会公益、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形成了极度鲜明的对照。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减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的军事扩张政策，再度造成财政预算的巨额赤字，它与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一起，都不得不靠国际债务来维持。美国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财富效应”所推动的消费增长，最终都不能不建立在国内债务经济的基地上。一边是产能的大量积累过剩，另一边是无产阶级相对以至绝对贫困化趋势的加强，连结两者的是仍在不断增加的国际和国内的债务链条。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吗？因此，对于美国经济界人士最近发出的年内可能进入经济衰退的一再警示，就不足为奇了。

三

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工人阶级急需重新振作和组织起来，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利。美国工会领导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重建工会运动”的战略口号。
入工会率，罢工发生率，以及有无一个强大的劳工政党，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的三个主要指标。以此衡量，可显示目前美国劳工运动处于低潮的景况。
2004年，美国就业工人中的工会会员仅占12.5%，不到1500万人，而21年前则是20.1%，工会人数逐年下降。2004年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率为7.9%，跌至19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政府部门的会员率也从2003年的37.2%降到36.4%。所有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约17％集中在联邦政府机构里，布什政府不仅推动许多联邦服务私有化，而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拒不承认联邦工会的谈判权，使政府部门的工会遭到猛烈打击。州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受到私有化和大多数州的财政危机的威胁。而且，美国的所有工会会员有一半生活在六个州：加利福尼亚、纽约、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可这些州只占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劳工统计局存有1000人以上参加的罢工的记录。这类罢工及参加者的数字现在处于历史的低点。2002年发生了19起这种罢工；相比之下，1952年是470起，1980年是187起。2002年，这类罢工涉及45900名工人；而1952年是274.6万，1980年是79.5万。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罕见，这一事实与会员密度低相结合，是劳工运动软弱无力的证明。
美国不存在工党或真正的劳工政治。劳联－产联及成员工会每四年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运动投入上千万美元。然而，这些投资的回报一直微不足道，地方一级的努力还有一些成就。劳工领导人似乎没有足够的全国力量迫使那些他们给其金库投钱的候选人公开支持劳工事业。与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显然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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