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三大主要原因

　　程恩富 丁军

　　(一)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195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了塔夫罗波尔市，在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检察院实习7天以后，上级让我领导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工作。1956年2月便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祖传的。我在十年级就入了党，当时甚至写过作文高度赞美斯大林。1956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的红皮书下达在党员中传达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至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书刊宣传反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国内也积极进行过。在美国的宣传下，有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视它为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会被赶到古拉格群岛上生活。电影成为美国人更鲜活的宣传手段，催生出一个超高科技的、超级智能化的美国，同时潜在地形成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罗斯形象。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国卡特政府执政以后，“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人权而展开斗争的思想。美国曾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苏联那些多年来在西方“声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高于苏联。苏联领导人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被解释成“极权主义的”苏联同“自由的”西方的对抗。国家利益、国家的完整性、民族尊严、爱国责任等概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都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有误宣传的积淀发挥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从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诚、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贬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没有失去自我监督，依然忠诚于道德和诚信，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进而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权主义残余”等等。仰慕西方逐步转化为一种潮流，冲击和干扰着苏联人的独立思考，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苏联历史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历史”。因此，2009年12月11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国内的‘第五纵队’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诚然，“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宁曾经指出，现在国家的主人是工人和农民，国家应该广泛、有序、系统、透明地选拔最优秀的、特殊的人才作为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组织者和经济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斯大林选拔各级管理者的原则里缺乏公开化。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官阶等级名录制培养出来的这类机关干部，视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仅仅为大型活动，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碍了党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领导指令和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许多干部为了追求领导地位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分驳杂的一代。毅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能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作出独立的决定。“环境扭曲了苏共干部的行为准则，两面派、言行不一、阴谋诡计似乎成为了生存条件。被推荐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功勋或具备领袖才干，而首先是遵守着干部阶梯的爬行规则，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权的顶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官阶等级名录任命官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有舆论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称为“领导互相包庇”的时期和“特权腐败猖獗”时期。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B.C.舍韦卢哈总结性地强调，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

　　(三)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2010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一则采访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的消息。当记者问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苏联的改革时，这位一直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斗争的利加乔夫回答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两种立场和倾向。第一种是我坚决拥护的，并为之奋斗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拆毁。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场。他们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他们说，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叶，苏联社会中的列宁主义者渴望解决已经成熟表现的社会问题，抑制社会中积聚起来的负面倾向，使其迈人新的境地。但这样的愿望被社会主义的叛徒以欺骗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着‘更多民主，更多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干着消灭它们的勾当……削弱国家的作用，人为制造物资‘短缺’，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大众传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给了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手中。他们使用心理战的方法，向群众灌输大量恶意中伤苏联及其历史的信息，对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势力听之任之”。

　　白俄罗斯共产党纲领则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诽谤和挑拨者手中的大众传媒工具，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大肆污蔑，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及联盟国家的力量开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实现了反革命的国家政变”。

　　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全苏有权参加公决的公民为185 647 335人，参加投票的148 574 606人，占80%。其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 512 812人，占76.4%，不同意的32 303 927人，占21.7%，投无效票的2 757 817人，占1.9%。此前尽管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甚嚣尘上，但参加公决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认为必须保留苏联。作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8日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即《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终止存在”。整整20年过去了，2011年3月2日，即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那天，俄罗斯新闻社有消息说，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二是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的，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诋毁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1988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美国如愿以偿，统一后的德国立刻加入了北约。美国记者沃尔什就此写道：“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布什总统办公室，两位总统的顾问和外国使馆首脑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被惊呆了”，“布什甚至请戈尔巴乔夫重复一遍他所说过的话”。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就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命运问题的处理，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在马耳他岛会晤，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抵押”了民主德国，对乔治•布什表现得十分殷勤，并且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即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他在美国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立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1990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区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对德国统一。对于科尔来说，类似的声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以至于他请翻译再重复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当翻译再说了一遍之后，科尔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并把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带回了波恩。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顺便指出，以为这样客观揭示和总结是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人民群众属于决定和推动历史的最终力量和根本作用，绝不会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2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他五个主要原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