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境况的恶化，也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破坏。本文探讨了第三方面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们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及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之洞见，这孕育了一场强烈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证明，由对劳工的剥削而来的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带来与巨大财富相伴的贫困、恶劣的工作环境、经济的不稳定、与过度劳累相伴的失业、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主导权和进行战争的动力。克服这些条件，要求用更高形式的人类社会来对资本主义加以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

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资本主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耗尽等诸多负面问题。通过消除剥削，将生产从为少数富裕的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服务，转变为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标。社会主义可以规避上述负面问题。这一可行、可实现和更优越的替代性社会的景象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将他们的一生投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具体的分析，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社会主义所含有的一些关键要素有着基本的共识：1）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将代替由少数人拥有它们的私有制；2）生产与分配将由根据人们的需求而制定的经济计划来指导，而不再是由对利润的追逐所决定；3）工人阶级将是新社会的领导者。

在超过70年的历史中，苏联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仍以其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本文质疑了关于苏联的解体源于苏维埃经济体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势的观点，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苏维埃制度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那之后只是增速有所减缓。经济增长直到1990年夏天中央计划被解除时方才停止。增长的减缓体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要求。相反，文章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矛盾，这一矛盾存在于一种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这一体系上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特权精英之间。在1989-1991年间，苏联大部分的党与国家精英消解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转为追求他们自己的致富，这个结果无疑是与苏联绝大多数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的。

无论这一事件的真实原因为何，它必然削弱了社会主义而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丧失了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替代性社会主义制度实例。这一事件的结果，则是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苏联解体表明建立在公有财产和经济计划基础上的制度无法长期有效运作。这也使得社会主义者们不得不放弃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资本主义世界中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政党，无论在名义上是叫做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幸存下来的政党，则放弃了在未来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观点，不得不选择声明他们可以比其他党派更有效地掌控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当权的政党甚至从改革派的地位转而追逐新自由主义政策。

由此被削弱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剧了资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收回工人们的经济与社会权益的情形，这些权益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获得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纲领都不断降低，资本家们坚持制度的“无可替代性”——这反映为在政治话语中社会主义选项的消失。然而，一个社会体系不可能在越来越剧烈压榨生产阶级的同时无止境地生存下去。这一过程现在产生了两方面的发展，在我看来，将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前景中扭转颓势。

首先，新自由资本主义急剧增长的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最终激起了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压榨最为严重的地方兴起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新尝试，比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其次，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2008年以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降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30年以来劳动人民面临的物质条件不断恶化，在金融家和工业巨头仍在借助广泛宣传持续从纳税人手里攫取财富并攻击工会运动的同时，伴随着突然出现的大量失业和实质公共服务的急剧削减，很有可能激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重生。对统治精英的愤怒正在增长。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相对微弱的美国，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

现今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生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一个关键的缺失因素是，缺乏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替代制度的景象。抵抗对工人权利和居住标准的现有攻击的集体行动其自身倾向于产生的将仅仅是一种改良运动。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要再次成为一种挑战资本主义的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者们就必须产生和推进一种替代性社会主义体制的景象。

苏联的经验证明，一个建立在公有财产和经济计划的体制可以带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同时保持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防止任何富裕的资本家对生产者的剥削。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减缓。经济和政治体系过于集中化和层级化，使得权力流向总是自上而下，而普通人民在实践权利或表达他们需求时，作用微乎其微。为了使得增长最大化，计划者们没有给计划系统留有多少变动的余地，导致计划过程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发展时显得十分僵硬。

最为严重的基本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一个劳动人民由精英来保障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仁善，都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形式。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与国家的人民主权之上。经济计划应当是劳动人民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如何分配而采用的工具。国家则应当是劳动人民管理社会所采用的工具。

社会主义运动应当从苏联的实践经验和导致苏联解体的矛盾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发展出一种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以激发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增长。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交往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这可能使经济计划更加有效、灵活和对人民需求更好的回应。在西方，有许多对社会主义计划进行热烈讨论的文献，诸如Pat Devine,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Michael Lebowitz, and 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等人的作品。

我们在这里字里行间讨论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变成那种降低工人生活质量、缩减公共服务、使某些劳动人民陷于失业与绝望而同时却使另一些人过度工作的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有固有的掠夺自然环境的动机，而是和谐与其共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不会制造帝国主义与战争，相反，将能够建立一个各民族和平合作的世界。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建立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在其中所有人民都能够获益，而不是使所有国家的工人们与其他国家的工人们陷入根本对立的竞争。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复兴并再次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它就必须联合有组织的劳动人民以实现美好的生活为目标而奋斗，推进一个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