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冲突加剧 军政府压力升级

http://www.gmw.cn　2011-11-22 11:27:44　来源：华尔街日报

　　周一，埃及数千抗议者与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进入第三天，抗议者与执政军政府之间的对峙越来越激烈。目前，距离埃及原定的选举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执政军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并迅速升级的不满情绪。

　　图片：开罗流血冲突随着夜幕降临首都开罗，在通往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弥漫着浓烟和催泪瓦斯的小巷子里，数十名失去知觉的抗议者陆续被拖走。解放广场是今年初埃及抗议活动的中心，那次的抗议最终导致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辞职。据卫生部门官员说，自上周六早间以来，安全部队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33人死亡，另有1,000多人受伤。这是自穆巴拉克让位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冲突。

　　埃及媒体还报道说，亚历山大、苏伊士和埃及其他城市的冲突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抗议领袖呼吁周二在解放广场举行百万人示威活动。

　　Associated Press

　　埃及数千抗议者与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进入第三天。安全部队在开罗解放广场使用了催泪瓦斯。本次冲突已造成数十人死亡，并已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对执政军政府的挑战。据埃及国有电视台报道，埃及文人内阁周一晚间向军方递交了辞呈。这进一步显示出埃及执政军政府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目前尚不清楚军方是否会接受内阁的辞呈。

　　周一，埃及最有实力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说，他们已经因暴力冲突而暂停了所有重大选战活动，但他们说仍致力于按原计划举行选举。其他政治势力呼吁推迟选举，并呼吁军方立即向文人过渡政府交权。

　　埃及军方周一下午兑现了多周来的承诺，禁止犯有欺诈罪的官员竞选公职，算是对抗议者做出的表面让步。这一声明并没有能够安抚抗议者，很多抗议者的要求是禁止前执政党的所有官员竞选公职。

　　截至周一晚间，解放广场上聚集了约两万抗议者，很多人像今年早些时候的反抗活动中一样竖起了标语、搭起了帐篷。

专家分析埃及冲突爆发:贫富差别悬殊民众不满现状

http://www.gmw.cn　2011-11-22 10:37:26　来源：南方日报

　　埃及近日来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已经由和平示威变成“血淋淋”的悲剧。据埃及卫生部昨日说，首都开罗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续冲突已导致22人死亡、至少1830人受伤。英国广播公司(BBC)直接将这场暴乱定性为“近月来埃及当局者与示威者之间最恶劣的一次暴乱”。

　　相关专家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这些冲突是埃及累积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结果，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埃及人发现问题仍没解决，现在将怨气转移到掌权的军政府上。

原因 国内贫富差别悬殊民众不满国家变弱

　　冲突的爆发，实际上是年轻人及普通民众对埃及现状不满，对国家相对衰弱和国内积累问题的一种极端反应

　　此次冲突爆发的原因是，民众要求埃及军方尽快将权力移交给民选世俗政府，并撤回副总理塞勒米提出的赋予军方更多权力的“宪法原则”文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1日报道指出，这一宪法修正案将使“平民百姓无法监督军队的预算，他们担心军队发展成一个‘国中国’”。然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东问题专家李伟建认为，政治问题倒不是主要的，是西方鼓吹的。“实质上这些冲突是逐渐积累的社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

　　李伟建告诉记者，他曾在埃及开罗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多次去埃及考察，发现埃及贫富差别很大，少数人掌握大部分财产。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穷人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看到世界在迅速发展，而埃及地位却在不断下降，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别很大。这场冲突的爆发，实际上是年轻人及普通民众对埃及现状不满，对国家相对衰弱和国内积累问题的一种极端反应。

　　李伟建说，埃及忙于发展外部关系，忽略了国内的转型。他认为，埃及民众由和平示威变为血腥冲突，“正因为社会压抑了很久，反弹才会很大”。

影响选举将如期举行穆斯林兄弟会“看涨”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埃及军方暗指“穆斯林兄弟会”是示威活动的幕后推手。更有分析指出，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将会是“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教派提升影响力的良好契机

　　此次冲突的时机非常敏感，因为埃及人民议会选举将于本月28日举行——这是埃及自穆巴拉克2月下台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而这次选举早已引发埃及政坛对权力分配的较量。埃及政府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20日宣布，保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并认为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是“有人企图阻挠选举正常进行、阻碍新的国家机构形成”。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埃及军方暗指“穆斯林兄弟会”是示威活动的幕后推手。更有分析指出，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将会是“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教派提升影响力的良好契机。

　　中国政法大学中东问题学者曹兴强调，“穆斯林兄弟会”被西方及埃及前政府压抑太久，肯定会通过议会选举爆发。它在埃及国内政治中的势头“看涨”。但是在国际环境中，它依然会受到约束和打压。

　　李伟建也有相似看法，他说，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早的反政府组织，影响非常大，遍布中东地区，在底层民众中有影响力。然而，西方本能地对伊斯兰有一种恐惧和排斥，尤其是“9·11”发生后，美国将反恐与伊斯兰联系在一起，对一些宗教势力进行打压。而穆巴拉克利用这一点，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领导的示威活动“镇”下去。

　　为依法参加本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作为埃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政治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早在5月已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并宣布“该党将在选举中参与角逐45%到50%的议会席位”。李伟建对此解释为“伊斯兰在改变策略，有与时俱进的一面”。

　　随着穆巴拉克被推翻，伊斯兰势力复兴，埃及国内权力格局出现变化，美国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也由镇压变为默认。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治党派(穆斯林兄弟会)想要通过民主和平的方式参与选举，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实际上，前美国驻埃及与以色列大使沃克尔6月就称，考虑到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影响力，美国不得不决定与他们打交道。

利弊有助社会转型或成争斗借口

　　埃及国内派别存在矛盾，而且随着权力分配期的到来，其矛盾会不断加深。这些纷争可能会脱离本来转型的意义，成为教派、部落争斗的借口

　　随着议会选举的逐渐临近，各派在冲刺阶段，为“争权夺利”所爆发的流血事件，让外界怀疑“阿拉伯之春”未给埃及带来有序和民主，而是无休止的暴力。李伟建将这种各派“互掐”解释为发泄怨气。他说，在埃及革命初期，示威者各种各样的诉求有共同的发泄点，就是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然而，穆巴拉克被推翻，问题仍没解决。尤其是军政府年初掌权后，亦未能处理这些问题。现在民众将怨气转移到军政府头上，希望找到新的面孔来掌权。

　　李伟建认为，埃及这场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即使把军政府推翻了，也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埃及国内派别存在矛盾，而且随着权力分配期的到来，其矛盾会不断加深。这些纷争可能会脱离本来转型的意义，成为教派、部落争斗的借口。

埃及抗议冲突引发二次革命担忧

2011-11-22 11:29:3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1月21日，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一名示威者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大声喊叫。新华社发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11月21日上午，埃及军警继续使用催泪弹驱散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而后者则用石块进行还击，双方你进我退的攻防战持续多时。埃及卫生部最新的消息称，解放广场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22人死亡。受流血冲突事件的影响，埃及证券交易所股指已经跌到了近6周以来的最低点，民众对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明显下降，对于即将举行的选举充满担忧。

　　埃及此次大规模冲突始于18日，当天，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团体发起“保卫民主”大游行，要求取消此前发布的被指为“延续军队干预政治生活并享有特权”的“宪法原则”文件，并要求副总理塞勒米下台，军方尽快交权给民选政府等。但从19日起，埃及军方开始使用武力清除聚集在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双方遂爆发冲突，并蔓延至全国。

　　20日午夜，记者驱车前往解放广场，一路上车辆稀少。在距离解放广场不远的开罗大学桥上，救护车接二连三从记者身边飞驰而过。当晚，广场中央又支起了16个帐篷，在军警撤离之后，示威者又占领了解放广场。他们告诉记者，现在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与前总统穆巴拉克的行为毫无区别，以前埃及民众能用18天让穆巴拉克下台，现在仍可以再来一次。

　　埃及《第七日报》21日的头版头条题为《埃及回到了原点》，该报总编辑哈里德·萨拉赫认为，埃及军方在此次行动中“犯了大罪”，他们以持续的暴力举动对待示威者，与前政权如出一辙。

　　开罗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马赫迪认为，埃及发生的暴力冲突无异于“二次革命”，这是始于今年1月份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事件的延续，目的在于从政治生活中清除前政权残余的影响力，并致力于夺回对国家的财政掌控权。他认为，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暴力活动滋生，抢劫、盗窃、武器泛滥严重，民众严重缺乏安全感，此次冲突只不过是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截至记者发稿时，埃及官方已经正式表态，不会因为近日的冲突事件推迟原定于11月28日举行的议会选举，而此前示威的主力军穆斯林兄弟会及萨拉菲派的成员也已撤出了解放广场。有分析认为，冲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最终双方有可能在一个折中的方案下平息对抗：那就是军方承诺按期交权，不论哪个派别上台都尊重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则放弃一些相对极端的要求，“另找时机再提变革埃及为宗教国家的主张”。

　　(本报开罗11月21日电)

附文： 美国与埃及军方

节选自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2011年6月

中东剧变最引人注意的两个热点是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体现了中东剧变进程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美国插手力图继续主导。
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纽约时报》坦率地表示：“30年来，特别是由于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动荡区域的政策支柱。美国官员担心，一个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伊斯兰组织控制的政府，可能不会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尔•萨达特在1979年签订的该条约。”
根据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它并未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该条约引发了未来更多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在与该地区的主要强国之一埃及实现和平共处之后，能够集中其军事资源，用于对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维营协议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埃及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所在。作为对每年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报，埃及向国外投资开放，其工业和市场成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战略上，美国收获了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新“盟国”。埃及充当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码。埃及军事丧失了独立性，日益依赖于美国的军需品和训练。因此，“埃及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会妨碍其融入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区域安排。如今，埃及与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时又参与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会谈。为此，以色列安全官员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奥马尔•苏莱曼作为埃及副总统”。
结果，面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美国非常担心示威游行最终转化为一场革命运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告诉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势力在活动，尤其是在一个面临各种挑战的社会。为了实施自己的日程，这些势力试图破坏和超越社会进程。这是我为何认为，遵守埃及政府——实际上是由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领导的——宣布的过渡进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苏莱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总统、前情报总局局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开罗的主要联系人”。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开始，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领，制定了“非常规引渡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谓恐怖分子嫌犯，戴着头罩和手铐被送往埃及，旨在进行刑讯逼供”。
尽管苏莱曼先生在国内外臭名昭著，奥巴马政府还是选择他作为“一位过渡性人物”。随着形势的发展，华盛顿以一种“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姿态与开罗进行对话。这清楚地表明，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开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兼陆军元帅坦塔维前往解放广场，表面上是检阅军队，但其实主要是为了结交抗议者”。然而，在团结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过渡的同时，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变都是无益于事的。美国之所以强烈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只因为它发现，这个傀儡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不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历史上，美国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扶持过许多像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一旦民众动乱挑战这些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迹象时，美国就采取一种三轨政策来应对：一是公开批评侵犯人权的现象，主张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发出信号，继续支持当政者；三是寻找一位可以替代当权者、保留政府机构和经济制度并支持美帝国战略利益的精英。华盛顿害怕社会巨变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犹豫地暗杀了南越的吴庭艳等独裁者，只因为吴庭艳在南越存亡问题上竟敢违背美国的指示。
华盛顿已经承受过太晚干预的教训。在古巴革命中，它无法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图塔政权。同样，索摩查政权被推翻时，华盛顿持观望态度而未予以帮助，其结果是美国企业被国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现了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它推动了过渡时期的协商式选举，圆滑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当选，取代了独裁者。这些政客承诺，维持现有的政府机构，保护国内外精英的特权，支持美国的区域和国际政策”。
从而，埃及暴动使奥巴马政府陷入极端的困境，因为它需要找到“一种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让穆巴拉克下台，又能保持和强化国家机构的政治权力，同时融入民选方式来作为平息和瓦解群众运动的手段”。华盛顿这项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埃及武装部队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军。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在埃及的腐败政权中受益匪浅。
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华盛顿一直培养与埃及军方的密切关系，美国每年提供价值14亿美元的军备，以收买他们。结果，埃及军方发生了变化，“由保卫埃及边界和本地区利益的军队，转变为主要职能是操控人民和保护美国所支持政权的军队。埃及军方的军火储备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数目都被维持在最低限度，以确保埃及无法同以色列开战”。过去30年来，埃及军官都曾经在美国防务学院接受过培训。埃及暴动期间，在埃南中将（Sami Hafez Enan）的带领下，20多位埃及高级军官在五角大楼召开会议、举行酒宴和就餐。在华盛顿期间，美国敦促埃及高级军官们在对待抗议者时要保持克制，因为奥巴马政府不希望埃及军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军方“将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军方宣称，他们不会对抗议者诉诸武力。埃及军方“发表声明，将抗议者的要求描述为‘合法的’，并半心半意地呼吁抗议者回家，承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级军官自称站在抗议者一方，逐步为军事政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释放出与穆巴拉克彻底决裂的信号。当军事政变既成事实，埃及军方又发表声明，“称赞穆巴拉克是一名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它暗示，军方不会长期掌权，并表示，军方是不会取代合法政府的”。
军事政变之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员会现由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Field Marshall Tantawi）领导。自1991年以来，坦塔维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和埃及空军前司令艾哈迈德•沙菲克将军（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拥有权势的最高委员会成员之一。最高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奥马尔•苏莱曼。
事实上，军事政变之后，埃及局势并无改善，埃及实际上是以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告终。对奥巴马政府来说，保持现状是最合意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对此非常高兴，它立即宣布，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埃及军政府宣称，它会遵守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定，将继续在加沙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制裁。
为了延续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华盛顿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所见证的那样，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这种体制之下，选举结果可以轻易地被人为操控。因此，美国公开宣称，它将向新的埃及政党提供资助。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一国主权和干涉一国内政。在埃及军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华盛顿“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对派，并将其自己的所谓反对派人物安插入抗议运动”。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华盛顿选中的反对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同时建立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巴拉迪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西方，他代表着华盛顿的利益，反对革命性的变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纳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政权，因为其代表了现状：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一片繁荣，而民族工业破坏殆尽。1991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埃及，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持续攀升，年轻一代失去就业机会。”社会支出的缩水还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埃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一千个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和财富，他们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压制合法要求和正义声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安全部队，“警察局里的刑讯和虐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盘查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埃及人民为独立和赢得国家尊严所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美国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并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再次暴露了其国际行为的丑陋性。总之一句话，美国不过是只纸老虎。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
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埃及的报告：埃及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1／1992年实质上停滞的状态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胀率从超过21％下降至7%”。此外，开放市场和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不断积聚。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仍未达到预期值，尤其是在结构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为埃及设计了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其重点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金融部门改革”。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外国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这造成了埃及“工作环境的快速恶化，引发了一次极为猛烈的罢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
其间，“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本地工业任由衰退。与此同时，私营的工业部门生产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坏环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产能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为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恶果”。
而且，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经济精英之手。不少经济精英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进口电子和汽车等消费品。房地产开发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许多人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这些开发商仅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闭式小区和度假胜地，供埃及社会上流阶层所用。利用国家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和廉价的土地，房地产作为非石油产业，成为埃及经济的第三大产业。
毫不奇怪，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据评估，1000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该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为了保护其财富，维护自身利益，精英们施加政治压力，促使有关税收改革的法律通过。从而，最高所得税从42％削减为20％。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据此，高工资和低工资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税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导了一个这样的进程：国家财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然而，埃及政府无视工人的抗议，仍然将最低工资固定为一个月不到一百美元。这在埃及工人阶级中不得人心，但赢得了跨国公司的认可，“全球工商业界称赞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远见的’”。
于是，外国投资蜂拥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经济特区。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资，埃及取得了“在过去的三年保持高达7％”的经济增幅。表面上，在许多旁观者看来，埃及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豪华别墅、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公园、高尔夫球馆和马球馆四处林立。
遗憾的是，这样的房地产发展水平没有改善绝大多数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自实施新自由主义所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以来，90％的埃及人没有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贫困。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竟然发生在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这引出一个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否正确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重压下，埃及甚至将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结果，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员竟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许多企业的股东，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视为其私人领地，将埃及资源视为战利品进行分赃”。
他们自肥腰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金融部门私有化。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埃及精英“积极地推行经济改革，以吸引外国投资”。2004年至2008年期间，穆巴拉克及其亲友忙于兜售埃及国有银行。埃及银行落入外国人手中的同时，穆巴拉克取消了对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外国财产投资的监管。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和有价证券投资的圣地，因为它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和债券投资利息税。
因此，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出售了其70％的股权；随后，2006年，亚历山大银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银行——圣保罗银行收购。国有银行的出售和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放任自流极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该政府的丑陋本性。这预示着它将自食恶果，从而播下了其覆灭的种子。毫不奇怪，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在该国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开罗的萨达特行政学院前院长汉迪•阿布德拉兹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了通胀呼啸直上、失业率持续上升和普通人购买力的下降”。阿布德拉兹先生补充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限制了这个国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问题……物价的失控已经引起恶性通胀。同时，失业率正在稳步攀升，而根据实际价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一直下滑。这一切逐步破坏了社会稳定，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破坏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粮食价格飞涨。在埃及，各种主食价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体报道埃及暴动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简单的事实。自埃及暴动以来，《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义者一直谴责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称这些国家造成了粮食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地引起这场暴动。他表示：“中国本身并未促成这场暴动，但是，中国和以亚洲为首的发展中世界对肉类、谷物、糖、小麦和石油的消费日益增大，确实促成了该事件。”然而，根据新德里经济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粮食价格暴涨期间，印度和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下降了3％。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利率降至史无前例的低水平，同时放松银根，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于是，投机资本蜂拥流入商品市场。借助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杆作用，将小麦价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终结果是：“红色硬质小麦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该价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红色硬质春麦期货收盘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讽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题为《高盛如何对世界穷人饥荒下赌注并赢了赌局》的文章中，新闻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称：“从2006年底开始，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突然开始飚升。一年后，小麦价格上升了80％，玉米上涨了90％，大米涨了320％。30多个国家发生了粮食暴动，2亿平民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2008年春季，粮食价格又不可思议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场魔术。”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吉恩•齐格勒称之为“无声的大屠杀”，完全是“人为操纵的”。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农产品被包装成类似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品，仅是在名称上由债务抵押债券（CDOs）改为商品抵押证券（CCO）。事实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解除管制政策的实施，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来牟取不义的暴利，网络泡沫和房产泡沫就是明证。显然，下一个泡沫将是农业泡沫，它会给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大规模饥荒，更不用说已经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规模暴动。
虽然西方媒体极尽所能地将埃及暴动描绘为“自由”和“民主”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生存”和“匮乏”而战。归根结底，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此外，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放弃对农业的扶持，采取一种不干预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经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他们最终会落到与穆巴拉克一样的命运，步其后尘并国破家亡吗？这无疑值得深思。

埃及暴力冲突死亡人数达35人 示威者要求军方交权[高清组图]

摘要：11月21日上午，埃及军警继续使用催泪弹驱散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而后者则用石块进行还击，双方你进我退的攻防战持续多时。埃及卫生部最新的消息称，解放广场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22人死亡。受流血冲突事件的影响，埃及证券交易所股指已经跌到了近6周以来的最低点，民众对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明显下降，对于即将举行的选举充满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