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江河日下

“由于为未来制定一份永久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做的是对我们周围的一切做出一项批评的和没有倾向性的评估; 这不是承诺性的，其意义是我们的批评不能害怕它自己的结果，不害怕面对现存的势力”。--卡尔•马克思

国际关系的理论确定一项对外政策仅涉及那些足够的资源和手段让其边界以外听得到它的国家。这些资源和手段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战略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还有人口的。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它有一种霸权的作用。但是只具备这些条件中的某些条件的国家在地区事务中起主角的作用，永远不会是霸权的作用。它们是中等的强国。
在苏联消失以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最近几年有力地出现了一系列中等强国，有些时候这在西方的参数之外，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到2027年实力也许可以赶上美国。拉丁美洲的巴西，欧洲的德国，亚洲的印度，苏联消失后失去了超级大国级别的俄罗斯，或者非洲的南非。再加上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其规模更缩小一些的中东以至可以加上以色列，尽管有许多言不尽意和条件。
这些国家的多数组成“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做到被包括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如G20（即20国集团，由八国集团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组成。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译者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更多的实力的份额。有人把这些国家称作“新兴的大国”。西方有人明显地使用一种殖民主义的定位，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地缘政治和国际领域成为一种无可争辩的现实，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首先发现这一现实的是美国，几乎总是这样，美国2003年侵略伊拉克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占领以后，确立了在世界的地位。尽管从表面来看，布什政府的最后几年企图适应新的现实，根据是经典的帝国主义的参数－他们是汉斯•摩根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推行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追随者－他们表示美国必须以“经常的和持久的”方式为争取世界的霸权而斗争。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
每位美国总统推行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它是帝国的设计的基础。知道它是有兴趣的，了解它是义务。布什在他的两个任期里都推行这样的战略，2002年（这项战略作为侵略和殖民主义占领伊拉克的基础）和2006年（重新将这项战略推向“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要求采取“预防性行动”成为中央轴心，尽管在第二个任期更多的特色是“走向全球的恐怖主义”。
巴拉克•奥巴马继续这一传统。2010年奥巴马提出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与过去相比他的安全战略更多的是继承而不是更新。在他的序言中确定了“过渡的”国家安全战略，因为他不得不关注问题和前任留下的挑战，然后才是应对在美国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的挑战”，但是一种考虑使其安全战略显得新鲜：他的赌注下在“多边主义”，只要它对美国的利益有利。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目的，而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一个实现他的目标的工具。为此，他对联合国的支持“到最后一刻”，如果美国的利益需要的话，就对一种单边的军事干涉打开大门; 坚持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新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将其称之为通过多边和双边协议的“保护的责任”，包括使用武力（在这里利比亚就是例子），对多边主义的保护者挤眉弄眼，表面上接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美国的公民有司法管辖权。
在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超过对中东的重视，第一次提到巴西。这一参照对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变化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在对外政策上正在接近美国的立场，换来的是美国空洞地承诺支持巴西在联合国安理会更新常任理事国时的候选资格。同时也提到印度。有趣的是看到2010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大中东”计划的重大损失，这个“大中东”计划是2003年侵略伊拉克和对其殖民主义占领时设计的。现在，伊拉克实际上已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只在谈到扩军和“责任的”转换时提到它，叙利亚已不再是地区的坏国家，伊朗成为唯一的目标。
在这方面，与看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上的“胜利”的海市蜃楼有很大关系—加上2006年以色列在反对真主党的战争中遭到战略上的失败，在更低的层次上，以色列在2008年对加沙的侵略—实际上这些事情结束了单极的秩序，推动出现另一个新的秩序，即地区的秩序，在本地区正在出现让美国真正头痛的事情。
比如，在黎巴嫩和加沙大规模的破坏和造成很多人死亡明显地加强了真主党和哈马斯，以至使其成为提出任何解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模式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争议很少的。它们是两个非国家的角色，将发挥几乎达到国家水平的一个主角的作用。阿拉伯反动政权对真主党的恐惧表现在指控它几乎在加沙发生的所有的反叛的背后，如同最近在巴林所发生的那样。
同样很少争议的是美国通过无人机的袭击将阿富汗战争扩大到巴基斯坦，这造成作为主权国家的巴基斯坦的消失。有两个例子表明这一看法：最近中央情报局在争吵中杀死两个巴基斯坦人的一名特工获得了自由（沙特阿拉伯为家属提供了一大笔钱），巴基斯坦准备派士兵和警察去巴林以保障逊尼派在这个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的入侵以后的优势地位，这次入侵结束了反对巴里尼君主的民主抗议活动。在这两项决定中，巴基斯坦已不是遵循美国的指令，而是沙特阿拉伯的指令，后者已经变成为地区新兴的大国。
从最低的严格的智力来说，同样没有争议的是从很久以前，阿富汗的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的战争—在更低的程度上是伊拉克的战争—越来越清楚的特点是伊斯兰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的介入，因此抵抗力量一天天增加，同样它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行动能力也一天天加强。
但是，阿富汗的战争和在伊拉克的失败使得在这个地区政治更加“地区化”，这让美国不高兴，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在地区的影响逐步丧失。因此，在分析美国的国际政策时必须注意到出现了新的因素，就这样制定了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
可以简单地说，在国际关系中财富加强一个国家的权力，而权力是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的一种手段。在谈到“新兴大国”时，对于理解中等大国新的作用和在中东没有这种作用的大国，使用这一称呼是很重要的。
土耳其 第一个大国是土耳其。2010年5月以色列攻击声援船队的错误和西方一再拒绝无限期加入欧盟引起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重新确立其国际地位，它的亲西方的传统立场已经被破坏。今天土耳其是声援巴勒斯坦和拒绝封锁加沙的主要国家之一，与以色列的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和叙利亚建立了一种战略联盟，接近俄罗斯（已变成土耳其的第一贸易伙伴），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天然气）和政治方面（核问题）接近伊朗。最近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古尔访问了伊朗，双边贸易2010年达到80亿欧元，比前几年增加了两倍。从战略上说，在不能得到它的主要伙伴之一和“朋友”的同意时，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失去了在本地区的影响能力，虽然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参加了对利比亚的海上封锁。没有土耳其的参加，设想通过传统的渠道是非常困难的，只有选择利用波斯湾，这同时意味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严重的风险，因为在世界的那个地区具有的丰富能源储备。
土耳其只等待适当的时机采取这一步。它是一个被公认为世界的第15大经济体，面对西方对它的意图一再蔑视，土耳其可能感到不安，自从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的选举中获胜以后更是如此，2007年该党又连任，在2010年宪法公民投票中获胜后，又以间接的方式确认了这一点。现在土耳其正在以秘密的方式发生一个社会伊斯兰化的进程，被认为是“温和的”，这为政府舖了红地毯，让它的对外政策发生这种转变。
与西方陈旧的视角相反，在伊斯坦布尔和旅游度夏的地方，这一进程在很久以前就在阿纳托利亚（占整个土耳其97%的土地）酝酿，特别是以一种“社会正义”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视角使这个国家成为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之一，以至被世界银行认为是本地区最有偿债能力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不到10年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有经济潜力的国家，是G20的成员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一，在那里靠其实力投票反对惩罚伊朗，对帮助反对利比亚的战争的决定弃权。
这是因为有中产阶级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才成为可能，该党毫不犹豫地将伊斯兰价值与创造财富相结合，成这社会的中流砥。中产阶级赞赏地参照奥托曼的土耳其，将伊斯兰的根基与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国际的威望结合在一起。以色列和它的盟友没有注意到这个因素，袭击了声援的船队。土耳其不拒绝加入欧盟，现在正收获结果。
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与对银行的强硬政策有很大关系，认为银行是过去世俗的政府腐败的主要根源，最有决定性的是这个“温和的伊斯兰”党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重要支持，在国际政策的转变中没有在社会上“唱怪调”。
土耳其的经济政策可以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一些时候，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日程的危机，随之失去“合法性”，土耳其善于实行出口的多样化，已经不再瞄准西方，而是看重它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对南- 南关系的重视已经成为土耳其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最后，土耳其在其国际政策上已成为积极的一员。
这不纯是一个战术问题。它为古老的奥托曼大国回到该地区开辟了道路，土耳其抵制西方和阿拉伯（叙利亚除外）孤立伊朗的努力，将对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的关注转向逊尼派-什叶派的冲突。
具有色彩的民族主义
土耳其注意到中东的政治局面已经转向具有色彩的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众来说，人为的、身体的和心理的破坏使美国和它的盟国在阿富汗和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屠杀，这些国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了。盖洛普每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在中东对美国的同情逐步减少。如在土耳其67%的受访者明确拒绝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角色。土耳其的转变使其绝大多数公众舆论是反对美国的，这不应当令人吃惊，这与他们传统上无条件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色列是完全相反的。对于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来说，土耳其正在实行的是一种“新奥托曼主义”，这是有帝国主义根子的称呼，认为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转变可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摩擦，称这是坏的帝国（土耳其）反对好的帝国（西方）。但是对于美国、以色列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强国（特别是法国和英国）来说，土耳其因这一转变正在变成中东一个更坚定和更独立的势力。
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土耳其的军队是美国军队之后最大的军队，可是奇怪的是土耳其军队不能得到有关军事使命的文件，也不是决策进程的组成部分（利比亚的事情土耳其到最后一刻接受参与海上封锁）。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与欧盟签署任何安全协议的国家（欧盟向以色列提出这样的协议，但是以色列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尽管土耳其为了被接受加入欧盟做出了努力，土耳其是唯一一个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阿富汗的占领军的穆斯林国家，派出1815名士兵到阿富汗，多于西班牙的1505名士兵。这表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没有将土耳其看作是一个有平等权利的国家的意愿，尽管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和塞浦路斯都多次投否决票。
此外，在土耳其对欧盟在它加入问题上的态度感到很不是滋味。入盟谈判从2005年开始，对一个国家全面加入欧盟需要协调35项条款，但是至今与土耳其只谈了13条，6年只谈了三分之一。而欧盟与东欧国家的谈判进程则快得多。2009年22%的土耳其人认为国家应当密切与欧盟的合作，在2010年欧洲支持以色列袭击声援船队以后，上述比例下降到13%.从整体来说，欧盟是土耳其的主要贸易伙伴。
土耳其因对外政策转变正在得到的收获是不小的。在西方巴尔干地区、中东（土耳其外长可能在调解巴林的危机，土耳其总理正与叙利亚做同样的调解）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这一切表现在历史上土耳其第一次被以民主的方式当选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有57个成员国。
中等大国对美国霸权的质疑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与以色列2006年在对真主党进行的战争中的战略的失败和2008-2009年在加沙进行的屠杀一起，促使美国在中东处于无可辩驳的衰落之中。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像他的前任布什那样将这个地区放在很优先的地位，这样在2010年确定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在4年的任期中这是他的政策的基础。此外，这种衰落是出现所谓“新兴的大国”的结果。美国的官方数据表明：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今天的G20集团总额的61%，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2%; 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8倍，2010年下降到不到3倍。美国的右派和左派很久以来就注意到这一现实，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左派在闲谈时很少理会这一现实，着魔于“帝国”的绝对权力的念头。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不可否认美国现在还继续是超级大国，但是它日益面对自己权力的减少。按照列宁的话说，这将让我们说到一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一般通过战争来解决。中国人相信在中国达到与美国的战略对比之前，将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利比亚只不过是在一个重要的范围内即将到来的事情的“开胃药”：在日本福岛的核灾难对于核能的未来提出严重的质疑以后，石油生产国具有新的重要性。
在中东它意味着出现了中等的大国，它们在战略上质疑美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霸权，赢得市场的份额和政治上的优势。土耳其就是例子，它在2010年以色列袭击前往加沙的声援船队之后实际上已和以色列破裂，已经成为支持巴勒斯坦的主要国家，在本地区作为一支现实的势力而出现，它对巴马林和叙利亚的反叛进行调解，密切与伊朗的关系，被穆斯林国家承认是一个调解者，被阿拉伯世界处于变革浪潮中的不少国家跟随。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在中东的顶盛情况使沙特阿拉伯吃惊，它很快注意到这意味着土耳其在保卫阿拉伯的传统事业（巴勒斯坦）中是一个承担突出作用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对土耳其与以色列实际上破裂的态度的批评开始扩散，以至有人认为土耳其人是要打击的敌人之一，认为“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在本地区有共同的愿望，差别是谁将得到阿拉伯蛋糕的大部分”。
由于土耳其接近叙利亚，开始在本地区活动，沙特阿拉伯人被迫做同样的事情：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讲和—现在沙特国王面对叙利亚的反叛迅速与阿萨德（叙利亚总统）协调立场，尽管认为它以隐蔽的方式资助叙利亚反对派以便削弱阿萨德政府，为使叙利亚与伊朗拉开一定距离而努力，这不是理智的。叙利亚与伊朗有战略关系，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让伊朗支持阿拉维成为伊拉克的总理（在伊拉克主要人物之一萨德尔坚决反对下协议破裂）; 土耳其对黎巴嫩亲西方的哈里里的力量进行调解，以便对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组成达成一项协议，让真主党参加政府，以及施加压力使关于黎巴嫩的国际推迟法庭对杀害前总理的哈里里总理的真主党成员的判决，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让阿拉伯联盟停止从2010年中出现的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的意图。
从2010年起，沙特阿拉伯以公开的方式作为地区新兴大国行动，尽管此前它已经采取行动。2009年11月沙特的军队就进入也门，支持也门打击反叛组织的部队。在那里沙特阿拉伯采取了与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同样的战略：在国际水域行动，在也门领土上用磷炸弹轰炸反叛组织的堡垒，如同以色列在加沙所干的那样，驱赶了边界村庄的数百居民以便“建立一个安全区”，结束“恐怖分子、走私分子和非法移民的流动”。对这些行动国际上没有反应，这表明沙特的君主统治者只要他们愿意，可能走得更远，如同他们现在在巴林所做的寻样。
美国看好这种情况，认为也门是一个基地组织有活动基地，必须解释的是，沙特人利用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也门对民众的反叛强加一项“解决”办法，推举它的候选人阿马尔将军在一个“过渡时期”取代现任总统，而阿马尔是个腐败分子，在世界上最穷的阿拉伯国家走私石油致富，但是没有发生入侵巴林同样的情况。沙特阿拉伯按以色列的方式迫使奥巴马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一个对美国的压力几乎豁免的国家
与认为沙特阿拉伯在本地区只不过是美国帝国战略的一个雇工的看法相反，现实是这个国家对美国的压力已经变成一个几乎豁免的国家，使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出现：它不需要任何金融援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内部具有一种盟主的作用，沙特阿拉伯每天增加了70万桶石油的产量以补偿反对利比亚的战争带来的损失的供应，将来准备将其石油生产增加28%，目的是“满足世界的需求或满足其他地方中断的供应”。也就是说，它正提前宣布一场新的危机，不是必然在利比亚，而是在伊朗的危机。
此外，在波斯湾国家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国家应当消失，比如沙特阿拉伯，如同科威特作家纳菲西今年3月1日提出的建议，以此作为“应对新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形势的方式”。纳菲西走到了极端，他的看法在海湾地区的逊尼派中很广泛，他们认为伊朗发挥霸权的作用，担心什叶派的反叛，除了伊拉克和巴林以外，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只占少数。不论是沙特阿拉伯或是阿联酋和科威特对巴林的入侵已经把逊尼派-什叶派的对立带到非常危险的极端。
但是，这不是一种宗教冲突，而是经济的冲突。与在北爱尔兰一样，那里多年来天主教徒曾经和继续在所有的领域都是二等公民，在海湾国家对什叶派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在经济上陷入一种与逊尼派完全不同的糟糕境地。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近80年间有一项很好的协议：沙特人向美国提供所需要的石油，换取让统治的家族在所有的部门直接得到利益，得到美国所有类型的保护，尽管它在国内进行镇压，缺乏自由，坚持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沙特阿拉伯没有宪法，也没有代议制的政府，没有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教会和犹太教堂被禁止，什叶派如果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念，被当作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对待。4月23日曾举行市政选举（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005年举行），妇女不能投票……这就足以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接受美国武器最多的国家，但是从来没有用来反对以色列，从理论上说那是它的敌人，沙特阿拉伯想可能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它已接受阿拉伯联盟2002年在贝鲁特提出的阿拉伯计划，在2006年战争中真主党的胜利后重新提出，2009年发生以色列在加沙的事件不久以后在多哈举行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再次确认，如果以色列接受从占领的土地撤出，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这项计划现在再次成为奥巴马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以便让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以这种方式避免9月份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成员国，这将将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置于严重的窘境，他们很难得到足够的否决票。但是那么多美国的尖端武器对沙特阿拉伯没有起作用。相反，以色列在一场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被打败了，在2006年夏天进行的反对真主党的战争失败了，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次军事冒险结果不大妙。在也门100多名士兵死亡，500多名沙特士兵被奥蒂斯反叛组织抓获，但是这对最近刚用现代的军事器材加强的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并不是障碍，而是表示准备使用这支军队让美国支配，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开战的话。最近沙特阿拉伯的活动正朝这个方向走。
沙特阿拉伯日益加强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与美国的破裂，而是将瓦哈维塔君主政权置于与以色列同样的地位，两国都使美国面对既成事实。为帝国的战略服务，但又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获得足够的权力，尽管有时候与美国人发生冲撞。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霸权正在衰落。沙特阿拉伯如果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反叛开始时没有感到被美国蔑视，它不会走出这一步，它要求奥巴马支持被罢免的总统特别是穆巴拉克。当美国尽一切可能使2007年通过沙特阿拉伯的调解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达成的协议失去权威时，沙特阿拉伯准备表露衷情。那项协议是阿卜杜拉国王特别调解的结果，被布什和法塔赫一些有势力的人物打破了。这是一种沙特阿拉伯国王不能原谅的羞辱。
伊朗的念头
如同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一样，沙特阿拉伯也曾等待适当的时机迈出摆脱美国的这一步。这是巴林民主抗议的理由。当美国在一种调和的支持示威者与进行镇压之间产生疑问的时候，瓦哈维塔君主向前迈出一步，在海湾合作委员会保持自己的盟主地位，3月10日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称“对（海湾合作委员会）一个成员国的任何损害将被看成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损害，将立即毫不犹豫地受到处理”。5天以后，沙特和阿联酋的军队已经在巴林。美国“信守”温和的对话，以及它看好入侵的消息，不过是一种计谋，事情意味着在一个对世界的稳定的关键地区对美国霸权明显的挑战。事实上看看美国负责人声明的演变情况就清楚了：在巴林抗议活动开始时，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清楚地说没有任何有关伊朗卷入叛乱的证据; 一个半月以后，他的说法完全相反。
虽然沙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没有到破裂的程度，但是处于危机之中，这与震动阿拉伯世界的反叛发生之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明显的是在利雅德对美国作为担保政府安全的伙伴的信任已经丧失，现在看来，美国只有把沙特阿拉伯变成一个在海湾地区不那么准霸权的国家，它自己的地区的存在才有可能。
为此，沙特阿拉伯必须把伊朗变成一种着魔的念头，如同美国在很多年间将苏联变成一种着魔的念头一样。当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对抗，但是几乎长达50年的时间里，即冷战期间双方成为“干预者”。沙特阿拉伯正如法炮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帮助削弱伊朗的盟友—同时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借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加快形成一支迅速干涉的部队，可以在海湾的任何地方采取行动。巴林就是对它派出军队的火的考验。这种明显的挑衅迫使伊朗参与博弈。尽管从来没有伊朗介入巴林和海湾的抗议的最小的迹象，德黑兰感到需要做出回答，站在与它同宗教的什叶派一边。这是沙特阿拉伯所寻求的，以便说“你看见了吗？伊朗就是危险”。
美国被迫让沙特阿拉伯自由行动，对此重新进行秘密的赌博，从中期和长期来说，这将使在阿拉伯人的反叛中可以感觉到的泛阿拉伯主义的重新出现产生困难。这也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目标，它从来不看好泛阿拉伯主义，不只一次使瓦哈维塔君主感到头痛。挑起秘密的赌博—这在叙利亚也可以看到—远离重新出现阿拉伯大国的任何迹象。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0期，摘译自2011年5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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