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的瞩目焦点。西方动辄对不服管束国家进行武力打击，而且借口日趋随意，使得世界越来越不太平。值得注意的是，算上这次利比亚战争，美欧冷战后发动的5场地区战争中(其他4场分别是海湾、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4场发生在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由此产生一个问题，阿拉伯世界为何频频成为外部强权打击对象?

一、地缘政治是解析中东政治的总钥匙

在谈及中东为何动荡、西方为何将中东作为渗透扩张和干预对象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争夺石油、民族教派分立、与西方文明差异等等。但这些说法似是而非。如果说中东动荡是“石油惹的祸”，西方是“为石油而战”，但这显然不能解释，为何同样拥有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因此中东石油只能是促使动荡的诱因，而不是冲突根源；有人认为是民族教派矛盾，以及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文明间冲突”所致，但这很难解释中东早就存是多种民族宗教，为何过去可以相安无事而现在却不行，同时这也很难解释土耳其与欧美的亲密关系。用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信仰，解释当代的地区动荡和西方干预，实际是将现实世界神秘化的“偷懒”做法。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基辛格说得对，他正确地指出，“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 0世纪的产物。”进一步说，中东地区之所以持续动荡，阿拉伯国家之所以频频沦为西方欺凌对象，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化直接相关。

从地缘政治角度阐释国家权力由来已久，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麦金德的“陆权说”，马汉的“海权说”，斯拜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尽管这些学说强调侧重点不一样，但无不将国家权力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确实，地理位置、版图大小、资源配置等地缘政治基本要素，对决定国家权力大小有着持久性影响。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实力能强大到何种程度(即能长多少肌肉)，说到底还要受骨骼限制，骨架子大小决定了国家实力增长极限的大小。这种规模差异导致的实力不同，就像老虎与猫的差异一样，同属猫科动物，同样有利爪尖牙，但老虎可成百兽之王，而家猫只能充当宠物。斯大林一向以铁腕著称，曾使苏联短期内由使用木犁的国度，一跃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但他仍感叹“对于地理，我们无能为力”。

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分裂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国力增长的基本前提。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摩根索也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尤其对已经成为破碎地带，并深受其苦的欧洲列强来说，更是极度依靠这种强调分化、分裂、分解的战略和策略。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惩罚战败国，用得最多的措施，就是将其版图肢解，如一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等。联合国刚建立时，世界只有五十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总数已将近二百个。

而阿拉伯世界同样是西方这种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牺牲品。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统治者的短视软弱，使中东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彻底消除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所属的奥斯曼帝国积弱积贫，已成为“欧洲病夫”，而在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又“站错队”，将自己绑到德奥战车上，因而成为英法削弱和瓜分对象。当时，英国在中东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在中东寻找和扶植盟友，确保战胜德国；二是将阿拉伯地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由此造成英国对中东政策总体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在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裂隙，削弱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作战能力；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则是继续制造矛盾，借此

实现将其纳入殖民地的设想。

为此，英国一方面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英国看中了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从l915年7月15日到l916年1月3 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就划分势力范围及战后边界问题讨价还价，共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一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进攻。参加阿拉伯起义的英国人劳伦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说，阿拉伯起义有利于英国，“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兰阵营，打败、毁灭奥斯曼帝国；也因为它继土耳其之后建立的国家对我们没有危害，……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不难看出，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起义的真实动机，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还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祸心。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就在英国与侯赛因达成协议不久，英国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一皮科特协定”，暗中将阿拉伯世界划分出不同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英国还鼓励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l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讲话，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因为英国清楚地认识到，阿拉伯民族注定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一旦独立建国，西方列强将根本无法掠夺当地石油。而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就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

而当时阿拉伯世界统治者侯赛因，过分相信和依靠西方，更多考虑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设计出一套“分家另过”的悲剧性战略构想：由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而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这种战略构想，与当年欧洲遭遇十分相似。一千多年前，查理曼大帝曾完成欧洲统一，但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其三个孙子旋即将这份“家产”一分为三，从此使欧洲日渐陷入版图碎片化和战争持久化状态。因此侯赛因的设想，正中西方分裂阿拉伯世界版图下怀。而从后来的历史看，现代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的战胜国根据l916年制定的“赛克斯一皮科特协定”划定的。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界埋下赢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交替进行的种子。

二、破碎地带百事哀：核心国家缺失导致地区动荡

“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其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却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彼此实力相当，谁也难以发挥支配性，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局面。当时，叙利亚和伊拉克谁也不肯依附对方，叙利亚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国来保护它。而黎巴嫩则害怕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了约旦。经过若干年发展，阿拉伯各国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迥异，利益诉求千差万别，阿拉伯真正实现联合日趋困难。由于缺乏地缘版图巨大，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和各国诉求不同，使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平息地区动荡，更无法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一些国家会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力阻挡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坐大，由此使中东增添地区动荡的永久性因素。阿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历时最久的地区热点，双方冲突不断是导致中东动荡不定的最主要因素。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开端，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建国。前文已经提到，西方当初怂恿犹太人向中东移民，本来就有“掺沙子”，搞乱阿拉伯世界的用心。但阿拉伯世界由于国家林立，内部矛盾众多，因此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各怀心思，难以形成合力，使以色列最终由弱到强，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安全威胁。例如，在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爆发时，叙利亚为求得更多的武器而延误战机；埃及直到战前临时决定参战；外约旦则一心想抢在埃及之前占领耶路撒冷，并尽可能多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各怀鬼胎导致各国各行其是，“他们互不透露各自的计划，他们互不协作，只着眼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阿拉伯军队间也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台，如埃及由于担心阿卜杜拉在巴勒斯坦的胃口太大，竟然截获英国运给外约旦武器弹药，结果造成阿拉伯军团被动。而在第二次开战后，当埃及军队处境危急时，阿拉伯盟国除了口头声援外，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外约旦甚至不屑答复。埃及不得不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其他国家也相继与以色列停火，使这场战争最终以色列胜利而告终。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这次战后感叹：“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几个集团，而不是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督，尔虞我诈。”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为了收回了西奈半岛，减少战争负担，率先放弃反以政策，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由此使阿拉伯世界联合对以的战略基本瓦解。

长远看，阿拉伯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帮助以色列在中东立足和日渐强大，反过来严重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生存安全和民族自豪感。其中最大的损害，就是以色列充当了西方打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锋，使阿拉伯团结复兴的梦想日趋成为绝响。二战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有识之士认识到，阿拉伯人唯有实现联合乃至统一，才能彻底摆脱孱弱状态。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这一时期正是阿拉伯世界国际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尤其1956年埃及成功抗击英、法、以联合入侵，表明阿拉伯团结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但正是因为l967年与以色列战争失利，导致纳赛尔壮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此后枭雄萨达姆武力吞并科威特，导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

阿拉伯联合趋势式微，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尊严、国际地位乃至国家安全，均日趋面临挑战。从地区来看，以色列在没有了埃及等国制衡后，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威胁。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地区战争和冲突(除两伊战争)，都与以色列有关。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尤其是埃及退出反以阵营，使阿以冲突几乎成了以色列一边倒的屠杀，如2 006年和2 009年，以色列分别入侵黎巴嫩和加沙，以军大开杀戒，分别造成5 000多人伤亡。而主要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基本丧失了反击能力。这种状况实际上恶化了保护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地缘安全战略。

从国际范围看，阿拉伯世界成为西方渗透扩张和武力干涉的对象。冷战时期，英法重操殖民战争的老一套，在1956年还公然入侵埃及。而美苏则同时将中东当做实现世界霸权的主战场，分别采取“拉一派，打一派”手法，在中东扶植各自代理人，频频挑起“代理人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美国禁脔，其先后在1991年和2003年两次在海湾地区挑起战争。而这次美欧又借卡扎菲镇压国内民众这一在许多国家都会出现的问题，再次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打击，而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始终反应乏力，难以作出有力回击。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一一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一一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

对此，很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但殊不知，阿拉伯人“不团结”，并非是其天性如此，而是源于中东的“巴尔干化”，地缘版图碎片化直接导致各小国间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在对外行动中难以同心协力。迄今，第三世界的其他两大地缘破碎地带一一非洲和东南亚，已分别通过非盟和东盟地区性组织，很大程度实现地区联合，而中东至今没有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即使囊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盟，内部凝聚力也不断弱化，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摆脱动荡、孱弱状态。

三、利比亚遭受军事打击的地缘政治含义

“中间地带”一直是西方列强谋求和维持霸权的根基所在。一位地缘政治学者曾指出：“大部分冲突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带。”历史上，英法曾仰仗庞大殖民地供养，长期称霸世界，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使英法很快沦为美苏角逐的配角。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重点同样在“中间地带”。毛泽东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周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变本加厉，其先后发动的几场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大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阿拉伯世界因地缘和资源地位重要，最关键是自身缺乏防护能力，因而更成为西方觊觎和扩张的主要区域。而这次利比亚成为西方猎杀对象，正是因为其资源丰富(石油储量非洲第一，世界第七)，国际处境孤立，加上已经“自废武功”，因此打起来不费劲。而当前“中东波”使地区局势大开大合，利比亚政局动荡，也为外力介入提供契机。但从根子上说，这还是与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及内讧不断造成的。

从深层看，西方之所以要置卡扎菲于死地，还因为其企图熄灭阿拉伯团结复兴的最后一点思想火种。卡扎菲l969年通过政变上台时，正值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可以说，那个时代是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卡扎菲深受当时政治氛围感染，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据说他把纳赛尔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碰到问题就到这些演讲中去寻找答案。在纳赛尔影响下，卡扎菲渐渐形成反对王朝统治、反对西方干预的基本政治理念。现如今，尽管卡扎菲政策主张尽管一变再变，如其基本轮廓仍清晰可见，其政治话语体系仍充满了对现行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严厉抨击，保留了大量诸如“殖民主义与反殖民”、“霸权主义与反霸权”、“国际体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政治警觉性甚高的政治语汇。“话语即权力”，这种政治语言蕴含的真理颗粒和思想闪光点，实际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动员能量。只要这种思想火种保存下来，就有可能动员产生自主性的政治力量。尤其在外交领域，卡扎菲曾长期以纳赛尔继承人自居，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卡扎菲曾说过“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统一了意大利，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也将扮演这样的角色，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因此落了个“疯子”的绰号。尽管如此，卡扎菲所指出的阿拉伯联合路径，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实现集体自强的唯一路径。而这种“异端思想”显然是令西方真正感到恐惧和不能接受的东西。

对西方国家来说，阿拉伯世界保持分裂内讧、半死不活状态，最符合其战略利益。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西方将失去对该地区控制，由此不难发现，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奉行本国至上的阿拉伯领导人，如埃及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后来的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各海湾酋长国，普遍被西方奉为座上宾。相反，那些主张政治独立，谋求阿拉伯团结统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一者萨达姆等，总是自动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卡扎菲作为这批领导人的最后幸存者，西方自然巴不得他早点死去。而这次西方联手倒卡，无疑是其急于终结、埋葬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的悲剧性事件。而阿拉伯世界非但未强力阻止，卡塔尔和阿联酋还参与“围殴”，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表明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之深，已到无以弥补的程度。在丧失了一批有战略目光的政治家后，阿拉伯世界很可能更难形成合力。届时，阿拉伯人空有众多人口，广阔疆域和丰富资源，但只能充当西方大国的跟班，而始终难以走出战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阿拉伯世界因地缘破碎造成的永久性悲剧命运，促使我们像珍惜眼睛一样，捍卫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正是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承载养育了十几亿人口，屡次挫败列强瓜分中国迷梦，当下又为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骨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