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幕后主导西方的民主？

中东变天，西方长期的盟友(或者代理人)一个个倒下。这是冷战之后继中国崛起、伊拉克战争、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对西方的第四重打击。西方正在一步步的加速失去其五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地缘优势、道义优势。这可从伊朗火中取栗、趁火打劫般的行动得以验证：自1979年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一艘它的军舰可以进入苏伊士运河。然而穆马拉克刚刚倒台，伊朗即派出两艘军舰(其中一艘是当年从英国手里买的,就如同现在埃及的F16)向埃及军政府当局申请通过并获得批准----尽管此前以色列反应激烈，声称这是挑衅,要求世界(实际就是西方)行动起来反对。

西方在中东不得人心有两大主因：一是支持独裁政府。二是袒护以色列。这次中东革命风起云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左右摇摆，前后自我矛盾。不但从未明确要求这些独裁者下台，反而公开否认他们是独裁者----形同否认阿拉伯革命的正当性。甚至不断爆出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丑闻。比如法国的外交部长竟然在议会建议帮助突尼斯镇压骚乱（实是人民起义）。更荒唐的是一个外交部长对国际时事竟然如此缺乏前瞻，竟在突尼斯起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率全家接受突尼斯本.阿里的亲信付费的私人旅游。而法国总理也在埃及起义的前一刻率全家接受埃及政府付费的私人度假。目前，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巴林王室命令军警开枪镇压和平示威----这是巴林政府对待反对派一贯的做法，面对中东革命以来的首例，美国也仅仅表示高度关注，要求各方克制。其实，美国要推翻这样的专制政府很容易。小小的巴林就驻扎着美国第五舰队，搞军事政变推翻一个民选政府是美国历史上屡屡上演的拿手好戏。更何况对付一个小小的声名狼藉的专制政权呢？显然，西方还在为这些专制政权耗尽已经所剩无多的公信力。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当西方所有中东盟友岌岌可危之时，美国竟然在联合国否决了有关以色列非法居民点的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51次否决联合国的决议，这一次，十五国中，美国是唯一投了否决票，其孤立可见一斑。也可见美国几十年来为以色列付出的代价。难道美国不明白此举将会进一步激化大局已变的中东反美情绪并将埋葬自己在中东的所有利益吗？难道美国不明白，它已经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在中东为所欲为了吗？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传统上的老大哥，虽然进入军政府时代----而且急需得到民意支持，仍然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谴责美国此举正在损害它的道义和可信力。埃及谴责美国和批准伊朗军舰历史性的通过苏伊士运河，阐述着中东变天的含义:一个通过民意和选票产生的政权未必是民主的,但却一定是反美的!埃及再也不会像穆巴拉克时代一样对美国言听计从。过去穆巴拉克更多的从个人权力和家族利益角度处理国际事务，但现在新的政权将会更多的从民众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角度出发了。

西方无论是在阿拉伯之春的摇摆还是面临中东革命仍然肆无忌惮的袒护以色列，不由得促使世人思考，究竟是谁在主导西方的民主制度？

其实以我们在西方长期生活的华人来说，美国并不是特例，欧洲各国也同样如此。被认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小布什任期结束后，很快就写出一部爆料十足的《抉择时刻》。这本书在对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赞誉有加的同时，却对同是西方的领导人多有微词。其最不满的大概就是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这位和俄罗斯、法国一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猛将。其实，谁都明白，入侵伊拉克是小布什任内最大的败笔。它不仅造成西方的分裂、美国陷入战争泥潭，更令美国无力应对随后的经济危机。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的今天，小布什应该感谢施罗德才对，良言苦口嘛。令人感兴趣的是，小布什这样含蓄地质疑施罗德的反战动机：他离任后，到俄罗斯一家石油公司高就！众所周知，美国国会议员或政府高官离任后大多留在华盛顿，充当政治掮客或游说人。但像施罗德这样任职国外大公司，还是比较少见。不过这并不是德国政治的全部，去年的大选，才更值的评析一番。

去年G20会议刚过，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就迎来大选获胜的好消息。但事实上，这场大选毫无悬念，平淡无奇，默克尔的胜利可说是意料之中。然而，平凡中自有神奇之处，这场大选显然也不意外，最出奇之处是默克尔的竞争对手是她内阁主要成员、现外交部长、 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施泰因迈尔。这场现任外交部长挑战现任总理的选举大戏自然是意味无穷。当然更为出奇之处的是，选举结束后，默克尔将放弃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将与在野党、右翼、亲商界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

德国大选可称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西方多党民主的实质。对此，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两党制是“两党合作制”。套用到内阁制的德国，自然就是多党合作制。当然两党或多党合作制，只不过是西方政治运作的结果，如果深入剖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着民主外衣的西方恐怕离民主甚远，更和人民做主毫无干系。

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关就是保证金制度。无论是选总统还是选议员，都要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支持率，就会没收。别看单个人要求的数额的并不大，但考虑到几百个选区，合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负担。英国六百多个选区，如果每个选区都提名一位候选人的话，合计就是九万多英磅。这除了工党、保守党两大政党之外，其它小党都无力问津。 仅这一关，就将无数平民从政、组党之心、之路封杀。

第 二关是主要政党候选人的产生。在美国，表面上看无论是初选还是真正两党对决，都是由选民投票决定。但最关键的候选人产生却和选民丝毫无关。他们只能在政党决定候选人之后，才有进一步选择的资格。而谁能成为候选人呢？一类本身就是大财团的首脑。如肯尼迪三兄弟、布什父子总统、出身豪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类是得到财团看好和大力支持的人物。如出身下层的艾森豪威尔，就是在摩根财团的支持下竞选成功。不仅总统如此，参众两院也如此。1969年的时候，美国众议院435名议员中，90人与银行界有关系，37人直接是银行的董事或董事长、56人是大牌律师、61人在天然气、石油、无线电、电台、电视广播中拥有股份或者是大股东。10年之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企业主和金融家82人、农场主14人、律师213人， 工人出身的仅六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两党都实行漫长的初选，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交由选民去选择，而是漫长的选举必然导致高昂的选举费用，从而可以成功的将任何觊觎权力的下层另类排斥出去。这些费用有多高呢？以2006年美国国会选举为例。一个众议员平均要125万美元，一个参议院平均要960万美元。在地方选举中，如加利福尼亚，95%当选者是花钱第一多的候选人，4%的当选者是花钱第二多的候选人，另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英国也不例外。上议院都是贵族，下议院则是由贵族以外的人担任。结果七十年代的时候，627名议员兼任了375个公司的董事长，870个董事、149个经理，拥有的地皮高达37.3万英亩。

第三关就是众的周知的政党分肥。无论是多党还是两党，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享有共同的基础利益。因此选举结束之日也就是双方握手言欢、共同分享一刻。所以跨政党任命是常态。奥巴马任命共和党人的政治明星、犹他州州长洪博培出任驻中国大使也是一例。而且两党的对外政策也保持一致。共和党的尼克松访华签署双 方公报，民主党的卡特则推动中美建交。当然最出奇的是，许多担任高官的党员，也随时可以改换门庭，而对方也往往随之笑纳。前纽约市市长林赛1972年 为了做总统候选人就投到民主党阵营中去。前得克萨斯族长、财政部长康纳利原为民主党人，为支持尼克松而转入共和党，并两次争取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总统候选人都可以互换，两党关系之友好、差距之模糊可见一斑。我们无法想象都做过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或马英九也可以如此改换。这大概是民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 别吧。不过，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倒是多次发生立法委员转换门庭重回国民党的事件，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美国两党的一党化现实？

胜选后的政党分肥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的重要职务大都留给了财团。从1953年至1980年， 九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级合伙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五人在华盛顿或纽约做高级律师。除了核心职务，其他要职也是一样。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员，四十九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财团有关。随后的艾 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一百五十人是企业主、其他人也与财团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内阁阁员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更出奇的是，他们在政界、商界出出进进，不时转换身份。盖兹原是煤炭公司的副经理，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后来又出任摩根保证住手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公职成为 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

第四关就是院外集团的游说。华盛顿做为美国的首都，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但能够保持经济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吸引了20000个 利益集团的存在。在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做过解释：使用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从而为利益集团以金钱开道影响政治运作提供宪法的合法性。以致美国人也自认他们拥有金钱买来的最好的国会。利益集团可以凭借手中的金钱优势与政府、国会和司法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影响做出最能利于本集团 的决策和立法。所有的大公司都明白，在国会中找到代言人，是公司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用参议员麦凯恩的话讲就是“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利 益集团不仅可以决定政策和法律的出台，还可以决定人事任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被后来破产倒闭的安然公司的总裁推荐下才得到这个职位的。至于日本，更是政治家、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建立铁三角而著称。德国的利益集团二战时曾毁掉，因此战后取得长达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当利益集团重新崛起后，其增长随即放缓。

哪么又是谁甘心或者有资格充当利益集团的说客呢？从1992年于2004年，几乎有一半离开国会的议员加入这个利润颇丰的说客大军----或者他们在任时双方就达成默契，议员为他们办事财团则在其离职后投桃报李。这被称为“旋转门 ”。这种交易不仅仅存在于国会和利益集团之间，还有政府的行政部门。目前，据统计，474位进出白宫“旋转门”的人，商务部有118人，国务院124人，国防部114人，其它部委几十人。

利益集团强大到何种程度，从尼克松下台可见一斑。尼克松当年因为水门事件下台，都认为是两名小记者捍卫新闻自由，冲破层层阻力，终于揭穿真相，迫使尼克松辞职。而事实却是，尼克松上任后大量制定偏向西部财团的政策，引发东部财团强烈不满，便利用自己控制主要媒体的的便利条件，不断泄密，揭开内幕，达到换马的目的。究竟谁是真正 的幕后决策者，还不一眼明了吗？

不仅国内利益有游说集团,对外关系也一样。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已经垄断了美国中东外交是公认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明明知道在此时否决联合国决议会造成重大的外交恶果，但依然故我。

最后一关就是国会的“巧妙”运作。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都有常设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决定着各项提案的命运。尤其是议事程序委员会，往往可以把财团的提案优先审议和通过，而对草根阶层的提案则会被无限期拖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都是任命。任命的标准自然是各政党的实力分 配。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这些常设委员会经济举行秘密会议，从而便于各政党暗中妥协和合作。这种秘密会议的比例高达35%。 不过尽管有如此多的防火墙，仍然有意外状况出现。不过国会也早有应对之道。这就是“冗长演说阻碍法案通过”。也就是说议员如果反对一个提案，可以发表不受 时间限制的演讲，直接此法案胎死腹中。一九零八年，参议员拉福特为了阻碍不利于财团的法案通过，连续演讲十八个小时，另一位同党也演讲了十二个小时。这种演讲最长的纪录是五天！是一九三三年来自南方的议员爱兰德尔为反对“将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归联邦法院审判”创造的。据一位记者统计，他来回走了七十五公里，做了一万个手势，吃了三百个肉面包，喝了四十公升汽 水。这些演讲大多空洞无物，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一位议员先是读报纸，报纸读完了，就让人找来一本电话薄宣布：“为了表示民意，我宣读一下希望这一法案 不通过或不感兴趣的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地址，各位不信，不妨上门去作调查”。这就是民选的民意代表！不仅美国，英国的马拉松辩论也是毫不逊色，一九八一年 为了一个议案，辩论了四十八小时，演说涉及香皂、烤豆，无聊之极。日本还有另一个奇招，就是牛步投票。日本国会没有规定投票用多少时间，于是议员为反对一个议案，在投票时，一个小时走一步，以此方法导致议案流产。

关于美国的两党制，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两党原则分歧很大，以致从一个政党执政转到另一个政党执政，意味着根本的改变，那就太危险了”。不知道那些想在 中国推行西方制度的自由派听到此语做何感想？不仅两党之间，就是政党与国会之间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时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的约翰逊公开说： “我从来就不赞成这种论调，说什么反对党就是专提反对意见的。我不相信，美国人民派我们到这里来，只是要我们起阻挠作用”。也难怪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回忆 录上称道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形同“首相与国王”，并认为值得称道。可以说西方绝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的区别早已模糊不清，双方合作至上，共同维护 现行体制的运行。说是一党制并不夸张，更确切的说法自然是两党或多党合作制。这才是能够维持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关键。不过，说来有趣，美国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是：民主共和党！

当然，纵观西方政治发展史，搞多党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意识形态相差甚大的政党出现并形成强大的势力。如二战时，法国被德国占领，共产党成为地下抵抗的主要力量，因此战后成为当时影响最大、威望最高的政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还有一手，就是在选举办法上做手脚。战后第一次选举，为避免法共一党独大，决定 采用比例代表制。尽管法共席次最多，却无法占据绝对多数。等到法共势力下降，又改为“一轮多数联盟制”，“胜者全得”，造成法共席次大减。不过，虽然这些 老牌的民主国家还要搞一些隐蔽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其他国家则往往原形毕露。一九六零年五月，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遇到反对党强烈反对。于是岸信介决定强硬通过。首先指挥自民党议员殴打社会党议员，然后出动五百名警察，用暴力将全体反对派议员赶出去，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包办，十五分钟通过。

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已全面沦为金钱政治、财团政治。其多党制也早已形同一党制，或者自称的“多党合作制”。这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在走向没落和活力丧失。也许这才是西方世界再度发生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原因。中国虽然形式上也是一党制，但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受财团控制，没有沦为财团的工具。相对于资本，仍然是政治权力拥有最后、最高的发言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政治、财团的旋转门（有个案，但不为社会所接受，视为非法）。相对于西方用金钱垄断了权力，在今日中国，平民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权力决策中心。现在的胡温就是一例。这种人才选择的多面性，自然保证了制度的活力。而不受财团控制的政治权力，自然能够制订惠及各个群体的政策（仅举一例：自2005年起，每年提高离退休职工工资10%。）